王天然

摘要：白先勇小说中常常出现子嗣缺席的现象，女性的无后命运、同性恋者间虚构的父子或母女关系、父辈与子辈间文化上的断裂造成血缘子嗣的异化。探究白先勇小说中的子嗣缺席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子嗣的缺席实际上是白先勇对台湾文化空间的感知，此地无希望、无未来。这种悲观意识源于他的自身经历与特殊身份：同性恋者、出国留学者，家族的“孽子”。无子的现实与母体文化的割裂均指向台湾的“明日”不可知性，其中暗含了白先勇对台湾孤岛空间与中华文化母体割裂的隐忧。

关键词：白先勇;子嗣缺席;文化割裂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2）2-0065-07

子嗣在宗族社会中具有传宗接代的基本功能，“种族要在这世界上绵续下去，不能不继续不断地有新个体产生出来代替旧个体的位置”①。子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延续香火、情感寄托、精神重塑等寓意，子嗣描写是文学作品中重要的元素。而白先勇的小说中出现了较多子嗣缺席的现象：或是女性的无后，或是同性恋群体的无后，或是子嗣异化的无后。为何白先勇小说中频繁出现子嗣缺席现象？这一“无后”现象蕴含了什么样的创作意识？本文将带着这样的问题对白先勇小说展开讨论，探究其“无后”书写背后呈现出来的文化意涵。

白先勇小说中的子嗣缺席现象大概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女性与子嗣的关系，女性具备孕育子嗣的生理条件，但却面临无后的孤独命运，特别是欢场女性与子嗣之间存在无法共生的悲剧隐喻;二是同性恋群体中虚构的父子、母女关系，年轻者的早逝暗示了虚构子嗣的消亡，精神上的子嗣失踪了;三是子嗣与父辈之间存在文化的断裂，虽然文本中出现了血缘意义上的子嗣，但他们没能继承父辈的意志与精神，而成为了家族的“孽子”，子嗣成为失父、失国离散者，这是一种异化的子嗣缺席。这三者之间是层层深入，彼此关联的。

一、无后的悲剧：女性的无子隐喻

白先勇擅长描写各种女性，但他却很少描写与女性关系颇为密切的子嗣。《金大奶奶》是白先勇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小说，其中就初步呈现出“无子”的意识：金大奶奶被骗婚、骗财，且无子;《一把青》中秦老太是空军眷属，文中只带过一笔“伟成和我膝下无子”②;《思旧赋》中的罗伯娘自述无儿无女、孑然一身;《孤恋花》中的总司令、金大班还有钱夫人等均是孤身无后的……这些作品中，白先勇从或是无意识的无子书写到有意识地避开后代出场，他的创作从经验性转向自觉性，子嗣的缺席构成特殊的叙事伦理，无子的现实令小说中的人物处于无依无靠的飘荡状态，而又与他们的身份处境十分契合。

白先勇小说中的欢场女性形象是学界研究热点，以往研究多关注女性群体的阶级差异、悲剧命运与符号象征等，事实上，欢场女性的子嗣缺失亦是她们悲剧性的源头之一。欢场女性这一特殊的群体，集中体现了女性与子嗣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永远的尹雪艳》中，通篇唯尹雪艳孤零零一人，她没有养育子嗣以延续“不老”神话，而是自身成为了“不老”的符号。《一把青》中的朱青丧夫后无子，只能卖笑为生。《游园惊梦》中的欢场女性不关注子嗣是情有可原的，但台北的太太们也无一人提及子嗣话题，这在以女性为主的社交场合中是较为怪异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金兆丽和朱凤互为镜面，她们是堕胎与生育两种选择的写照，在欢场文化语境下，子嗣的出现并不代表传统意义上的喜庆、新生与希望，反而是一种忌讳与悲剧，“货腰娘第一大忌是让人家睡大肚皮”③。舞女不能怀孕，这成为欢场空间内约定俗成的规矩，出发点是为男性凝视提供免责的便利，“妓女是替罪羊，男人释放自己的卑劣欲望，发泄在她身上，然后否認她。不管她受到警察的监督享有合法地位，还是暗地里操皮肉生涯，无论如何她被当做贱民。”④嫖客对怀孕的舞女弃若敝履，“就好像你身上沾了鸡屎似的”⑤，“子嗣”与“鸡屎”在欢场话语中寓意同构，本应是代表新生与希望的子嗣成为肮脏与堕落的象征，绝孕获得了一种扭曲的合理性。

朱凤因“有子”而无法再当舞女，生育子嗣的同时意味着母体失去了谋生手段和庇护所，有子的选择令母体面临被侮辱、被损害的悲剧命运。“怀孕根本不是一个节日或者一种丰富，而是像自我的缩减”⑥。《思旧赋》中李家小姐与有妇之夫通奸，她因有子而离家，怀孕令李小姐的生活水平骤然下降。子嗣带来母体生活的终结、母体价值的损害，子嗣与母体似乎无法共存，子嗣的存在意味着母体的消亡。

在《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金兆丽对子嗣的敏感、嫉妒和厌恶，源于其曾被强行堕胎的痛苦经验，“只剩下她玉观音孤鬼一个，在那孽海里东飘西荡，一蹉跎便是二十年”⑦。“东飘西荡”是对女性命运的最终预言，大陆迁台的漂泊感、昔盛今衰的凄凉感、年华老去的焦灼感、无夫无子的孤独感，在欢场女性身上集中爆发了。《一把青》中的朱青本是女学生，丧夫后只得卖笑为生，白先勇特地避开遗腹子的情节，朱青无夫、无子，与金兆丽的命运暗合。《游园惊梦》中钱夫人丧偶后同样无夫、无子，金兆丽式的命运再现了，“舞女和贵夫人的相似反讽地暗示：尽管社会地位不一样，实质的身分和生命的情境却相仿”⑧。如果说朱青是金兆丽的前世，那么钱夫人可以看作是金兆丽的后身，即使“玉观音”最终“上岸”，也极有可能面临钱夫人般晚景惨淡的命运：无夫无子、青春不再，仍然是“东飘西荡”的孤鬼。

追溯女性之所以踏入欢场的最初原因，她们通常被原生家庭遗弃、出卖，欢场女性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孤恋花》中娟娟的怀孕是乱伦与施暴的结果，施暴者反而占领了审判娟娟的制高点，娟娟因未婚先孕而具有道德上的污点，暴虐的父权导致了娟娟堕胎、卖身的命运。《谪仙怨》中的黄凤仪在异国沦为陪酒女，“糖爹爹”实际上是有钱的中老年男性嫖客，他们被称为“父”仅仅是一种性癖，并不能弥补原生家庭中父亲的缺位。这些女性因原生家庭的残酷或变故而不得不踏入欢场、出卖自身，因此，欢场女性无夫、无子，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无父，是只有“我辈”的孤魂野鬼。

即使欢场女性拥有了子嗣，她们的生育也无法符合世俗道德标准，欢场女性与子嗣之间最大的鸿沟即父系血缘，“你们这种卖腰的，日后拖着个无父无姓的野种，谁要你？”⑨欢场女性的子嗣被默认为“野种”，他们的原生身份是混杂而肮脏的，子嗣一出生就面临被流放的无父命运。在白先勇构建的女性世界观中，子嗣并不是一种对自我生命的丰盛，反而是对自身存在的缩减，有生育能力的女性没有留存子嗣，欢场女性的子嗣与母体产生了对抗性，这些都是女性无后的悲剧性来源。白先勇透过对女性群体、特别是欢场女性群体无后的书写，构建出一个子嗣缺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无子是一种悲哀与无奈的象征，是一种无后、无未来的悲剧。女性的无子所表达的并不是一种对未来的恐慌或焦虑，相反，白先勇似乎认为无子是一种必然的悲剧，他对子嗣缺席的现象表露出克制的惋惜情绪，并没有对此现象而呼天抢地。白先勇的叙事态度是很冷静的，子嗣的缺席现象承载了白先勇小说中无希望、无未来的悲观情绪。

二、虚构的替代：同性恋精神子嗣的失踪

如果说女性与子嗣的割裂是有意为之的悲剧，那么同性恋者则是在生理上失去了拥有子嗣的可能性。同性恋身份往往为家族所不容，同性伴侣关系缺乏合法性与稳定性，生理的限制导致血缘子嗣的缺席——同性恋身份本身即隐喻了无父、无夫、无子的命运，他们亦成为“东飘西荡”的孤鬼。

白先勇偏爱构建年长同性恋者与美少年的故事，二者形成一种在他者中重构自我的情结，年轻者承载了年长者的情感投射、意志传递、精神重生，“几乎所有的重要人物都要在别人身上寻找自我，寻找精神的补偿和替代”⑩，从而年轻者成为年长者精神上的子嗣，这是一种虚构的替代情结。夏志清指出，“白先勇偏爱阿宕尼斯式的美少年”，阿宕尼斯（Adonis）充当了白先勇小说中的重要原型，《青春》明确点出了白先勇的阿宕尼斯情结，《月梦》中的静思、《寂寞的十七岁》中的杨云峰都是阿宕尼斯的化身与变形，他们承载了年长者的青春幻梦投影。阿宕尼斯的早亡与白先勇笔下美少年的命运暗合，“青春易逝”的悲剧不断复现，年长者成为年华老大的孤独者，情感投射、自我重塑化为泡影——精神子嗣的失踪，这是比性向不被社会接受更为残酷的悲剧。

《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可谓《孽子》的前身。文本时间节点开始之初，“教主”朱焰就已是一个白发老人，“照片小生朱焰”成为笑谈，“就朱焰来说，我们还可以认为一语双关，进一步解释为‘朱颜’——中国几千年诗文中积累起来的‘青春易逝’的象征”。姜青短暂地承载过朱焰重塑自我的希望，然而，姜青的意外早亡击碎了朱焰虚构的理想。在公园空间里，朱焰年华已逝、小玉生理残疾，他们在边缘化的男同性恋群体中，是边缘中的边缘。在年龄上，二人可以充当父子，但实际上小玉仅仅是肉欲的发泄物，不存在承继精神的可能。从命名法来看，“青”和“玉”是一种替身与对照，“青”通“情”，是理想、希望与传递的象征;“玉”通“欲”，是现实、肉欲和幻灭的化身，肉欲的放纵并不能替代精神的传递。

白先勇同样关注女同性恋群体，这证明他超越了阿宕尼斯的单一性别限制，而将这一神话典故化为己用了。《孤恋花》“深层又隐含‘母女’同性之恋的心理分析，探索了母性父性关系与同性情爱之间的内在心理关联”。《孤恋花》中的酒女形成了母女式的同性恋关系，“大量妓女是同性恋者”。年长的“总司令”在年轻的五宝和娟娟身上找到情感寄托、延续自我的希望，“从那时起，我便对她生出了一股母性的疼怜来”。然而，五宝的早逝和娟娟的发疯令“成家”的希望变成了奢求，她们之间的母女关系实际上是不可靠的、充满虚构性的，精神继承与情感投射同样是镜花水月，女同性恋者同样面临虚构的子嗣失踪的困境。

《孤恋花》的“成家”心愿延续到了《Tea for Two》中，混血美少年安弟对罗的感情糅杂了家庭血缘的弥补、种族身份的认同，“他说他很高兴终于找到了一位中国哥哥”。“中国”代表了对种族血缘的回归，“哥哥”则是生父缺位的替代。罗对安弟充满怜爱之情，这隐喻了同性恋爱中虚构的父子关系，罗以亦兄、亦父、亦伴侣的身份溺爱安弟。然而，安弟同样是一名阿宕尼斯，他的意外死亡令年长者的情感寄托与生命延续理想失落了。虚构子嗣的不可靠性再次在白先勇的小说中被证明了，同性恋的精神之子建立在虚构的幻想之上，所谓的精神之子终究是自我形象的替代品，本身即具有消亡的隱喻。

《Danny Boy》可以看作是白先勇创作的转折点，其一，阿宕尼斯的美貌寓意被艾滋病的病态所替代;其二，同性恋之间虚构的父子关系被明确点出。“慈悲的白先勇可以将号称‘永远’的尹雪艳这一帮人送进‘国葬’，却终究为笔下的‘孽子’找到出路”，文本在艾滋病的死亡阴影下延续了救赎的可能性，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出路与慈悲——即使这种救赎建立在死亡之上。“生死两隔的父子之爱”源于歌曲《Danny Boy》的典故，“云哥与丹尼的情感、关系，如同父子”，二人年龄的差距增添了父子关系的合理性。丹尼承载了云哥追寻救赎的精神渴求，是Danny Boy理想形象的现实落脚点，他最终在救人与自救中完成了救赎。Danny Boy是阿宕尼斯的现代化身，是虚构的精神子嗣，是个人理想的替代品。Danny Boy在白先勇构建的同性恋话语中成为心灵寄托的理想对象，他们是青春理想、同性爱欲与生命希望的象征，带有哀悼的性质。

《Silent Night》是2016年白先勇发表于《上海文学》的作品，该作中保罗神父与余凡之间形成了虚构的父子关系，“先前他脱口叫了保罗神父一声：Father——自己也吃了一惊，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大声念出这个字来。自从那一刻起，他对保罗神父便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依恋”。Father同时具有父亲与神父的含义，余凡的血缘身份与精神港湾同化了。漂鸟般的青少年是保罗神父的Danny Boy，再次堕落的孩子隐喻了虚构子嗣的遗失，保罗无法拯救所有的Danny Boy。乔舅与余凡抱团取暖，失子与丧父的二人构建了短暂的父子关系，实际上他们只是充当了各自挚爱的替代品，而寻求替代品的本质是对自我归属的不确定性。

从青春幻影的阿宕尼斯到身染重疾的Danny Boy，从爱欲畸形的白发老人到“红灯区的救世主”，白先勇笔下的同性恋者形象冲破了压抑的情感纠葛，转投于更为广阔的人性世界。同性恋者渴求情感寄托、精神传递、自我重塑，他们或许短暂地拥有过虚构的子嗣，然而“青春易逝”才是人生的本质，虚构子嗣的缺席的本质是孤独的意义，是无人共鸣、无人继承的“我”之失踪，同性恋者最终仍是无父、无夫、无子的孤鬼。白先勇给予同性恋群体以救赎的希望，他的小说中带有宗教色彩，佛教与基督教文化影响了白先勇的宗教观，而他给出的答案或许是死亡，即使是获得了精神救赎的同性恋者也难逃肉体死亡的命运——将死亡看作快乐的归宿，这或许已是白先勇对同性恋群体最大的慈悲所在。

三、在场的异化：血缘子嗣的文化断裂

子嗣的缺席成为白先勇作品中的常态，然而，子嗣的缺席并不是绝对的，亦有少数作品正面描写了子嗣。子嗣具有正统的血缘关系，但他们在亲情伦理、地理空间、文化心理等意义上，已与父辈割裂，父辈的情感无处寄托、父辈的历史无人共鸣、父辈的精神无人继承，子嗣没能完成文化意义上的传宗接代责任，甚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脱节。在这种情况下，有子胜似无子，这是一种血缘子嗣在文化上的断裂，是在场子嗣的异化，本质仍是子嗣的缺席。

《黑虹》里的耿素棠厌恶、惧怕自己的孩子，“一只只张牙舞爪的小手，一个个红得可怕的小嘴巴”，白先勇笔下的子嗣呈现出恶魔化的形象。《小阳春》中的丽丽活泼可爱、宛如天使，如此正面美好的子嗣形象在白先勇的小说中是罕见的。然而，父女之间没有达成亲情的平衡，丽丽的存在与樊教授的专业理想相冲突。丽丽是火灾中唯一的丧生者，子嗣的出场昙花一现，并不能从根本上为文本注入希望与活力，《小阳春》的内容与标题构成了反讽。《寂寞的十七岁》中杨云峰寻找不到在家庭中的位置，辜负了父辈的期许，“只当没生过他就是了”。“没生过”暗示杨云峰失去了子嗣的位置与权力。“没生过”的气话在《思旧赋》中复现，“你只当没有生过我这个女儿就是了”，李家小姐主动断绝了与亲生父亲的关系，她是后天的、自愿的、被流放的缺席子嗣。这种“没生过”的子嗣于血缘关系而言无疑是在场的，但他们因不符合家庭传统与宗族理想，被动或主动地失去了在家庭中生存的空间，从而成为缺席的子嗣，与父辈的文化传统发生了断裂。《思旧赋》李家少爷从外国回来后变得痴傻：“他之退缩到痴癫世界，根本原因还是他不能接受现实，只肯回顾，不能前瞻。”痴傻的子嗣成为“回望”的象征，遗失了子孙后代所蕴含的“前瞻”期待。《梁父吟》朴公的孙子名为“效先”，同样暗示了子嗣的意义是对往昔的回溯。《岁除》刘英的童言稚语与昔日将军的没落形成鲜明对比，“陆军总司令”的理想是属于过去的、幻灭的假想，这是一种面向“过去”的“未来”理想。

除了與父辈、家庭共处于本国空间的子嗣，还有一类血缘上的子嗣，他们离家去国，异国空间阻隔了亲情的传递，无法掌控、无法亲近的后代自然无法继承父辈的意志与理想。《秋思》中华芸香的女儿在外国生活，《冬夜》中俊彦的“异国梦”注定了他在文化心理上与父辈相异，而偏离中国的吴国柱是不婚无子女的，《梁父吟》中朴公的儿子一家都迁居美国，子嗣在地理空间上与原乡远隔重洋，在文化心理上与父辈的关系疏离淡漠。

即使同处异国，子辈与父辈精神也难以沟通，子嗣成为异国的子嗣，而非家族的、原乡的子嗣。《安乐乡的一日》点明了异国生长的子嗣与父辈移民精神上的断裂，依萍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在家庭话语权争斗中失败了，具有纯中国血统的女儿成为“美国女儿”，而非“中国女儿”，子嗣已经被异国文明所同化，隐喻了中华传统文化继承的不可靠性。白先勇同样断绝了异族通婚的可能性，《夜曲》中吴振铎的混血孩子大卫无法承担父系血缘的厚重历史，中国血统被异国文化所侵蚀。

《谪仙记》中代表“中国”的李彤不仅没有嫁人，同样不愿意认莉莉当干女儿，她拒绝了在异国生长、没有血缘关系的子嗣，这是李彤主动绝后的选择。离散的华人陷入中华文化无法传承的困境，“这些人物的意识深处永远建构着一个大写的‘中国’——尽管这种建构有时给他们的痛苦远远超过欢乐”。李彤象征了古老中国记忆的终结，李彤投水而亡，暗示了中国记忆之消逝，没有任何子嗣来继承“中国”的意志，中华之子注定是缺席的。

“治丧”的情节集中体现了在场子嗣的异化，子嗣都有在外国生活的经历，他们已经成为了异国文化之子，对丧葬礼仪的漠视隐喻了对古老中华文化的无知与抗拒。《梁父吟》中的王家骥从美国回来，“大概在外国住久了，我们中国人的人情礼俗，他不甚了解”。子嗣对治丧的礼俗知之甚少、不愿了解，他们与中国原乡文化格格不入。在《国葬》中，李浩然将军的儿子与父亲断绝了关系，即与父系血缘所代表的中华文明断绝了关系。在秦副官眼中，丧礼上的李将军的儿子仅仅是一个异乡客、陌生人，子辈与父辈的精神互不相通，“国葬”葬的不仅是李将军，也是李将军所代表的国族文化——这是一种没有子嗣继承的、注定走向终结的文化，隐含了白先勇对中华文化无可继承、无可发展的焦虑和隐忧。

子嗣治丧的尴尬性与割裂感，隐喻了白先勇作品中孝道文化的缺失，也是中华文明无法传承、无法延续的具象化体现。这种子辈与父辈文化的不同走向，恰是白先勇小说中父子关系的重要隐喻之一，子辈反抗父权话语、冲破宗族文化，子辈不惜站在父辈的对立面，将父辈历史打倒和践踏，以突出父辈的重围，成为家族的“孽子”。父辈的死亡即意味着一个时代业已过去，隐喻了父辈文化的终结，子辈的在场则象征着一个不同的文化替代了传统，子嗣无法继承父辈的精神与理想，他们与父辈之间没有过多的亲密关系，只存在血缘上的关系。在这种语境下，即使子嗣在场，也会成为缺席的子嗣，这是文化意义上子嗣传承的断裂。父辈的传统文化与子嗣的海外文化发生了冲突，这种文化在台湾社会始终带有着西方殖民文化的特征，这些家族的“孽子”、文化的混血儿将成为台湾的未来，这种文化在白先勇的笔下是具有消极意义的，他们无法承载台湾的厚重历史。

四、子嗣缺席的象征意义

纵观白先勇的小说，子嗣的缺席并非个例，而是他一以贯之的创作理念，且呈现出愈发明显、愈发自觉的趋势。为什么白先勇故意安排了子嗣的缺席？白先勇有意避开有关子嗣的书写，这不得不令人感到好奇。白先勇笔下子嗣的缺席，与他个人对台湾空间的感知、性取向及家族生活等方面相关联，子嗣缺席的最终意义指向对中华文化断裂与错位的消极态度，暗含了白先勇对台湾孤岛空间与中华母体文化割裂的隐忧。

白先勇塑造的无子女性形象，或与白先勇对台湾空间的感知密切相关，与台湾被殖民的政治历史密切相关。由于历史政治的影响，台湾的长期被殖民历史令其主体性与独立性被压制了，台湾文化始终带有一定的西方殖民色彩，台湾作家对自我的身份认同、家国文化等具有混杂的认识概念，他们往往是多元、流散和孤独的。“孤岛”地理文化空间加重了台湾与外界的割裂感，台湾成为历史的遗留物、抛弃品，台湾与大陆母体文化存在断裂的现象，这隐含了白先勇的忧虑。台湾这一地理空间的文化隐喻与白先勇笔下“东飘西荡”的女性形象重合了，台湾文化的未来即无子女性的命运，即无希望、无未来的情况。当台湾失去了民族历史、文化身份，白先勇这类写出“台北人”的“台湾之子”实际上面临身份认同的困扰，他们试图为“台湾母亲”书写历史，但母系血缘实际上是无根的、混杂的、被遗弃的，甚至台湾也许并非这群台湾作家的“文化之母”——由此诞生的子嗣终究难以逃脱离散的命运，子嗣的缺席承载了白先勇对中华文化应当如何传承的焦虑与困惑。

就白先勇本身的生活经验而谈，无子书写是很好理解的，白先勇的同性恋身份令其失去了成为父亲、观察后代的生活经验，因此他或避开了自己没有亲身经验的领域。同性恋爱与阿宕尼斯情结密切相关，白先勇借此构建了自己的Danny Boy话语体系，虚构子嗣的失踪体现了白先勇的创作特色：孤独、缺席、无常、青春易逝，“假如我们使用加拿大学者佛莱（N. Frye）以‘四季循环来象征文学的结构特色’之理論来解读的话，白先勇作品充满衰飒悲凉、灰沉颓靡的气息，无疑是属于‘秋天的神话象征’——它代表着日落，秋天和死亡阶段。”白先勇对人生中寂寥无依、好景不常的一面感触颇深，从而影响了作品的哀婉色调与悲剧意识。

血缘子嗣与家族文化、故国文化的断裂，或源于白先勇过早的寂寞体验：患病的经历使他性格变得孤僻，也使他更为亲近文学世界。然而，他的“作家梦”并没有受到父母的支持，去国赴美的留学生生活更是在物理空间上与家庭分离：“月余间，生离死别，一时尝尽，人生忧患，自此开始。”白先勇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孝子”，“天生的同性恋”无法承担家族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子嗣职责。白先勇笔下血缘子嗣对父辈历史的漠视与疏离，或源于白先勇本人难以介入厚重家族历史的变形，他始终以局外人、异乡客的身份观看父辈历史，充满寂寞感、游离感，他本人在某种意义上亦是缺席的子嗣，是他自己所言说的“孽子”。

孝道文化的缺失来源于忠孝对象的不确定性，所谓忠孝文化，“忠”的是国家，但对于白先勇而言，故国的意义是含混的，台湾处于历史的夹缝之中，无法承担“忠”的对象。即使白先勇对中国古典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但他的小说中却反映出中华文化之无法继承的悲凉，“传统的中国文化已经和真正的中国人生活逐渐脱节了。谈起这些，白先勇没有对现状的气愤，仅有对过去的惋惜”。“孝”的对象是父母，而身为“孽子”的白先勇无论在学业还是性身份上，都坚持了自我的意志，他实际上反抗了父母之命，意味着挑战了父权制宗族社会。忠孝文化的失落与“孽子”身份息息相关，“国”与“家”都失踪了，“子”自然也不复存在，这便是白先勇子嗣缺席书写的真正内涵，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承并不抱有积极态度，其作品中的子嗣缺席现象隐喻了对中华文化的惋惜、失落与终结。

《台北人》开篇的《永远的尹雪艳》具有象征意味，“像一球随风飘荡的柳絮，脚下没有扎根似的”，“柳絮”的比喻统领了白先勇的小说创作，“因为尹雪艳既是魔，既是幽灵，她说的话，她的动作，就超越一个现实人物的言语动作，而变成一种先知者之‘预言’（prophecy），也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作者对人生的评语”。“柳絮”与“东飘西荡”的孤鬼具有类似的意义，柳絮飘荡在半空，远离了树木、也难以扎根——无根象征着故国原乡的失落，无后象征着子嗣后代的缺失。

值得注意的是，无根感、离散感是海外华人作家所共享的体验，而白先勇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他的创作不仅是“无根”的，也是“无后”的，无后意味着血缘的断裂、精神的遗弃、文化的失落。白先勇所书写的离散文学，不仅体现在远离大陆、远离中国、远离主流话语，还体现在远离之后的无所凭依，子嗣无法承担文化继承的历史意义。叙事者“我辈”的离散命运不仅是失去家庭、失去国家、失去身份的飘零，同样是没有后代、没有寄托、没有继承的孤独，可谓上无源头、下无继承。由此，死亡的终结成为白先勇笔下这群“柳絮”的唯一出路，能够从容赴死，已经是白先勇的悲悯与温情所在。

从时间的维度研究白先勇作品是学界内的热点，令人感到异样的是，在“过去—现在—未来”的三重时间维度中，白先勇着墨于过去与现在，而缺失了未来的时间维度。白先勇醉心于构建“昨日”与“今日”，在他的笔下“明日”是失踪的，正如他在《香港——一九六○》中否定了“将来”，“但是我可没有为明天打算，我没有将来，我甚至没有去想下一分钟”。白先勇是活在“昨日”的作家，他所有的“今日”都是对“昨日”哀叹、追忆与反思，他没有费心构建“明日”话语体系，仿佛“明日”并不存在，“明日”是不可知的。子嗣是“明日”语境下继承、希望、重塑、新生的最佳象征，而子嗣的缺席与“明日”的失踪正好形成同构的寓意。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页。

②③⑤⑦⑨白先勇：《台北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第66页，第66页，第71页，第68页，第122页，第96页，第108页，第2页。

④⑥[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94-395页，第329页，第404页。

⑧ 简政珍：《白先勇的叙述者与放逐者》，《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43白先勇》，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13年版，第246页。

⑩张晓玥：《书写心灵无言的痛楚——论白先勇小说》，《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夏志清：《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寂寞的十七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4页。

乔志高：《世界性的口语——〈台北人〉英译本编者序》，黄碧端译，见《台北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5页。

白先勇：《纽约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页。

符立中：《对谈白先勇：从台北人到纽约客》，现代出版社2015年版，第98页。

刘俊：《跨越与救赎——论白先勇的Danny Boy》，《纽约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5页。

白先勇：《Silent Night》，《小说月报》2016年第3期。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4页，第190页，第267页。

欧阳子：《白先勇的小说世界——〈台北人〉之主题探讨》，见《台北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8页，第245页。

郑伟雄：《孤雁的困惑——读白先勇的〈纽约客〉》，《华文文学》1991年第2期。

施懿琳：《白先勇小说中的死亡意识及其分析》，《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43白先勇》，台南：国立台湾文學馆2013年版，第303-304页。

白先勇：《蓦然回首》，《寂寞的十七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4页。

蔡克建：《同性恋，我想那是天生的！——PLAYBOY杂志香港专访白先勇》，《树犹如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0页。

林怀民：《白先勇回家》，《树犹如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2-393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On the Absence of Offspring in Pai Hsien-yung’s Fiction

Wang Tianran

Abstract： In Pai Hsien-yung’s fiction， there is an absence of offspring as his women often don't have childr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thers and sons or mothers and daughters appears fictive， and the cultural rift between the fathers’ generation and their children’s generation lead to the alienation of their blood offspring. It is then of great importance to study this absence in his fiction as it actually is how he feels about the cultural space of Taiwan as a place of no hope and no future. Such a tragic sense originates from his own experience and special identity as a gay man， someone who studied overseas and an ‘evil son’ of the family.The child-less reality and the split from the mother culture point to the unknowableness of tomorrow， hidden in which is Pai’s concern for the lone-island space of Taiwan and the split from the mother culture of China.

Keywords： Pai Hsien-yung， absence of offspring， cultural ri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