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旸

因战局的变化，白家颠沛逃亡的宿命是从桂林这座城市开始的。“我们全家两边八十多口人啊，一起跑。”这一跑，就从1944年跑到1949年。

白先勇悄悄掀起窗帘，从窗子望下去，那是白家府中的花园。父母正在设宴。宾客云集，笑声不断，他的哥哥姐姐也在人群中跑来跑去。突然间，白先勇觉得自己像个被遗弃的孩子，他偷偷地哭了起来。

这是1944年的重庆。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7岁。他因肺结核被隔离在自家宅院后的一个山坡小屋中。从那时起，他开始习惯孤独的生活，习惯从窗帘一角窥探这个世界。日后，那种孤独和阴柔的潮气逐渐渗透到他的作品中。当然，7岁的白先勇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一个作家，他只知道，自己的父亲总在前线，而自己和家人总在颠沛。

当年，长沙、桂林相继失守后，白家随白崇禧从桂林迁往重庆。

“那段日子，打仗，革命……”如今73岁的白先勇坐在记者对面缓缓地说。

此次他到北大开设昆曲课程，他打算把晚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留给“世间最美”的昆曲。梦幻瑰丽的昆曲似乎是他颠沛幽暗童年的一个反面。

桂林－重庆，逃亡开始了

白先勇从自己居住的小房间看到宾客云集的时候，他家中已是安定了不少。彼时，白家在重庆有两处住所，一处为嘉陵江边的嘉陵新村，一处在重庆西郊塘峡口。

一到重庆，白先勇便进入塘峡口旁边的西温泉小学就读。“我父亲是个军人，但是很注重教育。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想着让我们到最好的学校去念书。”白先勇回忆。

入学后不久，白先勇每日下午开始咳嗽、发烧，随即由其父白崇禧的军医诊断出他的肺结核已到二期。家人推断，肺病县由白先勇的祖母传染，而家中一老一小的肺病其实也与战乱中的颠沛有关。

白先勇的童年在桂林度过。青山绿水却也阴气重重，是他对于桂林最初的记忆。

因战局的变化，白家颠沛逃亡的宿命也从这座城市开始了。

1944年3月16日，白崇禧的母亲马夫人九十寿辰。自家为老人设宴祝寿，蒋介石特派何应钦前往桂林代为祝寿，史追威、李济深等一系列军政要人、社会名流云集桂林白府。

那一天让白先勇感到了这个庞大家族的温暖和热闹。但毕竟在战时，祥和的画面不久就露出了不堪的底色。就在白府正为老人摆酒设宴的当口，抗日战争犹酣，日军已经攻下华中，两月后，长沙失守，1944年11月11日，桂林沦陷。

“逃难啊，我虽然小，但是也知道是在逃难。”白先勇叹口气说，“我们全家两边八十多口人啊，一起跑。”

父亲自崇禧军令在身，只有母亲带领一家失魂落魄的老小踏上旅途。“坐火车。好几层的人，那火车开都开不动，走走停停的。”作为国民党高官的公子，这样的境遇已经好于常人许多，虽然没有了安逸生活，但逃退之后毕竟还有大宅落脚。

车子蜿蜒着终于抵达重庆。白先勇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座山，然后才发现山上层层叠叠的房子。白先勇说他不喜欢重庆，这阴郁的重庆比不得桂林的山水，而且到处还都是溃败的伤兵和迷茫的路人，大雾笼罩的山城，让少年心情阴沉。在很久以后的回忆文章中，白先勇写道，“对我来讲，重庆是一座相当不友善的城市。”

安居不久，白先勇被送到西温泉小学念书，那里多是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的子弟。战事正酣，但作为陪都的重庆隐蔽在重重叠叠的大山之中，无论地理抑或心理，都让避难于此的人们有了暂且的闲暇。生性好动的白先勇和同学们成了朋友。他们在河里游泳，在竹林里纳凉，也战战兢兢地见到了前来视察的“蒋委员长”，听了训话，记住了他的黑色披风和白色手套。

突袭而至的肺病却为白先勇画地为牢。他见不到朋友，只有家中两位佣人的陪伴让他感到一丝温暖。“有一阵挺厉害的，每天只能躺在床上，最多出去散散步。”重庆把战火阻挡在外，但疾病也让白先勇的内心封闭起来。

重庆－南京－上海，政权更迭的前兆

父亲并不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在白先勇心中，白崇禧确实是儒将。

但居住在重庆的一段日子，每次见到父亲，白先勇都会看到他肃穆的表情。最初是因为白先勇的肺病，后来，战火的温度开始舔舐周遭的空气，父母之间谈论着“贵阳不保”“重庆危急”……困在小房子中养病的白先勇努力想象着外界的战争，排解着内心的压抑。

但转变似乎是突然之间的事情。收音机里传出日本投降的消息。人们在庆祝战争的结束，却不知另一场战争的阴云已经漫卷天边。

抵抗外族侵略的胜利并没有让这个国家安定下来，一场内部的厮杀又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白家又要动身了。抗日胜利了，但命运注定还要迁徙。不过这一次没有那么狼狈。

告别愁云惨雾的重庆，白先勇一家来到南京。有雨花台有秦淮河的南京，当然，也是国民党的南京。

那里有中山陵，白先勇也去拜祭，一层一层登高，8岁的他感到一种难以说清的肃穆。他还记得，那些前去拜祭的军人们，挺直的腰杆、腰上的配枪、手中的指挥刀和轰雷般的敬礼……这一切后来都进入了他的小说中。

自家在南京的生活是短暂的。很快，白先勇随全家去到上海。

那是座奇特的城市，在战争的创痛中，它始终保持着鲜亮，可以说那里纸醉金迷也可以说活力四射。那有美国爵士乐、好莱坞电影，也有中国京剧和昆曲。

那时白先勇肺病未愈，被家人安排在虹桥的一座洋房中。生活回到了寂寥，每日他所能做的不外乎看看金鱼，或和两只小狗玩耍一番。“在上海郊外囚禁的三年，我并未到过真正的访客。”白先勇在日后的文章中如此写道。于是，他开始了阅读，包括《三侠五义》和《金粉世家》。

这种寂寞中偶尔也有惊喜。1946年12月，宋美龄在南京小红山官邸举行圣诞派对，白先勇由母亲带领前往参加。

随着国共内战逐渐升温，因于上海一隅的白先勇却终于养好了肺病。1948年左右，在国共战争的高潮时期，白先勇开始重返校园，考入南洋模范小学。“那么长时间一个人生活，一到学校，不适应了。”白先勇回忆。他开始发愤读书。

父亲自崇禧对于子女的教育一直很看重，每月仍会查看白先勇的月考成绩单。“我们家孩子的家庭地位是用学习成绩排的。念书不好，没有家庭地位的。”白先勇大笑着说。显然，白先勇的“家庭地位”很高。于是，他有闲暇去租书铺，抱回张恨水和巴金，有时也有鲁迅。鲁迅当时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批判和讽刺，并没有让这位国民党高官的儿子感到尴尬，他看不到政治，看到的大多是“阿Q的好玩”。不过，父亲白崇禧要求他读的是《四书五经》或者《前后出师表》，这些闲书白先勇每次都是偷藏在书包里带回家。

那时的孩子也不会错过他久违的繁华世界。他开始去国际饭店，看好莱坞电影，生活中终于有了些公子的样子。也在那时，他被家人带去看梅兰芳演出的《游园惊梦》，那首曲子就钻到了他的脑袋里了。从那开

始，再没散去。

这是上海最后一刹那的繁华，回光返照般。国民党战事节节败退，上海物价飞涨，焦虑的人们提着大量贬值的现钞从街头换回一口饭食。曾经不夜城的景象犹如印在纸上的挂历，瞬间被撕去，露出了惨白的墙壁。1948年9月开始，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国民党基本接连失败。

“我能感到大人的那种焦虑。”白先勇回忆着，“大人们在那议论，可能要走了，要走了。”那时候白先勇经常要打背包，熟练得很。“用油布打背包。那时候被褥不好买的，被褥最重要。”白先勇笑呵呵地说。

政权更迭的前兆就这样印在了一个十岁孩子的记忆里。

告别大陆

逃难又开始了。但是，他并不知道，这次的辗转之后，他将离开这片广袤的大陆，去往一个从未听过的小岛。

1948年年底，白崇禧担任华中军政长官，战事危急中，白先勇由母亲带领，随全家撤出上海返回南京，立即从中山码头乘船赴汉口。“从上海走的时候，门一关就走了。”75岁的白先勇低着头，轻声说道，“父亲一直在前线。只有我母亲撑在那。”

自家在汉口居住了几个月。学校早已停课，家里仍然为白先勇请来家庭教师，教授国文、英语等课程。“父母的说法就是念书要紧。”战乱之中对于教育的重视似乎是保持个人尊严的方式，但无论怎样，人们也无法挣脱命运对个人设下的圈套。

短暂停留后，一家人再次南下广州。白先勇被送到当地最好的培正小学。但入学两月后，1949年9月，母亲便领着一家人又登上了轮船，这次的目的地是——香港。

白先勇在船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就到达香港了。身后的大陆正经历着政权更迭的改天换日。白先勇所熟悉的一切都被“新中国”的气象涂抹成另外的样貌。

落脚香港后，白先勇考入九龙塘小学，进入四年级。五年级没有读完，就跳级到六年级，随后免试进入天主教教会中学喇沙书院。这是一所特别的中学，一方面它由外国神甫开办，课程以英文讲授，作风西化并强调宗教精神；另一面，这所学校的中文老师却更加传统。“中文老师教我们《琵琶行》。还要用广东话背诵，我不会，只能用普通话背。”

教会学校的教育让刚刚进入少年的白先勇对天主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早期家庭教育中的英语课程和父亲一直重视的《四书五经》使白先勇在喇沙书院游刃有余。香港中西合壁的教学对白先勇来说还算适应。

可白家并未就此安定下来，他们面临着又一次迁徙。1949年12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两个月，白崇禧由海口飞往台北。不久白先勇的母亲也前往台北与丈夫团聚，并于台北松江路安家。

此时的自家经过多年迁徙流散，大家庭早已无法团圆在一处。子女中有人去往美国读书，有人跟随父母定居台湾，而12岁的白先勇留在香港继续上学。

1952年初，白先勇从香港前往台北与父母团聚。比起战争时期的逃难之旅，这样的团聚充满了温情。相对于上海、南京的繁华，那时的台北显得破旧而衰败。白先勇现在还记得，他家居住的地方周围都是石子路。“还住过木板房呢。”白先勇回忆。

那时的台湾处处是各种禁令，左派作家的书籍肯定是无法看到的，但是曾经辗转各地的白先勇早在几年前就熟读过巴金和鲁迅。台北的空气中混杂着战败的失落和反攻大陆的野心，在这种奇异的氛围中，白先勇考入了台北最好的建国中学。

在那里他终于有了一段安定的生活，直到1963年到美国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