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花 孙玉玲

(1.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北京 100190；2.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 北京 100049)

智库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2020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全球智库数据库中已有11 175家智库[1]，比2008年翻了一番。智库评价也伴随着智库建设的热潮广泛开展，科学合理的智库评价能够指导智库建设、保证智库有效产出和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智库发展迅速，面临着对智库评价的现实需求。一方面我国智库数量大幅增长，已经成为全球第二智库大国，但由于评价体系不成熟，导致一些商业机构、媒体和不具备智库建设资质的机构也以智库标榜自身，出现了智库泛化的现象[2]；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智库建设的深入，需要符合我国国情的智库评价为智库的建设发展指点迷津，智库评价肩负着引领智库发展的重任。本文对现有的国外智库评价研究和实践进行综述，为未来中国特色智库评价方式的改进提供借鉴和参考。

1 智库评价的内涵

评价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和价值尺度对事物进行判断和衡量。智库评价就是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采用科学的方法，对智库的价值、绩效和发挥的作用作出判断。是对智库建设水平、运行情况、资政效果等的一种综合衡量和对智库发展状态的一种纵向和横向比较研究[3]。有效的智库评价有助于建立成功智库的基准[4]，一定程度上推动智库建设的改革和创新，对智库的建设和发展具有较大影响。同时智库评价也是掌握智库整体发展状况的重要途径。1997年以来，学界对于智库评价、排名、影响的研究成果产出增长迅速[5]，许多学者和相关机构采用不同的标准、方法和选取不同的指标对智库评价进行了研究和实践探索，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球智库数量的持续增长和影响力的持续扩张。

2 智库评价研究进展

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已经存在了近百年，而智库评价的发展不过二十年，如何衡量智库在公共政策领域的有效性一直是困扰智库研究人员、智库领导者和支持者的重要问题。对于智库的投入特别是其所使用的资源有现成可用的评价措施，而对于智库产出的评价，即评估智库在公共政策领域取得的实际成绩，指标却难以实现和开发[6]。目前智库评价的研究主要涉及智库影响力评价、智库网络影响力评价以及比较前沿的智库生态系统评价。

2.1智库影响力评价研究大多数国外学者认为智库的本质是其影响力，因此在智库评价中讨论最多的是影响力评价。麦甘在其1995年发表的著作《公共政策研究中经费、学者和影响力的竞争》中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了美国智库的基本数据，用定量研究方法对智库影响力进行了研究，开启了客观定量智库评价的先河。1999年加拿大学者 Abelson对加拿大22家智库的公众知名度和政策相关性分别进行了评估排名[7]，该研究采用完全定量的方法对智库进行评价，评价指标完全采用定量数据，是可追溯的最早的智库评价研究。随后，Abelson又完成了《智库重要吗?评估公共政策机构的影响》这一专门评价智库影响力的著作，提出应在政策周期的不同阶段用直接或间接指标跟踪和衡量智库的影响力，包括议程提出阶段、政策制定阶段、政策执行阶段三个维度的间接指标以及资源指标、需求指标和影响指标三个维度的直接指标。该书详细的记录了美国和加拿大智库研究的出版物数量、出席下议院和参议院委员会的次数、媒体活动次数等等多种数据指标，并与其他地区的智库进行了横向比较，该书目前已再版三版。Abelson在采用量化统计评价智库影响力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也引来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加拿大学者Hugh Segal[8]认为通过数值相加和计数的方式来衡量智库影响力的显著性是不现实的。加拿大学者McNutt也批评了Abelson在智库与政策相关性等方面的研究，认为衡量智库影响力是衡量智库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的能力，而不是寻找智库研究、建议与特定政策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并认为其评价指标缺乏坚实的证据基础，也没有考虑评价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但是同样，McNutt[9]的相关研究对智库不同活动领域的网络活动引用进行了计量，并没有从实际上突破Abelson对于智库影响力的评价研究。

国外部分学者以知名度代替影响力对智库进行评价，主要原因是直接进行智库影响力测评比较困难，他们认为智库影响政策决策的主要策略就是提高媒体知名度[10]，这是传播智库研究和建议的基本工具[11]。Iborra和Guttormsen对英国的查塔姆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所、皇家联合国防与安全研究所三家外交智库的活动和知名度进行了评估[12]，通过报纸引用来测量智库对公众的知名度,但知名度高的智库并不能代表其同时具有较高的政策影响力。也有学者以可信度代替影响力对智库进行评价，认为智库影响力的发挥是因为智库具备公信力。Hugh Segal[8]认为智库最重要的是可信度，在1991-1992年加拿大参众两院联合委员会崩溃后的夏洛特敦协议最终谈判上，智库被选择用来举行磋商会议是因为智库在政治精英、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中都有公信力，也由此引出了后期对于智库透明度的评价。然而，智库可信度或公信力同样也是一个难以定义甚至是更难衡量的概念。另外也有学者从政治学角度出发，通过收集国会演讲和委员会证词记录中引用的智库数据，用意识形态衡量标准对智库的影响力进行了比较[13]。

2.2智库网络影响力评价研究随着网络计量学的出现，对智库网站进行定量计量评价也相继出现。网络计量学的评价方法具有指标容易选取和指标数据易收集的优势，通常通过智库网站的超链接数和链接网络地图等评价指标来评价智库的网络影响。如Onyancha等利用网络计量学方法计量了智库网站的网页数、内链数和外链数，制作了智库网站的链接地图，来评估南非智库的网络表现[14]。McNutt利用超链接分析研究了智库参与社会政策、平等、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和建设和平等五个不同政策领域的情况，利用网络爬虫收集数据然后分析基于超链接数量的排名来实现计量评价[9]。对智库进行网络计量评价虽然容易实现，但只能分析出智库在网络上的热度，很难说明智库对于政策发挥的实际影响。

2.3智库评价研究的新进展伴随着社会信息化热潮的推开，后期的智库评价不再仅仅局限于评价智库的影响力，而是通过对智库的知识结构评估来评价智库的研究质量。Ahmad等根据Rosenstiel等人得出的智库研究工作质量取决于引用来源多样性的结论[15]，利用全球前50名智库报告的引文信息源来对智库的研究质量进行了评估[16]。随着智库评价研究的开展，更有学者对现有的智库评价进行了反思和元评估，指出现有智库评价研究的不足。Claveau和Veillette从社会认知系统的角度对现有的智库评价进行了元评估，认为现有的智库评价缺少明显的认识论，并指出未来智库评价要关注智库生态系统的评价[17]，智库生态系统包括其他智库，也包括来自学术、媒体、金融、政治和官方领域的组织。他们如何与智库建立联系，例如他们对于研究可靠性的警惕，对智库至关重要，但是现有的评估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相对于智库的产生历史，智库评价研究仍是一个仅有20余年历史的新生事物。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实践和方法基础上的，也有对指标和方法的讨论及探索，研究视角比较局限，关于智库影响力评价的理论模型、智库影响决策的机制等研究较少，导致智库评价缺乏理论基础的指导。在评价指标和方法上，目前学者达成的统一共识是，量化指标能够更好地了解智库极其工作人员的产出，有助于捕获智库发挥作用时的中间产品。虽然量化指标使智库评价更客观可信，但量化指标较难实现对智库发挥的政策影响力的测量。对于智库影响力的调查可以询问政策制定者对单个智库及其专家的重视程度，以此尝试获取影响力数据，但这些数据更多的是看法而不是实际影响，而且也很难量化[18]。

3 智库评价实践进展

相较于智库评价研究，智库评价实践更加蓬勃地展开，许多智库研究机构、第三方机构、政府机构甚至是媒体组织用不同的方法，基于不同的视角对智库进行了评价。智库通常被认为是以影响公共政策为目的，从事战略和公共政策研究和咨询的独立性非营利组织，因此目前智库评价实践主要有基于影响力的评价(评估智库的影响)、基于透明度的评价(评估智库独立性)和基于绩效的评价(评估智库的工作能力和业绩)，本文选取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知名度较高的智库评价实践进行综述，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表1 智库评价实践概况

3.1基于影响力的评价基于影响力的评价是利用各种指标来评估智库的影响，目前国外智库评价研究和实践通常是基于智库影响力，智库影响力评价的实践主要有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指数报告》、全球发展中心智库公众影响力评价排名、英国Prospect杂志“智库奖”、AcademicInfluence的数据科学家团队的智库影响力评价。

3.1.1 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指数报告》 最具代表性的智库影响力评价实践是宾夕法尼亚大学麦甘教授主持的智库与公民项目(TTCSP)，TTCSP自2008年起开始发布全球智库排名，如今已经有13版，是世界上比较权威的智库评价实践，其排名得到广泛的认可、关注和引用。最新一版(2020年)采用资源指标、利用指标、产出指标和影响指标来评估智库的影响力，其中资源指标包括招聘和留住顶尖学者和分析师的能力、财政支出水平、杰出决策者及网络质量和可靠性等二级指标，利用指标包括在媒体中露面和引用的数量和质量、网络点击率、在立法和行政机构作证的数量和质量等，产出指标包括产生建议和想法的数量和质量、新闻采访、举办简报会、会议和研讨会等二级指标，影响指标包括决策者和民间社会组织考虑或采纳的建议，对政党、候选人和过渡团队发挥咨询作用、奖项授予、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或引用出版物等二级指标。此评价体系在避免混淆智库产出和影响的基础上开展，认为智库的产出包括出版物数量、召开的会议、网络点击数、媒体曝光率等，而产出不是衡量影响的唯一方法，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充，形成了四个一级指标和26个二级指标的影响力评价体系。评价方式采取完全定性的方法，由专家和同行对智库进行排名，最后进行集合和汇总。TTCSP项目经过30年对智库的研究，形成了一套完整有效的智库影响力评价标准，并且对于全球智库的统计范围比较广而全，目前每年的《全球智库指数报告》(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是世界上有较大的影响力和权威比较高的智库评价。但TTCSP智库评价是完全基于专家和业内人士的看法进行评价，因此也引发了一些排名过程不透明、缺乏定量数据、不符合智库定义的机构加入和多元化成员排名的随意性等质疑[4,19]。

3.1.2 全球发展中心智库公众影响力评价排名 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Gloabal Development)的Julia Clark和David Roodman两位学者基于公众影响力对智库进行了评价排名，设计了以引文为主要指标的包含媒体粉丝、网站流量、链接、媒体、学术引用和组织规模指标的评价体系，由于选取的指标数据容易收集和量化，此评价完全采用了定量的方法[20]。定量方法产生的评价结果令人信服，但是智库最重要的功能是对政策过程产生作用，因此公众影响力的评价仅仅是智库评价的一方面。

3.1.3 英国Prospect杂志“智库奖” 英国Prospect杂志自2006年开始评选智库奖，对智库的公众和政策影响力进行评价，评价的标准包括重要议题的选择、成果的创新性和合理性、严格的分析、对政策的影响、对媒体和公众的影响、召集能力[21]。评价方法是由专家小组进行评定的完全定性方法，Prospect杂志的智库评价起源较早，评价方式和标准较简单，但并没有科学完善的评价方法，采用完全定性的评价方法需要进行大量的智库调研和权威专家，而Prospect并没有做到这两点。

3.1.4 AcademicInfluence智库影响力评价 AcademicInfluence的数据科学家团队也对智库的影响力进行了评价，其指标体系包括三个维度，分别是学术引用、关注度和渗透度。方法上采用了较为新颖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技术进行深入地数据挖掘，根据智库人员的独立工作和与其他机构的隶属合作关系、学术引用、其他信息源报道等数据绘制了智库地图，由地图来确定智库的学术影响、受关注度和渗透度。并使用来自第三方(包括SEMrush和Ahrefs)的网络流量分析提供了更多的佐证和结果保证[22]。此评价方法新颖先进，利用Web数据聚合，AI驱动的数据分析方法和独立的Web搜索监控结合进行智库评价，促进了新的智库评价研究方法的研究和实践。但是此方法评价的主要是智库的学术影响和公众影响，对于智库是否在决策和政策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并没有提及。另外，AcademicInfluence只给出了最终结论，利用机器学习进行评价的过程和数据结果并没有给出，这也让此评价面临质疑。

3.1.5 国际气候治理中心气候智库排名 国际气候治理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limate Governance，ICCG)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智库进行排名，其认为由于政策制定过程是不同政治行为者和组织集体活动的结果，因此评估智库的某个产品或思想对于政策措施的影响往往是比较困难的，只能评估智库试图影响决策过程的方式而不是影响力本身。ICCG的智库排名所用的指标基于智库的人均生产力标准，最终确定了两个评价维度的7个评价指标(事件、欧盟项目、欧盟咨询、同行评审文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作者或编辑人数量、向UNFCCC提交的文件数量)。对指标进行归一化，然后根据专家小组利用曼哈顿距离确定每个指标权重，最后计算得出了绝对排名和人均标准化排名[23]。ICCG完全采用定量的指标，运用了比较规范的评价方法。但其指标只是对智库产品数量的计算，并没有涵盖对产品质量的考虑，包括是否具有高价值创新和政策倡议作用等。

3.2基于透明度的评价基于透明度的智库评价的代表是英国的Transparify，此机构专门对智库资金来源的透明程度进行评价。智库的透明度评价强调智库的独立性，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这可能与英国智库发展从一开始就强调其对民主政治的影响有关。英国智库的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早期学者认为智库大多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24]，并表现出了对智库的出现可能会造成民主制度潜在不健康的担忧[25]，指出独立性是智库的必要条件[26]。

近年来，智库面临很多外部挑战，最严重的的问题与资金透明问题有关，这不仅威胁到智库的独立性和客观性，还威胁到作为公共政策建议来源的可持续性和可信度[16]。英国Transparify基于透明度的评价认为透明是民族进程的重要要求，能够捍卫公共利益并增加公民对政治的参与，智库通过产出质量和账户透明度赢得声望，而产出的质量与研究的独立性相关，研究的独立性与透明度完全相关，由此认为透明度对智库至关重要[26]，智库的价值在于是致力于严谨研究和独立的真正智库而不是伪装成智库的秘密说客。从2016年英国就脱欧问题进行公投开始，Transparify对智库的透明度问题更加重视，认为英国国内存在从俄罗斯获得资金来源的财务不透明的法国假智库。政策议程上很多利害攸关的决定需要非常谨慎的听取建议，遵循民主规范的透明智库更加可信[27]。Transparify将资金的透明度作为智库评价的唯一标准，评价方法是由两名独立评估员访问智库的网站进行资金透明度的评估，得到两份独立的评级结果，然后再由一名审核人员对两份评级结果进行审核最后给出透明度等级。Transparify从2014年开始倡导通过透明度来对智库进行评价，经过7年发展已经取得一定的影响力，从2016年英国脱欧进程开始政治倾向比较强，其在2017年发布的智库排名中明确指出七个资金高度不透明的“欺骗性”智库，认为他们从幕后黑手中获取资金，试图影响英国的政治和政策[10]。Transparify的研究员Till Bruckner 坚持认为智库要么通过进行政策研究、促进公众对话和辩论来促进民主，要么被强大的利益集团所推动来破坏民主。一个对其研究和政策倡导的质量、研究独立性和完整性有信心的政策研究机构，在披露其捐助者时不会有问题，不管这些捐助者是谁，因为他们能够为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和民主政治做出贡献[28]。虽然智库透明意味着智库的研究比较科学独立可信，但是完全用透明度这一单一指标并不能完整评估智库的研究水平和对政策产生的作用，在这一方面，Transparify的观点有过于政治化的倾向。

3.3基于绩效的评价智库绩效评价是指依照其预先确定的标准，运用科学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方法对智库的工作能力、工作业绩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考核和评价。国外的智库绩效评价实践主要有日本智库内部评估委员会和德国莱布尼茨学会。

3.3.1 日本智库内部评估委员会的绩效评价 日本智库评价主要采取基于绩效的评价方式，评估在智库内部完成。如亚洲经济研究所在智库内部设立评估委员会，委员会由外部专家组成，评估该研究所的绩效，进一步振兴和提高智库效率[29]。评估人员一般由国家公务人员和兼职教授组成，代表国家利益对智库活动进行监管和评估。评价项目包括调查研究项目、成果推广项目、研究交流项目、图书馆项目、人才培养项目，每年从5个项目中随机挑选出一个进行评价，2013和2014年对所有的项目进行了评估，2017年至今一直选取调查研究项目进行评估[30]。评估方法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研究成果进行定量评估，由专家对质量进行定性综合评价，得出五个等级的评估分数均分，并给出定性的描述，2018年评价标准包括研究报告的目的背景是否妥当，方法论是否恰当明确，是否具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证材料，是否有超出先前研究的研究成果，是否有学术贡献或政策建议贡献，论点是否明确，内容是否统一[31]。最后评价结果由秘书处进行汇总发布。2019年明确了三个评价维度(研究成果是否通过有效的外联活动为日本政府制定贸易政策提供基础、是否创造了大学和私营公司难以实施的开创性高附加值研究成果、是否发挥国际研究枢纽和学术信息平台的功能)六个评价指标(有效外联活动的实施、研究成果通过外联产生的社会效应、政策对话中决策者的评价；开创性高附加值研究成果创造情况；新形成或维持的学术网络数量和质量、学术情报的积累和运用状况)和九个监测指标(举办讲座、研讨会和国际研讨会等的次数，政策研究对话的实施次数，媒体报道的次数；杂志网站上或口头发表的论文数量，研究成果的外部评价；国际会议等的参加数、邀请演讲数，研究所主办、共同主办或参与的国际会议数量，学术网络活动的外部评估，学术信息、数据的发布、访问和下载次数)[32]。日本经济研究所的智库评估起步早，从1993年开始每年定期评估，经过20多年的发展，评价已经较为完善，指标比较齐全，发挥了智库评估的良好作用。这也是日本智库发展迅速的原因之一，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20全球智库报告》中，2020年度世界排名第一的顶级智库即为日本的国际事务研究所。

3.3.2 德国莱布尼茨学会的智库绩效评价 德国的智库由第三方机构莱布尼兹协会参议院进行评价，莱布尼兹协会受政府委托授权对各个莱布尼兹机构成员进行监管，定期对他们进行评价，以确定这些智库是否满足国家利益和超地区的重要性，是否有资格继续接受联邦资助。莱布尼兹协会的评估有一整套完整的评价过程和程序报告，评价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评价专家选取非莱布尼兹机构学者，各联邦和州的代表以及参议院成员，保证定性评价过程的客观性[33]。莱布尼兹协会对整个智库的运行管理过程进行综合评价，评价过程科学规范，评价维度包括活动和关键成果、变更和计划、质量管理和控制、人力资源、合作和环境、研究基础设施的开发以及未来的战略工作计划等。评价指标设计复杂全面，其中二级指标有18个，二级指标下设三级指标，分有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莱布尼茨协会的评价与日本的智库评价一样，并不会给出智库评价的排名。

4 结论与启示

4.1结论

4.1.1 理论基础薄弱是国外智库评价的短板 相关研究表明，明确的认识论是客观开展智库评价的基础和前提，对智库的定义以及核心功能的认识不同会造成评价的视角和侧重点的差异。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入手也会产生不同的评价体系，例如侧重从政治学角度入手的学者比较关注智库的透明度和意识形态，而从社会科学角度入手的学者则更侧重于智库产品的输出。另一方面，评价理论基础的缺失导致评价过程中选取的指标逻辑性不强和泛化现象，从而影响智库评价的可信度和客观性。目前国外大部分国家智库仍处于发展阶段，智库评价研究侧重于实践、方法和指标选取层面，理论研究不足。智库评价理论的缺乏与对智库本身定义、功能、作用等理论研究的缺失存在一定的关系[34]，未来还应加强对智库的基础理论研究。

4.1.2 智库影响力评价进展受阻 国外智库影响力的评价实践受到广泛关注，但评价结果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影响力量化指标的选取和定性方法的使用受到一定质疑。主要原因在于智库评价研究并未形成一定的理论框架，导致评价指标选取比较随意，指标越来越泛化，受数据获取的限制，大多数量化指标也比较局限，例如一些文献指标、网络指标等。这些量化指标虽是智库影响公共政策的有用指标，但是从经济学家衡量产出的角度看，这只是用来评价智库在发挥其作用时产生的“中间产品”，并不能说明智库对政策过程是否产生了实际影响，政策制定者是否会使用智库的这些产品，智库的产品和相关建议是否影响了相关政策的制定。智库对于政策过程产生的实际影响难以量化。一些实践采取主观定性的方法来评价智库对于政策的影响，但是由于数据是感知的并不是实际的，很难以令人信服，大多数的定性评价采取了专家打分和问卷调查法，评价结果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较大，评价过程受到不透明性的质疑。并且排名一定程度上可能造成智库的攀比现象和智库评价中的拉票现象，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评价的效果，未能发挥评价对于智库建设和发展的积极作用。因此许多学者指出基于影响力对智库进行评价和排名是一项有问题且无法实现的工作[6,7,11]。

4.1.3 智库透明度评价逐渐受到关注 与影响力评价相比，基于透明度评价视角的智库评价较少，但为智库评价提供了“独立性”维度，认为智库的独立性保证了智库研究的可靠性，从而能够将资金透明研究可信的“真智库”与资金不透明具有欺骗性的“假智库”进行区分，资金透明可以防止许多组织冠以智库名称，通过说客或外部专家形式来影响和干预他国的政策。透明度评价与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大变局，智库对于政府决策体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因此智库的透明度受到决策者的重视。2020年10月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发布声明，美国务院要求智库等机构公布接受外国政府的资金信息，认为智库在外交事务中的独特作用使得资金的透明度非常重要，并点名中国和俄罗斯试图通过智库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35]。蓬佩奥点名中俄虽然是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政治私利，但是从英美对智库透明度的重视来看，智库透明度评价应该予以重视。但是透明度评价指标单一，政治色彩浓厚，仅能区分智库研究的独立性和可靠程度，并不能评估研究的质量和对政策产生的实际影响。

4.1.4 绩效评价实践取得了较好的评价效果 虽然智库绩效评价研究和实践较少，大部分智库评价报告也对“绩效”维度的评价指标有所忽视，但是日本和德国的智库绩效评价取得了良好的评价效果，评价指标较为完善，采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评价方法，评价过程透明，评价结果可信度较高，促进了智库的发展。绩效评价侧重对智库工作能力的评价，但同样指标设计逻辑性不高，并对智库的声望和发挥的影响等维度的指标选取有所忽视。

4.2启示

4．2.1 夯实智库评价的理论基础是完善智库评价的根本途径 国外智库评价多为实践案例，缺少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的缺失导致指标设计的逻辑性不强，指标出现泛化现象，评价结果受到质疑。基于影响力的智库评价实践较多但是出现发展瓶颈，阻碍智库影响力评价进展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公共政策的延伸性，从一个想法变为一个特定的公共政策决定通常需要十年或者更长时间[15]。另一方面是对于智库施加影响和塑造政治的机理[14]以及传播思想的方式[12]仍然有待研究。探究智库塑造公共政策的机理和智库成功的影响因素从而夯实智库评价的理论基础是完善智库评价的根本途径。

4.2.2 基于能力视角构建评价体系是智库评价新思路 智库要么侧重于政策研究，要么侧重于政策倡导[35]。Ahmad认为智库的主要任务是生成与政策相关的知识，并为政治和商业精英以及广大公众提供信息[36]。Bedford和Hada也指出，如果智库能够提供高质量的知识产品和服务但是不能将这些知识产品和服务提供给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智库仍然是重要的，而如果智库的重点从政策研究转为政策倡导，那么智库的存在就变得不必要了[37]，因此其指出根据智库成果和智库能力进行智库评价和排名尤为重要[7]。可以看出Bedford等人更加重视智库的政策研究能力，政策倡导本身就以政策研究为基础，要有理有据并保持科学客观性。智库影响力的发挥是智库的内部能力与其所处的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智库能否发挥及发挥多大影响力本质上取决于智库的研究能力构建是否完善，加强智库能力建设是实现智库影响力的必然途径，从能力视角出发构建我国智库评价的体系与方法，是智库评价的新思路。

4.2.3 我国智库评价需探索自身的理论基础和评价方式 可以看出，比起我国的智库评价研究和实践，国外智库评价虽然国际影响力比较高，但也没有发展成熟和达成统一共识。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全球智库指数》报告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Index (GGTTT) Reports)在国际上也备受质疑。而由于制度差异，我国的智库发展与西方智库本就不尽相同，不可以盲目的参照和模仿西方的智库建设标准来对我国智库进行评价。除了指标体系本身的问题外，麦甘教授的智库排名也被指出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其本人早在2008年的研究《非政府组织的回击：使用法律和法外手段来约束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NGO Pushback: The Use of Legal and Extralegal Means to Constrain Think Tanks &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一文中头号批评中国对于智库和NGO组织的约束，并指责为倒退的民主政体或专制政体，背离民主改革，并建议联合国、欧盟、美洲国家的双边和多边组织对我国政府施加外交压力，鼓励智库和NGO组织发展区域网络和提高与公众的联系，挫败政府的压制性规定，鼓励在国内运营的外国非政府组织与我国的草根、本土非政府组织联合起来，打击政府行为。其在《全球智库：政策网络与治理》的著作中认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智库的非独立性“不幸”非常严重。可以看出，麦甘教授并没有仔细探索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智库发展状况，而是树立起美国式智库的理想模型，以自我为中心对发展中国家的智库建设作出评判。智库运作的国家政治背景和决策体制各不相同，在执行其多方面任务以及各种活动发挥作用的方式也各不相同[4]。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我国并不能够完全参照西方的智库评价标准来对本国的智库作出评价。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巨大差异，我国智库建设和评价仍需探索中国特色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探索符合我国智库评价的模式和方法，需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探索和方式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