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宇，邓雅双

(澳门科技大学 商学院，澳门 氹仔 999078)

一、 引言

中国审计市场具有显著的制度特色。除政策影响外，重要一点就是代表高审计质量的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简称“国际四大”)，虽然很早就进入了中国市场，但是在中国审计市场占有率远低于西方发达资本市场。想要深刻理解审计市场竞争格局的形成与演变，不仅要看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服务供给，还要看被审计企业的需求。针对“企业如何做出审计师选择决策”这一课题，国内外学者展开了研究。

现有文献大多从企业内部特征以及外部环境切入。一方面，学者们发现企业特征影响审计师选择：当企业有战略安排、对审计有较高需求时，企业偏向于选择大型会计师事务所[1]；而当企业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或审计风险较高时，则会通过变更审计师购买审计意见[2]。另一方面，外部环境如地区社会信任程度[3]、产品市场竞争程度[4]等也会对企业审计师选择施加影响。但是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制定审计师选择决策的高管的个体特征。

根据高层梯队理论，高管的一些特征如职业经历与教育背景决定了高管的认知能力、价值观等，从而对企业决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现有研究亦证实了高管特征决定了企业绩效、企业财务决策等[5]。那么高管的背景特征，尤其是财务背景，如何影响审计师选择决策？高管财务背景本身被认为能够抑制盈余管理行为，提高企业财务信息质量；而审计师通过外部监督，亦可以增加企业信息可靠性。那么，有财务背景的高管与高质量会计事务所之间究竟是替代还是互补关系？两者之间的匹配又会产生何种实质影响？现有文献并没有给出答案。因此，本文将采用我国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数据，实证检验高管财务背景与审计师选择之间的关系，并探究了国际四大、高管财务背景对审计费用和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以期拓展与深化现有研究。

本文可能的贡献包括：其一，已有文献集中于企业内部需求与外部环境特征如何影响审计师选择，而本文以我国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高管的财务背景特征与企业审计师选择的关系，拓展了现有研究框架。其二，本文进一步研究了有财务背景高管选择国际四大直接与间接的经济后果，进一步深化了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认知；其三，本文结果表明有财务背景的高管并不倾向选择同样能提供高质量审计的国内大型事务所，为国际四大在我国存在“声誉”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二、 文献综述

作为审计服务的提供者，国际四大是否能够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以及影响四大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因素都有哪些，现有文献展开了研究。国际四大的高质量审计“深口袋”理论认为，与其他会计师事务所相比，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有更大规模，面临更高诉讼风险，因此更重视自身品牌声誉，也更愿意提高审计质量[6]。国外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也验证了国际四大审计服务的高质量[7]。

而国际四大作为舶来品，在我国审计市场表现如何呢？我国学者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一些学者认为国际四大在中国审计市场中不仅提供高审计质量[8]，还能够通过帮助企业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从而间接加强审计质量[9]；而另一些学者却认为，在我国情境下，国际四大与非国际四大在审计质量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10]。

作为审计服务需求方的企业，现有研究从其内部特征与外部环境两个视角研究了审计师选择决策。前者主要是从企业审计需求出发，观点存在较大分歧：有学者认为当企业具备良好的财务状况[11]、较高的治理水平时(如境外机构投资者所有权较高[12])，企业更加偏向选择国际四大。然而，另一些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企业代理问题严重时，企业鉴证业务风险与复杂程度越高[13-14]，对高质量外部审计有更大需求，因此也更加愿意选择国际四大。沿着该思路，不少学者将董事会特征作为反映治理水平的因素引入分析，发现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董事会勤勉程度等决定了企业的审计诉求，从而影响了审计师选择决策。后续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治理视角，还将研究对象拓展到高管的个人特征(如性别[15])、职业背景特征(声誉和任期[16]、审计师的社会关系[17])等，并发现高管的心理、社会特征因素同样会左右企业的审计师决策。

从外部环境的角度，现有学者发现法制水平[3]、产品市场竞争程度[4]和地区社会信任水平[3]，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企业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决策。

通过上述回顾可以发现，从审计服务供给方，现有学者对“四大是否意味着高审计质量”这一问题还没有定论。从审计服务需求方角度，企业审计师选择的研究多集中在企业层面或者外部环境因素，较少从微观高管背景特征作为切入点；而理论和实践都告诉我们，高管个体因素在企业决策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尝试回答两个重要问题：一是高管财务背景是否影响企业国际四大选择，二是国际四大选择的经济后果是什么，以此深化对企业审计师选择决策的认识。

三、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 财务背景高管与国际四大选择

我们认为以下三方面的原因会导致具有财务背景的高管偏向于选择国际四大事务所：

首先，由于过往的教育经历、职业经验，高管对信息质量有较高的要求，同时也有动机提高企业治理水平，因此倾向选择国际四大。其一，财务方面的教育、职业经历使得高管知晓企业提高治理水平的重要性，因此有更强动机来解决内控存在的问题[18]；其二，由于财务活动强调利用真实财务数据对企业业务活动进行实事求是记录，信息质量在企业决策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有财务背景的高管在过往财务经历中逐渐建立了较高的信息需求，而国际四大代表着信息质量与内控水平的提高；其三，有财务背景高管倾向与更专业的审计师沟通，因为专业的审计师有着更强的沟通交流能力和对重点内容把握的能力，而有效的沟通可以降低出错风险与沟通成本，从而提高审计工作效率与质量[19]。与国际四大相比，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人力资源发展不够充分，在注册会计师人数、注册会计师学历结构等方面与国际四大存在一定差距[20]。

其次，有财务背景的高管具有较强风险规避意识。国外证据表明有管理类教育背景和财务经历的管理者倾向规避风险[21]，而中国的会计从业者也不例外。外部日益严苛的法律法规也加剧了这种风险规避行为。根据新公司法，企业高管需要对虚假财务报告承担责任，接受罚款或刑事处罚。高质量事务所的审计能够提高内部治理水平，降低企业财务舞弊风险。因此，有财务背景的高管出于自身风险规避，有动机利用国际四大来降低公司财务丑闻给其个人声誉所带来的潜在风险。

最后，国际四大在国际上享有较高声誉，其声誉对于企业经营、战略活动有着正向促进作用。审计作为专业化的服务，审计师的品牌声誉是影响市场份额的重要因素之一[22]。高声誉审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除了降低利益相关者与管理者的会计信息不对称，增强外部投资者对公司会计信息的信任程度外，还向市场传递出公司业绩良好的信号[22]，使企业获得国内外投资者的认可。有财务背景的高管看重国际四大声誉带来的积极影响，对其声誉有额外需求，进而更可能选择国际四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1：有财务背景的高管更倾向选择国际四大。

(二) 财务背景高管选择国际四大的经济后果

国外研究表明，由于品牌价值[23]、市场势力[24]等原因，国际四大在审计费用上表现出“溢价现象”，即收费会高于其他非四大审计师。在我国，国际四大的品牌价值同样存在[8]，并且高质量审计意味更多人力以及其他资源的投入，因此我们预计财务背景高管对国际四大的偏爱会导致较高的审计费用。首先，有财务背景的高管对财务报告、审计过程更为熟悉[25]，因此能够借鉴过往经验识别出不合理的审计收费项目，细化服务内容，从而降低审计费用；其次，审计费用本质上是公司与审计师双方议价的结果，而高管财务背景能够增加公司的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26]，进而降低审计收费；最后，有财务背景高管与国际四大配合，降低了公司的风险，进一步降低国际四大所要求的风险补偿[27]。

国际四大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并且出于对其自身声誉的维护，会审慎地出具审计报告[28]。出于审计师的监督压力，管理者会减少盈余管理，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29]。有财务背景的高管由于职业素养、专业能力以及对企业财务内部信息的了解，能通过提高企业盈余质量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好地帮助审计师识别企业存在的问题，充分发挥监督作用[30]。另外，有财务背景的高管也能够与四大的专业审计人员更高效地进行业务上的交流，从而提高审计工作效率与质量。因此，有财务背景高管能够加强国际四大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提高的正向效果。综上，我们提出下列两个假设：

H2a：选择国际四大意味更高审计费用，而有财务背景的高管抑制国际四大收取溢价审计费用；

H2b：选择国际四大意味更高会计信息质量，并且有财务背景的高管强化国际四大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效果。

四、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我国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8—2019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剔除缺失观察值之后，对连续变量在1%和99%上进行缩尾处理，以消除异常值的影响。最终样本包含28755个观察值。本文的所有研究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

(二) 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1. 被解释变量

因变量(Big4)描述了企业国际四大选择情况。该变量为虚拟变量：若企业当年审计师为国际四大中任何一个则赋值1，反之赋值0。

2. 解释变量

高管财务背景(FinBack)是本文主要研究变量，描述的是有财务背景的高管占所有高管的比例。本文主要将财务背景定义为高管过往的财务工作经历，并在稳健性检验中，以财务教育背景定义财务背景。财务背景信息来源于CSMAR上市公司人物特征数据库所公布的高管职业背景。考虑到企业甄选审计师的过程受到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影响，本文定义高管包含上述三类管理者。

3. 控制变量

根据现有文献[31]，本文控制变量有企业规模(Size)、资产回报率(ROA)、资产增长率(AssGrow)、账面市值比(BTM)、应收账款比率(AccRev)、两职合一(Dual)、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Largest)、企业年龄(Age)以及审计意见(Opinion)。模型还控制了年度与行业(根据2012年证监会行业两级分类标准)的固定效应。上述各变量的具体描述见表1所示。

表1 变量名称与定义

4. 模型设计

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Prob(Big4)it=α0+α1FinBackit-1+∑Controlsit-1+∑IND+∑YEAR+εit

(1)

由于因变量是二元变量，本文以Probit模型作为基准模型。自变量包括高管财务背景，控制变量和年度、行业哑变量。我们将所有自变量滞后一期处理。

五、 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仅有6.6%的样本选择国际四大作为审计师，该比例远小于欧洲与美国审计市场。有财务背景的高管比率均值为28.3%，最大值为69.2%，最小值为6.7%，即不同企业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接着我们把样本分为国际四大与非国际四大，并比较两者财务背景高管比率。表3 Panel A中的t检验结果表明，在选择非四大的企业中，有财务背景高管占比平均为28.1%，而在选择国际四大的企业中，该占比高达32%，两者之间的差距为3.6%，且t值为-12.32，在1%水平上显著。我们进一步统计了样本期内去除“合并”的事务所变更事件。结果显示，样本期间内总共发生了3642次事务所变更事件。其中选择变更到四大217次，选择变更到非四大3425次。对上述两个样本中的高管财务背景指标进行t检验，所得结果如表3 Panel B所示：在变更到非国际四大的样本中，财务背景高管占比平均值为28.1%，而在变更到四大的样本中，有31.1%的高管具有财务背景。两者差距达3%，且在1%水平上显著不为0。综上，表3中的t检验为假设H1成立提供了初步证据。

表3 单变量分析结果

(二) 相关性检验

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了相关性检验。如表4所示，有财务背景的高管比率与国际四大选择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072，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也为本文假设H1进一步提供支持。同时，其余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 回归分析

表5展示高管财务背景与国际四大选择的回归结果。Probit模型对应Pseudo R2均高于17%，模型设定可被接受。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方向与现有文献基本一致。列(1)中高管财务背景估计系数为0.589，在1%显著性水平上与四大选择呈正相关，在列(2)中加入了企业的控制变量后，估计系数上升至0.892，仍在1%水平上显著。估计系数对应的平均边际效应为0.078，即假如财务背景高管占比从0增加到1，选择国际四大的概率相应提高7.8%。为去除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影响，列(3)用自变量一阶差分值替换水平值，估计系数虽然下降至0.244，但是依然保持在1%水平上显著；为进一步控制随时间变化的行业特征，列(4)加入YEAR×IND固定效应，结果与列(2)基本一致；列(5)将Probit模型替换为Logit模型，结果亦在1%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表5结果支持了本文假设H1，即有财务背景高管更加倾向选择国际四大。

表5 有财务背景高管比率与国际四大选择

本文中审计费用(Auditfee)的衡量指标为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值；会计信息质量的衡量指标为财务重述(Restate)、会计违规处罚次数(Default_Count)和应计盈余管理程度(ABSDA)。财务重述是二元变量，如果企业当年存在财务重述则取1，否则取0。财务违规处罚记录了企业因为财务违规行为受到处罚的次数。ABSDA是按行业和年计算的Jones模型应计盈余管理程度。结果如表6所示：列(1)表明，国际四大选择与审计费用正相关，即相比于非四大事务所，国际四大收取“溢价”审计费用；在列(2)，我们加入了财务背景高管占比与四大的乘积，发现该交互项系数为-0.59，且在5%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高管财务背景负向调节四大与审计费用之间的正向关系，即财务背景高管抑制了国际四大的“溢价”收费。因此，H2a得到了支持。

表6 经济后果探究

财务重述采用Probit模型，如列(3)结果所示：选择国际四大意味着更低的企业财务重述可能性；列(4)中国际四大与财务背景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负，且在5%水平上显著，即随着财务背景高管比率的增加，四大对重述风险的抑制作用越强；列(5)与列(6)采用负二次项模型，结果表明选择国际四大意味着较少的会计违规次数。高管财务背景在此处并未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列(7)中国际四大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为负，且列(8)中国际四大与财务背景高管比率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财务背景高管越多，国际四大抑制盈余管理的效果越明显。综上，研究假设H2b基本得到了支持。

(四) 稳健性检验

1. 改变财务背景度量指标

本文进一步检验不同定义下的财务背景衡量指标与国际四大选择之间的关系。以有财务教育背景高管数量与高管总数比率作为高管财务背景替代指标。高管教育背景数据来自CSMAR。若高管所学专业数据中包含了“会计、财务、审计、财会”关键词，则被定义为具备理论财务背景，否则无财务背景。表7列(1)对应的估计系数为4.045，且在1%水平上显著。对应平均边际效应分析表明：有教育经历高管占比增加一个百分点，则企业选择四大概率也相应增加0.35%，经济意义显著。列(2)对主模型采用“财务背景高管比率衡量高管财务背景”的做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我们以有财务背景的高管绝对人数加1的自然对数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并将高管人数加1的自然对数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模型中，所得有财务背景高管人数对数的估计系数为0.408，在1%水平上显著。

表7 财务背景度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最后，上文结合企业现实，将董事、监事与高级经理人定义为高管。由于董事具有选聘权以及实质表决权，因此列(3)中我们关注董事成员财务背景。实证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期：有财务背景的董事在董事会成员中的占比与选择国际四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估计系数大小与统计显著性与表5列(2)主结论基本一致。

2. 内生性问题处理

此处基于文中表5列(2)主结论模型设定，针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三种稳健性检验。(1)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考虑到高管财务背景可能并不是随机分布的，会存在选择性偏差问题。对此，我们借助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处理。构建虚拟变量FinBack_D：若企业财务背景占比大于行业×年度的中位数，赋值1，否则为0。以FinBack_D为处理变量，以上文所有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在行业×年度范围内进行匹配。匹配过程先采用Logit模型计算倾向得分，然后按照“不放回”进行一对一邻近匹配，接着基于匹配后的样本检验模型(1)。对比表8列(1)与表5列(2)可知，结果无显著差异。(2)工具变量法。本文接着引入城市层面财务背景高管比率作为工具变量。模型采用的是工具变量Probit模型，其回归结果报告于列(2)。第一阶段工具变量系数为0.929，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该工具变量是强工具变量。第二阶段FinBack预测值的估计系数为1.951，且在1%水平上显著。结果依然没有显著差异。(3)Heckman两阶段模型。本文进一步对可能的样本选择偏差进行控制。本文选取员工数和R&D研发强度作为外生变量，因为其与企业高管财务背景有关，但是并不会影响审计师选择决策。通过第一阶段我们计算得到“逆米尔斯比率”(Inverse Mills Ratio-IMR)，在第二阶段中，将IMR加入主回归模型中，结果列示于表8列(3)。我们发现，FinBack的估计系数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同时，IMR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本文样本并不存在严重的样本偏差问题。上述对内生性问题的处理结果表明文中主要模型设定是稳健的。

表8 内生性问题的稳健性检验

(五) 进一步分析

研究假设结论表明：财务背景高管会对国际四大有“偏爱”。该“偏爱”会导致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提升，并且高管背景强化了该好处。那么该结果究竟是财务高管提高企业治理水平的“有意为之”，还是其为了降低自身风险的“无心插柳”？本文展开进一步分析，以深化该课题的理论认知。

1. 代理问题的调节作用

根据理论部分分析，有财务背景的高管具有严谨的品质，其工作方式受以往工作经历与习惯的影响，有更强的监督、治理公司的动机，对审计质量也有更高的要求，因而更加倾向选择国际四大。据此，我们推断在代理问题较为严重的公司，有财务背景的高管更有动机通过聘请国际四大来解决代理问题，提升会计信息质量。换言之，代理问题程度对高管财务背景与国际四大选择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参考现有文献，本文分别用管理层持股占比(ManaShare)与其他应收款对总资产之比(OtherRev)作为第一、二类代理问题的代理变量。管理层持股数越多，则高管与股东之间的利益越一致，第一类代理问题越弱；大股东通常会利用其他应收款，实现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因此，其他应收款数额越大，第二类代理问题越严重。

结果如表9所示。由列(1)可知，高管持股比率与高管财务背景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6.056，且在5%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高管持股比率越高(第一类代理问题越弱)，高管财务背景与四大选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相应减弱。换言之，第一类代理问题严重程度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与上述推断一致；而如列(2)所示，第二类代理问题代理变量与高管财务背景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负，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的符号与统计显著性均表明第二类代理问题没有起到预计的调节作用。可能的解释为：是否选择国际四大的主要决策者是董事会，而董事会成员由股东会选举产生，实质上代表大股东的利益。因此，董事会可能会相应弱化大、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问题。相反，董事会有动机利用国际四大来解决高管与股东之间的第一类代理问题。据此，我们推测：解决第一类代理问题是财务背景高管偏向国际四大的可能原因之一。

表9 代理问题的调节作用

2. 风险规避的调节作用

根据假设推论，财务背景高管也可能出于自身规避风险的动机而选择国际四大。因此，高风险规避水平的高管选择四大的动机更强烈。本文引入高管风险承担(RiskBear_ROA)、风险厌恶(RiskBear_Pay)与国有企业性质(SOE)作为高管风险规避的代理变量。风险承担指标是公司经过行业×年度调整后的ROA三年波动率。该指标越大表示高管风险规避程度越低。风险厌恶程度采用的是股权类薪酬占总薪酬的比率。该值越低则意味着高管的风险厌恶水平越高。国企高管除了企业正常业绩评估外，还需要额外考虑政治晋升。因此，相比于非国企，国企高管的风险规避程度较高。

如表10所示。从列(1)可以发现，交互项的估计系数(9.838)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即高管风险承担正向调节了高管财务背景与国际四大选择之间的正向关系。这表明高管风险承担水平越高(即风险规避程度较弱)，高管财务背景与国际四大选择之间正相关关系越强，与推论相反。根据列(2)与列(3)，风险厌恶、国有产权与高管财务背景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442与0.552，但是两者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调节作用并不显著。综上，我国数据并未对高管风险规避的正向调节作用提供实证支持。

表10 风险规避的调节作用

3. 国际四大声誉的检验

为了检验财务背景高管对国际四大的偏爱是否是出于对四大声誉的追求，本文关注国内四大、八大会计师事务所，因为它们同样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15-16]。如果有财务背景的高管只是追求国际四大的高质量审计服务，那么我们预计他们同样也会倾向于选择国内四大、八大。

利用中注协网站公布的事务所综合评价排名，我们确认了国内四大与八大，即按照事务所业务收入排名在前四与前八的内资会计师事务所。我们构建对应的因变量Demo4和Demo8，模型其余设定均保持不变。结果如表11所示。我们发现国内四大与财务背景高管比例之间呈负相关，即有财务背景的高管比例越高，企业更不会选择国内四大，且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前八大会计师事务所选择与高管财务背景不相关。上述结果说明：追求高质量水平无法完全解释有财务背景高管对国际四大的青睐，财务背景高管还有动机追求国际四大所带来的良好声誉。

表11 国际四大声誉的检验

六、 结论性评述

根据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19年的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企业高管的财务背景对国际四大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财务背景高管比率越高的公司越偏向于选择国际四大。(2)选择国际四大虽然意味着更高的审计费用，但也提高了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而财务背景高管在抑制国际四大收取“溢价”审计费的同时，加强了国际四大提升信息质量的正面效果。(3)财务背景高管偏向选择国际四大在第一类代理问题严重企业更明显；与国际四大不同，国内四大、八大虽然也能够提供高质量审计，但是并没有得到财务背景高管的偏爱。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下述建议：第一、对于审计师而言，被审计公司财务背景高管是审计工作过程中的宝贵资源，审计师应与财务背景高管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充分利用其所提供的内部信息与资源，实现“协同效应”；第二、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应增加重要管理部门(如审计委员会)中具有财务背景高管的比率，充分利用其财务专长，并为发挥监督与咨询作用提供必要条件；第三、对于国内会计事务所而言，如何提高声誉，在与国际四大竞争时保持竞争力，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比如主要从抑制代理问题、规避自身风险与追求声誉三个方面识别了财务背景高管选择国际四大的动机，但是事实上可能存在其他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挖掘理论；另外，本文只探究了高管的财务背景，如何拓展到高管的其他背景、其他决策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