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正如王伯恭所言“道光以来，盛行六朝书法。包慎伯首开其先，自任为坛坫之主，门人吴让之、吴礼北辈益衍其绪。”包世臣显已独成一派。梁启超说：“包世臣一派专讲书势，则美术的研究也。”据梁氏所言明显以包氏为宗，又不称阮元。须知阮氏“二论”写成时间要早于包世臣六年，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阮元并未形成一个可以足够影响后继学者的书法团体。但“几近同时”的包世臣却做到以其为中心点，上启邓石如，下至康有为等人，足以贯穿整个晚清书法家群体。若认为这还不够，那么受他影响或者说与他相关的“阳湖—桐城派”书法家团体，则是真正以地方为基础，变成了晚清书坛发展的中流砥柱。

【关键词】 《艺舟双楫》;方圆二分;赵之谦;康有为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4-003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4.011

关于包世臣的学术影响，有以下四点要谈：

第一点是包世臣的“方、圆二分”（实际为刘师培提出）。马一浮先生在自跋《郙阁颂》临本时提到了包世臣对待《郙阁颂》一些看法中的错误，并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批评，但也肯定了包氏说法里中肯的地方。他说：“包慎伯强分方、圆二派，予意未肯之。今玩兹二刻（指《石门颂》与《西狭颂》），实开锺繇、梁鹄之渐，则包说亦未可尽非”[1]马一浮在《伊墨卿隶幅跋》中也提到了包世臣的“方、圆两分法”：“近人谈碑学者，妄分方、圆二派，墨庵若在，必不然其说也。”马一浮先生不仅自己不赞同包世臣的“方、圆两分”说法，而且还推及伊秉绶，从他的书法中反窥其艺术思想“接受”，认为伊秉绶用亲身实践打破了包氏的理论。这里需要谈到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内如何看待包世臣“方、圆二分法”理念。他说：“包慎伯盛称二碑，强分两派，因以《吕望》《孙夫人》二碑分继二宗，亦附会之谈耳。”[2]显然他也并不认可包氏说法，且提到将《吕望》《孙夫人》二碑分继到《孔羡》《乙瑛》名下的做法是牵强附会的行为。

那么应该如何解释“二分法”呢？这就需要重新找到包世臣所谓的“方、圆两分法”原文进行比对，才能更好地发现其中忽略掉的问题。此说见于《笔谭》，包言：“盖中郎立极，梁传其势，锺传其韵，后遂判为二派。”马一浮先生提到的“方、圆”的区分方法，就是在此基础上总结得来的（包、康二人均未以“方、圆”区别两派，刘师培首倡，其1907年发表《书法分方圆二派考》中明确表示：“而美术之中其分方圆二体者，莫若書法”）。“圆者”如“《经石峪》大字、《云峰山无言》《郑文公碑》《刁惠公志》为一种，皆出《乙瑛》，有云鹤海鸥之态。”“方者”是“《张公清颂》《贾使君》《魏灵藏》《杨大眼》《始平公》各造像为一种，皆出《孔羡》，具龙威虎震之规。”包世臣并非仅仅认为《乙瑛》《孔羡》与《太公望》《孙夫人》只存在艺术风格上的联系，而是直接分化为两个对立的派系，那么这样的说法显然失去了真实性。“汉碑”自然不会只有两脉，以方圆两分，实乃过于简单。[3]

第二点是阮元与包世臣继承性上的关系。南帖北碑类似的论断，非阮元一人独创，时人对南北地域分隔下，产生不同书写载体早有所认识。阮元只是将它拎了出来，用“派系”的方法，将隋唐书家一个个填充在两派当中，发扬了此说而已。当今学者多认为包氏书学思想来源很大部分是受阮元影响，实际不然。已有学者从地域团体角度分析过阮与包的关系，顺便解释了两人身处同时，却为何在著作中看不到阮说存在的疑问，这只是从交游的层面进行的分析。从《艺舟双楫》和阮元两篇相关文章内容上的比较来看，其实也涉及很多书家、碑刻的描述相重合。在这些重合的内容里面（如《瘗鹤铭》之类），也没有看到《艺舟双楫》跟阮元的书学理念有什么过于相似的地方。包世臣书学内的大量的援引他人理论部分中，并没有可能汲取过阮氏二论。阮元只是“南北书派”名词的发扬者，但他开创并完善的是“南北书派”论下的书学传承体系的理论，所以也可说“南北书派”的整个学说阮元居首功。可是《艺舟双楫》内却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解释，似乎感觉包世臣从来没有听说过阮氏一样。

与包氏关系密切的何绍基在《东洲草堂书论钞》中却有关于书分南北的说法：“书家有南北两派，如说经有西、东京，论学有洛、蜀党，谈禅有南北宗，非可强合也。”何绍基的说法很明显是受到了阮元思想的影响，在《广艺舟双楫》内，虽不赞成阮元的南北书派观点，但还是予以指出，加以辩驳。那么《艺舟双楫》的这种不支持、不批评的选择性忽略显得十分奇特。包世臣同康有为一样也不支持阮元的说法，包氏书学论断有他自己的独特性，至于包世臣是否见过阮元的二论，他应该读过，至少现在可以发现在道光年间的很多书法家都拜读过阮作，包世臣应该不例外。同时代刘熙载也多有参考《艺舟双楫》，据统计刘熙载《艺概》等书共引用《艺舟双楫》达八次之多，位列全部引述书论的第三位[4]。刘熙载肯定读过甚至是认真研读过包世臣的这部著作。互为援引，可以证明包世臣确实读过阮元两论，或许那个年代书家之间对各自的著作都比较熟悉。

第三点是赵之谦受包世臣影响。赵之谦在同治四年给弟胡培系的信函中说到，自来此间“弟读《艺舟双楫》者五年，愈想愈不是。”赵之谦给胡培系的信是同治四年，他说“自来此间”，那就是客居“京师”期间，这个年份是同治二年。从话语的内容来分析，“读《艺舟双楫》者五年”应该在“自来此间”之前，也就是咸丰九年。如果算到下限，也应该不超过咸丰十一年。在《章安杂说》内，赵之谦说：“题曰‘杂说’。辛酉五月八日，会稽赵之谦。”辛酉是咸丰十一年，写此书时，赵之谦大抵已经读到过《艺舟双楫》这部著作（书中有关于包安吴的记载，便可知此为确论无疑）同样，赵之谦对阮元亦颇有了解，例如他讲：“余极喜唐人细书，前见天宝《张处万造像》，叹其精绝。去岁复见□□赵婆、《阿弥陀碑》字体更入细而遒逸绝伦，……今碑藏阮文达公家，字大如粒。”[5]他甚至能知道藏本在阮元家中，就不可能对阮元的书著没有做过任何的了解。关于包世臣及阮元同时出现在一处记述中的情况亦有存在，可证明他本人受二者的影响极大。阮元、包世臣的观点同时见于一处的描述则有：“安吴包慎伯言曾见南唐拓本《东方朔先生画赞》《洛神赋》，书笔笔皆同汉隶……阮文达言书以唐人为极，二王书非唐人模勒，亦不足贵。与余意异而同。”

第四点是何绍基与包世臣的关系。两人关系如何，首先要看何绍基对包世臣的评价，何绍基在《东洲草堂文钞》卷九说：“包慎伯之写北碑，盖先于我二十年。功力既深……余以横平竖直四字绳之，知其于北碑未为得髓也。”从何绍基的语论中我们能够得到两个主要信息：

其一，何绍基也是宗法北碑，这在他的题书诗中能得到印证。他在《题张黑女志三首》内的第三首中说：“肄书搜尽北朝碑，楷法原从隶法遗。棐几名香供黑女，一生微尚几人知。”并自序云：“自乙酉春得此帖于历下，今三十有四年。”乙酉年是道光五年（1825），此年何绍基27岁（在济南得此本，并同时获得《石门颂》拓本）。其二，何绍基生于清嘉庆四年（1799），包世臣生于乾隆四十年（1775），包世臣年长何绍基24岁，有学者认为何绍基师从包世臣，但从何绍基对包世臣言语的不逊来看，两人为师徒关系的可能性不大。这并不是说两人没有任何来往。在道光二年（1822），何绍基的父亲何凌汉担任山东壬午科的主考官，留督学政。秋天，何与父母一起启程从京城出发前往山东济南。在此之前他就和包世臣、龚定痷、黄修存、弟弟何绍业一起聚在陈秋舫处，目的就是给何绍基一行进行别离前的饯行。以及道光九年（1829）“在京，与包世臣交往，与顾莼、徐松、林则徐、陈潮、魏源诸人游。”所谓“与包世臣游”指的是“居北京，包世臣为何绍基跋《张黑女拓本》数则。”可见两人关系密切，相互影响是必然的结果。何绍基对包世臣的评价以贬低为主，比如他在《东洲草堂书论钞》中《书邓完伯先生印册后为守之作》说张翰翁、包慎翁、龚定痷、魏默深、周子坚等人每每给他讲邓石如摹古功力深厚，而包世臣自诩为最了解邓石如的人，其实不然：“慎翁于平、直二字全置不讲，扁笔侧锋，满纸俱是，特胸有积轴，具有气韵耳，书家古法扫地尽矣。”不知其故者多以为两人交恶，实际上却并不尽然。

此外，包世臣所题《张黑女墓志》乃何绍基所藏，是时金石鉴藏家多互为影响。比如在清乾隆五十八年山东任城新甫山下发现的《孙夫人碑》，未经数载，便家喻户晓。出土虽晚，然以拓本观之，损泐严重。据《增补校碑随笔》载：“（此碑）最初拓本，十七行‘而乃追’之‘乃追’二字仅微损，次则末行‘曰古’二字尚存。稍晚拓本惟‘言无口过’之‘过’字增损，只存‘辶’部，余如方氏所举诸字悉皆完好。道光间拓本十二行‘为妇卌余载’，‘卌’完好。十三行‘由弗违’三字完好。近百年拓本‘妇’字全泐，‘由弗违’三字也有损裂。十九行‘仍’字泐尽。”郭嵩焘曾在《孙夫人碑》的拓本中进行过两次题跋，第二则中说：“赵味辛氏、何子贞氏补订尤多。何氏于文义精审独至。”郭、何所见是否为一本不得而知。包世臣认为《孔羡》下启《孙夫人》一碑，《乙瑛》下启《吕望》一碑。包、何、郭皆见此碑，了解甚详，足可证明相互各有影响。

包氏有浓重的地域倾向特色，也与同时代其他学派有所联系。“包世臣自称是常州‘同党’”，如张惠言、吴德旋、黄乙生，都是与他交往密切的书法家，或有单独记述，或是列入《国朝书品》之内。吴德旋“受包世臣影响主要方面就是对杨凝式的评价”。他曾自己说“慎伯又导余学杨少师《步虚词》”。其他方面，吴也多受其影响，“近闻慎伯之论，予所信益坚”。一些则直接引用包的言论，如“学苏须汰其烂漫，学董须避其刁疏。”吴氏称“斯固然矣”。但并不是包世臣所有的理论吴德旋都会无条件的给予支持，有两件事吴氏并不认可包的看法。第一，早年包世臣是不喜欢颜真卿的行书，吴德旋却非常喜爱，两人虽然并未因此产生争执，不过从记载中可以看出包世臣在之后也改弦更张的服膺于颜真卿，“然余学书在慎伯后，未敢与之争”“（包世臣）自悔前言之失”，是在暗中夸耀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并带有轻讽包世臣的意味。第二，吴德旋讲“予所见能书之士，未有若慎伯之通识也。惟于鲁斯多微词，且不无过当语，倘所谓责备贤者之意耶！”包世臣与阳湖书家钱伯坰多有交往，吴也亦然。吴德旋不满包世臣的批评，除了为朋友鸣不平外，也说明了两者观念并不完全吻合。

金丹曾说“沈曾植不像赵之谦那样笃信其（包）说”，此观点并不允当。一九一六年五月三十日《罗振玉致王国维札》中写道：“以书法言，赵与包安吴不同趣，乙服膺安吴，故诋赵。”既“不同趣”，又怎“笃信其说”？张小庄认为赵之谦未曾看到过包世臣笔法：“盖赵氏虽服膺其书论，但无从得窥笔法之具体，故有此语”，又说“来到京师后，由于见到郑道昭、张宛邻、邓石如的书迹，才对笔法有所悟解。”所谓“故有此语”指的是“书学最小，然无师法，亦不能明。弟读《艺舟双楫》者五年，愈想愈不是”这段话。此说法也存有问题，赵之谦肯定从包世臣身上学到过笔法，且《艺舟双楫》中对如何运指用笔讲得非常详细，崔迎春《赵之谦书画艺术作品的充实之美》中说：“包世臣提出的‘中实’与‘气满’体现出充实之美，赵之谦亦是这种美学观点的倡导与实践者。《撝叔府君行略》云：‘……（赵之谦）乃求笔诀于古今之书，得泾县包氏（世臣）、阳湖张氏（琦）所论著，而知钩、捺、拒、送，万毫齐力之法。’”我想“无从得窥笔法之具体”讲法并不严谨，因包氏笔法本身带有一定局限性，理论同实际有差别，导致赵之谦在学书过程中，越来越发觉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以他说：“自来此间，见郑僖伯所书碑，始悟卷锋;见张宛邻书，始悟转折;见邓山人真迹□余种，始悟顿挫。”恰恰正是由于他从包世臣那里学了太多的理念，反倒最后自缚手脚，因此他才感叹“愈想愈不是”。

包世臣论书言及隶书与八分的关系，对于当时的书家影響颇深，包氏认为秦人程邈创造了隶书，汉代将其称为“今文”，是将篆书弯曲环绕的字型进行更改，变为平直的状态。所谓隶书，应当是“笔近篆而体近真者也”。到了蔡邕时代，则将隶书更变为八分（实际上是王次仲更变，在汉章帝时已经完成，包氏此说有误，另“则又以八分入隶，始成今真书之形”亦误），而又言“自唐人误以八为数字，及宋，遂并混分隶之名。……故隶、真虽为一体，而论结字，则隶为分源;论用笔，则分为真本也。”刘熙载或受其影响，并再一次强调：“隶与八分之先后同异，辨而愈晦，其失皆坐狭隶而宽分”。包世臣说法有正有误，但对同时代学者影响颇大，“隶书”是广泛词汇，在“秦书八体”就已存在，“王莽六体”中又名“佐书”，《汉书》就记载隶书为“是时（秦）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后世楷书也被称为“隶书”，因为它是“徒隶”用于非正式场合的非规范性书体，两者起源相通，张怀瓘说的“楷、隶初制，大范几同”，这与“八分书”肯定不同，而“隶书”在古代又可以称呼“楷书”，都是一种较为随意性书体，是“隶变”过程中的产物，而“八分书”则不一样。“八分”原本就是“规范”隶书的一种称谓。《艺概》说：“由大篆而小篆，由小篆而隶，皆是浸趋简捷，独八分不然。萧子良谓：‘王次仲饰隶为八分’饰字有矜严之意。故八分者，隶之捷也。”按《说文》“八，别也”，八分就可以称为“别分”，也就是规范隶书，是区别隶书的一种特殊称谓，代指已经成熟完备的具有明显波挑的隶书。不过“八分”还有另外的解释，即“八分书‘分’字，有分数之分，如《书苑》所引蔡文姬论八分之言是也;有分别之分，如《说文解字》之解‘八’字是也。自来论八分者，不能外此两意。”为引申“八”字有“相背之势”，把“八”字解释为“八字”分散之势，是望文生义做法。后人引伪论“蔡文姬言割程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于是为八分书”，也是因以附会的讲法，刘熙载辩驳曰：“然信如割取之说，虽使八分隶二分篆，其体犹古于他隶，况篆八隶二，不俨然篆矣乎？是可知言之不出于文姬矣”。由于沿用这两种错误说法，迟至唐宋时期，“八分”的解释已经难见其明。可见晚清对八分与隶书的判断，多受《艺舟双楫》之影响。

包世臣本人书技水平虽然未佳，与他的理论地位甚至不相匹配，似乎亦不是继承邓石如成为“皖派”的后继领袖人物。可又确实有力量将众多松散的书法家黏合在一起。以包世臣为首的书家真正开启了书崇碑版的风气，如梁启超所言，以他为一派之开端，又是让那些支持“阮元为碑学之首”的人始终无法反驳。据说“在《艺舟双楫》面世二十九年后……张之洞任四川学政……并撰写了《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二书……二书中均把包世臣著的《艺舟双楫》列为学习书法必读的门径之书。”甚至黄宾虹先生还认为：“道光、咸丰碑碣金石之学昌明，包慎伯《艺舟双楫》一书，始揭出古人内美，不言画而画即在其中，不可不深研究。”在此背景下，包世臣的书学思想逐渐发扬光大。其承接于邓氏一些理念，然而个人的错误理解，也毫无意外地保存了下来。影响力早已超越阮元，成为独树一帜的学脉。

参考文献：

[1]丁敬涵.马一浮书论类编[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60.

[2]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辨析[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68.

[3]丁少帅.康有为“帖学观念”旧论[J].书法赏评，2019，（06）.

[4]杨宝林.刘熙载书学研究[D].吉林大学，2009.

[5]赵之谦.赵之谦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1167.

作者简介：

丁少帅，男，汉族，山东潍坊人，绍兴文理学院兰亭书法艺术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书法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