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夫

抗日战争胜利后，时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哪里受审？有人说在日本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有人说在南京的军事法庭，其实都不是。

“头号战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对华投降书上签字，并向中方交出他的随身指挥佩刀，以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

为了审判日本战犯，1945年11月，国民政府成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南京、上海、北平等10个城市在1946年前后分别成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设在上海虹口江湾路1号的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全称为“徐州第一绥靖区军事法庭”，又称“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军事法庭”，后期称为“国防部军事法庭”，由于设在上海，俗称“上海军事法庭”。

当时在华日军尚有100多万，可是吊诡的是，身为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却逍遥法外。原来，他曾下令在华日军不得就近向我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缴械，而专等国民党军来受降，冈村宁次由此受到蒋介石的嘉许和欣赏。不久，他出任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一个“长官”头衔，让他依然威风八面，日子过得很滋润，不时还有国民党政府军政要员会见或看望他，其中包括蒋介石、白崇禧、何应钦、汤恩伯等。

其實，中共早在1945年11月就将冈村列为“头号战犯”。远东国际审判法庭也将他列入战犯名单，并三次要求引渡冈村回日本审判，但都被南京政府以各种理由拖延下去。之后，随着谷寿夫、田中久一等日本战犯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以后，国内各界民众要求公审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国际和国内强大舆论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将“头号战犯”冈村宁次送交中国军事法庭审判。

公审大会

1948年7月7日，上海军事法庭发出传票，命令冈村宁次出庭受审。8月9日，负责审判冈村宁次的石美瑜庭长向国防部提出“冈村宁次应扣押于战犯监狱，于该处就医”的申请，获得批准，于是，冈村宁次被押进上海高境庙战犯监狱，终于尝到了铁窗的滋味，惶惶不可终日地等待着审判。

公审冈村宁次的时间、地点终于定下来了——8月23日在塘沽路上海市参议会三楼大礼堂。据报道，参加公审大会者大多是“政府军政长官和外国使节”，各路新闻记者、各界名流和民意代表等。从公审大会照片看，当时密密麻麻地放了一千多个凳子，还是不敷使用，站立旁听者不少。

对于这次公审大会，冈村本人在其《冈村宁次回忆录》中说：“8月23日，公审之日终于到来。8时，我和证人落合、菱田、船引、梨冈各兵团长，同乘囚车离开监狱，8时30分到塘沽路市参议会，进入候审室休息。9时30分公审开始，旁听者千余人，外国人也不少，座无虚席……下午3时，继续公审。首先由江一平律师对证人进行质问，继由王检察长宣读有罪论证。对此，江、钱、杨三辩护人进行辩论。法庭呈现紧张场面，下午6时30分，庭长宣布庭审结束，改日再审。我等于7时20分回监。今日的公审，是考虑到对民众和国际的影响，是一次大型公开展。”

当石美瑜庭长宣布开庭，冈村宁次被四个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宪兵押上被告席，昔日不可一世的冈村如丧家之犬，耷拉着脑袋，垂手而立。面对庄严肃穆的审判，他六神无主，对庭长的审问，好几次答非所问，不知所云。待他回过神来后，就开始避重就轻，能推则推，能赖则赖。

秘密交易成闹剧

公审大会后，冈村被收押于战犯监狱。不到一个月，他就提出因病保释申请，11月27日竟被批准出狱，回到位于黄渡路的亲日派王文成（原汪伪政权实业部次长）私宅中，过着深宅大院的静修日子。直到这年底，也未见动静。

但这时国内战场上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连续取得胜利，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远在日本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对在押的战争罪犯作出了判决。人们的目光都在盯着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

上海军事法庭迫不得已，于1949年1月26日，匆匆对冈村宁次进行最后一次公审。说是公审，其实并未公告，规模也大大缩小，仅请20多名新闻记者旁听。等记者到达市参议会时，发现法庭已从上次三楼大礼堂，移到四楼的小会议室。

上午10时正式开庭，石美瑜庭长作例行公事性提问，冈村宁次不替自己作任何辩解，全部由律师代为申辩。下午4点，法庭开庭宣判，人们静静地听着石美瑜宣读“民国三十七年战审字第28号”判决书，渐渐地感到不对味，最后听到石美瑜说，被告冈村宁次无罪，当庭开释。

这一判决结果不仅使旁听的记者们大出意外，就连冈村宁次本人也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顿时，法庭大乱，旁听席上一片愤怒的嘘声、抗议声，群起诘责，大呼不公。冈村宁次本要向石美瑜等人鞠躬致谢，见此情景，竟呆立被告席上，不知所措，结果有人提醒，趁混乱之机，从后门溜走，让其逃脱。这场所谓公审，就这样演变成了一场无耻、丑恶的闹剧，定格在中国近现代史上。

其实，这场闹剧是早已导演好了的。开庭之前，国民政府国防部派员上门关心地询问冈村，法庭将移至四楼，“是否需用担架”相助？冈村不能自毁形象，回答“可以走路”，婉言谢绝。而身为庭长的石美瑜，事前就收到一份密级极高的电报，电文大意为，据沪淞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宜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云云。文末署名“中正”。

对此，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谈及汤恩伯如此卖力地包庇他时，说：“由于汤恩伯（1924-1926年间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期间）之学业成绩欠佳，结业时校方准备让他留级一年，汤恩伯闻讯后急得要命。不知怎的，又如期毕业，后来得知是我从中帮忙所致，汤恩伯对此铭心刻骨。”汤恩伯则在《汤恩伯札记摘要》中直言不讳地供认，这是出于勾结日本战犯共同反共的需要：“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

冈村宁次被判“无罪”释放，全国舆论一片哗然，上海街头还出现了“不许把日本战犯运走”的标语。1月28日，毛泽东同志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的名义，通过新华社发表《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严正警告：“你们必须立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此事与你们现在要求和我们进行谈判一事，有密切关系。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企图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引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你们释放冈村宁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此，我们决不许可你们这样做。我们有权命令你们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并依照我们将要通知你们的时间地点，由你们负责押送人民解放军。其他日本战争罪犯，暂不由你们管押，听候处理，一概不得擅自释放或纵令逃逸，违者严惩不贷。”

毛泽东说得精辟，果然有人“纵令逃逸”。当时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掂出其中的分量，不敢怠慢，马上下达了重新逮捕冈村宁次的命令，但时任沪淞警备司令的汤恩伯扣压了这道命令，并悄悄派人于1月30日清晨，将冈村宁次送上美国轮船“约翰·维克斯”号，逃离了上海。更甚者，1950年，冈村宁次被蒋介石聘为“军事顾问”，出任“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

（摘自《上海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