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少帅

【摘要】探讨清朝前期帝王借助“御书”之力，加强皇权管理，笼络人心，细理书法所带来的良好的社会功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而打破传统对书法视作“小艺”的错误认知，而且解释了能够恰当地使用“书法”的社会功效，不但不会像宋徽宗那样导致“亡国”的下场，还会起到巩固政权、收买人心的作用。并让书法能够摆脱“非议”，成为真正可以上得了“台面”的谈资。

【关键词】御书;康熙;顺治;社会功用

【中图分类号】K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5-0039-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5.012

一、书录佛典，昭示文化

清朝皇帝酷爱抄录佛经，现在仍然能够看到清朝皇帝沐手录经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清代帝王书法普遍具有良好的书法素养，恭敬之间不乏锺、王气息。另一方面清朝帝王乐于在寺院题书题画。顺治就有“敬佛”二字。康熙写得更多，《李煦奏折》中《御书天宁寺匾联现如式制造摺》（康熙四十六年九月）云：“再，臣家人王可成齎到虎丘山寺天宁寺御书匾联。臣煦复叩头敬瞻宸翰，切见龙飞凤舞之奇，云丽霞蒸之彩，真辉煌天地，永垂亿万斯年。”此摺外还有一份康熙御书匾联所拟尺寸单。笔者猜测此单可能是在该摺之前便有奏闻，缘于原匾联尺寸大多挂于庙堂大小并不合式，李煦建议将御题匾联重新加以增长，并将所拟大小另具空白纸样呈览。康熙批曰：“扁（匾）已写完。对联系临古人字，不便改大。”[1]康熙说自己已将呈览纸样的匾额重新写遍，对联由于是临古人字遂不便改大。至于那些对联或者匾额的内容有许多之前便已赐予过大臣，现统统将御书重新制作后挂到了寺庙里面。李煦此摺所言叩头敬仰的御笔或许就是收到的康熙重写的匾额，上摺中顺带禀报制作进程，以待按式制作完成后两寺能感激涕零。康熙在寺庙题书作字之事远不止这一处，又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康熙皇帝南巡途中游览金山游龙禅寺（今在镇江），该寺僧侣请求皇帝赐字，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内容，有赖高士奇供书“江天一览”，方才按图索骥地写下。非仅此一匾，就此金山及周围焦山（距金山八公里处）及海门山（在焦山附近，据《嘉定镇江志》 载：“焦山，在江中，去城九里。旁有海门二山。”）黄鹤山（鹤林寺，距金山六公里处）及南山（竹林寺，距金山七公里处）就有御书匾额十余计。[2]不但康熙皇帝在南巡的途中经常寻访此处，处处以祖父为标榜的乾隆皇帝也多次前往焦山，并在此地建立了行宫，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楹联、匾额作品，其中不少如“天开胜境”这样的作品至今仍悬挂于留存下来的宫殿之上。

此事看似虽小，影响却很大。首先它昭示了康熙的文化態度，苏州是江南文化的中心，往来旅商络绎不绝（“商贾通行之地”）。文人墨客熙熙攘攘，在苏州庙堂之内题字可以让宣传的手段发挥到极致，以至于将宣谕文化的意图更加明显地展现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这就是为何选择地方是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江南地区。尤其是处于江南繁华之地的苏州，在明清两朝对于举办庙会及颂曲祀祷等活动皆较他处更加活跃。比如明清的苏州地区，在某些特定日子，会有大量群众自发前往支硎山进香，并用来祈求安康。甚至在民间还会有人专门租船，在船上竖有旗书，写着类似于“朝山进香”这样的句子。当然，这里面游客又并非完全是以“消灾弭祸”（功利性）为目的的拜谒活动，也有一些是前来游玩观赏，总之在此地间的往来人流是较为频繁。故而在这样场景中书写匾额，很难不让我们联想到政治意味下的文化自信与其所拥有之相当程度的统御力。其次，这表明了康熙对崇扬儒家文化自信心。赵翼曾言：“元诸帝多不习汉文。”及“然于汉文，则未习也。”元代帝王善书者，主要是元仁宗、英宗、文宗，而康熙对于文化的自信程度要远超元代帝王。

雍正、乾隆也是崇佛之人，乾隆曾描述：“皇考世宗宪皇帝因办当今法会一书，垂问汝等有号否。朕谨以未曾有号对。我皇考因命朕为长春居士、和亲王为旭日居士。”[3]所谓法会是指在雍正十一年夏，由雍正皇帝主办的开堂授徒的大型会典。康熙五十三年，当时处于夺嫡的胤禛书写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署名“破尘居士”及“雍王”字。康熙五十七年，为表达孝心，手写了《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乾隆帝则坚持朔（初一）、望（十五）二日，书写《心经》，此制始于康熙，至乾隆却始终未曾废罢。此后更是连万寿节、千秋节类似活动，均要书写佛经。如有特殊事宜耽搁，还会补写，或者干脆就先期将其写好。当依照日期进行排序时，便发现少有遗缺之时。若每逢辞旧迎新，则需除夕日封笔，元旦开笔书经。乾隆皇帝甚爱书写《妙法莲华经》，因其文辞优美，加之本人书法隽秀雅观，在书法史上独留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御书赠臣，用表优沃

康熙、乾隆都喜欢将自己的书法作品赐给大臣，用以奖掖。受到“赐御书”这种特殊奖励的人很多，上到中枢督抚，下到孝子老臣。覆盖广泛，并非一定是皇帝亲近之人才会有此殊荣。“平则门二条胡同，为武进刘文定公第。公四十以侍郎直军机，四十九晋总宪。太夫人八十赐‘延晖承庆额。”所谓的武进刘文定公，指的是刘纶，字如叔。四十直军机是指乾隆十五年以礼部侍郎衔命在军机处行走。四十九晋总宪又是指乾隆二十四年进左都御史职。乾隆皇帝所赐这方匾额一方面可以让他像其祖父康熙一样留下“敬老”的美名（康熙曾举办“千叟宴”），另一方面还可以使刘纶感恩戴德，一举两得。又“汪文端公在东城十三条胡同，有‘黼黻宣勤‘六曲持衡赐额。已巳，参知政事，旋降侍郎，复入枢廷，官侪冢宰……戊寅，卒于位，御驾临丧，饰终优渥，极人臣之道。”[4]汪由敦，初名汪良金，字师苕，号谨堂，又号松泉居士。安徽休宁人。生于清康熙三十一年，卒于乾隆二十三年。雍正二年（1724）进士，改庶吉士。据载：“先是，雍正年间，皆张文和公为之，后文和公以汪文端公长于文学，特荐入，以代其劳。金川用兵时，皆文端笔也。”[5]“汪文端公，雍正甲辰二甲一名进士，官至吏尚、协办大学士、太子太傅，赠太子太师，乾隆间直南斋，入枢府，御书‘松泉二字以赐，因以自号，有《松泉诗文集》。性谨厚，尝谓‘为大家子弟倍难，面谀多则无从闻过，属耳目则不能藏拙，故须谨之又谨。诚至言也。”[6]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在南巡途中赏书时为江宁知府的于成龙书卷一轴，“赐尔朕亲书手卷一轴。朕所书字非尔等职官应得者，特因嘉尔情操，以示旌扬。”可见康熙是时对于底层官员康熙皇帝仍有关注（此于成龙乃汉军镶红旗人，字振甲，号如山，谥襄勤。与出生于山西永宁州的清官于成龙并非一人。但于成龙之所以能够调任江宁知府，与时调任两江总督老于成龙推荐密不可分，这时其官职只是知府，虽不可算职位微小，但也属于中下层官员）。被誉为“天下第一廉吏”永宁于世龙，也因其清正廉洁的品质，赐字“高行清粹”加以奖沃。其他各缘由，不计其数。如《养吉斋余录》载：

圣祖尝谕内直翰林云：“尔等家中各有堂名，不妨自言，当书以赐。”詹事陈元龙奏言，臣父年逾八十，拟请“爱日堂”三字，谕德查升拟请“澹远”二字，上即挥毫赐之，余如读学徐嘉炎、庶子孙岳颁、中允蔡升元、编修张希良、宋大业等，皆蒙赐书。

顺治喜欢欧阳询的书法，但是在《世祖御书苏轼武侯庙记语》、王维《竹里馆》诗等作品中却很少能看到欧阳询的影子，想必是学书日浅，难以熟练驾驭之故。其中又以《武侯庙记语》中“武”字多加一撇，尤为显目，当能印证此言。至今故宫博物院仍藏有顺治帝早年临摹的《千字文》册页。据传现存“正大光明”匾额便是顺治帝所书（原迹已经不存，康熙摹刻的匾额也已经不存在，目前故宫博物院所悬挂的“正大光明”匾额很可能是乾隆或嘉庆年间仿制）。又有“敬佛”二字，“履端举正”“亦云上秉”等。

雍正帝则“书法遒雄，妙兼众体”。康熙四十一年，康熙率皇子南下巡游江南赴江天寺拜谒时，曾设案御书。皇太子、皇四子、皇十三子俱在，命各书一联。雍正写下“潮平两岸阔”一联。“皇太子、四贝勒、十三阿哥，仰荷皇上指授笔法，咸入锺、王之室。”据传因雍正书法佳善，被康熙选中书写扇面。后人皆以雍正书法居清帝之最，康熙书法以董其昌为主，兼习米芾。肇庆“御书碑”中尚流传临米芾《净名斋记》《阊门舟中戏作》两石，可见临米芾之书亦作为颁赐内容。清初书坛皆以习董、米为先，如康熙师沈荃，曾在康熙御前临写米芾书帖，“上见其笔秃，取凤管一，亲吮毫以授公。”雍正欲以书法博得关注，遂书法中董其昌、米芾书风尤重。乾隆曾描述其父：“（雍正）居潜邸时，常以图史翰墨自娱，雅好临池。”《康熙起居注》记太子读书写字事宜，云：“朕幼年读书，必以一百二十遍为率，盖不如此则义理不能淹贯，故教太子及诸皇子读书皆是如此。顾八代曾言其太多，谓只须数十遍便是，朕殊不以为然。即皇太子写字，向来仿史鹤龄，每写一纸，朕改抹者多，加点者少，未尝加圈。”王士禛《居易录》则言：“上（指康熙）好书学，宸翰集帝王之大成，乃东宫暨诸皇子皆工于书法。如此，本朝家法家法真唐、宋、明以来仅见之盛事也。”可见雍正受过严苛的启蒙教育。

顺治、雍正两位帝王，流传书法作品不多，《蕉廊脞录》记载过雍正曾于雍正九年在总督李卫创建以祭祀湖山之神的园林中题写“竹素园”匾额和七言联一副。顺治帝曾多次将书画曾给内侍，不过影响不及后者。胤禛在作为皇子的康熙三十九年，曾召陈奕禧前来作书。展现出了他本人极强的笼络人心的能力，是时虽然只赠送玻璃笔筒一件，并无互书往来，但却已然意义非凡。康熙与乾隆两位帝王都多次出访江南，如康熙在“康熙四十四年夏四月丙寅，御书‘至德无名额悬吴太伯祠，并书季札、董仲舒、焦先、周敦颐、范仲淹、苏轼、欧阳修、胡安国、米芾、宗泽、陆秀夫各匾额悬其祠。”又赐明方孝孺“忠烈名臣”匾，赐董其昌“芝英云气”匾。（事在康熙四十四年三月）细心一点就会发现这些赐额赐匾多集中于两位帝王六下江南期间。比如“长洲褚苍书篆，学问淹博，天爵自尊，韩文懿公以父执敬礼之。康熙已巳，圣祖南巡。召见于行在所。命书笺二幅，御书‘海鹤风姿四字赐之。时年已九十六矣。”（《熙朝新语》）检核《康熙起居注》即能发现在此期间类似的赐字之举俯拾即是。

除了赐书这一政治手段外，清朝前期的几位帝王做了两件笼络汉族文官集团的事情，均与书法有关。一是开创南书房等机构，选善书之人，“常侍左右，讲究文义。”孟心史《清史讲义》载（康熙十六年） 三月（帝）谕翰林院掌院学士喇沙里：令翰林官将所作诗赋词章及直行草书，不时进呈，上召至懋勤殿，亲自批阅，以御临书赐喇沙里。查《清圣祖实录》：“庚寅，上谕翰林院掌院学士喇沙里等。治道首崇儒雅，前有旨令翰林官，将所作诗赋词章，及真行草书，不时进呈……今四方渐定，正宜振兴文教。翰林院有长于词赋，及书法佳者，令缮写陆续进呈。”二是组织文人编撰大型艺术类丛书，如乾隆年间的《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三希堂法帖》。所谓“取群玉之秘，寿之贞珉，足为墨宝大观，以公天下”。以上全都属于积极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行为。

三、文化垄断，以明正统

昭梿《啸亭杂录》记载：“国朝自入关后，日尚儒雅，天潢贵胄，无不操觚从事”这种现象的出现离不开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清朝政府至少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由政府出面重新修订石经、编修《明史》《古今图书集成》等书。到了乾隆年间更是完成了一部史诗级巨著—— 《四库全书》。这些工作一方面可以将许多有识之士收归己用，让他们学尽其才，起到稳定政权的功效，从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保存和传承。另一方面也是控制思想，消除异说的表现。同时给中华文化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其次，清廷为了助教化、正人伦大力弘扬儒学和理学。崇儒学一事可见于顺治朝，顺治死后康熙则更进一步，“康熙二十三年，驾幸阙里，御书‘万世师表四字，悬大成殿。次年，以四字颁行天下学宫，又御书‘白鹿书院，额庐山白鹿洞;并赐监本五经四书。”对待理学康熙也是尊崇万分，特地將朱子配祀十哲之列。“故宋学昌明，世风醇厚也。”康熙格外重视政府对于民间儒学的控制力，并且通过御书题字加以阐明。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已亥。康熙帝下江南驻跸苏州之际，“命选江南、浙江举、贡、生、监善书者入京修书……已未，次松江阅射。上书‘圣迹遗徽四字赐额青浦孔氏。”[7]又“四月十四日，命掌院学士揆叙赴府学考进呈册页，取中汪泰来等五十一人，同年考过郭元釪等十人，俱赴行宫引见，各蒙赐御书《孝经》一部。”[8]除对儒家文化的尊崇外，康熙在南巡途中曾亲祭明故宫及孝陵（前往明孝陵有五次，分别为康熙二十三年、康熙二十八年、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四十六年），有《御制过金陵论》（康熙二十三年）及“治隆唐宋”（康熙三十八年）诸碑匾。表达了康熙皇帝对于明太祖的尊崇，笼络了江南士人，使一批对故明仍有好感的江南知识分子加深了对于清王朝的好感。作为同样六下江南的乾隆，也是格外尊重孔子及其后人，他在《衍圣公孔昭焕来迎诗以赐之》一诗中大加赞扬孔子后人在其南巡途中亲自迎驾，并奖誉有佳，以示恩宠。《皇朝通志·礼略》记：“雍正元年奉谕至圣先师孔子以上五代并追封为王爵。”“乾隆十三年二月，皇上奉皇太后驾幸山东，迭沛恩纶，普行优恤。驾至曲阜亲诣先师孔子庙、元圣周公庙上香。翼日亲诣先师庙行释奠礼，御诗礼堂讲书。诣孔林祭酒，并亲诣少昊金天氏陵致祭，遣官祭先圣先贤墓。”[9]可证清朝帝王对孔子的尊崇之情。

清朝对文化还采用了另一种手段，即以“文字狱”和书籍“禁毁”的方式进行的文化垄断。打击范围相当广泛，书籍禁毁方面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说在戏曲剧本上的审查，涉及明末清初的词曲与南宋和金朝的曲目都是核对的重点，“修改戏曲剧本在扬州设局进行，由两淮巡盐御史伊龄阿负责，苏州织造进呈词曲剧本。”同样的民间族谱也在查禁的范畴之内，如其“僭越词汇”及“族谱体例违制”的情况，都例属于必须销毁的重案，必须“从重处理，以昭炯戒。”宁侠《四库禁书研究》谈到，《四库全书》的修禁关系与乾隆及官僚内部关系错综复杂有关，且禁书的目的“远不仅是打击民族意识、反清思想，而是乾隆帝以我国封建正统继承者自居，对文化领域进行的一次比较彻底的清理活动，其目的是建立以维护清统治为终极目的之封建文化体系。”此与帝王书法行为带动的社会“功用”有着共同的目的，前者更加“偏激”与血腥，后者则多有“温和”抚恤之感。

四、劝己育人，自勉自励

御书所写之匾额，不仅仅起着以上的诸般作用。还可以用来写示警语，自勉自励。比如康熙初年，“孙芑瞻在丰为侍讲学士时”，尝说康熙皇帝勤奋好学。是前后皆无君主可以比拟，他的位置旁边所陈列的都是书籍，而且康熙最爱性理之书及四书五经。康熙所坐室中，左右都是其亲自题写的书法作品，正中间的匾额写的是“敬天”。左右两边分别是：“以爱己之心爱人”及“以责人之心责己”。据说这些匾额的书法乃是直逼欧颜。（《熙朝新语》）不仅如此，康熙曾亲述他写字作书，有延年益寿、舒缓心态之意，“朕所及明季之与我之耆旧，善于书法者俱长寿，而身强健。”雍正继位后，也常常用书自告，说自己曾蒙承其父康熙的圣训，要“戒急用忍”。所以殿中匾额就使用的这四个字，仍然敬书“上谕”二字在上面。“东暖阁匾额取惟仁二字，对联云：‘诸恶不忍作，重善必乐为。西暖阁匾额取‘为君难三字，对联云：‘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雍正还有一副对联写的是：“俯仰不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寓意是希望自己为国为民无愧天地，光明磊落、正直坦荡，将好与恶都留待于后人评价。雍正登基后，曾亲笔书下“惟仁”二字，悬挂于养心殿的东暖阁内，两边则亦是他所亲笔手书的对联，文是“诸恶不忍做，众善必乐为”。西暖阁与东暖阁相对应，也是一匾一联，匾额文云“勤政亲贤”，对联曰“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养心殿前殿正中则是他亲笔写下的“中正仁和”四字高额。对联在明末之后逐渐兴起，并开始布置于园林房舍之内，逐渐起着装饰性的作用，悬挂者亦寄希望于对联能够拥有警世戒定的功效，因此對联的主要题材之一便是格言警句。雍正皇帝继位之后的种种书作，无不展示出自己的雄伟壮志，由于此时皇帝日常多于养心阁办理政务，此书联便起着非凡的寓意，它不仅是如同座右铭般似的时刻告诫自己，还像明镜高悬一样，对手下臣工有着宣喻效果。

雍正元年，初登大宝的雍正亲笔书写的“为君难”，其典出《论语·子路》，雍正时常引用此文告训近臣，此三字将自康熙中期后的九王夺嫡的残酷与登基后面临吏治腐败的困境倾泄笔端。为了能够不断的警醒提示自己，他让允祥将所书三字送往造办处制成匾额，并挂到西暖阁。甚至还将这三个字雕刻到石头上，制作了五方印章。常常将它们盖在自己的书法作品上。关于“戒急用忍”，雍正屡有谈及。在《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中就见到雍正曾提道：“皇考每训朕诸事，当‘戒急用忍，履降谕旨。朕敬书于居室，之所观瞻自警。”[10]关于“敬天”，清代帝王格外讲求“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八字，就《清史稿》一书，记载“敬天”便达二十次之多。如：顺治三年六月“壬戌，江西巡抚李翔凤进正一真人符四十幅。谕曰：‘致福之道，在敬天勤民，安所事此，其置之。”（《本纪四》）除了上述的文字外，雍正还有一枚印章，刻着“朝乾夕惕”，典出《周易》，用以表达自己“勤民事”的作风。清朝帝王同样喜以“朝乾夕惕”自我标榜，以顺治为例，顺治十年闰六月“庚辰，谕曰：‘考之洪范，作肃为时雨之徵，天人感应，理本不爽。朕朝乾夕惕，冀迓天休。乃者都城霖雨匝月，积水成渠，坏民庐舍，穷黎垫居艰食，皆朕不德有以致之。”（《本纪五》），雍正帝在雍正三年三月准备动手收拾手握大权桀骜不驯的年羹尧时，也以年羹尧表贺中将“朝乾夕惕”误写成“夕惕朝乾”，降旨责问道：“年羹尧非粗心者，是直不以朝乾夕惕许朕耳。”颠倒两词实则并无大碍，然“不以朝乾夕惕许朕耳”，则知雍正十分在意维护此词背后所赋予的勤政爱民的政治形象。可见此时书法早已经不再是纯粹的艺术品，而是上升到了一种境界、一定高度之上的治国安邦之精神。

乾隆皇帝也有御书自警的例子，如《啸亭杂录》记载：

上（乾隆）于勤政殿扆间御书《无逸》一篇以示自警。别宫离馆，其听政处皆颜“勤政”，以见虽燕居游览，无不以莅政之要。后暮年少寝，乃默诵《无逸》七“呜呼”以静心。见御制诗注。

清朝皇帝赏赐匾额、书写匾额的过程中，有相当数量是在游玩过程中兴致高昂、情感迸发，进而挥笔草就，悬挂于园林、行宫之上的创作，不可过度宣扬。如康熙二十四年，康熙南巡途至苏州，游玩之余，写下“狮子林”匾额。查慎行在《得树楼杂钞》写下：“今上（康熙）政事之暇，勤于翰墨……乙酉八月，在塞外直庐曾见之，时已不下三万号矣。自古帝王宸翰，未有若是之多者。”乙酉年是康熙四十四年，时已三万幅有余，平均每年就要写六百八十多件，留墨甚多。乾隆在六下江南的过程中，也多次前往苏州，在惊叹于江南园林小桥流水、婉绕崎岖、幽静深邃、巧夺天工之设计外，先后赏赐“镜智圆照”“画禅寺”“真趣”三块匾额。清咸丰年间，其中有一部分宫中宝物因战乱流出宫外，亦能从时人的记载中了解到当时许多内府物品均携带有康熙或者乾隆皇帝的题跋，如吴大澂在上海期间写下的《愙斋日记》，便所记载：“（咸丰十一年三月）初八日。晴……见颜鲁公《书赠裴将军诗》真迹，卷有元明人题跋，及乾隆御笔御玺，此内府中物也。又见一物如顶大而圆……册首有乾隆御题‘祥符朱草四字……亦内府中物。”

康熙亦非全部精力投入书画中，高士奇曾秘编收藏底册《江村书画目》。据所记，高氏总会将一些廉价或赝品进呈于皇帝，而珍品全部私藏，用以把玩。[11]这些呈送书画并未引起康熙皇帝的重视，否则必会露馅。从康熙十八年，冯铨之子冯源济呈现给康熙的《快雪时晴帖》来看，康熙也只是表现出喜悦而已，“遂命喇沙里传谕冯源济曰：‘朕万几之暇，笃好读书临帖，常临王羲之字，素此帖甚善，今睹所献真迹更佳。朕心喜悦，赐以表里各八端，将此帖留览。源济遂于太和殿前谢恩。”并无其他反应。

参考文献：

[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李煦奏折[M].北京：中华书局，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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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庆桂，董诰.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六十）[M].北京：中华书局，2008.

[4]戴璐.藤阴杂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5]梁章钜.枢垣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4.

[6]吴庆坻.蕉廊脞录（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1990.

[7]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8]孙静安.栖霞阁野乘（外六种）[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

[9]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0]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0414：0167d.

[11]杜金锋.清朝内府收藏述略[A].北京书法家论文集[G].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