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鲜鲜

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的兴起引起学界、文界的革新。晚明新派人物提出的“自适”说在当时影响较深。目前对晚明文学中“自适”思想已有一定研究，如黄卓越以屠隆（1542—1605年）为例，探讨晚明文学思潮中存在的“自适说”，颇有参考价值。此外，对公安派尤以“三袁”的研究较多。同时，晚明小品文较明显地体现以“闲”“适”求“自适”的特点。可见，现有研究集中在屠隆、“三袁”等的研究上。而关于陆树声的专题研究较少，他多作为例证出现在其他研究中，专题研究也多集中在生平、文学成就、闲退思想方面。江南是唐宋以来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与文化中心，而江南士人陆树声作为兼习佛教又与文界革新有着较密切关系的人物之一，其在晚明文学、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总体而言，对陆树声尤其是晚明江南士人的“自适”思想的研究还值得进一步深入。

陆树声（1509—1605年），字与吉，松江华亭人，学者尊称为平泉先生。嘉靖二十年（1541年）会试第一，选为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任南京国子监司业一职。两年后，称病请求还乡，回乡后即“辟适园”。《适园杂著》一书正是陆树声在适园生活期间的感悟，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其“自适”的思想。本文从《适园杂著》创作时间，适园之命名，陆树声的门人、同乡后学以及他本人如何看待“适”等，探讨以陆树声为代表的江南士人的“自适”思想，以及其与晚明文学思潮的关系。

一、《适园杂著》创作时间考

《适园杂著》中所收录的文章创作时间最早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前后，最晚不迟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适园杂著》前有徐益孙（生卒年不详）《陆宫保先生适园序》一文，序中提到“先生解学士之绶，东归治园二亩以息躬”。于慎行（1545—1608年）曾指出陆树声辞去南京国子监司业一职后，“辟适园，宴处若将老焉”。陆树声曾说明购置适园的时间，“园之始余自南雍谢病归，会以其地售者”。“南雍”即明代设在南京的国子监。据记载，林树声（即陆树声）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二月升任司业。同时，对于离任原因有较详细记载：“林树声，直隶华亭人，嘉靖辛丑进士，三十六年任，三十八年丁忧。”可知，陆树声应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离任，故陆树声“辟适园”时间应不早于该年。而陆树声在《适园逋客记》一文则指出他与适园的渊源，“余治适园经始于岁之丙辰（即嘉靖三十五年），园延袤不二亩，以其小自适。余挟而主之者，越三纪矣。”知陆树声治适园应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此时他尚闲居在家。关于陆树声治适园时间说法前后不一，但所收录的文章应作于他治适园后，故取可能性较大的时间即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前后。

《适园杂著》中收录的文章创作时间最晚应不迟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徐元普（约1553—1592年）在《适园杂著后跋》一文指出“岁在戊辰（即隆庆二年），家文贞告老”。文贞指的是徐阶（1503—1583年），字子升，号少湖，又号存斋，他在隆庆二年（1568年）引退，万历十一年（1583年）卒，追谥文贞。知《适园杂著后跋》应作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之后。徐元普为徐阶孙，徐元普卒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故《适园杂著》所收录的文章最晚应不迟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适园杂著》中的文章大多创作于陆树声居住在适园期间。如陆树声在《书味菜轩》一文中明确提到“壬戌（即嘉靖四十一年）季夏，适园灌畦生书”。陆树声朋友何良傅（1509—1562年）还对《茶寮记》一文做出肯定的评价。

《适园杂著》创作时间应从嘉靖三十八前后至万历二十年，而且收录的大多数文章应在晚明小品文之列。本文将“晚明”概念界定为嘉靖中期至明亡。陆树声与当时的文界革新有着较密切的关系，《适园杂著》又创作于晚明文学思潮兴起之时。《适园杂著》中有较多讨论“适”的文字，《适园杂著》序、跋又为陆树声门人、同乡后学对“适”的看法，对于探讨以陆树声为代表的江南士人的“自适”思想有一定参考价值。

二、适园之命名

中国古人对园林的命名往往具有一定深意，唐代文人的经验推动宋元明清在为园林命名上达到较高的水平。古人对园林命名的寓意值得深入探究。陆树声曾指出适园为何命名为适园，即“以其小仅自适也”。

陆树声在《适园记》一文中详细描述面积虽小却能使他“托以适”的适园。此文不到四百字，“适”字出现十次，可见“适”字的重要性。适园前身是城南的一块弃地，有“丛秽”，并不是繁华热闹之地。陆树声“疏择丛秽”，便根据弃地原来的地势而修筑适园的亭池，“就其下者为池，亭于池之上，累石以当其前”。除亭池之外，还修筑楼和茶寮，“楼四达以望远”，且“树竹木其间，饰堂之旧者，以待宾客”。这便构成朴实无华的适园。陆树声对适园的命名应与适园购置时间、适园内景物与其达到“物我共适”的状态等有关。

（一）购置适园的时间

陆树声购置适园的时间可谓恰逢其时。他因病从南雍归，“会以其地售者”，若此地的售卖时间或早或晚于归来之时，他未必购买。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此地低洼狭窄，算不上良田，“故易售”。正是此地的售卖时间和“易售”的原因，陆树声便刚巧拥有此地，这是“适有之”。而此地也构成修筑适园的必要物质基础。

适园称之为“适园”，还应与陆树声当时欲摆脱烦恼而追求“息静”的心态有关。陆树声倦于官场，便思考怎样才能除去烦恼而获得心灵的宁静之感。据陆树声言，他在为官期间被疾病所扰，已产生乞休的念头。而现在如愿以偿，闲居在家，则“求以愉怿心志、寄耳目之适者”来慰藉自己 。那么什么是陆树声认为能愉悦心智、寄托耳目之适的事物呢？它们便是“泉石之亭结，云物往来，花木乔秀，禽鱼之上下飞泳者”，仅仅这些极为普通之物，陆树声却因“日与之接，耳目所遇，”而感到快乐。陆树声期望寻求“愉怿心志、寄耳目之适”的场所，而存在于适园中的泉石、亭子、云朵、花木、禽鱼等事物正符合他认为的“适者”的标准。这些适园之物为进一步丰富适园的内涵提供物质基础。

（二）形成物我共适之状态

陆树声与适园内的事物形成“物我共适”的状态，应是适园称之为“适园”的深层含义。陆树声曾指出：

余因是以观造物者所有，若泉石云物，花木禽鱼，所为丽于两间，挟光景而与之游衍者，物各有以自适，而吾人于是托之以寄其适焉。如是者，固日交于前，人有以取之不禁也。则不惟余去烦息静者之所宜有，盖自造物者之有是也，而我与物之所共适，非一属于己可专而有之也，则余于是将不有超然而自适者乎？如是，则余园虽小，而余之所托以适焉者大矣。

正是适园中的泉石云物、花木禽鱼之物能各自“自适”，陆树声因此得以“寄其适焉”。这种画面、景象在适园是时时存在的，而且任人获取。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画面、这种景象并不是“去烦息静者”所特有的，而是自造物者之始就存在了，足以令人产生一种敬畏之感。同时，在适园，“我与物”不因任何原因而专享“适”，反而是达到一种“共适”的状态。虽然适园的面积小，陆树声却认为适园因寄托了“适”而为大。一小一大的对比，显而易见，陆树声更看重“物我共适”的状态。实际上，他正是在自然山水、天地境域当中观照自己，领悟精神栖居的真正内涵。

适园命名为“适园”，正是与陆树声认为的“适有”此园、“寄耳目之适”“物我共适”的状态等有关。陆树声恰巧买到这块地，为一适；他寻求去烦息静之所，而适园中的泉石云物、花木禽鱼等合乎其标准，为二适；他与适园之物达到“物我共适”的状态，为三适。一适、二适为陆树声寻求“适”的物质基础，而在天地万物之中，他找到“物我共适”的理想状态，极力探寻人与自然、宇宙间和谐相处的状态，三适更多为一种精神状态。总之，适园之命名体现陆树声不刻意追求华丽的外在的观念，追求“物我共适”的精神栖居之所。

三、“适”之内涵——从门人、同乡后学、陆树声出发

《适园杂著》一书，前有陆树声门人徐益孙序，后有徐阶之孙徐元普跋，而陆树声又有《适园逋客记》一文。这三篇文章从门人徐益孙、乡里后学徐元普及陆树声本人的视角出发，讨论“适”的内涵。

（一）园之界限在“我”适

园林的界限不在大小，而在于“目与足所到”。徐益孙以苏轼（1037—1101年）“山川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开篇，认为他是“善适山川风月者”。这句话出自苏轼的《临皋闲题》一文，写于贬谪黄州期间。原文为“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问范子丰新第园地，与此孰胜？所以不如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尔。苏轼应是“善适山川风月者”，徐益孙通过与苏轼的对比，突出强调其不追求园林面积大小而重视“目与足所到”的观点。

徐益孙从园子主人，园之权、目与足之权以及与我的关系详细阐释“目与足所到”的内涵。就园子主人而言，徐益孙从身有残疾之人、常人两种情况出发，以其能否“目赴、足领”园子为最低标准。如果园子的主人是盲人、瘸腿之人，他们“目不及赴，足不及领”，即使表面上拥有园子，实际上“无园矣”。如果常人具有夸父之步、离娄之睫，那么他瞬间就能判断园子的大小。表面上看，常人在“目赴、足领”园子上优于盲人、瘸腿之人。实际上，即使目之所及、步之所至，也不能作为判断园子大小的标准。因为园子或大或小，与“目与足之所到异也”有关。“园之权”从表面上看在“目与足”，实际上在“我”，这是因为“目与足之权在我”。只有“我”适，才算真正达到了目之所及、步之所至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和“目与足”是无关的。可见，园之界限不在大小，而在我，更在“适”。

陆树声的适园并非“雕镂奇丽之观”，却适合陆树声品性。适园内“树无行列，石无位置，独一小阁出于树杪竹寀之间，玲珑翕张以收四面之胜”，随意且朴实无华。至于来往适园之人，则是陆树声的故人，他们与鱼鸟“相与咏歌”，追求“共适”。在徐益孙看来，陆树声追求的是“以我适园而不以园适我”。适园虽朴实无华，而适园内的事物与来往适园之人却能达到“共适”的状态，陆树声因此而真正做到“以我适园”，可见“适”我在陆树声心目中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园子主人在园子能否长久留存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古代的园子很多，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复前貌。园子为后世所记住、被称赞，并不在于园子本身，而在于园子的主人，更在于园子主人能与“性之善适者会”。

值得一提的是，《陆宫保先生适园序》还被认为是陈继儒所作，并收录在《陈眉公集》《白石樵真稿》中。《陈眉公集》为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史兆斗（1575—1659年）刻本，此刻本前有陈继儒自序。《陈眉公集》一书中收录的序在《陆宫保适园序》题目下有“代”字。而在崇祯九年（1636年）刊刻的《白石樵真稿》一书中收录的序则名为《陆宫保适园记》，无“代”字。对比《陆宫保先生适园序》《陆宫保适园序（代）》《陆宫保适园记》三文，发现仅有少许字有差别。以陈继儒在晚明文学上的影响力，若《陆宫保先生适园序》为其所作，其传播范围自然不可小觑，亦可见当时江南士人对“适”及“自适”的肯定。至于此序是徐益孙所写，或是陈继儒代写，因暂未查到徐益孙的相关文集存世，故存疑。本文暂定此文作者为徐益孙。

徐益孙作为陆树声的门人，认为园子的界限不在于面积的大小，而在于“目与足”，而“目与足”之权在“我”。只有达到“我”适，那么才是真正领会园子的界限，就能做到“以我适园”了。而园子被后世传诵往往是与园子主人有关。总之，园之界限在我“适”，而与园林本身无关。

（二）善适与自适其适

徐元普将“适”分为耳目之适和性情之适，他肯定了性情之适：

夫适之道有二，以耳目为适，小适也；以性情为适，大适也。适取诸性情则斥鷃栩栩、鲲鹏怒飞，小大虽异而皆以放于自得之场。极之则天宫帝居，而缩之则巢父之一巢，壶公之一壶，皆足以穷无穷而极无极，故曰：达人大观，至人无己，言善适之谓也。

正如徐元普所言，“适”有小适和大适之分，若获得“取诸性情”的“适”，则能够不依赖事物大小、远近等外在因素，均能自得。无论是最高处的天帝之居，还是一枝之上的巢父、一壶之中的壶公，均能做到“穷无穷而极无极”，达到“善适”的状态。

陆树声的适园仅有二亩之大，且俭朴无华。在适园里，他吟咏文章以娱乐自己，而这些文章也只不过数章而已，并不算多。“盖先生之为文，如其为园，皆在有意无意间，所谓自适其适而已。”正如陆树声在《适园记》一文中所言，无论是适园的购买、适园之物的“寄耳目之适”以及“物我之适”等，均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在有意无意之间，而适园的风格也是陆树声文章风格“自适其适”的展现。

徐元普认为陆树声能够做到善适与自适其适，与国家兴盛、淡然看待出处进退之事有极大关系。他以宋代李格非（生卒年不详）在《书〈洛阳名园记〉后》一文中的观点为例。李格非提出“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正是园林的兴废往往显示中心都城（即洛阳）的盛衰，而中心都城的盛衰又是天下治乱的前兆。而像富弼拥有富郑公园，司马光拥有独乐园，而由于怀有对时世动乱的不祥之感，尚不能做到“适然于怀”。陆树声生活在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生活在适园、写作《适园杂著》一书主要在嘉靖中后期至万历前期，而他又能淡然对待出处进退之事，故能做到善适与自适其适。

陆树声所谓的适园之“适”与致仕还乡的徐阶所提出的“适”是不谋而合的。徐阶于隆庆二年（1568年）致仕，曾“有堂题曰‘务本’，有亭题曰‘适适’”以表明其心迹。徐元普作为徐阶之孙，他认为世间的园林多竞相追逐雕彩镂金，而他自己虽然未到过陆树声的适园，却在读过陆树声《适园杂著》一书后认为，“先生（即陆树声）所云适者，雅与家文贞（即徐阶）合。可见，徐元普所谓的善适与自适其适，一定程度上亦是其祖徐阶对“适”的态度，而这正是陆树声所追求的“适”。

（三）主客之辩

陆树声讨论园子主人与住暂、主客、名实等情况之间的复杂关系，由最初的主客之辩到最终消解主客之辩。

从园子主人与园子二者在园中的次数多少、存在时间长短来看，陆树声认为园子是主人，拥有园子的园子主人反而是客。陆树声指出自己拥有适园已经三十多年，“以其小自适”，但在园中居住的日子“仅十之一”，这样就出现“园虽设而所谓日涉者无几”的情况。从出现在园中次数的多少来看，那陆树声“适来适往”是少数的，即“暂”；而“园之设日”是多数的，即“常”。“常者曰住，不住者曰暂，住者名之为主，不住者名之为客”。因此，适园是主人，陆树声则是客人。再从周围园子的主人不断改换而园子仍旧存在来看，园子才是真正的主人。陆树声进一步指出自己已到老年，尽管能在园中“自适”，尚且畏惧自己所剩时日不多，这样看来自己确实是“客”

陆树声还从更深层次去观察事物、体悟生命，对主客之辩的议论也较为深刻：

凡吾身与人境之寄形于天地也，举百年之内而集泮，靡常总之一逆旅焉。则何者非客？而拘方执有者，以一属于己者之谓常也，而不知造物者之视方舆，直一撮土耳！中托焉以乘其有者，犹阅传舍而执之以为常者，抑惑矣！故以物为寓，则何往非主，以我徇物，则何往非客，斯二者于己取之而已矣。乃若玄览达识，究观昭旷之原，以游无何有之乡，则虽主与客二者亦假名也，如是者，我将逃名实而与之相忘矣，又何主与客之辩？

正是“吾身与人境”均寄托形体于天地间，那么一个人即使拥有百年之生命，而在绵长的时间长河中，仅仅是短暂的旅行者。这样看来人与万物均是客。在广阔的宇宙中，万物何者非客呢？若“以物为寓”“以我徇物”则最终难脱主客之辩。若能持有玄览之心，以长远眼光观察万物，则主客二者均是假托之名而已。逃离了名实，就消解了主客之辩。从主客之辩到最终消解主客之辩的转变，正是陆树声反省在主客关系里如何对待自主性的问题。

总之，“适”与园之界限大小无关，而在于“我”适；同时，适有大适与小适之分，大适即性情之适，能做到性情之适的人，常能达到善适与自适其适的状态；而在广阔的时空、有限的生命里主客关系均是假名而已，既然无名实，就消解了主客之辩。

四、陆树声对“适”的进一步阐释

《适园杂著》一书集中体现陆树声对“适”的态度。除以上文章，他还有较多对“适”的讨论，可以较为全面探析他对“适”的理解。

陆树声以能够看到符合自己性情的适园为“适”。若以诗歌的艺术风格来评价适园，则“可当唐绝，然寂寞短章，直五言耳”。可知，适园的面积不大。适园东有朱大韶的文园，文园东有范惟一的啸园，陆树声登高便可望见二园景色，“然园林之著者不止于是。其近者，余以目遇；远者，余得以意求之，皆足以寄一时之游览”，目遇文园，意求啸园，无论远近，皆能寄托一时游览之情。在适园中，陆树声还能与志同道合之人“品校花木，讨论泉石”。陆树声再次强调他因园林能寄托其思而为“适”，“前数园林者，若恍然接于余目，以寄其萧闲清旷之思，亦予之适也”。

陆树声认为“适”还应是“足己而无待于外”。他虽以适园中的泉石与羡亭为适，但这种适皆是“足己而无待于外”，而且他还认为，若能做到“以足己为适”，则“凡有待于外者皆羡也”。可见，陆树声所谓的“适”是以足己为前提的，并且不有待于外物。对于戴逵《闲游赞》中所谓的“况物莫不以适为得，以足为至”，陆树声较为赞同。既然物均是以适和足为自得，那么符合适和足的事物则是值得做的。陆树声选择亲自从事园艺之事，并认为“陶然意适”。可见，他认为园艺之事符合适和足的内涵，且感到“自适”。

总之，陆树声在这些文章中再次强调他以性情为适，追求“足己而无待于外”，希望达到人与宇宙共适之状态。

五、结 语

《适园杂著》一书较集中地收录陆树声自嘉靖中后期至万历前期所作的关于“适”的文章。作为晚明文界革新的重要人物之一，陆树声在此书中表达其“自适”的思想，而这与晚明文学思潮中所谓的“自适论”又是契合的。陆树声“自适”思想的内涵既表现在他对适园的命名上，又体现在徐益孙所谓的园林界限不在大小而在“我”适，徐元普指出的达到善适与自适其适的状态，以及陆树声自己从主客之辩到消解了主客之辩上。三人对“适”的解读，既是陆树声“自适”思想的内涵，亦是以陆树声代表的晚明士人对“适”的态度。陆树声追求任性自适并不代表其不关心世事。陆树声对“适”又有多次阐述，他追求的“适”是符合自己性情又能“足己而无待外”，达到人与宇宙万物共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