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益群

一、认识与定位：对方志批评的再认识

在新的视域下，有必要对方志批评的文本评价功能、理论提升功能和文化阐释功能等重新认识与定位。

讨论这个问题时，常常会有两个相似的概念被混同使用：方志评论和方志批评。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总体说来，“方志评论”的定义一般偏窄，例如，“方志评论,就是根据方志的标准,对志书初稿或已出版的方志进行品评议论,指出其优点和缺点、成功与不足,并从理论上进行阐述,提出改进意见”“方志批评”的定义多半偏宽，例如“方志批评,或称方志评论,应当是一门社会科学性质的、对以方志志书为中心的一切方志范畴进行分析研究，作出判断评论的科学。方志批评的对象,涉及方志领域一切范畴。包括方志志书,方志学家,方志思潮,方志流派,方志理论,方志实践”“方志批评是对志书为主体的方志文化现象所作的评析和探讨”。类似的这些定义，均有其道理。

回顾新编地方志工作开展以来两轮志书的编纂历程，可以这样表述两个概念的异同 方志评论是伴随着地方志编纂的一项重要工作，它可以在志稿编纂过程中进行，但通常安排在志稿送审后的评议审定时；它的主要对象是明确具体的文本，而不是泛泛而谈的方志现象；它的主要关注点，是入志资料是否可靠、所记内容是否准确、指导思想是否正确明晰、体裁体例是否符合志书要求、行文是否符合志书规范，等等；它的主要目的，是保证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志书在正式出版前，把问题处理干净，把差错降到最低，达到各项原则和规范的要求。 方志批评一般开展于志书正式出版后；其批评对象同样是某一具体的志书；它具有着方志评论的最基本的关注点和目的，但方志批评可以由此及彼，以小喻大，并推而广之，可以进行理论提升和文化阐释。不过，方志批评的定义也不宜过于宽泛，因为方志批评只应该是方志学的一个研究分支，如果把与地方志相关的一切方志范畴都作为方志批评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则容易与方志学的研究对象相重叠。这样，貌似对方志批评的重视，反而不利于对方志批评这一学术事项本身的深入研究和完善推进，也不利于在方志事业发展中真正发挥方志批评作用。

笔者认为：方志批评，总体而言，是以志书文本为基本对象，以推动方志理论建设和方志编纂工作为目的，以促进志书社会意义和文化功能发挥为宗旨而进行的一系列评论、提升、研究和阐释的学术活动。方志批评与方志评论二者互相关联：方志评论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具体的志书文本，目的侧重于特定文本的质量和规范，是方志批评的基础步骤和重要前提；方志批评则是由方志评论而衍生和扩展的学术研究活动，关注对象更为普遍，理论思辨更为抽象，指导意义更为宏观。

“方志评论”和“方志批评”两个概念不应该被截然分开。因为在地方志编纂出版和对志书的评论及批评过程中，它们事实上难于分开，并经常互换使用。可以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这样，就可以在整个地方志编纂和编辑出版过程中，让编纂实践和编纂原则更容易结合，使具体的志书文本编辑与抽象的理论研究阐释更容易互相呼应，使方志界的编纂者、学界的研究者、出版界的编辑出版者等相关方面资源更容易有机整合。故此，本文不再采取一事两名的说事方式，而统一使用“方志批评”这个概念，但强调其中包含着“方志评论”的内涵。

当前方志的编辑出版工作正处在一个专业化引导、规范化操作、学术化提升的关键时期，需要不断加强理论研究、学术交流与业务培训。正如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和文艺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一样，方志批评，可以对方志编辑出版的专业化、规范化和学术化产生积极作用，有助于地方志书编纂与方志理论研究的互相促进，可以促进地方志书这种特殊形式的出版物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作用。

二、时代与使命：方志批评正当其时

新编地方志工作开展以来，关于方志批评，多有学者进行研究，形成一批研究论文和专题著作。但总体来说，方志理论研究滞后于志书编纂工作；而在方志理论研究中，方志批评又处于相对滞后状态。对于方志评论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曾有学者总结为六多六少： 评得多,论得少” 表扬多，批评少” 介绍多，研究少” 就事论事多，理论探索少” 模式化多，真正创新少” 感情因素多，理论分析少”。

如果从时间阶段上来做比较，二轮修志中对于方志批评的重视程度总体不如首轮修志。首轮志书编纂出版过程中，方志工作者对于传统的方志理论应该如何理解和运用、社会主义新方志究竟应该如何编、志书的质量标准应该如何体现等等问题，大多处于探索的阶段。一本志书的初稿出来以后，往往要组织各方面的人士参与评审；待正式编辑出版以后，也往往会激发方志学者的评论热情，大家通过对一本本志书的点评臧否，具体地阐述自己对传统方志理论的认识和理解，尖锐地对所评之书提出褒贬，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从而活跃新编地方志理论研究的氛围，促成众多佳志良志的诞生。在二轮志书编纂中，也许由于志书的篇目体例、处理原则、编纂方式等已有一些共识性的认知和模板，方法上可以借用甚至套用第一轮志书的套路，于是省略一些包括志书评审在内的环节；也许由于追求和谐团结，二轮志书评审时，多半是“各吹各打，自说自话”，缺乏讨论氛围和争鸣风气，发言者从自己的角度，宣讲自己的观点，较少互动和交锋，极少出现像首轮志书评审会上为某一观点主张或某一处理方法而争得面红耳赤乃至小伤和气的情况；也许由于地方志机构的工作内容从“一本书主义”转向“多业并举”，编纂者所负工作任务繁重，志书出版即完成任务，无暇再回首分析琢磨；也许由于大多数地方志工作者“参公管理”后，发表论文不再是考核的指标和晋升的路径，因而失去以志书评论的方式进行方志理论研究的热情和积极性。种种现象，形式各异，轻重不同。各种原因的交织，使得志书的编纂者对于方志评论的意义和作用，多有漠视。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新方志开修之时，荒芜多年的地方志工作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开展，没有办法在全面梳理旧志理论和研究新志原则以后才行动，所以首轮修志有着理论准备不足、边学边干、边干边研究的特点。二轮修志期间，一方面方志事业的内涵大大拓展，志书编纂任务过重，无暇更多投入方志批评；另一方面，正如前述，思想上认为该研究的东西首轮志书已经都基本都研究过了，“照着做、拿来用”即可，所以对方志批评多有漠视。

历史进入21世纪20年代以后，二轮修志的“两全目标”全面完成，加上首轮编纂出版的新方志，形成种类丰富、数量众多的成果。新出版的一大批志书和年鉴，需要向社会进行宣传推介，以提高全社会的读志用志水平，让地方志及时有效地发挥其资源优势和社会作用；两轮新方志编纂工作中的做法、经验乃至教训，需要进行回顾、梳理和归纳，以指导新时期相关工作的开展，并为第三轮修志提供借鉴；两轮地方志编纂业务中所进行的传统继承和新志创新，需要上升到学理层面进行总结和提升，以对传统的方志理论进行充实，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新方志学的学科体系；新时代地方志面临的数字出版、市场模式、受众心理等新问题，也需要正视和处理，以使地方志这项历史悠久的事业与新的时代变化有机契合。两全目标完成后，还要开展重大专题志的编纂工作，要开展好村镇志和各种部门志的编纂工作，要加强地方志的人才队伍建设，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地方志工作。由于方志批评是方志实践活动的继续和发展,它在方志编纂原则、方志编纂实践、编纂经验总结、编纂理论提升等环节中有着链接和促进作用。所以应该有效地发挥它的功能和作用。通过方志批评对传统旧方志和新编新方志，进行评析研究，上升到理论层面，为随后各种志书的编纂提供借鉴,为方志理论的深化研究增加内涵,为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奠定基础。在这个新的时代，方志批评正当其时。

三、初心和原点：方志批评应基于具体文本

地方志事业的初心，就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全面、客观、系统地编纂地方志，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地方志，发挥地方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项事业的有形的成果，就是编纂和编辑出版的地方志书。为了编出符合要求的地方志书并发挥其作用，必须进行方志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以便更好地指导修志实践。在这个逻辑框架中，编纂/编辑出版志书，是事业的落脚点。

方志批评的对象，不是抽象的理论概念和编纂原则，而应该是地方志事业最终形成的编辑出版成果，即各种地方志书。传统的方志批评的进行乃至方志理论的形成，大都建立在对具体志书的评论上。关于这一点，方志发展的历史上有大量案例可资证明。

与当代学人不同的是，历史上的方志学家或方志编纂者所提出的方志理论，通常不是以发表论文或出版专著的方式来发表的，而主要是在所编纂的志书的序、凡例和编纂始末中提出来的。有的，则是后世学者在重修、重刻前代人所编的志书时，结合前志的内容、体例、特点等，进行评说，提出自己的观点。例如，宋代马光祖和周应合二人，在合作而成的《景定建康志》的“修志始末”中，对方志理论做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探索。其中，他们提出修方志的根本目的，在于对社会有实用，“天时，验于岁月灾祥之书；地利，明于形势险要之设；人文，著于衣冠、礼乐、风俗之臧否；忠孝节义，表人才也；版籍登耗，考民力也；甲兵坚瑕，讨军实也；政教修废，察吏治也；古今是非得失之迹，垂劝鉴也。夫如是，然后有补于世”。又如，明代的著名方志理论家之一康海，在为《朝邑县志》所作的序文中，阐明方志的性质：“志者，记也，记其风土、文献之事，与官乎是郡邑者”。这一定义，为方志的性质提供新的解释，并为后世学者所接受。丰富的修志实践和具体的志书评析，是旧时代方志学家所成理论的原点，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当数清代杰出的史学家、方志学的奠基人章学诚。章氏从二十七岁起，即随父纂修《天门县志》，从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八年（1773—1793年），陆续纂修或参修《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亳州志》《常德府志》《湖北通志》等方志。在纂修志书的同时，他注重总结修志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进行阐述，写出《方志辨体》《方志立三书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和《修志十议》等论文，提出较为完整的方志理论。他通过剖析宋明清朝代具有代表性的“七志”（《吴郡志》《姑苏志》《滦志》《武功志》《朝邑志》《灵寿县志》《姑孰备考》）,借以阐发自己的观点和修志主张，题名“书后”,皆收入《文史通义》中。

纵观地方志编纂和方志理论建立的历史，如上所述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它表明方志学和方志理论不是一种思辨性的学科和理论，而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它必须紧密结合编纂实践，从实践中产生理论，理论又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

对于首轮和二轮修志的很多工作方式和理论研究，虽然之前方志界形成很多论著，但更多是在研究和论述“做某事的原则是什么”“按道理应该怎么做”和“希望和设想怎么做”的问题；对于“实际是怎么做”“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学理依据和现实规定是什么”“有哪些成功和哪些不足”这些问题的回答，相对不足。而这些问题，不能仅仅只是理来论去，它们需要结合到具体的志书文本来进行分析研究和归纳总结，才能得出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指导意义的观点。研究，要落在具体的对象上，否则方志批评和方志理论研究与志书编纂之间难免存在“隔膜”。相对抽象的方志理论研究虽然有其价值和意义，但如果脱离具体志书而阐述的理论，难免失之空泛。方志批评必须对象具体、指向明确，才能与理论研究相辅相成。

四、旧志与新志：请学界更关注新方志的研究和评论

在20世纪的修志过程中，人们曾经指出一个现象，那就是参与志书评论并写方志评论文章的作者，多局限于地方志系统的方志编纂者，评论文章也多半是发表于各种地方志刊物上。方志界特别希望社会各相关人士，特别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图书馆、档案馆等方面的学者，更多来关注和评论地方志，为地方志的研究注入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养分。近些年来，这一现象有所改变，在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刊物中，研究评论地方志书的文章越来越多。一大批学者关注地方志，对与志书相关的主题和内容，进行评析和研究。不过，其所评所论的对象，基本是传统旧方志，极少当代新方志。

以《中国地方志》刊物为例，《中国地方志》近些年来对“旧方志研究”和“地方史研究”多有关注，以其为常设栏目，专门刊登对旧方志研究评论的文章；栏目之下所刊相关旧方志的文章篇数不少，在每期所刊文章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这类文章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历史上史志学家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某部志书的成书经过和史料价值，某部志书中关于当时社会某方面的记述情况，某地官员或地方人物与地方志编修的情况，对某部志书或编纂过程、或版本情况、或点校做法等等的考辨；通过某志的记载，考察当时的社会情形，或建置沿革、或地方物产、或民间信仰、或地名文化、或地方文献、或修志群体，等等诸般，凡地方志书所记载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等方面的内容，在学者们的方志研究评议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考其作者单位，主要为各大学的历史系等人文院系，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省级社科院的研究所，也有国家和省级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以及相关研究院，极少见地方志机构中从事新方志编纂工作的编纂人员。

同时，通过对“中国知网”论文库中与地方志相关的硕士和博士论文的粗略检索，发现涉及地方志主题和内容的论文为数不少，不过，浏览其研究题目和研究事项，其绝大部分都是旧方志；以新方志为研究对象的，极为少见。

旧方志所记载的史实，可以为某一时期、某一地方、某一问题的研究提供珍贵翔实的资料；旧方志的编纂，可以为新方志编纂提供历史借鉴和学习参照。因此，旧方志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们的关注点过多集中在旧方志上，这无论对地方志这项事业的发展，还是对方志学这门学科的建立，都不是一个理想的状况。从研究任务来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除了培养人才和研究课题，还承担着一个国家各种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责任；从研究资源来看，毕竟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在学理体系、研究功力和研究方法方面有着自身的优势，这种资源优势与研究方向应该得到合理配置，而不应明显地古今失衡；从社会价值来看，编纂地方志的目的本身就是“经世致用”，地方志强调立足当代，为现实服务，学界的方志批评也应该关注新编志书，帮助、配合乃至引领一线的方志编纂者进行理论总结和提升，以指导当代方志事业的发展；从人才培养上来看，如果高等院校的教授和科研院所的专家能够更多地关注和研究新方志，就会引领和影响他们所教育培养的学生的研究方向及研究兴趣，特别是那些以新志作为自己硕士或博士论文研究的学生，将来很可能就会在地方志的人才队伍中成为重要的中坚力量。同时，方志界也应该围绕新方志的方志批评，主动加强与大学和相关科研院所的联系，或邀请其参加编纂过程中的方志评论会议，或就某一或某类新志进行学术交流，或以项目课题的方式吸引其参与方志批评活动，总之，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调动包括大学和科研院所在内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地方志工作中来。

五、编纂与出版：将方志批评与图书评论有机结合

地方志编纂的成果，最终是以图书形式呈现的。“如果没有相应的工作人员对地方志进行编辑整理，便不会出现完整的地方志。地方志工作与出版编辑工作之间具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只有将地方志工作与出版编辑工作结合在一起才能进一步完善地方志。”既然地方志是所有图书中的一类，那么它的编辑出版也与其他图书一样，同样包括着编、印、发、评、读等环节。图书评论是出版工作的延续,是出版工作的组成部分，所以，方志批评应该作为方志编辑出版中的重要环节给予重视。

方志批评要借助编辑出版专业的力量，吸纳图书评论学的有益养分，学习其运作的有效方法。首先，是对编辑出版学的学习和借鉴。尽管地方志编纂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但也应该客观地看到，在中国，编辑出版学比方志学更早和更广泛地进入高校教育的学科专业目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武汉大学、清华大学、河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相继设置本科教育阶段的编辑学专业。在教育部1998年修订公布《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专业目录》中设置有“编辑出版学”专业，以编辑学为主或者培养编辑学第二学士学位学生或硕士研究生的高校有十多所。2020年2月21日，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年版）》中，亦有“编辑出版学”。这个专业所培养出来的人才，放在地方志书的编辑出版上，应该会有基于编辑出版学的学科积淀和理论支撑，方志批评一定要借助于这些“科班理论”和“科班人才”。同时，是对图书评论的学习和借鉴。图书评论是近代报刊业兴起后，在世界各国得到长足发展的一种新型评论体裁。图书评论一般来说就是对图书的内容与形式进行评论，并就图书对读者的意义进行研究的一种活动。编辑出版领域的图书评论有悠久的历史，还有专门的刊物《图书评论》，其依凭理论、运作模式、撰稿风格、作者队伍建设等等，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做法，形成一套自身的理论和方法，值得方志批评学习和借鉴。正如前述，在出版社所出版的图书中，地方志书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和功能的图书，对其评论有自己独有的原则标准；但是，地方志书又有着作为出版物的基本共性，所以，对其的评论也应该利用现代的图书评论形式，引入出版传播学的理论和当代图书评论的新形式。

出版界对于地方志所做的图书评论，应该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做出地方志界人士所不能及的贡献。地方志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其编纂原则、体裁体例、表述风格、行文规范等已形成一套自己的原则，并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得到规范和固定。例如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分别于2007年和2008年印发《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和《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对志书的观点和体例、记述的内容和方法、资料的运用和行文规范，以及版式和封面等给出具体的规定。相关省区，也先后拟定“地方志书的出版规定”，对志书的体例、内容、记述、资料、行文等方面提出要求，乃至对开本、版式、发行、版权等等做出具体的规定。在这种背景下，出版界应该如何来对所出版的志书进行图书评论或方志批评，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以笔者初步文献查阅检索后得出的印象，一是出版界见诸正式刊物的对于地方志书的“图书评论”文章数量较少，与新编地方志书出版的庞大数量相比，不太匹配；二是出版界关于地方志书的书评文章，所关注的更多只是“技术性”问题。更多好像是对既有“施工要求”的对照检查，较少关注和阐述这些要求所涉及的学科原理和文化背景。例如，有的文章题目很大，但细读下来，发现作者只是对地方志的价值意义、地方志的定义、地方志的特点等做一些泛泛介绍；然后对所编志书中一些文字表述方面的差错现象进分类列举和正误辨析。这类文章无论是从学术含量还是从技术含量上来看，都显得较为粗浅。当然，出版界的志书评论，应该讨论所出版的志书是否遵循图书编辑的原则，评价志书是否达到所规定的编辑技术指标；但是不能仅仅局限于此，出版界所关注的，除技术问题，还应从编辑出版学科的角度，对志书进行分析研究和理论提升，从图书社会功能等方面进行叙述评价和文化阐释。志书进入编辑出版程序后，出版社就成了志书在前期的撰写编纂者（编纂机构）和后期的阅读使用者（社会大众）之间的一个关键环节。出版界可以图书评论或方志批评的方式，将志书寓含着但编纂者意识不到、读者看不到的东西（无论优劣）挖掘出来，阐述给阅读者，提醒给编纂者；或者将阅读者需要但编纂者意识不到的东西（无论优劣），进行明晰和强调，以使方志界编纂者编出的志书更加符合阅读使用者的需求，更好地发挥社会作用。出版界所做志书评论的内容和方式远不限于此，这里列举一二，主要是想强调，出版界对于志书评论应具有更开阔的眼界和更大的责任。

地方志编辑出版与方志批评，涉及的问题还有很多。诸如：在理论和方法方面，如何引入和借鉴传统方志学之外的领域；在研究者方面，如何打破人员只限于方志界的局限；在运作方法上，如何建立对方志批评的反馈机制；等等。限于本文篇幅，留待后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