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付德雷 副教授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上海大学2019级博士研究生

“博邑，泽国也。泊则有麻大、会城、后子及锦秋之殊；河则有乌河、汉湊、支脉、预备及新清河之别。”[1]博兴县地处鲁北平原黄河下游南岸，境内有黄河、小清河、支脉河三大水系，境内河流、湖泊、湿地遍布，盛产桑、柳、藤、蒲、芦等野生植物。以草、柳为主要资源依托，博兴草柳编产业历经“资源主导”“生产主导”“市场主导”“互联网+”四个主要阶段，现已发展成为中国蒲草工艺品的重要产地和柳编工艺品的重点出口基地，是轻工业总会命名的“柳编之乡”和文化部命名为“中国草柳编之乡”。博兴草柳编生产具有就地取材、自产自用或自销、农业兼业等典型的自然经济特点，长期以来一直是当地农村重要的家庭副业，其产业格局的变迁及产业主导要素的变化具有鲜明的地域与时代特征。

一、“资源主导”阶段的博兴草柳编产业格局

“民间艺术的存在、发展及其自然环境、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社会制度、道德伦理、地域环境以及技术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2]博兴草柳编产业发轫之始，依赖于境内湖区湿地、河畔渠边、田间地头野生的蒲草、芦苇、棉柳等天然材料，即形成了以“资源”为主导要素的产业格局，在湖区河畔出现了一批蒲编、苇编、柳编专业村。

早期博兴草柳编生产主要是当地民众自产自用，编制一些蒲鞋、筐、篮、篓、箢子、簸箕之类的生产生活日用品。据记载，清代道光年间或更早的时期，一些做工精细的草编产品开始作为商品贩售他地，“蒲既刈，曝其根，析以为履，暖敌皮冩。未绿者中织席或以为扇，尤致细，邑民常贩之京师”[3]。此类防寒蒲鞋、蒲席、蒲扇等草编工艺品在销往北京的同时，部分远销西欧诸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博兴草编产业快速发展。据统计，1929年兴福镇赵赵、朱官、王海、赵冯等村庄开始自发组织蒲鞋生产，年产15万双，从业人员200余人，蒲鞋产品借由烟台远东洋行销往美国各地。[4]至1938年，小清河以南的南陈家、周家庄、西闸等10多个村庄相继“投产”，蒲鞋产品转由青州协昌花边庄经营，经博兴邮局邮寄至烟台远东洋行、连益商号销往美国。在外销市场的催动下，博兴蒲草制品的产销模式渐趋稳定，走货渠道更为多元，生产规模随之扩大，沿小清河以南的乡镇出现了大批蒲编专业村。

博兴现代草柳编产品1(博兴县万达工艺美术有限公司)

民国时期，博兴的柳编生产与草编生产情况大体相似，其中所不同的是，柳编产品大都是服务当地民众生产、生活所需的器具，此类产品以内销为主，故市场需求量更大。再者，相比于对生长环境要求更高的蒲、苇等草资源，柳材生长受限较少，资源分布更广，乡野河边、村头田间随处可见。可以说，该时期的柳编生产比草编生产规模更大，其产区更是遍及全县，从业人数多达15000余人，“县境内二、四、五区多有用柳条编织者，如水斗、簸箕、笸箩、衣箱等类，鬻于市，获利其厚”[5]，部分产品甚至远销至江苏、河北、天津、北京、辽宁等地。柳编业同样形成了生产“集聚”效应，以兴福镇一带最为集中和突出，出现了魏家、蔺家、李韩、城外王、城外李、冯家、初桥等大批柳编生产专业村。随着柳编业的快速发展，博兴各区自发在兴福镇组织成立“柳业工会”。工会创设柳编工厂，并附设贷款所，组织、督导柳编生产、销售等事宜，客观上实现了对全县柳编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了柳编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完成了柳编产业的初步分工，促使柳编产业链进一步延长，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例如，一些原本从事柳编生产的人逐步转向销售、贩运成为“柳贩子”，还有一些人走出家门走街串巷修筐补篓的柳编艺人成为“缠条子”。以兴福镇柳货集市为中心的柳编原材料及商品交易专业市场应运而生。

20世纪40年代，国内战事频发，博兴草柳编生产日趋萧条。1941年日伪政府实行禁运，外贸蒲鞋生产终止，仅有少量防寒蒲鞋还在当地集市销售。1946年为支援前线战略物资运输，博兴重建柳编联社，统筹管理全县柳编生产，组织柳编艺人创制独轮车两侧夹篓，柳编生产虽有些许复苏但整体趋于萧条。

这一时期，博兴的草柳编产业以野生草柳资源为依托，形成了环麻大湖区的圈状及沿河的带状产业布局。其中，草编生产更多依赖于湖区出产的野生蒲草、芦苇、茅草等原材料，形成了环湖区的产业布局，出现了湾头、孟桥、陈家漏、傅桥、西闸等一批以女性劳动力为主体的蒲窝、蒲鞋生产专业村，院庄、河东、利见桥、庙子、顺河等一批以男性劳动力为主体的苇编生产专业村，以及赵冯、朱官、西鲁等蒲草拖鞋、茅草编织专业村。与草编生产对原材料的高度依赖不同，柳编产业布局更为灵活，行业分工更为细化。据不完全统计，仅兴福镇一带的柳编专业村就有数十个之多，出现了魏家、初桥、贾杨、冯家等一批做箢子的专业村，城外李、城外王、徐刘、赵马村等一批做柳笸箩及鞋笸箩的专业村；柳编常用附件生产也更为专门化，如毛河村专做劈圈、蔺家村专做插子等。随着草柳编生产规模的发展壮大，兴福镇一带自发形成柳货集市（逢农历月的四、九开集），此后又逐步发展成为草柳编原材料及商品交易的集散中心。博兴草柳编产品经此销往各地：向东至烟台、青岛、崂山等地，向南至临沂、河南、江苏等地，北至沧州、天津、北京，再至东北、抚顺等地，西至洪洞、临汾等地。

“资源主导”阶段博兴草柳编产业格局示意图

二、“生产主导”阶段的博兴草柳编产业格局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随着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博兴草柳编生产全面进入合作化阶段。20世纪70年代成立的县工艺美术厂兼具手工业生产组织与管理职能，成为草柳编产业事实上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在当时国家“统购统销”政策机制的调控下，围绕不断扩大的外贸出口业务，以工艺美术厂为中心，博兴草柳编产业格局逐步完成了由“资源主导”向“生产主导”的转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博兴柳编行业管理机构历经兴福供销社、柳业社、县委工业部等数次行政调整，曾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一度解散，直到1964年柳编联社重新恢复生产。联社恢复时仅有社员10余人，柳编产品依然是当地民众日常生产生活所用的簸箕、箢子、柳箱、柳帽等传统制品。与柳编生产情况不同的是，作为传统出口商品的蒲鞋在山东省土产进出口公司的帮扶下迅速恢复生产，年产量曾一度达80万双，后因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而转产蒲编茶垫、座垫、地毯等新产品。

竹、藤、棕、草、柳类编织品历来都是我国对外出口的重要商品，可以说，外贸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上述行业的盛衰起落。20世纪70年代，国家开始推行“以外贸促生产”的对外贸易政策，为博兴草柳编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草柳编产品借由绿色、低碳、环保等优势成为当时大宗出口的商品之一。

为了更好地适应对外贸易的新政策及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博兴县委、县政府适时对草柳编行业管理及生产组织机制进行调整：第一阶段，集中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1974年合并县柳业社和花边厂组建博兴工艺美术厂（1980年更名为博兴县工艺美术公司）；第二阶段，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产品产能，1977年将县工艺美术厂分设为一厂、二厂，一厂管理柳编生产，二厂专管草编生产。在国家外贸政策的统一指导下，草柳编行业沿用计划经济“统购统销”的生产组织模式：由工艺美术厂负责对外接单、对内放活，统筹安排全县草柳编生产和销售；各乡镇人民公社下设的艺品厂根据县工艺美术厂的要求，组织各村农户（社员）开展草柳编生产；农户（社员）或居家生产，或驻厂生产；公社艺品厂负责收取农户（社员）完成的产品，并统一交县工艺美术厂；县工艺美术厂负责产品的统一验收、整理、组装、刷漆、烘干、包装、运输及出口等事宜。

此外，为进一步加强草柳编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博兴草柳编行业在当时“工艺品实用化、日用品工艺化”方针的指导下，自主开展产品创新实践探索，并取得积极成效。据博兴工艺美术厂原厂长刘培安回忆，1973年，山东省工艺进出口公司曾派专人到博兴扶植发展草柳编工艺品出口业务，工艺美术厂曾派专人赴苏北考察、学习草柳编生产的先进经验，同时在厂内积极组织工艺师、柳编艺人创制新产品、新花样，并参加了当年在广州举办的春秋两季交易会，产品出口额达6.35万元，实现了全县柳编产品出口创汇的重大突破。此后，为更好地了解行业的前沿动态及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变化，工艺美术厂又多次组织专员赴日本、美国、西欧以及我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考察学习。据《博兴县志》（1993年版）统计显示：1974年，工艺美术厂有60多个柳编样品被山东省进出口公司选中，当年产值达40多万元；1975年，博兴柳编产品发展出筐、篓、篮、箱、盘、帽、挂帘、挂斗、宫灯、屏风等300多个花色品种，远销日本、新加坡、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挪威、丹麦、西班牙、瑞士、芬兰、奥地利、比利时等国家和地区，年产值达150多万元；1982年，柳编产品年产值增至378万元。

这一时期，在多种力量的交织作用和推动下，博兴草柳编生产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产能不断提升，规模不断扩大，逐步形成了“企业加农户”“城乡结合”“专业加副业”相对完善且专业的生产组织体系。在这一生产组织体系中，县工艺美术厂承担着行业管理者的角色，乡镇人民公社艺品厂具体联络并组织农户（社员）开展草柳编专类产品的生产，原材料、劳动力、市场等资源配置能够紧随市场变化与生产需求而适时进行优化调整，同时进一步解放了资源对生产的无形束缚，使得草柳编产业格局更趋开放。据《博兴县志》（1993年版）记述，除产业发轫之始自然形成的一批环湖区草编生产专业村，以及兴福镇一带的柳编生产专业村，这一时期工艺美术厂下协的草柳编专业生产村已经遍布全县各个乡镇；从业农户难以计数，其中仅草编人员就有5万余人，新兴玉米皮地毯编织从业人员也多达48000余人。该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

可以说，在当时国家“统购统销”经济体制的管控下，博兴草柳编产业“企业加农户”“城乡结合”“专业加副业”的生产组织形式既相对集中又较为灵活，在保证产品产能与质量的同时，又能兼顾农业与副业，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户（社员）参与生产的热情，进而推动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促使其成为当时博兴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柱。其中显著的变化是：以县工艺美术公司为中心的“一点对多点”的开放结构模式，使得“生产”在较大程度上表征为制约产业发展的主导或显性要素，并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博兴草柳编产业的新格局。

“生产主导”阶段博兴草柳编产业布局示意图

博兴现代草柳编产品3(博兴县万达工艺美术有限公司)

三、“市场主导”阶段的博兴草柳编产业格局

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博兴草柳编国营和集体企业相继改制，转为民营或个体企业，产业要素及其配置随之由“生产”主导转向“市场”主导，产业活力进一步释放。特别是随着21世纪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作为较早一批搭上国家“电商快车”的产品，博兴草柳编行业已经整体迈入线上与线下、实体与虚拟业态的过渡和转型阶段，产业格局不断突破区位空间甚至时间的限制。

20世纪90年代，博兴草柳编产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一些乡镇人民公社的艺品厂纷纷改制成为个体或私营企业，也有一些头脑灵活、资金实力雄厚的个人开始注册成立草柳编公司，承接外贸公司或县工艺美术公司（经销公司）的订单，独立组织农户开展生产，替代人民公社艺品厂成为新的“中间商”或“中间人”。因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经销公司+加工厂（中间商）+农户”的生产组织模式更为机动灵活；当然，也有一些企业因缺乏独立应对市场的能力而被迫关停或转行，如县工艺美术公司（国营性质）也早在多年前进入“歇业”状态，现仅保留了厂长一人的行政编制，负责管理厂房、设备等国有资产。

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逐步放开外贸出口权限，博兴草柳编企业竞相注册自营出口权，开始独立承接外贸订单，成为新的经销公司，并涌现出一批像博兴县万达工艺品有限公司等能够积极应对市场变化而不断创新发展的骨干企业。其中一些企业久经外销与内销两大“市场”的洗礼，逐步发展成为业内的龙头企业。这一时期，博兴拥有草柳编经销公司百余家，从业人员数万人，城乡街道草柳编工艺品店铺林立，往来客商云集。据湾头村村民安宝忠介绍，当时主营草柳编产品的“湾头工艺品一条街”在全国同行中颇有知名度，全国各地的客商大都来此“走货”。

“市场主导”阶段博兴草柳编产业格局示意图

这一时期，依托“经销公司+加工厂（中间商）+农户”这个更为机动灵活的组织模式，博兴草柳编产业打破了原本以工艺美术厂为中心的“一点对多点”的单线模式，转变为“多点对多点”的多元开放结构模式，产业要素配置在“市场”的直接牵引下进一步获得优化，行业生产更具时效性、针对性、战略性，产能、质量及产品创新力、市场竞争力均显著增强。据博兴县经贸部门统计，截至2009年全县拥有自营出口权的草柳编企业20余家，从业人员5万余人，年产值近4亿元，产品远销亚洲、欧洲、美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创汇达5000多万美元。

四、“互联网+”时代的博兴草柳编产业格局

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推广，特别是在国家“互联网+”战略的引导下，2009年前后博兴县锦秋街道湾头村的部分村民开始在淘宝网上开设草柳编工艺品网店，之后快速推广并呈现规模发展趋势。2013年，阿里巴巴研究院经调查研究，将盛产草柳编及粗布产品的湾头村确定为全国较早的14个“淘宝村”之一。同年，阿里研究中心在湾头村发布《中国“淘宝村”现状调研报告》，统计显示，截至2012年，我国在淘宝网（含天猫）上正常经营的注册地在农村（含县）的网店数为163.26万个，其中在村、镇一级的淘宝网店总数已经达到59.57万个，经营农产品的网店超过26.06万。

博兴现代草柳编产品4(博兴县万达工艺美术有限公司)

博兴现代草柳编产品5

搭上国家“电商早班快车”的博兴草柳编产业，在拉动县域经济增长、推进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直接带动了当地广大民众的就业增收。据博兴县商务局电商科负责人孙迪介绍，截至2017年底，博兴县从事农村电子商务的网店达到1200余家，农村电子商务网络零售额达到8.32亿元，其中草柳编、老粗布占销售总额的70%。统计显示，2017年“淘宝镇”锦秋街道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中来自电商的贡献占30%以上。围绕草柳编、老粗布生产，博兴县已形成了1个“淘宝镇”、16个“淘宝村”，直接从业人员3万人，间接带动10余万农村劳动力就业，草柳编、老粗布产区也已经扩展到博兴之外的一些近邻的市县。可以说，“淘宝村”的出现，使得草柳编这一“土手艺变成了香饽饽”[6]。

博兴现代草柳编产品6

近年来，博兴草柳编产业与电商、物流等产业不断融合发展，呈现出多种业态并举的情况：一是延续20世纪90年代前后传统产业脉络，以经销公司为产销主体的主要面向外销市场的“线下”模式，贸易总额度虽有缩水，但仍在继续；二是借力互联网平台和技术，以“电商”为产销主体的主要面向内销市场的“线上”模式，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此外，也有部分网店延续以往“坐销”的传统经营模式，同时兼营部分“线下”批发及零售等业务，此类业务较销售量占大头的“线上”来说已然“微不足道”。毋庸置疑，博兴草柳编产品“线上”销售的持续火热离不开互联网强大的数据信息的交互支持。“网店”作为直面消费者群体的数字虚拟“超市”，使得草柳编产品的市场面向更为宽泛、终端人群更为庞大；与此同步，“物联网”技术的快速推广与普及又进一步推进了“线上”营销向覆盖面更广、交易更迅捷的方向发展。

“互联网+”时代的博兴草柳编产业借由多种优势进入新一轮发展期，产业格局相应发生了诸多新变化。一方面，博兴凭借蒲、柳等自然资源禀赋及草柳编织、土布织作等手艺生产传统，较早地完成了从实体“生产—销售”中心向数字虚拟“营销”中心的转型，并奠定了其新型营销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随着“电商”从业者的增加（部分生产者转行“电商”）及互联网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展，草柳编生产随即以博兴为“营销”中心开始向周边其他县区扩展，例如在淄博的桓台、高清、东营的广饶等一些地区出现了一批草柳编生产专业村、专业户。现阶段，博兴草柳编产业已突破县域范围，初步形成了多个“营销中心”加多个“生产散点”的格局雏形。诚如前文所述，这一“销售中心”并非仅指锦秋街道的湾头村，其中还包括环麻大湖区其他乡镇街道的10余个淘宝村。

“互联网+”时代的博兴草柳编产业格局示意图

小结

博兴草柳编产业历经“资源主导”“生产主导”“市场主导”“互联网+”四个发展阶段，其产业格局随产业主导要素的变迁而变化。梳理分析影响其产业格局变迁的核心要素及诸要素之间主次及互动关系，形成以下规律性认识：其一，通常来说，资源、生产、市场等是构成手工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发展手工文化产业不能脱离这些核心要素；其二，在很大程度上，产业主导要素对手工文化产业发展布局起着决定性作用，或围绕资源布局，或围绕生产布局，或围绕市场布局，条件允许的情况可围绕多要素布局；其三，手工文化产业的格局与其生产组织形式密切关联，两者之间通常表现为一种相对松散的“表里”关系，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这一松散关系又使得产业发展常常能够突破区位空间的限制，并呈现出多种业态。基于传统手工艺活态性、地域性、兼业性等特点，在区域产业总体规划中发展手工文化产业，理应遵循手工艺的这些特性并加以创新，灵活把握产业相关核心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以更为开阔的视野、更为开放的思路为产业起步和发展谋篇布局，可借“星星之火”谋“燎原之势”。

注释

[1]（清）周壬福,修.李同,纂.博兴县志[M].道光二十年（1840）刻印本.

[2]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20:64.

[3]同注释1.

[4][5]张其丙,修.博兴县志[M].民国二十五年（1936）刻印本.

[6]潘俊强.博兴湾头村千余人从事草柳编 土手艺变成了香饽饽[N].大众日报,201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