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陶治强 安徽省淮南市博物馆考古部

千里淮河流淌不息，一条飘带划分中国南北。寿州窑就坐落在它的身边，吸允着孕育多彩文明的母亲河，成为一处闻名遐迩的陶瓷生产基地，唐代的七大名窑之一。历代受学者关注。唐代茶圣陆羽《茶经》记载：“碗，越州上，鼎州、婺州次；越州上，寿州、洪州次……寿州瓷黄，茶色紫。”[1]清代朱琰《陶说》载“寿州：今安徽淮南市有窑址，坯上施白粉，用氧化焰烧成，黄釉可喜。后期造瓷，初用匣钵”[2]。民国邵蛰民撰、余启昌增补《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记载：“江南寿州，唐时烧造，其瓷黄。”[3]权伯华《古瓷考略》云:“唐寿州窑在今安徽寿州。”[4]以胡悦谦[5]为代表的专家认为寿州窑自南北朝时期就开始烧造，隋唐时发展到顶峰，衰落于晚唐五代，从寿州窑的黄釉瓷枕和窄圈足碗看，宋代的寿州窑依然在烧造，只是规模萎缩了，产量更少，产品定制于本地区人口的生活需要。寿州窑的烧造中心自隋唐始由凤阳武店挪移至淮南大通区上窑镇，整个寿州窑场背靠淮河，呈东西走向绵延约40公里，时间跨度长，空间分布广，地域特色鲜明，蜚声海内外。

寿州窑的窑炉结构为北方常见的馒头窑，在泉山也清理出一座龙窑残迹。寿州窑瓷器的烧成温度在1200℃。坯体普遍使用化妆土装饰，入窑素烧，出窑后再施釉，二次烘烤。隋代寿州窑以青釉、青灰釉、青黄釉为主。唐代的寿州窑釉色丰富，有青黄釉、鳝黄、蜡黄、酱红釉、茶叶末釉、黑釉等，以黄为显贵。

寿州窑生产的瓷器数量巨大、品类丰富，涵盖饮食器、盛储器、酒具、文具、寝具、玩具、建筑用瓷等。在众多瓷器中，动物题材的陶瓷显得与众不同，格外抢眼。这些动物瓷塑滑稽、好玩、可爱、情趣盎然。动物纹样装饰在瓷器上美丽吉祥又富有诗情画意。它们的模样有的气宇轩昂，有的憨态可掬，有的温驯可爱。这些动物符号瓷器虽然不是寿州瓷器烧制的主流，却是瓷器当中必不可少的一员。其实，唐代的许多窑口中都能见到动物符号，唐长沙窑烧制小鸟、鸟形埙、鸡、羊、狮子、狗、鼠、双鱼瓶、鱼、龟背壶和虎枕等。宿州萧窑生产有马、羊、牛、狗、鸡、鸭、兔、蛙等。安阳窑窑址发现有青瓷骆驼等。邢窑生产有唐代瓷马、瓷猴、兽面埙、白瓷兔、卧猫、鸭形水盂、骑象灯、龙流兽柄执壶、镇墓兽、三彩卧兔形枕、龟背壶。巩县窑唐三彩牛、骆驼、立虎等；四川邛崃窑的狗、龟、猴、鸡、鸟、虎、象、鸭、鱼、桃、荔枝、核桃、莲蓬等。陕西唐代耀州窑烧造有骆驼、马、狮、狗、鸡、鸭、猴、羊、龟、壁虎、犀牛、蝴蝶。

“这些动物或以生活为依据，或以神物作想象，玲珑中见高大，见雄壮。虽大不盈掌或置书房案头、或藏闺蜜匣囊、或居神龛供奉、或佩衣裙为饰。把玩起来十分赏心悦目，细细地赏析品鉴，余味悠长。”[6]

一、动物艺术符号的分类与形态

寿州窑留存至今的标本中，基本是隋唐时期的，少量南北朝、五代和北宋的瓷件。

瓷马 唐

综合来看，动物造型的瓷器有完整的动物形态和局部的动物形态，有写实的动物、图案动物和幻化的动物。具体来看，有瓷马、瓷牛、瓷羊、瓷狗、瓷猴、瓷象、瓷兔、瓷鸡首、瓷鸭、瓷海兽、瓷狮、瓷虎、瓷龙、瓷凤、瓷龟、瓷青蛙、模印龙纹、模印蝴蝶、模印小鹿、刻划单鱼纹和三鱼纹。在这些动物中马、猴和狮子的造型最为多见，形态迥异。这些动物一般施黄釉，也有黑釉和釉下彩斑，施釉不及足底。这些动物艺术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艺人抓自然之形，传自然之神，而最终表达的是自己心中对于现实物象感悟以后的形和神的传达，创作出既要不脱离现实当中物象的那种形、神，又要有自己独到的感悟和理解，有强烈的艺术语言和艺术风格的作品。除了技艺的完备和技法的娴熟，个人的人文素养以及审美高度，还有文化内涵的沉淀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国传统艺术文化中，非常注重对于“意境”的表达，讲究的就是通过情景事物来婉转地抒发胸臆，让艺术创作者的思想与情景相交融，通过一种更加浪漫的方式来表达情感与思绪，更注重的是灵魂与精神上的共鸣。美妙生动的动物形态是大自然的艺术，充满了质朴、含蓄和自然的气息，没有过度雕饰，颜色温暖、愉悦，充满富态的生活气息，恰好符合当时人们的审美理念。这些艺术化的动物形态流传至今历经千百年的历史，有着深厚的特定时代文化背景，不但还原了唐代的美学思想，并将这种美学力量发扬光大，影响后世。

隋代龙柄鸡首壶，鸡首为装饰，龙柄具有把手功能，对称安置在颈两侧，鸡眼有的减地阴刻凸出，有的贴泥珠，有的鸡嘴衔有泥丸；龙柄常用两长泥条合拢而成。

龙柄鸡首壶 隋

隋代双龙柄壶，造型奇特，主体为一颈双器身，壶颈与左右壶身相通，可同时向两器腹注水，龙颈首衔接壶肩与壶嘴，龙嘴紧咬盘口，龙颈细长有力。龙颈与器肩交接处帖塑四只青蛙，龙柄与青蛙用泥条固结。龙和青蛙一强一弱，共同戏水，充满着和谐与诗意，闪烁着“智者乐水”的文化观。

唐代瓷马，比较多见，长度一般在5厘米左右，个别有7厘米上下。骑马俑，有男女老幼骑马俑，戴平顶帽的，站立在马上的，头戴毡帽的胡人，在马的头部与颈部刻有阴线以示缰绳，单立马俑，带马鞍的与不带马鞍的单立马俑。马眼有的为粘贴的小而园泥丁，有的为阴刻一个小圆圈为眼眶，中间部分以示眼珠，有的戳刺一个小圆窝以示马眼。马尾多短小，多使用一个小泥突粘贴在马屁股上，马的四腿为圆柱状，没有马蹄。马身施黄釉、黄褐釉和黑釉，马腿的下半部多不施釉。

唐代瓷狮，多为蹲坐式，也有卧狮。有的阔嘴龇牙，有的双唇紧闭。狮眼圆瞪，面目狰狞。有的狮颈戴有铃铛，有几分可爱。狮毛有的用凸起卷曲的泥条，有的用减地隐起的弯曲泥条表示，有的用长阴线表示。釉彩有青绿釉、黄釉和青黄釉，眼珠常点褐彩以醒目。唐代瓷猴，常蹲坐在一圆圈座上，有的抱拳、有的左手捂鼻、有的双手紧合在面部，点褐彩以示双眼，头部篦划阴线毛发，形神兼备。

寿州窑骑马俑 唐

寿州窑黑釉骑马俑 唐

寿州窑虎镇 唐

唐代瓷虎，匍匐在一方形座板上，双目圆睁，宽嘴獠牙，昂首，身体肥硕，虎身模印有凸凹的线纹，用以刻画虎皮的褶皱感，先施以青黄釉，而后又施酱褐釉，皮毛的黄褐条带色显现。

唐代瓷象，枕座塑象，座枕为一壮硕的大象站在一泥板上，大耳、长鼻，施黑釉，身上顶有一中心微凹的椭圆枕面。

象形埙，器腹圆球状，三短乳丁足，在象尾与前足上方腹部留有气孔，象首紧贴在圆腹上，无脖颈，两泥片帖塑的象耳刻划有毛发纹理，两阴圈线和中部凸起的泥丁表示眼睛，象鼻向上卷曲贴在腹上，制作写意夸张。

唐代瓷羊，体长6.4厘米，四肢圆直，没有关节的刻划。羊身圆硕，羊首为三面锥体，双泥丁耳紧贴头部，嘴尖，无上下颌骨和牙齿交代，羊尾短曲，无羊毛等的细节刻划，结构紧凑，比例匀称。

唐代瓷猴，常蹲坐在一圆圈座上，有的抱拳，有的左手捂鼻，有的双手紧合在面部。

龙纹砖 唐

唐代瓷牛，器型都较小，长5～6厘米。牛形纸镇，匍卧在一圆饼状底板上，前后四肢弯曲向前，昂首，双目圆瞪，牛身上黄釉下点彩褐斑，以示肤色。黄釉水牛，四扁泥条足，牛身瘦而短小，双角粗长且直，双眼位置夸张，眼眶隆起，眼窝凹陷，瘦脸，张嘴。牛座枕，牛卧在瓷板上，体态丰腴肥硕，牛昂首注目一方，显得安静与温顺。

唐代瓷鸭，手捏而成，扁形嘴，昂首，双眼凸起，尾部上翘，在器腹上部粘贴以半环形系，以便穿绳系挂，不见足。在鸭身的一周边缘篦划阴短直线，表示鸭羽。整体简约质朴，不注重细节刻划。

唐代瓷狗，两件标本已残，一个为狗首，一个四肢已毁。捏制而成，狗首面部用刀削出脸颊，用工具在面部挖出两个圆窝表示狗眼，两个圆窝表示狗鼻，嘴部刻出槽线以示上下颌。另一件小狗，长只有4.7厘米，昂首顾盼，头部阴刻出眼睛、鼻子和嘴巴以及狗须，狗头上部压印一凹槽，双耳较短小并不明显。狗身短，施青黄釉，釉面有细小开片。

唐代瓷凤，为一凤首壶盖，器型灵感来源于唐代凤首银壶。尖喙紧咬，鸟鼻尖隆，用压印法压印出两个鼻孔凹槽。凤冠高耸，高低起伏、凤冠上篦划出阴直线以示羽毛，两侧脸颊各贴一圆泥突表示凤眼，凤眼上贴塑眼睑。凤耳短小，用小泥丁捏塑而成。凤面部篦划有阴直线，表示凤羽。

唐代黄釉龟形背壶，口小细直颈，口径仅有4.3厘米，溜肩，轮制，腹部与颈肩部有接痕，壶一面隆起，一面弧凹，左右各两个横置泥条系，四系看起来像乌龟四足，壶体像是乌龟。

唐代模印龙纹，模制在长方形瓷砖上面，施釉的一面图案构成可以视作两个部分，即长方形围栏的外区和内区，内区为龙纹和辅助纹饰，龙为长方形游龙，昂首，长颚，嘴张，龙发上扬，龙身较细长，有骨无肉，四足作游走状，每足三爪。在龙的上下和前方有朵云纹和左下方的火焰纹。在外区，画面的边缘模印有朵云纹和火焰纹，整个画面动感十足，祥龙腾云驾雾，神秘莫测。

唐代剪纸漏印小鹿、蝴蝶，图案中的小鹿为奔跑状，蝴蝶展翅起舞，触须伸展，都是动态的描绘。

唐代剪纸贴花蝴蝶，纹饰富丽，蝴蝶展翅翩翩起舞，触须呈“八”字形向前伸展。

瓷狗 唐

瓷狮 唐

形态鲜活逼真的动物符号是自然力量与自然之美的体现，是自然美学的佼佼者，也是追逐自然、向往“天人合一”理念的追寻者。动物符号是人与自然融合协作的产物，是一幅大自然工匠的精心制作，它的美丽是大地生命予以人类的馈赠，人类追逐动物形象的魅力，也是在追逐生命的艺术。动物艺术符号是玩赏的艺术，比一般的实用瓷器更完整、更生动、更具活力，模仿与随意、夸张与变形、自由精神的艺术特点藉此传达。没有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传统文化艺术的认知和领会，不可能创造出如此众多的经典形象。这些动物虽以静止的形态示人，却向人展示出千姿百态的瞬间气息。用 “静中有动、以静写动”的语汇或许还不能完美表达。龙首的用力咬合、镇虎的虎视眈眈、蹲狮的高度警惕、猴子的顽皮、站马的高亢、镇兽的舒坦、大象的力量与自信、牛的温顺、蝴蝶的自由飞翔和小鹿奔跑的欢畅等等生命瞬间的刻画，既是动物神态的自然展示，又是匠人内心的抒发，“借物言志、寄景抒情”， 内心的世界和手里的泥土在那一刻凝结，超乎想象的艺术结晶应运而生。

二、制作工艺与特点

寿州瓷里的动物形态是陶瓷艺术中最活跃因子，也是工艺最复杂、制作难度高、耗时费心的工艺品。陶瓷小动物用料比其他产品更细腻，工艺更讲究。它一般要经过原料的加工，泥料的储备及练揉，手工制作、拉坯或剪纸塑型，施釉，装窑，焙烧等制作环节。各工序按技术要求操作，由匠人严格把关。动物形象成型手法有模制、捏塑、拉坯、剪纸贴花和漏花。成型之后，匠人要对部分动物雕塑进行装饰，方法有坯体装饰、化妆土、釉装饰，坯体装饰主要是局部完善，用刻划阴线表示动物的毛发，用按压圆窝表示动物的眼睛等。动物均施釉，釉面平滑光亮，一般坯体上先施化妆土，再施黄釉、黑釉、茶叶末釉，用釉下点褐彩表示动物皮毛的花斑。

寿州窑马 唐

瓷羊 唐

动物瓷塑体现简约、夸张、大气、概括、轻小的艺术风格，马、狮、虎、象等动物塑造形神兼备，既真实又淳朴，非常有力度，夸张部位的狮子嘴部、老虎嘴部、大象鼻部似乎还在动。狮子形体浑厚，形象生动，其眼睛特意点彩，圆溜转动，机警可爱的瞬间动态表现得恰到好处，特别能引人注目和扣人心弦。马和狮的数量居多，它们的腿多为圆柱状，无足。黄釉较常见，施釉一般不到底。动物取材多来源于十二生肖题材。

龟形背壶 唐

寿州窑动物瓷塑在造型上不刻意追求比例协调与形态标准，注重形神兼备，于古拙中见性情。中国线的艺术表现手法是塑造动物符号的审美因素，寿州窑艺人灵活应用阴线与阳线、直线和曲线交叉融合方法，刻画动物毛发、马的缰绳、凤的羽毛和眼睛等。

三、动物符号包蕴丰富的文化内涵

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它们和人共同居住在地球家园，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有些动物较早地被人类驯化、饲养，成为人的肉食之源、财富支柱和劳动力的替代工具，也和人的感情最深厚。中国道家哲学认为人类天性中存在“同情”的情愫，意念之中渴望与自然万物共享自然的情趣，比如与鸟儿一起飞翔、与鱼儿一起欢快的畅游，借猛兽之胆与狮虎之气，狐假虎威，驱邪避灾。马是寿州窑里常见的动物，马的价值巨大，是代步工具，也是生产力，中国的十二生肖之一，马在古代是战斗力，是财富。马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昭陵六骏和唐代画家韩幹笔下的《牧马图》《神骏图》《猿马图》都是艺术家对宝马良驹的塑造和赞美。唐代古诗中写马的作品比较多，如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白居易《钱塘湖春行》：“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隋唐寿州窑烧制的俏皮喜人的小动物，“以小见大，神气十足”，见证了时代艺术，体现出时代精神。

寿州窑人面埙 唐

“牛、羊、猴、狗、虎、兔”十二生肖中的动物，它们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相生相克”的民间信仰观念，用在婚配、事业、生平和年运上。龙、凤是人们抽象幻化的瑞兽神物，自然界本不存在，具有超乎想象的法力，是祥瑞的象征。龙能呼风唤雨，主管农业风调雨顺，是中国农业社会中的保护神。人们为图吉祥，常把动物谐音称吉祥语汇，例如，狮子谐音为“事”，狮子多隐喻为“事事如意，万事如意”。鹿，隐喻为“禄”，意指吃“俸禄”。蝴蝶，象征着“快乐、自由、创造力和变化”。寿州瓷中的动物文化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对动物的仁爱之情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寿州窑艺人把动物形象移植到瓷器中来，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心理，就是人们喜爱动物。动物充实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而非只是伦理问题。”[7]“古人将人生的情趣及憧憬融进陶瓷小动物之中，以填充精神需求。”[8]但是， “人爱动物也并不意味着人不可以利用动物。为了人的幸福，人可以利用动物，这包括役其肢体、衣其皮毛乃至食其体肉。关爱动物和利用动物是可以并行不悖的”[9]。

四、动物艺术瓷的用途

隋唐时期，人们在陶瓷艺术追求中闪烁着一个不可或缺的鲜明因素，那就是乐趣。乐趣是文明进步和文化繁荣的原动力。古人将人生的情趣及憧憬融进动物符号，以充实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陶瓷动物是人工和天工的完美产物，它是隋唐社会生活、雕塑艺术和精神追求的客观表达。

陶瓷动物展现了寿州窑匠人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才华，也是他们精神的寄托，向后人展示了艺人对生活的理解和寿州窑制作的核心技艺，让后来的人们多一份享受，多一份敬意。

陶瓷动物是寿州窑匠人雕塑技艺的华章，体现了中国古人智慧和以人文精神为本的哲学追求，充盈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宝库，折射出淮河流域特有的美学含义。

寿州窑陶瓷动物有的对立出现，作为席镇、纸镇、乐器、玩具，有的是瓷枕的支撑“立柱”，它们以不同的形态和作用存在，既满足了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也满足人们茶余饭后，寻求精神需求之用。“中国传统器物形式一方面要具有美感，让人们感到一种审美愉悦；另一方面，作为功能的载体，要实现某种功能。”[10]

寿州窑生产的玩具，多是各个窑口的副产品，用来填补空余的匣钵和其他窑内的空位，“所烧之物，统称为小玩意儿,瓷商、店主常把这些小玩意儿放在筐内，摆在明显的位置，供带着孩子来买货的顾客观赏，生意成交后，也经常免费送几件给孩子玩”。[11]这些陶瓷动物夸张生动、变形适度，有益于儿童认知、寓教于乐。

卧兽枕头除了寝具和医用外，还被赋予了“辟邪”的功能。唐人将卧兽枕作为镇宅、宜男、祈祝平安的吉祥物。隋代青瓷罐上的动物，盘口壶上的兽、兔，香薰盖上的小狮、鸟形壶盖装饰和美化了器物形体，寄寓了作者的情思和美好愿望。 有些动物雕塑的器物还用于随葬，如龙柄鸡首壶和瓷鸟埙。

寿州窑瓷器中动物雕塑符号体现的是一种文化和哲学，它告诉人们“人和动物是一体的，人们可以认识动物，利用动物，把动物的形象艺术化，装点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爱动物和爱人有着天然的、内在的逻辑联系。”[12]寿州窑瓷器中的动物符号向后人传递出经久不衰的积极性和正能量，无时无刻不在审视着社会，审视着世人，劝化着后人要“热爱自然、保护动物”，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

注释

[1](唐)陆羽,著．钟强,编.茶经[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65．

[2]（清）朱琰,撰．陶说[M].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4:62．

[3]芦甲川.寿州窑古今考议[J].艺术教育，2011（02）:134．

[4][5]胡悦谦.谈寿州窑瓷[J].考古,1988(8):735．

[6]王红五.高古瓷塑赏析[J].检察风云,2012(22):90．

[7][9][12]王云岭.儒家视野中人与动物的关系与启示[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1(4):458,461．

[8][11]夏德武.中国古代陶瓷小动物[M].马未都作序.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1．

[10]杨先艺,秦杨.论中国传统造物艺术的审美特征[J].美学时代,2009(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