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希林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民国时期大学堂的词学教育是现代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许多词学专家，特别是一批青年词学研究者，执教于全国各大学，编纂词学讲义就成为其传播词学思想必需的手段。谈到《词学通论》，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吴梅的《词学通论》。然而，我们仔细梳理民国词学史，就会发现以《词学通论》命名者，并非只有吴梅一人。比如汪东《词学通论》[1]、龙榆生《词学通论》(1)龙榆生《论平仄四声》(《词学季刊》1936年第3卷第2期)标为“《词学通论》之一章”，《论词谱》(《语言文学专刊》1936年第1卷第1期)标为“《词学通论》之一节”，由此可知龙榆生曾有撰写《词学通论》之设想，但仅完成部分而已。、罗长铭《词学通论》[2]，除此之外还有孙人和《词学通论》，是孙人和先生在各大高校授课之讲义。如果说孙人和《续修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与《词渖》为传统的提要和词话方式的话，那么《词学通论》则是现代的著述方式，由此反映了民国词学由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变。

一、孙人和《词学通论》概述

孙人和《词学通论》目前已经发现的有四种版本，分别叙述如下。

第一种：山西省图书馆所藏《词史》。共两章，38页，半页13行，行40字。据书口题“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判断，应为孙人和先生任教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时之讲义。书眉行间时有批注，第13页在“遂由诗易为长短句则大致无异也”旁有批注“这是孙先生的定论”，据此可以判断，批注内容显然不是出自孙人和先生之手，而应该是出于当时听课学生之手。故此本乃是孙人和先生讲课时之讲义，而批注则为学生所记录之笔记。该书现存两章：第一章论“词之起源”，未完；第二章论“词之体制”，仍未完；仅于第二章中间提及“详第三章《论犯调》”。

第二种：孙人和先生后人藏本《词学通论》。共三章，59页，半页13行，行32字。据书口题“辅仁大学公记印书局代印”判断，应为孙人和先生在辅仁大学任教期间之讲义。该书现存三章：第一章论“词之起源”，其中阙第5、6页；第二章论“词之体制”；第三章“论音律”。在第三章末标“《词学通论》上卷终”。其中亦有批注。

第三种：吉林省图书馆所藏《词学通论》。共两章，21页，半页13行，行36字。据书口题“中国大学讲义”判断，应为孙人和先生在中国大学任教时之讲义。该书现存两章：第四章论“填词法”，从句法、平仄四声、韵、修饰法等四个方面论述；第五章为“唐五代两宋名家词”，然而只有唐五代四家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煜(未完)，其余诸家未见。

第四种：笔者自藏《词学通论》。共五章，85页，半页13行，行38字。此为目前所发现内容最多之本。据书口题“中国大学讲义”判断，应为孙人和先生在中国大学任教时之讲义。该书现存五章：第一章论“词之起源”；第二章论“词之体制”；第三章“论音律”，在本章末标“《词学通论》上卷终”；第四章论“填词法”，从句法、平仄四声、韵、修饰法等四个方面论述，在本章开始处标“《词学通论》卷二”；第五章为“唐五代两宋名家词”，分别为唐五代四家(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煜)、北宋七家(张先、晏几道、贺铸、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南宋七家(辛弃疾、姜夔，其余诸家未见)。其中有批注，一部分应为学生听课时随手所记录孙人和先生讲课之内容，部分批注价值甚高。

经过比对，可以有如下结论。

首先，第四种《词学通论》为目前所发现内容最为完整之版本(虽然仍属残本)。其次，第四种《词学通论》第一章“词之起源”内容与第一种、第二种差异甚大。第一种及第二种主要引用刘毓盘《词史》、胡适《词选序》等，而第四种则引用材料甚少，更多自己独得之见。由此可以推断，第一种及第二种当属于早期讲义，故借鉴成分居多；而第四种为后出之讲义，故在消化吸收前人看法基础上有独得之见。

以上对孙人和《词学通论》所传四种分别进行了描述，其中笔者曾将山西省图书馆和吉林省图书馆所藏之本，以《孙人和词学讲义两种》为题发表于《词学》第3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

除以上四种外，还有一种《词及词史》，1935年学生笔记，现存12页23面。孔夫子旧书网上曾拍卖，此书乃1935年学生所听课之课程笔记。如其中记载词之名称云：

词当始于中唐(按李白《菩萨蛮》，实非李白作，盖南宋误也)，此时词名曰曲子(声调宛转)或曰(小)令(名曰令者，盖唐酒令有二，曰令古人名或歌舞，词名令者盖取第二义)。至宋而词成专名。

此处梳理词的起源时间及名称，并对李白词作的真伪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由此可以窥见孙人和讲课时之面貌。

二、孙人和《词学通论》与吴梅《词学通论》之关系

孙人和早年在北京大学求学，其为邵瑞彭弟子(2)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31年12月1日条：“接王叔涵北京复，附来和梅溪词一首，谓北平近有孙蜀丞者，邵次公弟子，在各大学讲词，张孟劬在燕京，反不受人推崇。” 参见《词学》第3辑第44页。。邵瑞彭1921年在北京大学任教。同时吴梅先生也于1917年在北京大学开设古乐曲及有关词曲、戏曲等课程。相比较古代教育的私塾性、私人化，民国大学教育具有开放性、包容性，所以学生可以有选择性地听任何自己喜欢的课程。

表1 孙人和《词学通论》与吴梅《词学通论》之章节目录对比

由表格可以看出，孙人和《词学通论》在著述结构上与吴梅《词学通论》有诸多的相似性。孙人和《词学通论》第四章《填词法》论“平仄四声”直接移录自吴梅《词学通论》第二章之“论平仄四声”，并说“长洲吴瞿庵先生论此甚精”。虽然没有直接的材料来证明孙人和在北京大学时期曾听过吴梅先生的词学课程，但是二者在北京大学期间还是有一定的交叉期的，其受吴梅先生的影响应该是有这种可能的。

吴梅先生1917年在北大讲课时，采用《白雨斋词话》作为讲义，1922年到南京东南大学讲授《词曲通论》，基本上沿袭了陈廷焯的有关观点。下面先看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对朱彝尊词的评价：

竹垞词，疏中有密，独出冠时，微少沉厚之意。其自题词集云：“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夫秦七黄九，岂可并称？师玉田不师秦七，所以不能深厚。不知秦七，亦何能知玉田？彼所知者，玉田之表耳。师玉田而不师其沉郁，是买椟还珠也。[3]

这里陈廷焯指出了朱彝尊标榜玉田生，而不师法秦观，这样做法的后果就是直接导致朱彝尊不能真正地了解玉田生，所知道的只是玉田生的外表而已。朱彝尊词的缺陷表现为不能“沉郁”，主要在于其没有学习张炎词的沉郁。“沉郁说”是陈廷焯词学理论的核心观点。

再看吴梅《词学通论》对朱彝尊词的评价：

余尝谓竹垞自比玉田，故词多浏亮，惟秦七与黄九，不可相提并论。秦之工处，北宋殆无与抗，非黄九所能望其肩背。竹垞不学秦，而学玉田，盖独标南宋之帜耳。然而竹垞词托体之不能高，即坐此病，知音者当以余言为然也。今人慑于陈、朱之名，以为国朝冠冕，不知陈、朱虽足弁冕一朝，究其所诣，尚未绝伦。有志于古者，当宜取法乎上也。[4]

此处指出了朱彝尊标榜玉田生“不师秦七，不师黄九”理论的缺陷，并指出秦观与黄庭坚不能同日而语，秦观词在北宋自为一大家。分析了朱彝尊不学秦观而学习玉田生的原因，就在于浙西词派推尊南宋词。吴梅的观点与陈廷焯的观点相比，可以看出有其一致性，并逐步深化。吴梅对“沉郁说”的推重，表现为对陈廷焯有关思想的全盘吸纳和接受其审美宗尚，于晚唐五代推重温庭筠、韦庄及冯延巳[5]。同时对陈廷焯的偏见作了适度的反拨。

最后看孙人和《续修四库全书总目》之《江湖载酒集提要》对朱彝尊词的评价：

其词清雅可咏，洒落有致，当时与陈维崧并称，号曰“朱陈”。然世多扬朱而抑陈，盖以彝尊得其正，维崧得其偏也。其实彝尊之词，未能沉郁。其〔解佩令〕《自题词集》曰：“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须知淮海之词，岂黄九所可比拟，淮海内有深沉之思，而出之以淡雅，最为词中上境，自周邦彦以来，莫不以婉雅为正宗，实自淮海启之。玉田虽雅，往往流为滑易，彝尊但知玉田，而不知淮海，此其所以不能沉郁也。浙派之病，在于过尊南宋，而不能知北宋之大也。[6]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孙人和首先指出朱彝尊词之缺陷在于“未能沉郁”，而秦观之词不是黄庭坚所能比的，从而指出秦观之词“内有深沉之思，而出之以淡雅，最为词中上境”，其推尊秦观之意甚为明显，进而指出了从周邦彦以来以“婉雅”为宗的词坛风气，但是开这种风气的实际上应该是秦观。在推尊秦观的同时，又点出玉田生的“雅”往往流为“滑易”。这样就解释了朱彝尊之词不能“沉郁”的原因就在于不知秦观。最后说明浙派理论的缺陷在于“过尊南宋，而不能知北宋之大”。

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从陈廷焯、吴梅到孙人和词学理论的承继性。

孙人和《词学通论》对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亦推崇有加，这同时也可以从孙人和所撰写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白雨斋词话提要》中看出端倪。其认为：“唐至清末，历论词家，成见虽深，持论尚允，可当一部词史。论词范围之广，当首推是书矣。间评选本词话之得失，亦多中肯之言……然书体甚大，自不能以一眚掩也。”可谓对《白雨斋词话》推崇备至。

吴梅《词学通论》为其1922年在东南大学所开课程讲义，影响甚大。孙人和《词学通论》大致编成于其任中国大学教授等时期(1929年以后)，所以孙人和在编写《词学通论》的过程中受吴梅《词学通论》的影响也是必然的。

三、孙人和《词学通论》批语之价值

笔者自藏本《词学通论》，目前已经收入《民国词学史著集成》[7]，为学界了解孙人和的《词学通论》及词学思想提供了很好的途径。但遗憾的是，当时为了排版及美观的需要，就不得不将其中的批注予以抹除。此书的批注部分，应该出自学生之手。正是借助于学生的记录，让我们看到了孙人和词学思想在课堂上的真实展示。如：

令者乃侑酒嘌唱之用。[8]65

唐五代词之精艳其原因：一、词既为嘌唱之用，故每托于房帷；二、词不脱晚唐诗境。[8]65

唐代诗集谈词者有：一、白香山诗集；二、刘梦得诗集；三、韦应物诗集；四、元微之诗集。[8]65

温飞卿诗集与温词对读，可助解温词。[8]65

课堂上教师讲课之精艺纷出，目不暇接。为了解晚唐时期诗词之关系，提供了极其有效的方法与途径。

又记载道：

唐五代词有下列数本：《南唐二主词》以王静安辑本、刘继增笺本最好；《阳春集》以天津图书馆明钞本最好；《花间集》以双照楼本最好，次为汲古阁本；《尊前集》以《彊村丛书》本最好；王国维有《续尊前集》；《云谣集》出自敦煌石室；《金奁集》在《彊村丛书》内，为唐五代或宋初人之选本，“金奁”乃“香艳”之意。[8]65-66

此记载将唐五代主要词人的词集予以开列，并明确指出某书最好，提供完善之本，对于学生的阅读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指导。

又如对唐五代四家词人的分析：“蜀温飞卿，内求；韦端己，旁求；唐李重光，正面；冯正中，适中。”[8]69相似的言论在《词学通论》所附《词选》中亦有体现：

读温飞卿的词要深求；韦端己的词要旁求；李后主词要正面求。[8]3

孙人和先生认为冯延巳词“微而凄婉，淡而能腴，不同温韦之秾丽，亦异后主之悲放。故为宋人所宗，允得词家之正者矣”。另外孙人和在为史树青《几士居词甲稿》所作序中亦指出：“予谓令慢当以冯正中、周美成为主，阳春微而凄婉，淡而能腴，上合温韦，下开二晏，最为词家之正宗。”[9]所以其认为冯延巳词“适中”。这里针对唐五代最重要四家词人的不同特点，为学生阅读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又如：

借男女爱情者十之八，不用者十之一，人物、别词调(如定西番、河传、柳枝之类)十之一。[8]74

宋初朝野所歌咏仍为花间(沿袭)，因朝廷士大夫改变风气，恶淫丽之词，而渐趋婉雅。此时所歌咏者一部沿袭《花间》，一部改咏宋初之词。屯田、子野、小山诸家多淫丽之词，而为俗间所盛行，而士大夫所歌者多为宋初婉雅之词。秦淮海之词，雅俗合宜，朝野多咏歌之，词至此始一统矣。[8]74

宋初词集流传多，张子野词、小山词并令曲与慢杂陈，盖一部为士大夫所咏歌(旧曲新词)，一部为俗间所嘌唱。大晏集中慢词少，而小晏集中慢词渐多。固风尚所趋，然大晏朝廷辅弼，小晏沉沦下僚，宋初恶其艳曲，故大晏有不作妇人语之传说。小晏狂躁，故不得不迎合世俗也。《清波杂志》云：晏叔原著乐府，黄山谷为序，而其父执韩宫师玉汝曰：愿郎君捐有余之才，崇未至之德。[8]75

上文对宋初词坛风尚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除此之外，还有若干比较有价值的论述。唐圭璋编纂于民国时期的《词话丛编》，嘉惠学林、影响深远。1935年厉啸桐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发表书评《评唐刻〈词话丛编〉》。另外，夏承焘先生在《天风阁学词日记》中亦多次称扬《词话丛编》之功绩。而孙人和在课堂上讲授《词学通论》的过程中，亦对此书有所褒扬。如：“《词话丛编》很好，由宋至清，搜罗净尽。”[8]78除此之外，孙人和还在其所负责撰写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的过程中，对《词话丛编》所著录的18种词话进行详细的点评。由此可以看出《词话丛编》在民国时期的接受情况。

在介绍词体制时提到“风人体”，批注云：

一名吴歌体。一、借物寓意；二、以下句解上句。[8]20

借助于批注内容，可以进一步了解“风人体”的别称及主要特点。

又如：

讲词律最好之书：一、《燕乐考原》凌廷堪；二、《声律通考》陈澧；三、《词源斠律》郑文焯。[8]39

为学生了解词律，进一步研究词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书。

四、孙人和《词学通论》的词学价值

在词学史上，关于李白词作的真伪问题一直是词学界讨论的焦点。孙人和对这一问题亦有其独到之看法，其先引录《湘山野录》《少室山房笔丛》《莲子居词话》等相关材料，然后总结道：

按唐至北宋未有言及李白《菩萨蛮》者，南宋始著焉。(《草堂诗余》《花庵词选》皆首列李白之词。)且此调始于晚唐开天之际，不能有也。《教坊记》虽载此调，盖后人陆续增补，已失崔令钦记录之真相。至于《忆秦娥》调，晚唐尚不盛行，安得谓李白之时即有此调耶？[8]8

刘熙载在《词概》中指出：“李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10]孙人和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词概提要》中曾针对刘熙载言论批评道：“李白之时，不能有如此成熟之长短句，其《菩萨蛮》《忆秦娥》诸词，南宋以来始传于世，其为伪撰无疑。”[11]

另李白有《清平乐》与《桂殿秋》各二首，欧阳炯《花间集序》云：“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之应制《清平乐》调四首。”孙人和指出：“五代人竟有此言，殊可惊异。”[8]9并引用《松窗杂录》之材料，点明：

李白应制撰《清平调》新词，其事明确。然《清平调》与《清平乐》不同，疑晚唐误传为一事，遂谓李白应制撰《清平乐》，词复伪制以实之。故《花间序》有此言也。[8]9

在词学史上争议最大的词人当属柳永，毁誉不一，向有天壤之别。孙人和《词学通论》将柳永之词分为声部与词部两部分分别论述。关于声部，孙人和先引用《宋史·乐志》、叶梦得、李清照等相关评论，然后加以归纳道：

盖当时新腔，永为之词，永与乐工来往，亦必明其音律，曲度转易，变化遂繁。今观《乐章集》中之曲调，一部为大曲摘遍，一部为别度新腔，多为他集所未有，职是故也。[8]78

孙人和归纳指出柳永词在曲调创新方面的突出贡献之处，接着引用宋翔凤《乐府余论》中之评论，最后指出：

盖当时令曲雅言，仕宦之所流连。慢词俚语，乐伎之所歌咏。雅俗分流，朝野异尚。士大夫鄙慢曲而不为，柳三变投众人之所好，终以会社所被，范围易广。虽以朝廷之势，莫能止也。[8]78

关于词部，孙人和先引用《艺苑雌黄》中之评论，指出“此文士之言，不可尽据”，接着又指出：

溯唐代长短句兴，雅俗共赏。然多写男女之情怀，托房帷以比兴。盖秦楼楚馆，侑酒嘌唱，绮怀艳语，易入人心。屯田慢词，亦犹是也。然羁旅悲怀，多用直笔。似与温、韦，比兴异趣。其实令曲易于含蓄，慢词宜于铺排。故令曲取其内收，慢词取其驰骋也。且词随音转，不能强同。易绮艳为俚俗，变比兴为敷陈，此盖体势使然。若执彼而论此，所谓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8]78

他从表达方式的不同，论述令曲与慢词的区别与差异，从而指出柳永词“易绮艳为俚俗，变比兴为敷陈，此盖体势使然”。另外针对柳永当时所处的词坛生态，孙人和进一步论述道：

东坡、淮海之流，取其曼音，易其词藻。盖欲混合雅俗，文士一统。不排斥屯田，不足以张其军。其实《山谷琴趣》，俚语实多。雅如少游，时时间作。徒以攻伐屯田为能，是蠹生于木，而反食其木矣。[8]78

在柳永之后，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人均从柳永词作汲取了营养，但是他们针对柳永的词多鄙薄之辞，“不排斥屯田，不足以张其军”。这反而更加证明了柳永词的魅力所在。最后孙人和总结道：

屯田多节序之词，盖宋代会社之尚也。其身世可哀，天真毕露。俚亵之语，徇俗太过，诚所不免。然笨重且大，亦人之所不敢言也。至其佳者，写景则宛在目前，有如图画；写情则纵横开合，酣畅淋漓。气象浑沦，似直而曲，浅薄之辈动加謷訾，多见其不自量也。[8]78

从声部与词部分别论述，这样就更能凸显出柳永词的独特价值，此乃不失公允之论，对现代词史的研究也可提供重要的启迪借鉴意义。

孙人和《词学通论》的发现，为我们全面研究孙人和的词学贡献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支撑，丰富了民国词学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及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