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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

2022-04-13

海外文摘 2022年4期
关键词:痴呆症安乐死精神病

安吉尔·埃尔南德斯握着装有巴比妥酸盐的玻璃瓶,在即将把这致命毒药递给妻子前,最后一次向她确认是否选择死亡。“越快越好。”她答道。玛丽亚·卡拉斯科早已被多发性硬化症折磨得不成人形,她努力吞咽毒药,最后借助一根吸管才强灌下去。

2019年,卡拉斯科的死在西班牙掀起了一场舆论风暴。负责案情调查的法官最初将该案分派给了专门审理暴力侵害女性诉讼的法院。检察官提请判决时年70岁的埃尔南德斯六个月监禁。然而,同年6月,西班牙实施了一项法律,允许“身患重大疾病或不愈之症”以及“身受慢性疾病困扰或无正常生活能力”的人向外界寻求帮助,结束自己的生命。12天后,埃尔南德斯无罪释放。

近年来,大部分西方公众对安乐死持认可态度。2002年,60%的西班牙民众支持主动安乐死,该比例在2019年升至71%。宗教约束力的减弱和日益开明的社会价值观无疑为此打下了基础。此外,个人经历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尤其是二战后婴儿潮出生的那一代人,他们曾目睹父母死前痛苦的挣扎,因而更加努力地为自己争取选择死亡的权利。

转变接踵而来。时至今日,十几个国家已经宣布安乐死行为合法或不被量刑,剩下的国家中,也有不少开展了安乐死合法化的立法讨论,或者出現了对法院判决其有罪的质疑声。2021年11月,葡萄牙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患有重大疾病、不可治愈且无法好转的人”在他人帮助下终结生命。其他天主教国家,比如智利、爱尔兰、意大利和乌拉圭,也在向法律承认死亡权利的方向过渡。在比利时、哥伦比亚和荷兰,政府甚至将安乐死的法律许可范围延伸至绝症儿童。允许安乐死的国家不断增多,人们的恐惧渐渐消退。不同国家的活动人士互相学习经验,使得改变像滚雪球般袭来。

安乐死改变了人类对死亡的认识。

1997年,美国俄勒冈州通过《尊严死法案》,规定病人如果神志清醒且剩余生命少于六个月,经两名医生共同确认后可以拿到致命药物。药物必须交到病人自己手中(医师辅助死亡),而非医生直接注射(主动安乐死)。共计约2000人按照此法与世诀别,且均未被上报为非法死亡。

经过适当修改后,俄勒冈州的规定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2017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率先通过类似法律,此后,澳大利亚有五个州都出现了支持安乐死的提案。新西兰的“俄勒冈法案”于2021年11月7日生效。

有些活动人士选择放弃说服保守的议员,转而直接争取法院判决的支持。2011年,欧洲人权法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民众有权决定自己的死亡时间和方式。2020年,德国最高法院宣布,多次帮助他人结束生命不再违宪,此后,非营利组织“尊严德国”便开始帮助人们实施自杀。2021年2月,秘鲁法庭宣判,卫生部拒绝帮助一位身患退行性脊髓灰质炎的女士结束生命,侵害了她的“尊严”与“自主权”。

然而,即使立法和司法机关打开了大门,实施安乐死依旧困难重重。维多利亚州的法律另有68条“防护措施”,把寻求帮助的人拒之门外。另外,该州法律禁止医生向患者提起安乐死,导致很多人并不知道还有这项选择。哥伦比亚早在1997年就将主动安乐死合法化,但直到现在,实施起来依然存在不少条条框框。

接受安乐死的人数寥寥,并且绝大多数是癌症患者。即便如此,我们不可否认,安乐死改变了人类对死亡的认识。在部分国家,安乐死的实施对象包括精神病和痴呆症患者乃至厌倦生命的老人。分享自杀方式的秘密组织在婴儿潮一代中兴盛起来。种种燎原之势甚至让安乐死支持者都开始担忧,事态会走向失控边缘。

2015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宣布,安乐死不再违宪,凡是遭受慢性疾病或生理缺陷折磨的加拿大人均有权申请。加拿大计划在2023年将重型精神病患者也列为可以实施安乐死的对象。有人提出质疑:在关于精神病的医学和社会认知如此粗浅,精神医疗服务如此不完善的情况下,选择死亡的患者是否已经尝试了所有可行的治疗方法?对此,魁北克精神病学家和生物伦理学家莫娜·古普塔指出,大多数人低估了顽固性精神病的严重程度。人们往往看过流行文化作品里的精神病,却从未在现实生活中见识到其中的煎熬。

对于这个观点,与重度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斗争了几十年的约翰·斯卡利想必十分赞同。深夜,在多伦多的家中,80岁的斯卡利依旧被当年做战地记者时目睹的恐怖画面所惊扰:尸体被秃鹫扯烂,有人拿着AK47对自己开火。身体上的折磨同样没有放过他。“没有治好的可能了。”他说。6位精神科医生、19次休克疗法、无数药物都没能把他拖出泥潭。他把安乐死当作自己“最后的稻草”。在两次自杀未遂的他看来,这个选择有尊严得多,对家人的伤害也没那么深。

和大多数生物伦理学家一样,古普塔认为,我们应该将精神障碍与其他引起痛苦的慢性疾病等同视之。她表示,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判断两种疾病能否实施安乐死的依据基本相同:是一时冲动的选择还是深思熟虑的决定?申请人是否具备自主判断的能力?不过,精神病患者获批的情况相当罕见。2020年,荷兰只有88名精神病患者的请求得到了安乐死诊所的批准。

曾经支持本国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伦理学家西奥·波尔认为,加拿大已误入歧途,走上了荷兰的老路。他说,自20年前荷兰医生推动安乐死合法化以来,主动安乐死已经逐渐从“避免死得不体面的最后手段”变成了“避免活得不体面的最后手段”。波尔声称,主动安乐死是死亡的捷径,正如剖腹产是出生的捷径一样。他还提供了一项数据,荷兰平均每25例死亡中就有1例是安乐死,在部分城市,这一占比可能高达1/7。

另外,痴呆症患者的死亡意愿往往是最难把握的。2016年,荷兰一名阿爾茨海默病患者在安乐死过程中醒来,奋力挣扎,最后她的家人不得不强按住她。在被痴呆症搞得神志不清之前,她早已提出了安乐死的书面申请,医生据此优先听取了她的意愿。2020年,最高法院宣告医生无罪,同时发布了司法解释:医生不必因为对晚期痴呆症患者实施安乐死而被起诉,即使过程中患者不再表现出明确的死亡意向。在荷兰,此类案件平均每年约有两起。

作为一名老年病医生,伯特·凯兹曾实施过荷兰最具争议的一些安乐死案例,可他也对法院的裁决颇感不安。通常来说,安乐死需要在患者、医生和家属三方均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如果病人患有痴呆症,那意味着“整个事件的中心人物被移除”。法院裁决的隐含意思是,一个人的过去比他的未来更值得采信,换句话说,病人当下想活下去的意愿会被剥夺。

一些厌倦生命或不愿忍受衰败的人毅然付诸行动。76岁的唐·沃斯库珀只有一些小病小痛,却拒绝接受已然注定的未来:注射器清洗耳朵的痛苦,带着造口袋游泳的屈辱以及关节炎恶化导致失去活动能力的麻烦。她说:“我不想死,但我也不能这样活。”2021年10 月,她离开英国的家,前往瑞士一片森林边上的工业区,听完尼克·德雷克演唱的《长日将尽》后,她撒手人寰。

《无可避免》的作者凯蒂·恩格尔哈特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人来不及等法律通过就想结束生命了。”据她所述,人们厌倦了法律和医生的种种限制,偷偷从网上购买毒药。他们对死亡的渴望通常源自精神的痛苦而非肉体的折磨,比如失去目标,害怕成为累赘,唯恐丢掉尊严。

安乐死正在改写死亡文化。英国人类学家娜奥米·理查兹说,关于安乐死的讨论越来越多,甚至创作出了相关主题的剧本。死亡正在成为一件可以安排、把控乃至避免衰老和痛苦的事情。加拿大医生艾伦·威比说,她曾帮助人们“在沙滩上、森林里以及派对中”死去。对比困在病床上的传统死亡现场,再考虑到疫情下无数人在医院孤零零地与世长辞,这种死亡方式似乎格外具有吸引力。

对留下的人来说,安乐死像是祝福,抑或是诅咒。汤姆·莫蒂尔对母亲被提前带离人世感到愤恨,因此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了诉讼。但多数人还是在此找到了安慰。希瑟·库克的儿子患有转移性结肠癌,去年选择终结生命,终年42岁。库克虽然承受着失去独子的痛苦,可令她感到欣慰的是,儿子是在家中以及家人的陪伴下安详离世的。“安乐死对我们来说是一份礼物,”她说,“不过我理解人们为何对它感到恐惧。”

[编译自英国《经济学人》、美国《华盛顿邮报》]

编辑:要媛

在瑞士,想要结束生命的人很快就能用上新的安乐死工具——3D打印技术制成的自杀胶囊。这种胶囊舱名为“Sarco”,由非营利组织“解脱国际”研发。据组织创始人菲利普·尼奇克所言,只要摁下按钮,Sarco就会释放氮气,迅速降低舱内的氧气含量,使用者将在一分钟内失去知觉,但不会窒息或感到痛苦,而是在入睡后死于缺氧。理论上讲,Sarco可以被放置在任何地方。尼奇克认为,这是一种“时尚而优雅”的死亡方式。他说:“Sarco的外观给人一种仪式感,会让人觉得这是我想做的事情。”他还强调,使用自杀胶囊不会违反瑞士的安乐死法律。

然而,自尼奇克四年前引入“自杀胶囊”这个概念以来,批评的声音就从未停止。批评人士认为,它的外观就是最大的问题。乔治敦大学肯尼迪伦理学研究所所长丹尼尔·苏尔马西指出,胶囊豪华汽车般的光滑外表“美化了自杀”。同时,他反对尼奇克将胶囊的使用说明发布在网上,他担心,这会引发自杀蔓延现象。

即便是安乐死支持者也有所顾虑。残疾人维权人士斯蒂芬·沃克沃斯在英国《独立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写道:“生命的尽头可以有更多选择,我们应当为此努力,但要优先考虑安全性。Sarco有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如果一个神志不清的人坐进去会发生什么?如果是一名孩童呢?胶囊又是否会被用来虐待他人?如果它没有带来迅速、安静的死亡,那待在里面的人怎么办,只能孤立无援、无法求助吗?”

尼奇克解释说,自杀胶囊没有危险,只会带来无痛死亡。他在瑞士一家诊所开展了相关试验,他说:“多试几回就没问题了。”关于可能引发自杀蔓延现象的指责,尼奇克回应道:“‘解脱国际’刊登了自杀胶囊的具体使用要求,上面有写,胶囊仅适用于精神正常或患有重病的50岁以上人群。我们希望,这些信息能够免费提供给理性的成年人。”

尼奇克研发Sarco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想帮助那些“厌倦人生”的老年人。尼奇克说,他在生命终点也会使用Sarco,他觉得死亡不应“被痛苦和忧郁笼罩”,而应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

伦理学家苏尔马西强烈反对这种说法。“死亡有时对人们来说是一种解脱方式,但绝不是值得我们庆祝的事情。”他说,“我们身边但凡有一人去世,那都意味着我们失去了一个特别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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