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子远

2021年广东崇正秋季拍卖会，一件起拍价4万元的成化纪年款铜簠，最终在一番争抢过后以将近30万元成交。这类仿古铜器本来在铜器收藏领域并不受追捧，但因为铜簠过去特殊的用途以及所带的特殊款识，使之得以与一般仿古铜器区分开来，令人刮目相看。

这件铜簠，经过考证是明成化年间东莞县儒学的祭器之一，当年放置于县学宫文庙神案上用以祭祀圣贤，是地方礼教兴盛的象征。东莞学宫在东莞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却在近代百余年社会急速的变革之中一再遭到损毁，文物荡然无存。这件铜簠的重新发现，无疑受到了东莞人士的热切关注。同样一件器物，放在铜器收藏领域可能不值一顾，但换了一个场景，就一下成为了无价之宝。

与东莞学宫铜簠同类的儒学祭器，在明清两代传世的铜器当中并不少见。儒学祭器大多模仿青铜器造型，类型包括鼎簋簠笾豆铏登爵等等，主要用途是摆放在儒学文庙内，祭祀孔子及其弟子时使用的器具。明清两代每个府州县学宫都会备有不止一套。自晚清科举废除以后，各地的学宫大多荒废，或者改建成新式学堂。昔日学宫陈设中必不可缺的祭器，也一时成了历史垃圾，很少得到认真保存，反而作为工艺品不断转售外洋。我们今天见到不少传世的儒学祭器，不少就来自海外。近年偶尔回流国内，出现市场。儒学祭器往往身带纪年和人名款识，比起一般仿古铜器，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和历史价值，正逐渐受到收藏者们的重视。然而人们对于儒学祭器的认识，只是一些对传世器物本身的介绍，对儒学祭器整体历史概括仍然缺乏，本文先尝试就明代儒学铜祭器的出现给予宏观的梳理，以供藏友参考。

明代儒学祭器并非全是瓷

过去人们对于明代祭器有全用瓷器的印象。像王光尧先生就曾指出明代自洪武年间开始，从朝廷至地方，“凡明代官用祭礼器均已瓷器化”。①这种说法并非没有根据。确实，自明代初年开始，朝廷就有明文规定祭器的材质，特别是洪武年间，太祖皇帝曾多次下令规定祭器改用瓷器。皇帝的初衷可能是节省用度，但也因此造成明初制瓷业的空前发展。

明初地方的儒学祭器，就有不少奉旨使用瓷器的记载。如正德《琼台志》卷十六记载了文昌县学的祭器，是由“先乡典史詹斗延任浮梁时，备磁器送学充用，后宣德间教谕陈文骥始置笾豆簠簋等器”。詹斗延，洪武间人，可知远在海角一隅的文昌县，洪武年间就奉旨使用瓷祭器了。又万历《六安州志》卷二记载正统年间担任青田知县的单瑛，订制了一批祭器送给当地文庙使用。这批祭器用两个大柜子来安放，柜子上还分别写明了祭器的质地和类型，其中有“青磁笾豆”“白磁笾豆”“白磁簠簋”“青磁登铏”“白磁炉”等。可见这批订制的祭器，都是用瓷制作。类似记载还见于弘治《偃师县志》，当地县学“笾䇺簠簋铏爵等器，旧残缺不餙。弘治十四年，知县魏津新置白磁祭器全付，极为净嘉”。又嘉靖《高陵县志》卷三记载：“国学用盘楪，县俗用笾豆铏登，然皆白磁。”可见明代各地儒学，从洪武、正统、弘治，甚至晚至嘉靖，都有使用瓷祭器的传统。

然而各地儒学祭器的材质并非严格遵照御旨。除了瓷器之外，还有沿用前代祭器的例子。如万历《滁阳志》卷四记录文庙祭器时称：“宋元相遗铜器俨然鼎彝，永乐三年知州陈琏乃籍遗器而修之。”这里说到的前代铜器，计有簠、簋、笾、豆、镫、铏、爵、牺尊、象尊等，种类齐备，此外还有陈琏新置的祭器，则为铜觯、磁笾、铁炉三种。又如弘治《句容县志》卷三记载“今文庙有唐宋古祭器”，说明至少在弘治年间，前代祭器仍然在被使用。

此外，明代初年还流行用锡制的祭器。如成化《宁波府简要志》卷五介绍文庙里的祭器，提到“铜器皆前代所制，今增置皆锡木器，不载。各县学铜器少，锡器多，其器数俱见旧志所载”。可见当时府学宫保存有少量铜祭器，但都是前代的遗存，新置的器具则大多用锡木制作。明初用锡为祭器者甚多。如成化二年钱溥撰写的《东莞县儒学修造记》透露，东莞儒学“旧祭器以锡，今范以铜”，即是说成化以前该学的祭器皆为锡器。又兴化府学，弘治《八闽通志》卷四十五记载：“成化二年，知府岳正范铜铸祭器凡六百三十有四事，仍以旧祭祀锡器为乡饮之器，凡四百王十有八事。”即成化二年以前该府学祭器俱用锡，此后也一直在乡饮酒礼上使用。再举正德《琼台志》记载的两个例子，文昌县学于成化十年由教谕唐琳补造祭器，“补置锡爵百余，及请县库羡余易铜”。另外会同县学亦然，成化二十年“敎谕丘定申请置造祭器（准以本学缺官斋夫银两售铜，铸登、铏、笾、豆、簠、簋、爵、香炉凡八事共一百有七件，又锡爵十四，罇三，壶二，瓦爵十一、盏一百，木笾豆一百有九、盘二百四十、盏七十五、牲匣九、烛台三十三）”。

成化朝大兴铸造铜祭器

根据上述明代学宫用锡制祭器的例子，从中还能看到一个共同点，就是祭器在明代中期器逐渐由瓷锡更置为铜。这一转变可以说集中出现在成化年间，而且还远不止上述几例。先是福州府学，据弘治《八闽通志》卷四十四记载：“成化三年，巡按御史涂棐以国初所颁铜铸祭器，如尊罍铏之属，皆岁久刓弊，因命工并笾、䇺、簠、簋俱范铜而重铸之。”可知成化三年以前，学宫铜祭器仅限于“尊、罍、铏”三种，到了成化三年之后，则笾、䇺、簠、簋统统改用铜铸。其中笾豆鼎铏之类，均见传世，计17件，今藏福州市博物馆。②

至于引文内提到的巡按御史涂棐，棐字伯辅，丰城人，天顺庚辰进士。他到每处任官的地方，都非常重视当地的教育事务，尤其对于祭器的设计和制造非常热衷。成化六年，涂棐改官广东按察司副使，莅任之初，就迫不及待考古铸器，为琼州府学添置了一套共393件的铜祭器。成化八年，琼州著名学者邱濬亲自为这一盛举撰文，写道：

“我太祖高皇帝建国之初，秩祀百神，咸惟其旧，独于先师孔子之祀，用木主以易塑像，盖不敢以百神例视之也。至于祭器之用，虽郊庙之大，亦惟用时器。独于天下郡县学春秋丁祭用古礼器焉……祭之器笾质以竹，鼎质以金，登质以土，俎豆质以木，尊罍之属，或土而或金，形异而质亦不同。近世以竹木之类易坏，而或不能以坚久，一切范金代之，以图其永。其形则是，其质则非，盖主于用，而不泥于其故。茲礼所谓先王未之有，而以义起者乎。琼郡学祀，旧有祭器，久而废坏，弗备。成化辛卯，广东按察司副使丰城涂公伯辅，奉玺书来饬兵备，下车之始，未遑他务，首市铜鸠工，博考古图像，按其制制之。其为器，爵百四十而奇一，笾七十有二，豆如笾之数，簠簋各四十有四，铏十又二，登五，尊三，緫其凡三百九十三，事费一出于官，而民弗与知。”

文中可见，邱濬在当时亦深知明代初的定例，所谓“郊庙祭器用时器”，所指即是瓷器。然而就他所见，唯独天下郡县学宫祭祀用古礼器，即其后所云竹木陶瓦之类。根据上文所考，可知并不尽然，应当还包括前代的铜器和锡器。然而到了成化年间，邱濬所目睹的则是祭器已大多改用铜来铸造了。

成化年间各地儒学祭器用铜重铸的例子多不胜数。如钦州儒学，嘉靖《钦州志》卷五记载该学于成化五年，由“郡人嘉兴同知杨冠造铜祭器三百九十事以供祭祀”。又如滦州儒学，弘治《永平府志》卷七记载成化十八年知州杨鼐制造了一批祭器，包括“铜香炉二，铜犠尊一，铜象尊一，铜酒尊二，铜爵盏二十”。又康熙《临城县志》卷七收录了张贤写于成化六年的《重新祭器碑记》，记述了当年邑侯张清重修儒学及捐俸制造祭器之事。又如嘉靖《藳城县志》卷三铜祭器条云：“邑人知县靳鋐铸。”靳鋐，真定人，成化十二年由举人任象山县知县。可知藳城儒学的铜祭器即铸于当时。

至于传世的铜祭器当中，成化款的为数最多。成化以前的儒学铜祭器，多数在成化前一朝天顺。市场出现过一只铭文为“天顺己卯湖州府通判胡宗造”的回纹铜爵③，以及“广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参政刘炜”等人于“天顺八年造”的铜爵。④而成化纪年款的铜祭器，可见以下数例：

①成化元年东莞县儒学铜簠、铜爵。身上有“文庙”“成化元年秋七月吉日立” “赐进士广东布政司右参政刘炜”“赐进士第知东筦县知县乐平吴中”四处款识。⑤

②成化三年福州府儒学铜豆、笾、铏、簋、鼎17件。身上有“福州府儒学文庙祭器/豆/成化丁亥年造”等铭文。藏福州市博物馆。⑥

③成化五年无锡县儒学铜爵。款识：“成化五年春河东谢廷桂。”⑦

④成化七年溧水县儒学铜兽面罍。款识：“知县燕寿，县丞杨海，主簿王诚，主簿白玘，典史徐明，教育徐绶，训导陈安，训导郭鈜，成化辛卯岁造。”辛卯，即成化七年。燕寿，陕西咸宁人，成化间任溧水知县，可知此物为溧水儒学祭器。藏湖南省博物馆。

⑤成化九年山东临邑县儒学铜簠二件、铜豆一件。身上均有铭文：“成化癸巳秋月临邑知县太原王启”，癸巳即成化九年。藏山东省博物馆及济南市博物馆。⑧

⑥成化十七年铜登。铭文：“文庙祭器/成化二十一年/八月□日/知府□□……”⑨

⑦成化十八年罗江县儒学铜爵。铭文：“成化十八年罗江知县宁国汪颙奉。”

⑧成化二十一年曲阜孔庙铜祭器116件。款识：“大明成化乙巳春三月吉监察御史莆田林诚敬造，嘉兴知府金溪徐霖督工。”孔庙今藏明代铜祭器，正统款1件，成化二十一年款116件，二十三年款1件。弘治款23件，正德十二年款133件，嘉靖二年款27件，万历十七年款97件，十八年款17件，二十二年款18件，崇祯六年款2件。⑩

由上可见，明代上至孔庙，下至地方儒学，大兴铸造铜祭器自成化朝始。其后铜范祭器更为普遍，不再详举。然而成化年间郡县祭器为何会纷纷以铜易旧，尚未查找到制度上的根据，反而明代朝廷晚至嘉靖年間朝廷仍有往景德镇订制瓷祭器的记载。博学如学者邱濬，总结成化年间祭器改用铜器的原因，亦只归咎竹木易朽之故。

但根据上文引用的材料，至少有两处细节值得留意。其一是铸器之铜料，是通过市场购买获得。如文昌县教谕唐琳“请县库羡余易铜”，会同县学敎谕丘定申请置造祭器“准以本学缺官斋夫银两售铜”，涂棐到琼州任官之初“首市铜鸠工”，可知铸造工料都是得自于地方市场。其二是“准以本学缺官斋夫银两售铜”这一句话，可知铜料以银购买。成化年间是白银开始转变为主要金属货币使用于民间市场的时代，在大宗交易上过去作为主要货币的铜钱让位于白银，使得较为稀缺的铜金属得以大量用于钱币以外的器物铸造，这或许是其中原因之一。

明代的铜器收藏向来以铜炉最为热门，文房仿古铜器次之，儒学祭器再次之。实际上，儒学祭器大都仿青铜礼器的样式，古茂典雅，是一地文风兴盛的象征，而且身上大多铸有纪年和人名款识，不仅纹饰和器型可以为同时期器物提供参考线索，而且款识往往蕴含着极高的文献价值，可与文献资料互相印证，甚至还能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联系起地方上的历史名人和重大事件，趣味无穷，值得人们留意。

（编辑/余彩霞）

参考文献：

①王光尧：《清代瓷质祭礼器畧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2期

②戴小巧：《福州市博物馆藏明代福州府儒学文庙祭器》，《文物春秋》2018年第1期

③华艺淘珍第15期，编号20512

④北京保利十二周年秋季拍卖会，编号7153

⑤广东崇正2021年秋季拍卖会，编号1440

⑥藏品编号FE.4-1984

⑦马今洪：《文物鉴赏丛书·明清铜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⑧布明虎、杨春钝：《明成化九年临邑县文庙祭祀礼器初探》，《文物鉴定与鉴赏》2020年第14期

⑨许雅惠：《晚明古铜知识与仿古铜器》，《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纪艺术的仿古风》，台北故宫博物院，2003

⑩杨孝瑜：《曲阜孔庙旧存明代铜礼器研究》，《中原文物》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