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衣长军　申慧云　阮恺玥

摘要：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如何提升华侨华人与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效果”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发现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动因以及二者合作效果影响因素主要有：（1）发展期望和需求是二者合作关系建立的内在驱动力，“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机遇是二者合作的外在吸引力;（2）华侨华人合作禀赋和期望与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合作禀赋和期望，是双方合作关系建立的基础;（3）合作禀赋—合作期望不匹配和不利的外部环境是导致双方合作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研究弥补了现有文献对华侨华人合作诉求的关注不足，剖析了双方合作遭遇困境的主要原因，对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如何建立更好的合作关系有一定启示意义。

关键词：华侨华人;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机制;合作困境;合作禀赋—合作期望匹配;扎根理论

作者简介：余杰，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19011120004@stu.hqu.edu.cn 福建 泉州 362021），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投融资与企业管理。衣长军，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福建省高校特色新型智库民营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投融资与国际企业管理。 申慧云，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大数据驱动下的企业管理。阮恺玥，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生，主要研究方向：海外华商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带一路’中国跨国企业与海外华商双向互动赋能机理及政策机制创新路径研究”（21AGL005）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22）01-0078-13

2013年习近平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倡议以中国为中心，延伸至亚欧、非洲、南太和拉美等区域，涉及40多亿人口，是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过程中的重要载体。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海外。根据《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20》显示，截止2019年末，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达1 794.7亿美元，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行为越来越受到全世界关注。由于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国家多达140个，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差异巨大，为了防范和化解“走出去”过程中可能遇到的

风险和危机，中国企业需要掌握目标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和人文习俗等信息。而遍布世界各地的6 000多万华侨华人既熟悉住在国政治、经济和市场环境，也了解中国情况，因而他们可以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同时，中国“走出去”企业也可以为华侨华人带来大量资源和机会，帮助他们发展自身经济。理论上，双方合作既符合政治、经济发展要求，也满足彼此利益需求。然而现实是，在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实际合作中，却存在着明显的合作对接不足、互信关系缺乏、信息沟通不畅和政策衔接不当等问题。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华侨华人很多时候没有起到预期作用，华侨华人参与建设“一带一路”倡仪的独特作用更多还是愿景，要想充分发挥其优势资源，还要克服很多困难和挑战。因此，了解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机制，发现限制二者合作效果的因素，对于优化双方合作模式，促进双方合作共赢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价值。

目前学界主要以“一带一路”倡议需求为导向，分析华侨华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独特优势作用。例如，崔守军和张政认为，海外侨团作为中国海外安保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可以凭借其独特身份和优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安全杠杆”作用。梁育填等人利用2001—2016年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数据，证明华侨华人在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存在较大潜力。张秀明指出，华侨华人拥有独特历史资源、现实基础和优势资源，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是，这些研究绝大多数只从单方面出发，关注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探讨如何利用华侨华人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而忽略了对华侨华人发展需求的关注。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从合作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例如，王舜淋和张向前以华侨华人与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合作条件、合作动力为基础，构建了双方合作机制理论模型。但是，这些研究仅关注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拥有的资源和优势，却未对可能制约二者合作的因素进行探究。这也导致现有相关研究对于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的探讨停留在对资源优势的分析层面，而忽略了两者的构成是多元复杂的重要事实，缺乏对可能抑制双方合作因素的关注和探讨。因而常常无法解释，同样具备资源优势的华侨华人企业和国际竞争力强的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有些能够取得巨大成功，而有些却遭遇巨大失败，以及为什么完全符合合作优势互补，且合作意愿强烈的双方，最终的合作却以失败告终这一现象。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大多采用定量和描述的方式分析华侨华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独特优势，虽然对未来研究有一定参考意义，但是采用这两种方法经常难以保证研究深度，对解释事实背后的真实原因方面仍然存在不足。此外，有关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机制的研究相对缺乏，深入探究两者合作遭遇困境的实质和背后真正原因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基于此，本研究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如何提升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效果”这一主要问题，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范式，深入探究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合作机制，归纳出制约二者合作的主要因素，以期丰富和补充现有研究成果，同时为促进双方合作共赢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南。

一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起源于社會学，已经被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众多领域，被认为是最科学的定性研究方法论。1976年，社会学家格拉泽（Glaser）和施特劳斯（Strauss）在《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扎根理论的发现：质化研究策略》）一书中，首次正式提出扎根理论。其中，来自芝加哥大学的施特劳斯由于受到实用主义和互动论思想的影响，他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要注重深入现实世界，在现实的情境中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汲取知识，提倡构建与解决现实问题密切相关的中层理论，而不是通过抽象的逻辑推理构建空洞的宏大理论;而格拉泽由于受到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的影响，将量化研究思想引进到扎根理论中，促使扎根理论研究的程序和量化研究方法一样具有可重复性、可追溯性以及可检验性。总而言之，因为强调从经验数据构建理论，使得扎根理论的研究能够通过深挖原始材料，拓展研究深度，这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克服量化研究中不够深入，效度较差的问题。此外，扎根理论拥有能够和量化研究相媲美的严谨、规范的研究过程，这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质性研究过程不够规范、信度不高的问题。

此后，格拉泽和施特劳斯和他们的合作者发表了许多和扎根理论相关的著作，对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进行持续不断地完善，最终使得扎根理论发展为综合的、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方法论。扎根理论研究强调理论来源于数据，是一个资料收集和分析同步进行的过程，而且整个过程都在不断地对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其目的是从资料中发现理论，保证理论符合实际情况，并且能够提供相关的解释、说明、预测和应用。由于其拥有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吸引了众多学者的追捧，并被应用于社会学、教育学、管理学等众多领域，而由于学科领域之间的差异，导致演化出三大不同却又有紧密联系的扎根理论学派：格拉泽和施特劳斯的经典学派、施特劳斯和科宾（Corbin）的程序化学派以及卡麦兹（Charmaz）的建构性学派。三大学派之间一直存在分歧，其分歧主要是由认识论不同而造成的，这也导致三大学派在研究程序和过程上不尽相同。虽然三大学派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但三大学派都遵循理论源于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的认识论原则，这也是所有扎根理论学派的核心思想和共同精神。

目前，三种扎根理论在中国都得到了应用。三种扎根理论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使用哪种扎根理论在于研究者在不同的扎根理论中学到了什么，以及如何用扎根理论去解决自己的研究问题。本文采用施特劳斯和科宾提出的程序化扎根理论。主要原因是程序化扎根理论这种“一步一步的”（step by step）系统的、严格的而且程序化水平更高的编码过程，能够为进行质性研究的新人提供可行的指导。

此外，本文没有使用量化研究，而是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华侨华人与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效果不佳这一现象进行探究。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强调理论源于数据，提倡理论的构建与日常生活经验问题密切相关，适用于研究各类社会现象及其过程分析。本文关注的“一带一路”背景下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合作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能够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研究。而且采用扎根理论进行研究可以丰富本研究现象的内涵，有助于深入理解这一社会现象及发生过程。

本文选择资料来源时主要有如下考虑：第一，考虑到资料来源的权威性，本研究选择在权威网站或权威报纸（侨网、一带一路网、中国新闻网、《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上搜集资料。第二，考虑到资料的聚焦性，本文选择在这些门户网站或报纸上选取与华侨华人及中国“走出去”企业两个研究对象相关的报道。第三，考虑资料收集的时效性，由于作者收集资料起始时间为2019年9月，并考虑到“一带一路”正式进入建设的时间为2014年初，故将收集资料的时间窗口设置为2014年1月至2019年9月（优先分析最新材料）。最后，有关资料数量方面，严格按照扎根理论采取理论抽样的要求，通過搜集与编码分析同时进行的方式不断进行理论的完善，当收集的新材料不再产生新的理论见解以及新的类属的属性时停止，最终收集了83份资料，其时间分布为：2019年21份、2018年14份、2017年21份、2016年7份、2015年13份、2014年7份。

二研究过程

扎根理论的编码过程是一个自下而上，通过连续比较反思，最终生成理论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扎根理论的编码分析具有较强的主观性，研究者在单独分析资料时可能会遗漏关键信息。为了提高研究的客观性与完备性，在开放式编码阶段，研究小组成员首先分别独立对原始资料进行分析，接着再进行小组讨论和共同商议，得到开放式编码的类属、属性及维度。在主轴编码阶段，研究小组成员集思广益，不断进行类属、属性的比较。当遇到类属、属性间存在争议时再回到资料中继续完善类属、属性。最后在选择性编码阶段，研究小组成员对确定的不同核心类属、支援类属进行深入比较，找出尽可能完整且重要的核心类属及其支援类属，进而生成理论模型。遵循现有研究的编码范式。，本文的编码过程分为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程序（见图1）。

（一）开放式编码

在开放式编码阶段，研究者首先对关键词句进行微分析，如贴标签（标签也称为概念）;其次通过对全部标签的归纳整合，将同类概念进行分类化和集群化形成更为抽象的概念，即类属;最后对类属进行属性和维度分析，其目的是为了丰富和发展类属的内涵，属性表示类属的不同方图1扎根理论编码程序面，维度则表示属性的程度或类别。本着最大程度地使开放式编码贴近原始资料的原则，研究小组成员首先对原始材料进行独立编码，再比对编码结果，对有异议的地方进行共同讨论，直至达成一致。最终得到“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华侨华人自身发展需求、中国“走出去”企业自身发展需求、华侨华人合作禀赋、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禀赋、华侨华人合作期望、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期望、合作外部影响因素、合作结果共9个类属，具体的编码过程见表1。

（二）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也称为轴心编码，在这一阶段，研究者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概念之间的各种联系以表现资料中各个部分的有机联系。在轴心编码中，“研究者每次只对一个类属进行深度分析，围绕着这一类属寻找相关关系，因此称为‘轴心’”。遵循李方安和陈向明的研究，在开放式编码基础上，通过对华侨华人与中国“走出去”企业之间合作项目对接明显不足、合作效果不佳这一现象的分析，进行主轴编码，详细整理出此现象发生的因果条件、情境条件、干预条件、互动/行动策略、结果。

A（现象）：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项目对接明显不足，双方合作效果不佳。

B（因果条件）：导致现象产生的条件。即“一带一路”背景下，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合作存在期望和禀赋不匹配的情况，同时，一些不利的外部环境也限制了双方合作关系的建立。

C（情境条件）：即“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效果不佳”这一作为现象的类属中那些能够影响合作双方采取行动的属性，如：有一些中国民营企业家，到海外投资，找到当地的华人合作，却最终被骗，导致双方合作信任缺失，合作期望没有得到满足。

D（干预条件）：那些影响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结果发生的条件。如：中国与华侨华人住在国国家或地区经济政治关系，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实舆论，华侨华人住在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感不高等不确定的外部影响因素。

E（行动/互动策略）：双方采取合作回避、合作中止、合作观望等策略。

F（结果）：合作双方利益受损;合作获得感不强;合作意愿减弱。表1 开放式编码示例

根据上述两级编码，本文提出如下基本假设：（1）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发展需求和禀赋分別为双方合作关系的建立提供了动力和可能性。（2）在外部环境稳定的情况下，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之间的合作结果取决于两者之间合作禀赋和合作期望之间的平衡。（3）外部影响因素对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合作结果起重要作用。

（三）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对主轴编码的资料进行更抽象的处理，通过选择一个或多个有较强关联力和概括力的核心类属来统领其他支援类属。因此，与其他类属相比，核心类属具有统领性，能够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这一阶段研究者可以通过撰写故事线的方式，确定核心类属，并将核心类属和其他支援类属进行关联，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

需要说明的是，研究者通过进一步审视开放式编码形成的9个类属，在对类属进行关联的过程中发现：华侨华人与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合作关系的建立，主要是由各自的优势（合作禀赋）以及双方的利益诉求（合作期望）所决定的。因此，研究者抽绎出合作禀赋—合作期望匹配这一类属，而开放式编码时生成的“华侨华人合作禀赋”“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禀赋”“华侨华人合作期望”“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期望”则成为支撑该类属的属性。因此，最初生成的9个类属合并为6个。

通过对合作禀赋—合作期望匹配这一类属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之间存在四种基本合作关系类型，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A、D两种合作关系类型表示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禀赋和期望不匹配，属于冲突型。其中类型A表示双方禀赋处于较高水平，而合作期望处于较低水平，较低的合作期望代表了低水平的合作意愿，最终的合作结果可能是双方合作对接不足导致自身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而类型D表示双方禀赋处于较低水平，但双方期望处于较高水平，较高的合作期望代表了高水平的合作意愿，但受限于双方的禀赋，最终的合作结果可能是双方合作诉求难以得到满足;B、C两种合作关系类型表示合作双方的期望和禀赋匹配。其中类型B表示合作双方禀赋和期望都高，最终的合作结果可能是双方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满足彼此的合作诉求，最终实现合作共赢，虽然类型C表示合作双方期望禀赋匹配，但较低的合作期望表明双方的合作意愿并不高，加上双方禀赋处于较低水平，双方的合作更容易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其合作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只有合作类型B属于和谐型。

在上述编码的基础之上，我们进一步考察经过整合后形成的6个类属，同时对不同类属进行关联和精细化，通过对几个类属间的关系和基本逻辑进行进一步分析，最终形成了本研究的“故事线”：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把握发展机遇，积极开展合作，但是当这种合作关系遭遇了双方禀赋和合作期望不匹配的时候，再加上一些西方国家媒体恶意制造一些国际舆论，歪曲“一带一路”倡议的真实内涵，以及部分华侨华人住在国政府和民众对“一带一路”了解不深，认同感不强等外部因素会对合作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容易出现合作项目对接不足、合作信任缺乏等问题，进而导致二者合作效果不好的情况。面对不同的合作情况，合作双方会采取不同的合作策略，以致出现了不同的合作结果。通过撰写故事线，我们明确了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2所示，左边部分即为核心类属所表达的逻辑关系。接下来将结合现有文献和理论，并对照原始材料，对图2进行分析。

三华侨华人与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关系的建立与困境

（一）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动机分析

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发现是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合作动机来源于三个方面：“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华侨华人的发展需求和中国“走出去”企业发展需求。

1.“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华侨华人带来历史性发展机遇：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家达到140个，且各国之间结构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蕴藏着巨大市场空间，为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提供广阔的发展舞台。其次，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得到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赞赏和认可，中国和很多沿线国家已经建立了诸多对话平台和合作机制，有政府层面的中国—东盟“10+1”、亚洲合作对话（ACD）、亚太经合组织（APEC），也有非政府层面的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与印尼产能合作机制等，为中国“走出去”企业和华侨华人提供众多政策和平台支持。再次，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各国或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营商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将得到大幅提升，各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显著加强，投资需求显著增加，中国企业和华侨华人将会获得更多投资机会，同时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以及亚投行的成立为华侨华人和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

2.华侨华人自身发展需求。华侨华人自身发展需求分为情感需求和经济转型需求两个方面。就情感需求而言，华侨华人虽长期居住在国外，但是受到中国传统家国情怀的影响，他们热爱祖（籍）国，心系故乡，希望为祖（籍）国家乡发展贡献自身力量。早期的华侨华人由于受到住在国政府和民众的打压和排挤，长期处于住在国政治和经济边缘，这会进一步增加他们对祖（籍）国的情感诉求。就经济转型需求而言，一些规模较大的华商有较强经济实力，但由于长期从事传统行业，也存在行业总体科技水平较低等问题。而随着科技水平发展，高新技术经济兴起，传统行业局限性开始显现。此外，在一些国家或者地区，大量中小型华商企业集中在以劳动密集性产业为主的批发、零售和餐饮业等领域，呈现出“行业高度集中，资金高度分散”的不利态势，加上大量本地商人进入华商所在行业，进一步压缩华商的生存发展空间，其自身生存发展面临巨大问题和挑战，华商经济亟待转型升级。

3.中国企业发展需求。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企业依靠巨大市场需求取得快速发展，然而，正是这种依赖巨大人口红利和土地资源等靠内需拉动的较为“粗放”的发展模式，使得很多企业忽略了核心技术和品牌的建设。如今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经济发展方式由高速发展转变为高质量发展，仅仅依靠内需拉动的发展模式开始显得乏力，这要求我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将过剩优质产能转移出去，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化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来临，企业之间的竞争早已由国内扩散到世界各地，我国企业要想实现自身转型升级，必须提升自身全球化竞争力。通过“一帶一路”倡议，中国企业可以利用政府提供的政策环境，走出国门学习有益的跨国管理经验、先进技术和引进高端跨国管理人才，弥补自身在品牌、产品、核心技术和跨国管理经验上的不足，提升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

（二）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关系的建立

通过研究，本文发现：就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自身而言，其合作关系的建立主要取决于华侨华人合作禀赋、华侨华人合作期望、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禀赋和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期望4个方面。

具体而言，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期望抓住历史发展机遇，拓展海外市场，获取国际化人才，最终实现自身经济转型升级。但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着较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和“外来者劣势”等问题。中国企业想更快更好地“走出去”，就必须要了解东道国政治、法律、市场环境和当地风土人情，而华侨华人在这一方面有着独特禀赋。作为侨务资源大国，中国有4 000多万华侨华人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他们长期居住在国外，精通当地语言，对住在国文化和风土人情理解深刻，有很强的本土化服务能力。此外，超过70%的华侨华人从事商业经营工作，经过多年打拼，一些华商发展成为住在国经济支柱，对当地经济有重要影响，他们不仅资金雄厚，而且在当地政界和商界积累了大量人脉，能够准确地预测当地经济发展趋势。与此同时，由于历史或所在地区经济形态等种种原因，大量华侨华人长期从事零售业、房地产等传统行业，但随着世界范围内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传统行业局限性逐渐凸显，危机频现，华侨华人期望抓住“一带一路”机遇，实现自身经济转型升级。而作为中国经济“走出去”的重要载体，中国“走出去”企业在部分领域（如高铁、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等）拥有技术优势，且资金实力雄厚，成本优势明显，可以为华侨华人提供其经济转型升级所必须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华侨华人实现更快更好地发展。

因此，华侨华人与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合作期望是合作关系建立的基础，双方的互补禀赋则为合作关系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既能充分发挥自身禀赋优势，又符合双方利益诉求。例如，在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福田汽车凭借和正大集团开展战略合作，成为首家在泰国成立合资公司的中国商用车企业。正大集团是泰国最大的商业集团，在泰国当地具有丰富的资源和市场优势。作为中国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商用车企业，福田汽车具有先进的产品和技术优势。这一战略合作的开展，将充分发挥双方的互补优势，不仅有利于福田汽车深度拓展泰国市场，也促进了泰国市场的产品升级，是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共赢的典型案例。

（三）华侨华人与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合作困境

“一带一路”背景下，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各具禀赋，且优势互补，能够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可是现实中，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合作却面临着合作项目对接不足，双方信任缺乏，信息流通不畅等困境。本文发现这种合作困境主要由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的期望禀赋不匹配和外部环境因素共同决定。

根据归因理论，产生某一行为结果的因素往往有两类：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在本研究中，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自身的禀赋和期望主要由二者自身能力和诉求所决定，属于内部因素，而国际经济发展形势、国际舆论等会对两者建立合作关系的难度和合作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属于外部环境因素。在不同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作用下，会产生不同的合作结果（如图3）。

图3华侨华人与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不同情景条件的组合类型

类型一：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禀赋—合作期望匹配度高，外部环境有利。由表2可知，双方合作禀赋—合作期望匹配度高可以分为B、C两种情况。就情况B而言，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可以利用外部环境（比如政府提供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等），积极参与，充分发挥自身禀赋优势，通过强强联合，满足双方利益诉求，实现合作共赢;同时，有利的外部环境意味着合作双方面临的风险更小，合作成本更低，合作成功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合作双方参与感和获得感都较强。就情况C而言，较低的合作期望表明双方合作意愿不高，加上双方禀赋处于较低水平，其合作更多地取决于有利的外部环境能否增加合作双方的信心和意愿并帮助弥补双方合作禀赋不足的问题。因此，双方合作结果及参与合作的程度具有很大不确定性。

类型二：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禀赋—合作期望匹配度高，外部环境不利。与类型一类似，类型二也分为B、C两种情况。就情况B而言，合作结果的成败取决于合作双方能否应对外部环境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一方面取决于合作双方自身禀赋优势的多少以及双方禀赋优势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取决于外部环境影响的大小和可抵抗性。因此，面对不利的外部环境，合作禀赋—合作期望匹配度高的合作双方需要建立更多合作信任，使得双方禀赋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会大大提高合作双方参与感。与此同时，由于外部环境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可控性，其造成的影响大小也难以确定，大大增加了合作结果的不确定性，这要求合作双方做好风险预防工作，充分了解可能遇到的风险以及自身应对能力，避免由于不利外部环境的影响而使自身遭受巨大损失。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合作禀赋—合作期望相当，且禀赋—期望匹配度同样高的合作关系类型，在有些国家能够顺利开展合作，而在有些国家却遇到了较大阻力这一现象，以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外部环境，合作禀赋相当的不同合作主体之间的合作，有些能够成功，而有些却遭受失败。就情况C而言，虽然合作双方禀赋和期望匹配度高，但合作期望较低意味着双方对于建立合作关系积极性不高，而合作禀赋较低则导致双方合作诉求都难以得到满足，再加上不利外部环境的影响，增加了合作风险和失败的可能性，这会进一步降低双方进行合作的积极性。因此，在内外环境双重阻碍下，最终导致合作双方积极性不高或双方合作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类型三，当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禀赋—合作期望匹配度低，外部环境有利时，合作双方参与感及合作效果的好坏取决于合作双方能否利用有利外部环境，弥补合作双方禀赋—期望匹配度低的现状。由表2可知，类型三存在合作禀赋低—合作期望高以及合作禀赋高—合作期望低两种情况，就前者而言，较高的期望意味着双方对建立合作关系有较强意愿，而禀赋较低则意味着双方建立合作关系的难度较大。但若存在有利的外部环境（如政策和资金支持的增加）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帮助合作双方弥补合作禀赋低的不足之处，从而提高双方合作成功的可能性;就后者而言，虽然合作期望较低意味着双方合作意愿不高，但有利的外部环境（如国家之间良好的经济政治关系的改善）可以有效提高合作双方的信心和期待，为了实现更高的合作诉求，合作双方可能会积极参与合作以充分发挥自身禀赋优势。综上，在类型三的情况下，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双方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取决于外部环境能否有效地弥补双方禀赋不足之处或增加双方合作意愿。因此，合作双方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类型四，当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禀赋—合作期望匹配度低，外部环境不利时，合作双方很难取得好的合作成果。一方面，当双方合作期望高而合作禀赋低时，双方无法通过自身优势，实现双方利益诉求，而不利的外部环境（如住在国政治不稳定）会增加合作风险和成本，进一步减低合作成功可能性;另一方面，当双方合作期望低而合作禀赋高时，双方积极性不高，因为较低的合作期望使得双方不愿意投入过多禀赋，这不仅使得双方禀赋优势得不到有利发挥，甚至会影响合作一方质疑另一方的合作态度和目的，从而导致双方合作信任降低，而对于不利外部环境的感知会进一步降低双方合作积极性，损害双方合作信任，最终导致双方难以建立合作关系或合作难以取得理想结果。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如何提升华侨华人与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效果”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探索双方建立合作关系的动机和基础，并识别了四种基本合作类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导致华侨华人与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遭遇困境的原因，得到以下3个结论：

1.华侨华人和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发展需求是双方开展合作的内在驱动力。具体而言，华侨华人拥有的禀赋差异巨大，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诉求亦有所不同，例如大规模、实力强的华商希望利用自身資源，为祖（籍）国发展贡献力量;而中小型华商则希望能共享“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帮助他们实现自身经济转型。此外，中国“走出去”企业希望抓住“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机遇，开拓海外新业务，实现自身更好地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发展机遇和优惠政策是双方开展合作的外在吸引力。“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多，人数广，蕴藏着巨大市场空间和投资机会。自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和一百多个国家签署了贸易合作文件，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企业和华侨华人提供了大量的平台和政策支持。

2.华侨华人与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合作期望与合作禀赋是双方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础。一方面，华侨华人长期生活在国外，他们既熟悉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法律法规，也对中国有所了解，具有较强的本土化服务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中国“走出去”企业期望借助华侨华人的独特优势减少跨国投资面临的风险和成本;另一方面，大多数中国“走出去”企业不仅资金实力雄厚，且在部分领域拥有技术及成本领先优势。华侨华人期望借助中国“走出去”企业提供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实现自身经济的转型升级。

3.华侨华人与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合作禀赋和期望不匹配及不利的外部环境是导致双方合作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合作双方期望—禀赋不匹配导致双方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或降低双方对彼此的信任，损害双方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不利于合作关系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不利的外部环境往往导致更高的风险和成本，使得合作结果具有较强不确定性，甚至会严重损害双方先前的合作成果，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3点建议：

1.有关部门应加强和华侨华人及“走出去”企业的联系，深入了解他们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发展需求。在此基础上，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平台，为中国“走出去”企业和华侨华人提供持续、有效的资源和政策支持。

2.有关部门应借助大数据、互联网等新技术建立健全华侨华人信息平台、中国“走出去”企业信息平台、“一带一路”建设平台，并鼓励平台相关主体及时共享，更新信息，发挥平台共享机制的作用，使华侨华人与中国“走出去”企业对彼此的期望和禀赋有充分认识。

3.合作双方应完善风险管理体系，规避因信息不对称遭遇的投资、法律、政治、制度等风险;避免在局势动荡的国家开展合作;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在国际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形下谨慎投资。另外，合作双方也要增强自身对风险的防范能力，建立风险防控机制及预警机制，推行多元化经营策略来分散风险。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Effect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and

Chinese “Going-Out” Enterprises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YU Jie， YI Chang-jun， SHEN Hui-yun， RUAN Kai-yue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ore issue of how to improve the cooperation effect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and Chinese “going-out” enterprises under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of grounded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the motivations for cooperation and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cooperation effects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and Chinese “going-out” enterprises are as follows： （1） development expectations and needs are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establish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nd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are the external attraction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2） The endowment and expectation of cooperation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and Chinese “going-out” enterprises ar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ooperativ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3） The mismatch of cooperation endowment and cooperation expectation as well as the unfavor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are the main reasons leading to difficulties in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This paper pays more attention on the demands of overseas Chinese cooperation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analyzes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difficulties in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and provides some enlightenment for overseas Chinese and Chinese “going-out” companies to establish a better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Keywords： overseas Chinese; Chinese “going-out” enterprises; Cooperation mechanism; cooperation dilemma; cooperation endowment-cooperative expectation match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责任编辑：吴应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