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珍珠 胡建鹏 刘金涛 王伟航 史延昊 翟双庆

1.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0029 2.安徽中医药大学

金元时期，医家为纠正滥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辛香燥热之流弊，倡导寒凉用药，后朱丹溪滋阴学说盛行，至明朝初期，诸多医家不经辨证诊脉，概投滋阴降火之剂，导致临床多有因过度使用苦寒滋阴之品而损伤脾胃正气者[1-2]。

为纠正此种时弊，新安地区以汪机、徐春甫、孙一奎等为主体的医家，突破性创立了重用参芪、补气培元的治法思想，提出“营卫一气”“参芪双补”“命门动气”等特色学说。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逐渐形成了新安固本培元的思想体系。与此同时，以苏州薛己为先导的一些医家，也为纠正时弊，在继承李杲脾胃学说的基础上，探讨肾与命门病机，建立了以温养补虚为临床特色，辨治虚损病证的系列方法，此学说由赵献可、张介宾、李中梓等医家继承，形成江浙温补学派[1]。

因新安固本培元思想与江浙温补派思想多有相同之处，而且均诞生于明清时医滥用苦寒滋阴之品的大环境中，均以善用甘温之品补虚为临证特色，因此学界常将二者同归于“温补派”，属“易水学派”的分支。但因新安固本培元思想有其独特的学术主张，具有相对完整的传承体系，因此也有观点将其称为“新安固本培元派”，为独立于“温补派”之外的另一学派。实际上对比新安固本培元思想与江浙温补派思想，二者的学术主张同中有异，医家之间亦相互影响。因此，若以学派来论，可认为新安固本培元派与江浙温补派为两个地域分别传承的学术流派，二者均有各自的创始人与传承体系，但可同属于广义的“温补派”。本文试图探索新安固本培元思想与江浙温补派思想的区别与联系，为进一步明确流派的学术传承与特色提供参考。

1 均重视元气、脾肾、命门的作用，倡用温补

1.1 强调元气的作用 新安固本培元思想的核心为培护人体元气[3]33，如汪机强调补养脾胃以滋养元气对治疗疾病的重要性，徐春甫“深得脾胃元气之妙，故投之所向，无不如意”[4]851；孙一奎则更加注重命门元气，认为其为“人之生命，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5]649-650等。

以薛己为先导的江浙温补派亦十分重视元气的作用，如薛己[6]在《内科摘要·饮食劳倦亏损元气等症》中指出：“凡人饮食劳役起居失宜，见一切火症，悉属内真寒而外假热，故肚腹喜暖，口畏冷物，此乃形气病气俱属不足，法当纯补元气为善。”认为饮食劳倦易亏损元气，元气亏损则易致内伤外感等症；张介宾[7]35也强调“夫疾病之实，固为可虑，而元气之虚，虑尤甚焉。故凡诊病者，必当先察元气为主，而后求疾病”以及“盖虚者本乎元气，实者由乎邪气”[7]35等，在内、外、妇、儿等各科疾病论治中，均主张详察元气虚实而治之。

1.2 重视脾肾二脏 新安固本培元思想主张从脾肾入手，培补人体元气；江浙温补派医家亦十分注重脾肾二脏的调护。如薛己私淑李杲脾胃学说，强调脾胃为人身之本、生发之源，“人得土以养百骸，身失土以枯四肢”[8]，同时重视肾与命门化生精血的作用，擅长补中益气汤与六味丸并用，治疗脾肾化源不足所致脏腑虚损之病。张介宾[7]36也云：“脾为五脏之根本，肾为五脏之化源。”李中梓[9]更阐发了“脾胃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的理论，认为“本有先天后天之辨。先天之本在肾，肾应北方之水，水为天一之源。后天之本在脾，脾为中宫之土，土为万物之母。”强调脾肾为治病必求之根本。

1.3 阐发命门 新安孙一奎在继承汪机善用参芪、重视脾胃化生气血等思想的同时，在对 《内经》《难经》等经典进行深入解读的基础上，以周敦颐《太极图说》为依据，对人身之太极进行阐发，提出“命门动气说”[3]80。该学说认为命门居于两肾之中，即肾间动气，具有生生不息之机，“犹儒之太极，道之玄牝”[5]649，其非水非火，非脏非腑，属坎中之阳，为“太极之本体”，“乃造化之枢纽，阴阳之根蒂”[5]649，临证注重脾肾同补、温补下元。

继孙一奎之后，江浙赵献可、张介宾等医家亦在继承《难经》命门理论的基础上，从理学太极的角度对命门的体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如赵献可以“太极图”作比，认为命门为人身之太极，其居于两肾之中，先五脏而生，为“真君真主”，命门火为君主之火，为十二经之主，主宰五脏六腑之生机[10]，提出《内经》所谓“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之“主”当指命门。张介宾[11]276亦主张：“命门居于两肾之中，即人身之太极，由太极以生两仪，而水火具焉，消长系焉，故为受生之初，为性命之本。”认为命门犹如“先天之北阙”，为“精血之海”，与脾胃同为五脏六腑之本，且蕴含先天水火，为人一身阴阳水火的根本，脾胃亦需赖命门之火才能得以生化，因此命门实为脾胃之母，为化生之源。

1.4 重温补，反对滥用寒凉 江浙温补派思想与新安固本培元思想诞生的时期，临床多见虚损证却误用寒凉之品以致疾病更甚者，因此医家倡用温补，反对滥用寒凉伐伤人体正气。如新安汪机多以人参、黄芪为君，调补脾胃气血，随证配伍，对于外科病治疗强调“大旨主于调补元气，先固根本，不轻用寒凉攻利之剂”[12]849。孙一奎临证常以人参、黄芪等补脾药与熟地黄、附子等温阳补肾之品同用。

而江浙薛己亦认为内伤杂病以虚为多，“当补不当泻”，应温补脾肾以培护人体根本；张介宾则强调阳气为人身之“大宝”，“得阳则生，失阳则死”，提出：“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孰谓阳常有余，而欲以苦寒之物，伐此阳气，欲保生者，可如是乎？”[11]275认为阳气主动，最易耗散，凡大汗、大吐、大下及过服寒凉，均可导致亡阳[13]，且阳气易失而难复，因此在施治过程中当时时顾护阳气，慎用寒凉猛剂。

2 思想核心与处方用药特点不同

2.1 命门元气与真阴真阳的侧重不同 江浙温补派思想虽与新安固本培元思想多有相同之处，但两者思想核心并不相同，譬如树木枝杈，二者均为树干分出的同一枝干，大致生长方向相同，彼此相近，枝杈或有交叉，但二者却又各自独立发展。

新安固本培元思想的核心与传承主线较为明确，核心即通过补益脾肾，培护人体元气，重视自身正气的主导地位，以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元气是其强调的重点，而不论脾、肾，或是命门、元气，新安固本培元思想中的几个关键信息都在强调人体生化之源，即“人身之太极”的重要作用，注重太极的生生之性。

但查阅相关文献发现，江浙温补派思想的核心与主线并不甚明晰，除临证均善用温补以外，各医家对元气、命门、脾肾等的认识与主张均有差异。以江浙温补派思想形成期的代表医家薛己、赵献可、张介宾为例，薛己主张脾肾同补，认同左肾右命门之说，以左肾为水为真阴，右命门为火为真阳，补命门之火意在补火生土；赵献可则认为命门在两肾之中，内含水火，为先天真水真火，命门真火为元气，命门真水为元精，临证独尊命门之火；张介宾在赵献可命门理论基础上进一步阐发，认为命门为真阴之脏，内含元阴元阳，元阴即元精，为命门之水，主五脏之阴，元阳即元气，为命门之火，主五脏之阳，且两肾皆属命门，临证强调补益真阴真阳，认为命门之阳为脾胃之母，补脾不如补肾。

由此，总览江浙三位医家的理论思想，可认为江浙温补派一脉相承的思想核心为命门水火，或谓命门真阴真阳。此理论由薛己肇始，赵献可进一步阐发，张介宾集诸家之大成，而终成体系。概而述之，即人体以先天命门为本，命门即人身之太极，内含真阴真阳，命门真阴即先天之水，主人体一身之阴；命门真阳即先天之火，主人体一身之阳，五脏六腑之功用皆统乎命门。临证治疗虚损性疾病以补益命门水火为根本，强调阴阳水火互根互用之性，脾土亦赖命门真火才能得以行生化之功。如《类经图翼·五行统论》云：“然而变虽无穷，总不出乎阴阳；阴阳之用，总不离乎水火。所以天地之间，无往而非水火之用。”[11]19《类经·法阴阳》则曰：“夫水火皆宅于命门，拆之则二，合之则一，造化由此而生，万物由此而出。其在人身，为性命之根柢，为脏腑之化原。”[14]

因此，对比新安固本培元思想与江浙温补派思想可以发现，前者以阴阳未分之元气为人身太极，为生化的根源与动力，通过调补后天有形脏腑之脾胃与肾，以补益气血，滋其化源，以后天有形补养先天无形，进而激发先天生生之机；而后者的核心虽亦以命门为人身之太极，但其更强调太极一分为二之阴阳，即命门之元阴元阳，认为命门为“水火之宅”，以水火为阴阳之用，水火统乎五行，临证直补命门水火，强调水火既济，以命门之水补养五脏之阴，以命门之火充益五脏之阳。

也就是说，新安固本培元思想强调的是阴阳合一、气形质未分之混沌的“太极”本体，注重其可化生阴阳、五行、万物的生生之性，以此先天生化之源来化养后天脏腑气血阴阳；而江浙温补派则更强调太极划分以后阴阳二气对于后天阴阳的充养，注重以阴补阴，以阳生阳，阴阳互根、互用，令阴阳平衡，从而统乎五行五脏。

简而言之，以阴阳概念来表述，即新安固本培元思想注重“阴阳一太极”，而江浙温补派思想则更强调“太极分阴阳”、阴阳互根互用；以调补途径来形容，即新安固本培元思想为“后天-先天-后天”，在重视无形先天的同时，亦强调有形后天对先天的充养作用，而江浙温补派思想为“先天-后天”，更加注重无形之先天的根源地位。

2.2 临证处方用药特点不同 由于两派秉持的思想核心不同，因此医家临证处方用药亦各有特色。

明代汪机以“营卫论”开辟了新安固本培元思想的序幕，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参芪双补说”奠定了固本培元用药特色的基础，临证善用人参、黄芪等补气之药，配以当归、甘草、麦冬等补血滋阴之品，以达到气血双补的目的。例如汪机治四十余岁妇人两眼昏昧之症，认为其因脾虚不能濡养所致，当理脾养血，方用人参、黄芪，配伍麦门冬、贝母、当归身等，诸症悉除[12]76。而以参、芪等调补气血之理实在于补养脾胃，因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无伤则能滋养元气，如《推求师意·中风》云：“盖元精、元气、元神不可一日无水谷以养之，其水谷药石入胃，而气属阳，味属阴。 ”[12]526

在孙一奎阐发“命门动气”学说之后，下焦元气的充养与升发得到重视，注重精气同补，益气与温阳共用，常以人参、黄芪、白术、茯苓、干姜等补脾药与熟地黄、杜仲、补骨脂、附子、紫河车、山茱萸等温阳补肾、填精益髓之品同用。如孙一奎创制补下元之剂“壮原汤”，“治下焦虚寒，中满肿胀，小水不利，上气喘急，阴囊两腿皆肿，或面有浮气”[5]128，方用人参、白术、茯苓以健脾益气，破故纸、桂心、大附子、干姜以温肾助阳，砂仁、陈皮以理气燥湿。全方通过温补下元令阳气上腾，清气上升使浊阴自降，健脾益气以消中满，小便利则肿胀自消，即为脾肾同治之法[5]858。另据统计，徐春甫《老老余编》所列186首方剂中，脾肾同补之方如苁蓉丸、秘传六合丸等达119首，占66%；补脾胃方达69首，占39%[15]，其健脾益肾、补养元气的思想可见一斑。

综观汪机及其弟子门生，传承固本培元思想并临证应用时，虽有不用白术、黄芪、干姜、附子等的使用偏好[16]，但均重视人参补气培元的功用。如有学者选取汪机、孙一奎、程文囿、吴楚、程从周等12位新安医家的12本医籍，筛选出运用新安固本培元法的医案共678条，统计分析发现，使用中药共208味，人参使用频次为415次，远高于其他[17]。

除此之外，善用新安固本培元思想的医家，其组方用药多非专于一家，常参用张仲景、刘完素、朱震亨、李杲、薛己、张介宾等诸家名方。孙一奎曾在其著作《医旨绪余》中专列《不执方说》与《列张刘李朱滑六名师小传》等篇文，阐述其“合法不执方”的观点。如“医以通变称良，而执方则泥”[5]683“至临症，务虚心察受病之因，始敢投剂，亦未尝执方以合病”[5]682等，提出用药当如用兵，布阵击杀遵于兵法，兵法不可废，用药亦然。因此，今有学者研究的“新安固本培元派”，虽有传承医家，却无代表性方剂，或有此原因。

分析可见，江浙温补派代表医家薛己、赵献可、张介宾其处方多以六味丸、八味丸为主，或用补中益气汤等进行加减合方，用药则以熟地黄、山茱萸、茯苓、当归、人参、山药、附子等为主。如薛己治“人之少有老态，不耐寒暑，不胜劳役，四时迭病”者：“若左尺脉虚弱，或细数，是左肾之真阴不足也，用六味丸。右尺脉迟软，或沉细而数欲绝，是命门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丸。”[18]以六味丸和八味丸补益真阴相火，滋其化源。赵献可对于临床虚损病证的治疗，亦多宗薛己之法，主张采用六味丸、八味丸调补命门之水火[19]，《医贯·八味丸说》中提出：“熟地山萸丹皮泽泻山药茯苓，皆濡润之品，所以能壮水之主。肉桂附子，辛润之物，能于水中补火，所以益火之原。”[20]张介宾在此基础上更是重用熟地黄，认为熟地黄“大补血衰，滋培肾水，填骨髓，益真阴，专补肾中元气，……能补五脏之真阴”[21]，同时创立左归丸（饮）、右归丸（饮）诸名方，以宗阴阳互根、互用之旨，令阴阳相济以养五脏。

3 医家思想相互影响

新安固本培元思想以汪机、徐春甫、孙一奎等为主要创立医家，江浙温补派思想以薛己、赵献可、张介宾等为代表人物，均属于江南地区，其形成背景相同，医学主张相似，且徽州与江浙地域相近，在两种思想体系形成过程中，医家之间并非互不交涉，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

以医家生平来说，汪机与薛己几乎处于同时期，而汪机再传弟子徐春甫与孙一奎，则早于薛己后人赵献可与张介宾约40～50年。见表1。薛己曾入职太医院，后辞职还乡，著书行医；徐春甫曾游学行医于江南，后北上京城，任职太医院吏目；孙一奎曾遍于江南寻师求学，足迹多涉新都、三吴等地；张介宾早年随父于京城游学，后南返家乡潜心医术，可见各医家旅居游医之地多有相同。而医家著作的刊行使其思想主张得以昭示，如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在收录师祖汪机 《石山医案》《痘治理辨》《外科理例》《针灸问答》等著作，以及其师新安汪宦《医学质疑》《统属诊法》《证治要略》等书籍的同时，亦载录薛己《立斋外科四书》，在《历世圣贤名医姓氏》篇中，称薛氏“性质敏颖，见识聪明，于医极精”[4]43；孙一奎在其著作《赤水玄珠》中多处引用薛己之言进行阐述；张介宾亦在《景岳全书》中收录汪机《矫世惑脉辨》以及孙一奎医案按语。

表1 新安固本培元与江浙温补派形成时期主要医家生平

因此，以汪机为先导的新安固本培元思想，与以薛己为先导的江浙温补派思想，实际上具有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关系。从对命门、“人身之太极”等概念的阐述来看，或可认为赵献可、张介宾等人对命门的认识源于孙一奎的“命门动气说”，而孙一奎重视命门与下焦元气等观点，或受薛己临证补益真阴真阳的启发。二者形成背景相同、地域相近，其思想的形成均受当时医疗环境、社会环境、文化氛围等因素的影响。两家学派共同致力于纠正时医滥用滋阴苦寒之品的时弊，强调人体正气的作用，临证善用甘温之品以扶正祛邪，同属于广义的江南温补一脉，对后世医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