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雨晴，张喜贵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中国古典文学长期以来是以文人创作的“雅文学”(如诗歌、辞赋、散文等)为主导的，在由上层文人创作的“雅文学”之外，我国民间亦存在出自下层民众之手、坦露民众真实心声的民间文学，这些民间作品采用的文学体裁大多是被上层文人视为“俗体”的歌、谣、谚、曲。民歌，是民间“俗文学”之中数量巨大、成果突出的一种。两汉时期，汉乐府民歌发达，曹魏西晋时民歌由于朝廷机构停止采集而一度陷入沉寂。至南北朝，民歌再次繁盛起来，南北朝民歌以其新异的风格与当时士族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共同构成南北朝文学欣欣向荣的图景。

所谓南北朝民歌，是指自元帝司马睿南渡建立东晋至隋末产生并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口头歌谣，后绝大部分被宋代学者郭茂倩编入《乐府诗集》。其中，南朝民歌约400多首，多数属于“清商曲辞”，依产生地域又可分为吴歌、西曲，其内容较为单一，绝大部分歌咏男女爱情，风格缠绵巧艳；北朝文学本不发达，流传下来的民歌数量不多，仅70首左右，但反映的生活面很广，多数被收入“梁鼓角横吹曲”中，风格刚健清新，能够体现北朝少数民族的个性气质。

南北朝民歌作为真实再现下层民众生活的歌谣作品，塑造了形形色色的男女形象。本文拟选取南北朝民歌中的女性形象作为研究主体，从身份类型与气质类型两方面考察南北朝民歌中女性形象的书写差异，并阐明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一、南北朝民歌中女性身份类型的差异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动荡与融合的时期，两汉稳固的社会结构被打破、重建，在思想解放的同时，某些社会群体得以催生或壮大。如南朝民歌中，出现了歌姬舞女、商人之妇形象；北朝民歌中则出现了中国文学史此前未曾有过的武女形象。南北朝民歌中女性身份类型的迥异，主要是当时社会人文环境的巨大差异所致。

(一)歌姬舞女与商人之妇：南朝商业化社会的产物

郭茂倩在《乐府诗集》卷六十一《杂曲歌辞》中认为“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1]677，斥南朝乐府民歌为“艳曲”。萧涤非先生也说“南朝社会，实一色情之社会，其所爱尚自为一种色情之乐府”[2]。古今皆以为南朝民歌“侧艳”，这一方面是因为南朝民歌绝大部分是写男女之间情事，但是另一方面，又与南朝民歌中大量刻画歌姬舞女形象密不可分。

歌姬舞女并非普通的市井女性，她们以歌舞谋生，以声色娱人。歌姬舞女这一女性群体，在六朝之前早已出现，但大量走进市民生活却是在晋末南朝。这其中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

三国以前，南方虽“泽国之地，土壤膏腴，便于交通”[3]549，却由于缺少开发而被视为蛮荒瘴疠之地。五胡乱华后，原来居住在北方中原地区的士族为躲避战乱纷纷南渡，南迁的士族、普通百姓会聚在南方沃土，由于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南方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如南朝宋之时出现了“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4]的繁荣场面。

南朝时，不仅在王公贵族、富商巨贾中掀起了一股酣歌曼舞的风气，连下层市民群体也普遍喜欢听歌赏舞。毕竟“街陌谣讴”、投足踏歌，是自古以来下层人民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5]298。据载，宋文帝时“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至南齐永明年间，更是“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6]。整个南朝，从上至下，弥漫着歌舞享乐、声色犬马之风气。因此，歌姬舞女的形象大量进入民歌中不仅符合文学创作规律，而且体现了南朝地域文化的独特性。

这些以歌姬舞女为书写主体的歌谣，展现了她们的姿容体态以及进行歌舞表演时的场面，如：《双行缠》“朱丝系腕绳，真如白雪凝”[1]553，写歌姬发丝如墨，肌肤如雪，美丽动人；《子夜春歌》“娉婷扬袖舞，阿那曲身轻”[1]503、《子夜警歌》“朱口发艳歌，玉指弄娇弦”[1]510则写出她们起舞、咏歌时的曼妙姿态。

南北朝民歌中有不少以歌姬舞女的口吻自述个人心声的篇章，吴歌的作者子夜、碧玉都是擅长歌舞表演的女伎，她们抒发的感情真挚、哀苦。如《子夜歌》“郎为傍人取，负侬非一事。摛门不安横，无负相关意”[1]502，歌姬由于身份特殊，与心上人的恋爱较之普通女子更易无疾而终，一旦男子负心，她们便只得自品相思。再如《夜度娘》“夜来冒霜雪，晨去履风波。虽得叙微情，奈侬身苦何”[1]553，歌姬为满足宾客要求，冒着大雪深夜前去赴宴，又在清晨的刺骨寒气中匆匆离开，虽短时叙得温情，但个中辛酸不言自明。

在南朝商业化的背景下，描写普通市井女子的民歌已显示出艳情气息，而以从事商业歌舞表演的歌姬为书写主体的部分民歌，更是受到商业繁荣、市井趣味的影响。“荆郢樊邓所以成为乐土者，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商业繁盛的结果。因为商业繁盛的结果，于是《西曲》差不多就完全成为商业化。”[7]在这些民歌中，歌姬舞女们在宴会上不仅吟歌曼舞，亦承担着陪宾客纵饮狂欢的职责。南朝社会风气开放，歌舞、纵饮至兴时，有些歌姬舞女又往往会与宾客产生露水情缘，描写此事的民歌写得直白袒露，如《子夜秋歌》“开窗秋月光，灭烛解罗裳。含笑帷幌里，举体兰蕙香”[1]507，颇具色情意味。

此外，南朝民歌中还有一个经常出现的女性群体——商人之妇，即商贾的妻子或情人，这也与当时南朝发达的商业贸易有关。

商人之妇形象在西曲中常见，因西曲多产生于宋、齐，较吴歌时代稍晚，当时商业繁荣，商贾数量较多。荆、楚各地，靠近水路，码头林立，贾客如云。古时交通不便，人们一旦外出经商，很难很快返回。因此，南朝民歌中的商人之妇出现的场景往往是江边水岸、码头船前，所历之事则是商人远行、商人之妇相送，多涉离别苦情。如《三洲歌》：

送欢板桥弯，相待三山头。遥见千幅帆，知是逐风流。

风流不暂停，三山隐行舟。愿作比目鱼，随欢千里游。[1]546

《唐书·乐志》记载：“《三洲》，商人歌也。”此民歌写一商人之妇“送欢”“待欢”的场景，送别时依依不舍，船只行到很远仍不愿离去，她又登上三山头眺望远处，等待情人归来。全诗并未明言等待之凄苦，但“逐风流”一语双关，既指商人乘船驶向远方，又暗示商人之妇害怕商人“重利轻别离”，另觅风流，一去不复还。

(二)飒爽武女：北朝游牧民族尚武的体现

北朝民歌风格刚健慷慨，这与其多书写战乱、饥荒、骑射、游牧有关，另外，与其塑造的人物形象亦有关。这些人物形象中，“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 ”[1]300(《企喻歌辞》)，“健儿需快马，快马须健儿”[1]304(《折杨柳歌辞》)，男性均是驰骋草原、刚烈勇猛之辈，与南朝民歌中流连风月、沉迷花柳的“郎”有很大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北朝崇侠尚武的风气在女性身上亦有所体现。北朝民歌中出现了一类女扮男装、舞刀弄枪，有时甚至驰骋战场的武女形象。如《李波小妹歌》：

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

左射右射必叠双。

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8]

此诗流行时间约为北魏孝文帝时代。歌谣先简短介绍了女主人公的身份，紧接着便写李波小妹的穿着姿态，她纵马疾驰，衣衫在北地劲风中翻滚，如风卷起的蓬草。她手持弯弓，左右出箭，每次必收获两个猎物。寥寥数语，将北地女性的飒爽英姿刻画得淋漓尽致。

描写武女形象的北朝民歌中最有名的当是叙事长诗《木兰诗》。木兰本是一名勤劳的北朝妇女，因北朝战事频繁，而“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1]307，于是报国心切又体恤年老父亲的木兰毅然决然女扮男装，踏上替父从军的道路。12年沙场征战，木兰功绩赫赫。但木兰只求保家卫国而不求荣华富贵，战事结束后，便返回家乡，陪伴在家人身旁。此诗中，武女形象鲜明，她们不仅勤劳踏实，而且勇敢坚毅，骑射征战无所不能。

坚韧尚武的女性，在南北朝之前的汉族诗歌中从未出现。北朝民歌中出现武女形象，与当时北朝的社会政局、民族传统有密切关系。

北朝时，居于中原北方地区的主要是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胡”。他们大多过着逐草而居、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 因为要经常迁徙，他们已习惯了马背上的生活，骑射技艺高超。北朝各民族为争夺地盘而燃起的战火无休无止，接连不断。北朝民歌《企喻歌辞》中有“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1]300句，反映了当时战争频繁且残酷。战乱中，人口大量减少，青壮年数量不够，有时女性也要出战迎敌，北朝民歌中的武女形象就此产生。

南北朝民歌中的歌姬舞女、商人之妇与武女能够体现南北二地的地域文化之别，显示了南方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各自的文化特色。

二、南北朝民歌中女性气质类型的差异

南北朝民歌中的女性，不仅社会身份有所差异，其整体的性情、气质亦不同。正如曹道衡先生所言，“中国封建社会的‘南人’‘北人’之分不仅是地域概念的不同，主要还是精神气质上的某种带有共同性的差异”[5]456。

南朝民歌刻画的女性温婉柔媚，北朝民歌刻画的女子则泼辣爽朗。如在等待情郎时，南朝女子是“思欢不得来，抱被空中语”[1]521(《读曲歌》)，“自从别欢后，叹音不绝响”[1]504(《子夜四时歌·春歌》)，百般柔肠却不敢与男子直言，自己只能辗转反侧。北朝女子就大不相同，如“月明光光星欲堕，欲来不来早语我”[1]303(《地驱乐歌》)，女子等待情郎，直到深夜也未见男子前来，于是愤愤直言“要来不来，怎不早对我说”，不像南朝女性那样踌躇犹豫，而是直接表明心意。当诉说感情时，南朝女子道“侬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1]503(《子夜四时歌·春歌》)，将自己比作北辰星，以物喻己之忠贞之志，含蓄而有韵味；北朝女子则是大胆表白：“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1]304(《捉搦歌》)当男子移情别恋，背负往日誓约时，南朝女子“感欢初殷勤，叹子后辽落”[1]502(《子夜歌》)，“为欢憔悴尽，那得好颜容”[1]505(《子夜歌·冬歌》)，反复回想往日时光，独自哀叹；北朝女子在感受到男子的冷淡后，绝不自怨自艾，而是痛快直言“郎不念女，不可与力”[1]302(《地驱歌乐辞》)。

从以上南北朝民歌可以看出，南朝女子感情细腻，气质温婉含蓄，北朝女性则多利落直言，性格干脆爽朗。

南北两地女性气质性情的差异，首先与自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古代交通闭塞，人们的生活范围相对固定，自然环境对长期生活在其中的人民的气质、性情有很大影响。江南的山草木葱茏，水澄净明澈，长期生活在温润秀丽的环境中的人们个性气质、感情性格均受到影响，因此，南方人大多性情活泼，感情细腻。这种个性气质反映在当时的民间歌谣创作中，体现为吴歌、西曲清新艳丽、温软缠绵，也影响了南朝民歌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南朝民歌中的女性，不论是羞涩怀春的妙龄少女、痴心盼君的商人之妇，还是抚琴起舞的歌姬舞女，她们浓郁的女性气质和多情的个性都与江南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反观北朝，在自然地理环境方面，北方黄河流域与南方长江流域有很大不同。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指出：“山国之地，地土硗瘠，阻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实际，修身立行有坚忍不拔之风。”[3]549北方人民性格少柔媚，多刚强，北朝民歌之中的女子形象就是明证。北朝女子性情泼辣、行为大胆，当与北朝各少数民族的民俗习惯有关。北朝少数民族在汉化以前，较少受到儒家传统道德伦理的约束，男女地位相对平等，所以北朝女性并不把自己当作男性的附属品，对男子表达情义或埋怨男子背弃时，言论都是非常直白的。

魏晋以来，文人大量拟作汉乐府，民歌体式逐渐走向板滞。而南北朝民歌的兴起，为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之气。其中，以女性作为主要书写对象的南北朝民歌，不仅表现了下层人民的真诚质朴，更显示出南北两地民间女性在身份类型与气质类型上迥然不同。这种女性形象的差异实际上是自然环境与文化传统在文学作品中的隐性反映。考论此种差异，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南北朝文风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