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思淼

(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 西安 710128)

邝丽莎是当代美国华裔文坛活跃多产的作家之一，不同于在美国出生成长的作家如汤婷婷、任碧莲作品中较少涉及中国，邝丽莎虽然只有八分之一的中国血统，却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并始终以中国人自居。她已发表的作品《雪花秘扇》(2005)、《牡丹绮情》(2008)等均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书写了中国人的故事。

《雪花秘扇》讲述了在19世纪中国封闭的瑶族部落，雪花与百合作为一对老同之间深厚的姐妹情谊，延续了邝丽莎擅长的中国叙事与女性主题。在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雪花秘扇》(2011)上映后，这部小说开始成为华裔文学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邝丽莎也逐渐进入国内华裔文学批评界的视野。以往对这部小说的研究往往从女性主义、东方主义等角度进行探讨，也有学者从作品中身体叙事的角度出发，指出缠足不仅是“对中国女性身体施加的暴力”[1]133，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生存空间和话语模式的构建”[2]。但总览国内外对《雪花秘扇》的批评与研究，目前尚缺乏对作品中隐喻的深入集中的探讨。因此基于隐喻的角度，对小说中体现的身体隐喻、疾病隐喻以“女书”的隐喻意义进行解析，可以进一步探讨“邝丽莎所采用的呈现式中国文化书写”[3]126。

一、身体隐喻

隐喻是一种“基本而普遍的生存方式”[4]，自苏格拉底时期便有了隐喻的存在，它可以理解为“根据不同种类的域来理解并构建一种体验域的过程”[5]。在文本中出现的身体为隐喻提供了多种解释的可能性，并超出了文本本身的含义。例如 “缠足”作为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现象，频频出现在华裔美国作家笔下，如邝丽莎的《雪花秘扇》《牡丹绮情》、谭恩美的《惊奇山谷》等。因此有学者提出疑问：“华裔美国作家再现缠足的意义何在？”[1]136笔者认为，美国华裔作品中关于“缠足”的描写并非为了迎合西方社会的猎奇心理，进而进行“自我东方化”。相反，通过对女性身体所受迫害的具体描写，作者进一步隐喻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遭到的暴力，而姐妹情谊成为了与父权制抗衡的一种手段。

在《雪花秘扇》中，叙述者百合开篇即提到缠足不仅改变了她的双足的形状，也改变了她的性格 。在身体隐喻层面下，作者描写了缠足这一封建陋习，更是用整整一章对缠足的过程进行了描写。想要达到“金莲使我时运转”的目的，七厘米的双足是最完美的长度，这也就意味着“脚趾以及足弓必须被折断，直到弯曲至脚跟的位置”[6]31。邝丽莎在另一部作品《牡丹绮情》中，也描写了兰儿缠足的过程，长长的布条被包扎在兰儿纤弱的小脚上，只是为了使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获得价值和让丈夫觉得自己依然具有魅力。同样地，在谭恩美的《惊奇山谷》中，宝葫芦在教导薇奥莱时声称不喜欢自己的脚，因为它不仅丑而且还很大，只有一双“纤纤玉足”才能够被看重，如果当初她的脚“再小一点”，就可以被选成“整个上海的花魁”[7]。

其实在以上看似充满着异城风情描写的背后，还涌动着一股“叙事暗流”[8]。此时的脚作为身体的一个器官构成了一种隐喻概念，女性的肉体在缠足过程中受到了折磨损害，反映出在男权制社会下，女性不得不去迎合男性的审美，以自己的脚接近“三寸金莲”为荣。正如百合的丈夫对她的双足有一种特殊的癖好，他总是把百合的双足“捧在手里”[6]44，即使他已经对百合失去了兴趣。这种畸形的审美使得百合将自己的“三寸金莲”视为自己“代价和收获的根源”[6]294，体现了女性被物化的残酷现实。文中出现的裹脚布也隐喻了在男权主导下，男性通过权力施加在女性身体以及精神上的暴力，于是裹脚布紧紧地将百合包裹在其中，将雪花从她身边去除，男性文明进而导致了姐妹情谊的破裂。

在另一方面，女性也通过自己的身体实现了自身的疗愈。在《吹凉节》这一章中，雪花和百合以在对方身上写诗为由，互相触摸对方的身体，并实现了精神上的交流。雪花在百合的裹脚布的边缘开始写诗，只因那双小脚一直以来承载了她们太多的“愁苦和痛楚”[6]110，百合也在雪花脚踝的凹陷处写了字。邝丽莎在采访中指出，雪花和百合之间并无同性恋的倾向，“有关她们在身体上互相书写的描述只能说明她们之间友谊的加深”[9]。因此，身体成为雪花和百合之间维系老同关系、反抗父权制社会的一种工具。

二、疾病隐喻

文学中的疾病书写引发了对文学作品中疾病诗性的探讨，如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疾病一直被隐喻地加以使用，如《女勇士》《接骨师之女》中的“失语症”用来隐喻华裔群体在美国社会中遭受排斥，进而陷入无法发声的窘境；《喜福会》《裸体吃中餐》中角色面对中餐而患的“厌食症”则暗含了第二代华裔移民对中国文化的无所适从以及排斥。在邝丽莎聚焦中国书写的作品中，其中的疾病书写不再具有族裔的特质，而是将关注点放在女性角色所患疾病之上，因为对文学作品而言，女性常常作为疾病隐喻叙事的主体出现，更有学者提出“妇女即疾病”[10]。

在《雪花秘扇》中，不论是因裹脚进而引发败血症的三妹，还是因瘟疫去世的疯癫角色老卢夫人、自尽的三弟媳，邝丽莎笔下的患病角色不仅女性居多，而且这些角色往往除了患有身体疾病，还患有精神疾病。因此，关于疾病的描写隐喻了在父权社会下女性所遭受的苦难，进而抨击了父权制文化对女性的压制与摧残。

小说中，百合年仅6岁的三妹在缠足时患上了败血症。在和百合、美月一起缠足时，三妹便对缠足表现得颇为抗拒，但母亲仍强制给她口中没用的三妹进行裹脚，之后三妹的脚不仅渗出浓液，脸也开始发烫。尽管如此，在百合意识到三妹已经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后，母亲还是将三妹的脚重新包了起来，这直接导致三妹死于败血症。败血症作为有着隐喻特征的疾病意象有着比疾病本身更为深刻的含义，败血症对三妹身体的伤害隐喻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因软弱而受到迫害的表征，是三妹无可奈何的一种反抗，而加害者往往是曾经作为受害者的母亲。

此外，小说中瘟疫意象的出现也具有十足的隐喻意义，而百合在瘟疫中的做法则隐喻了女性自身的力量。老卢夫人本是桐口村中德高望重的妇人，在瘟疫开始蔓延后，老卢夫人“油腻粘稠的发丝耸拉在脸上”并“一口唾液吐向三弟媳”[6]235，斥责整个卢家都毁到了她手里。此处老卢夫人所代表的“疯女人”形象同《女勇士》中的月兰一般，都是典型的男权制压迫下的产物，月兰的疯癫源自美国社会中种族歧视和父权制的双重压迫，而老卢夫人则是因为在瘟疫中失去了家庭中可以依靠的男性。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只能依附于男性而存在，在失去了精神寄托后，老卢夫人便将所有过错怪罪在三弟媳身上，最后发了疯。如果说《女勇士》中“无名女人”的投井自尽隐喻着女性意识的觉醒的话，那么作为父权制受害者的三弟媳，在瘟疫中失去了如“可以依靠的大树大山”[6]236般的丈夫后，最后吞食碱液自尽的行为则突出了瘟疫的恐怖和女性的脆弱，因为疾病总是与死亡相关。同时，小说中女性角色的死亡则隐喻了女性对父权制和自身命运抗争的失败。

与此同时，邝丽莎作为一位女性作家，也选择用自己的文字来为她自己以及广大女性群体呐喊。作为被父权制社会边缘化的他者，邝丽莎从自身经验出发，努力追寻她作为女性的自我，流露出浓厚的女性共同体意识。在《雪花秘扇》中，大部分男性角色在瘟疫中处于沉默或死亡状态，而百合作为一名女性则承担了传统社会中男性应该承担的责任，她不仅帮助卢家远离疫情，还得到了百姓的认可。邝丽莎在此处刻意凸显百合的女性力量，使她成为反抗父权制社会、展现女性风采的“女勇士”。

三、“女书”的隐喻

女书是湖南省江永县“三千文化”中的一部分，但因为传播范围不广，很少受到关注。但在邝丽莎的 《雪花秘扇》 中，雪花和百合之间的情感都寄托在女书上。“我知道在你的家中，有一位女孩品行良好，精通女学。你和我有幸同年同日生。我们可否就此结为老同？”[6]3百合和雪花之间的老同情谊便从这封女书开始。从雪花和百合来往的女书的内容来看，频频出现如一对翱翔的凤凰，飞越田野，变为一只小鸟在云端翱翔，俯瞰众生的表达。这一仅限妇女使用、交流的独特的文字，伴随着老同文化，作为“以诗言志”的另一种隐喻表达，打破了女性一直被孤立、被隔绝、被封闭、被束之高阁的状态，表达了女性对自己命运和父权制社会的反抗，正如百合所说，“我唯一可以用来反抗的东西是女书，这是一种我们女性所特有的神秘文字”[6]2。

值得指出的是，在小说中百合提到县里的男人应该也懂些女书的，不仅如此，他们一直是在心底里揣测着女书这一女性所特有的书写方式。即使雪花打破了女书的写作规范，使百合意识到女书存在的意义是为了让女性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互相帮助，用自己的小脚走得更远。但深受父权制迫害的百合依旧遵守女书规范，让“在她成长过程中一直牢牢束缚着她的种种规则”再次将百合的心“紧紧包裹”[6]219，她严格按照已婚妇女的格式书写，仍没有表达出她的真实感情，因为百合身上“男人的想法和规则”[6]320太多了，可见男权文明对女性影响之深。百合作为父权中心思想的直接受害者，不仅摧毁了雪花，也导致了她们之间老同关系的直接破裂。这也暗示了禁锢在父权文明中的女性是没有自由的，女性的自我表达仍有矛盾和限制。

在《雪花秘扇》的开头，作为叙述者，百合指出她的故事由她的文字所阐释，从叙事层面来看，以百合为主的第一人称视角成为贯穿全文的关键所在，表明了女性写作的独特性和主体性所在。邝丽莎的另一部作品《牡丹绮情》则围绕“吴人三妇合评《牡丹亭》”的故事展开，奠定了此部作品让女性作家的声音被发现、重塑女性主体的基调，这与邝丽莎对“女书”的刻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小说中，“蕉园五子”这一女子集社创作的文字并非“花园中的蝴蝶和花卉”，相反，她们创作“文学、艺术、政治，还有在外的所见所闻”，进而由“阅读凝聚起一个既有知性还有感性的女子社团”[11]232。而邝丽莎更是借牡丹母亲之口道出了社会对女性作家创作的误解：不要相信所谓的“女人从不创作”，女性的创作甚至可以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诗经》”[11]240,写作完全可以属于女性。谈则在评注上署名的做法也隐喻了女性作家对自己话语权的争取，女性创作的主体性需要得到肯定。牡丹、谈则、钱宜关于《牡丹亭》评注的最终出版表达了邝丽莎呼吁女性主动参与写作、在写作中找到属于女性专属位置的愿望，在女性书写中进而解构以男性为代表的价值观。

四、邝丽莎与中国文化书写

华裔作家笔下的中国文化书写是华裔文学中的一个母题，自旷日持久的“赵汤之争”后，各路学者纷纷开始重新审视华裔作家笔下的中国文化书写。其中，对中国文化的书写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以汤婷婷、赵健秀、陈美玲、拉丽莎·赖等为代表，她们在作品中对中国文化进行戏仿、杂糅，旨在实现北美华裔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例如华裔诗人陈美玲坦言自己在创作时深受汤婷婷《女勇士》的影响，自己的创作也融合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化。如“大量使用中国文学典故，直接引用汉诗英译或中国文字入诗，或戏仿、呼应中国诗人诗作”[12]。在《追寻无限》中，陈美玲创造性地进行了被著名学者张敬珏称为“双语诗学”的创作——将汉字“美言不信”，“信言不美”[13]78，数字“二”“五”以及汉语拼音“Mái mā”“ Mài mᔓMǎi mǎ”[13]80镶嵌在英语诗句中，达到了她“融合了东西方的诗歌传统，也希望有某种启示”[13]IX的目的。这与汤婷婷于2011年发表的诗集《我爱我生活的广阔空间》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部诗集中，汤婷婷也将汉字“爸”“天”“妈”[14]等融合到用英语创作的诗句中，汉字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不仅“显示了华人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还 “表现了作家对华裔祖先的赞誉和对华裔历史的追寻”[15]。此外，作为新生代华裔女作家的代表之一，拉丽莎·赖虽身处异域，其作品中常常涉及中国传统神话，但并非完全照搬，而是通过改写的方式使笔下的人物具有了更多的赵健秀等学者提出的“亚裔美国感”。

第二类以黄玉雪、谭恩美为代表，着力于挖掘古老中国的文化。通观谭恩美的创作，不论是被誉为华裔文学经典文本的《喜福会》，还是于2013年推出的新作《惊奇山谷》，书中关于中国的描写往往占了很大篇幅，且都具有落后、封建等特点，因此美国常常以“拯救者”的形象出现。即使在跳脱出所谓“谭式书写”的以跨国旅游为主线、大部分主角为美国人的《拯救溺水鱼》中，也夹杂了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的描写。

就谭恩美本人而言，家族的历史确实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因目睹自己的母亲死于过度使用鸦片，谭恩美母亲便没完没了扬言要自杀，并威胁要杀了谭恩美；亲人的相继离世；最好的朋友死于谋杀等。因此，谭恩美曾多次在自传或者采访中提到在她的家庭中“有着秘密的自杀传统、逼婚、遗弃在中国的孩子”，于她而言，“生活中仍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使得她选择用写作来“尽情地自由表达自我”[16]，这只是出于一种个人动机来展现家族历史的行为。但仍有不少学者质疑谭恩美的创作着力渲染东方的神秘、落后，是典型的“自我东方化”的行为。如在著名学者黄秀铃的文章《“糖姐”：试论谭恩美现象》中，黄秀铃将谭恩美搞混 “糖姐”与“堂姐”作为切入点分析了“谭恩美现象”：谭恩美的创作具有“东方主义持续的诱力”[17]等多重特质。与此同时，常常被拿来与刘裔昌《父亲和裔昌》相提并论的被称为黄玉雪自传的作品《华女阿五》也被不少评论家指出书中充满了对中国“异国情调”式的描述。

如果说冰心是“第一个在短篇小说中以一名美国妇女的故事来扭转东方主义之凝视的中国作家”[18]，那么水仙花(Sui Sin Far)便是第一个以短篇故事来“勇敢地站在‘母亲人民’的一边，大胆地宣称‘我是中国人’[19]的欧亚裔作家。因此，与上述华裔作家不同的是，邝丽莎并非二代或者三代华裔移民，而是与水仙花一样，她不会讲中文，在外貌上看不出一点东方人的模样。作为一名欧亚混血儿，她出生于法国巴黎，生长于美国的洛杉矶，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唐人街度过。因此她明确表示“尽管我在体格和相貌上不像中国人，和我奶奶一样，我在心里是中国人”[20]。

值得提出的是，在邝丽莎的诸多作品中，虽涉及了中国文化，同时她也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但都是基于历史文献或者实地考察。在撰写自传《百年金山》的过程中，她采访了将近百人，并到中国广东进行实地考察，随着作品的逐步完成，她对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认同也逐渐加深。此外，在《牡丹绮情》的作者后记中，邝丽莎谈到此部作品的创作来源于为《时尚》杂志撰写关于汤显祖《牡丹亭》的文章时，她对《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的故事产生了兴趣，因为这部点评不仅是《牡丹亭》的“首部女性评本”，也是“中国乃至世界首部女性撰写的文艺评论之作”[21]。因此，《牡丹绮情》以《牡丹亭》为基础，以《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的故事为线索，邝丽莎在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在忠实于中国文化以及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呈现了这部关于中国古典文化书写的历史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和《牡丹亭》构成了互文性。

在《雪花秘扇》的后记中，邝丽莎提到在撰写书评时立刻“深深迷上了女书和它背后所蕴涵的文化”[6]335，得知女书文化正在消失后，她便来到中国湖南省江永县女书博物馆进行调查，并采访了当地的一位女书书写者，因此这部小说的创作是邝丽莎“发自内心，得知于亲身经历和实地调察的结果”[6]339。“女书”是湖南省江永县一种以女性文字为主的文化，它是“现今所发现的世界发展史上独一无二的女性专用文字”和“世界上一种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22]。 “女书”作为江永县“三千文化”之一，却没有受到大众的关注。而邝丽莎作为一名华裔作家，将 “女书文化”融入自己的写作中，自觉地承担了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实属难得。

总而言之，在邝丽莎跳脱出族裔视角，聚焦于中国书写的几部作品中，她所采取的“呈现式中国文化书写”的模式不同于大多数华裔作家的创作，此种“忠实于中国文化”“讲述的是中国故事”[3]126的书写为如何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提供了宝贵经验。

邝丽莎在《雪花秘扇》中对身体隐喻、疾病隐喻以及“女书”的隐喻的精心刻画显示出女性在父权标准下的挣扎，与此同时，女性也通过自己的力量不断消解重构父权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话语权。此外，邝丽莎声称自己为“华人”，其作品中迥异于大部分华裔作家笔下的中国文化的描写，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讲述了中国故事，这正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