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健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西 西安 710055)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法国启蒙时期人道主义、青年黑格尔派思想以及所处社会时代人的异化潮流进行尖锐批判的基础上，为了揭露人的异化并实现人的解放，形成了以“人”为研究对象，以人性、人的本质、人的存在以及人的活动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研究内容的理论，从哲学的层面对“人”作出了整体性、系统性和深刻性的思考[4]。作为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飞跃性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整体学术谱系及发展脉络一脉相承，其人学意蕴充分构筑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之上。

1.对人的社会性、历史性存在的深入阐发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德国各种意识形态，特别是对费尔巴哈及黑格尔等哲学家批判的基础上，深入总结了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从生存——存在论的角度对人的社会性、历史性存在进行了深入阐发。面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做实践的、人的感性活动”，从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就与“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陷入了共同的误区：“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换言之，费尔巴哈通过单纯直观和单纯感觉这样一种对象性所建立起来的主体，既不是感性的，也不是现实的，而是抽象形而上学的主体[5]209，继而面对解释社会历史领域中应然与实然间的障碍时，他就仅仅只能运用一种“二重性的直观”——其结果必然导向一种屈从于现实的软弱与无力。换言之，除非将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进行更为根本的贯彻，否则费尔巴哈的哲学归根结底仍然会回返为一种唯心主义的世界历史观。而面对在黑格尔手中被神秘化的唯心辩证法，马克思深刻认识到，必须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革命性改造，消除其“自我规定着的概念”的神秘外观，彻底倒转其根本机制，才能使之真正解释人的现实存在之境况。由此，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出发，探究了人的社会性、历史性存在的真实境况：“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6]146

基于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深刻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扬弃了先前哲学家们的“意识形态神话学”，彻底击碎了意识的内在性，运用唯物辩证法描述了人类原初意义上的历史活动：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来满足自身存在；满足需求的同时进一步产生其他需求；生命的繁衍和家庭的诞生；在个人存在的基础上又通过“与他人的共在”，继而构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对人的社会性、历史性存在的深入理解，也就为阐释人类社会与历史的更多问题提供了理论根基与一般原则。

2.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生存空间的深刻揭示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对人类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146。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产品一旦采取了商品的形式，就具有了“谜一般的性质”，“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7]89，这样一种异化的反映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社会关系，也就必然导致了商品世界所具有拜物教性质，人的本真存在进一步被遮蔽和遗弃了，商品逻辑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本体论。在这种生存空间中，工人依靠出卖自身劳动力获得生活资料，而其劳动则成为折磨肉体、摧残精神的异化劳动，劳动的产品则成为对自身而言的异己的存在物，“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得畸形……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8]49。在这种异化的劳动中，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人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最终，人同人相异化。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工人与劳动的关系最终只能归结于资本家与劳动的关系。由此，他将社会关系还原为生产关系，又将生产关系的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深刻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揭示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为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扬弃提供了理论上的通路。

“资本按照自己的本性来说，会为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立界限，这种界限是和资本要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的”[9]405，资本逻辑存在的本身，就蕴含着其无法自洽无法解决的根本矛盾。资本主义不是一个永恒范畴，而是一个历史范畴，拥有其必然灭亡的发展趋势，而推动这种趋势的重担，就落在了无产阶级沉重的肩膀上。

3.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无产阶级作用的高度颂扬

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压迫下，数量不断增加、队伍愈发庞大的无产阶级不仅逐渐认识到自己的生活困境，而且在思想和认识上不断获得觉醒，并随着世界历史的深刻演变，拥有了愈加便利的联系在一起的客观条件。“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使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中得到崭新的武器，而且还给他们创造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地位——他们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10]210。人员众多、数量庞大、饱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化劳动所压迫的无产阶级也就形成了改造世界的现实物质力量。“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现实的、感性的、用任何观念都不能解脱的那种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行的”[11]105，必须彻底打破封锁在无产阶级头上的现实枷锁，从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彻底改造，才能从“人的完全丧失”回归到“人的完全回复”。而承担这项工作的只能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所形成的由于自己遭受普遍困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6]15，换言之，无产阶级唯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才能彻底消灭禁锢在身上的奴役和压迫的力量，才能解放全人类并最终解放自身。

人的解放作为一种历史活动，在其发生学意义而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2]。当生产关系不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并与生产力产生了尖锐矛盾时，社会的重大变革——无产阶级革命便成为历史的助产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6]15，到那个时候，无产阶级就能充分发挥其革命的力量取得胜利，并庄重宣告“现存世界的解体”。

4.对未来社会诸个体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憧憬

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个人，唯有联结成共同体，才能实现社会的生存，并通过全体的利益体现个人的利益。奠基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上的国家，尽管采取了共同体的形式，其实质却成为资本追逐利益的场所，对无产阶级实行无休止的压榨和看似合理合法、公平公正的褫夺，进而成为一种“虚假的共同体”。“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6]15。一种真实的共同体、真实的国家，必然是符合人的根本利益、满足人的根本的，从前提上看，人与人必须结成一种真正的集体，一种真正能代表共同体中每个人利益诉求的集体，“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有可能有个人自由”[13]84，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引出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发展更高位阶存在的必要性：“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8]77-78。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不仅要成为人们的理想，更重要的是，要付诸实践与行动，“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6]166。进言之，作为赋予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场所，共产主义必然要经由作为真正的集体的诸个体的积极推进，超越“虚假的共同体”，进而才能迈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真正的共同体”。

结合现阶段建筑业市场中的各类要求，对安全监督的管理体制更加完善，加强对建筑工程的实际审查力度，各个建筑单位需要做好设计以及规划的工作，运用好统一的规范标准来对施工企业进行约束和管理，工程需要从施工计划到每个操作的环节，依据相关的技术要求进行作业，管理人员也是要承担起安全监督的责任，明确自身的职责，防止有徇私舞弊的情况发生。另外就是对监管人员的责任进行明确，若是现场出现了施工事故，这个时候可以找到负责人，防止出现权责不清的现象，奖励的形式则是包括物质以及精神两个部分，物质奖励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可以提升监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保证工程质量得到合理的监督和保障。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学向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学理论的深入阐发基础上，进一步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历史与现实，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理论与实践态度，对经典作家关于人之存在、人之思维、人之发展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进一步阐发与创制。究其根本，就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21。“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观点充分显示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秉持的根本人学立场，并展现为多重人学向度。

1.主体向度：人之主体性与人之主体间性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21“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14]67。这种立场在群众史观基础上，进一步将人民力量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相融汇，是在本体论、认识论双重层面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根本立场的继承与发展。人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也是政治实践的主体，只有把握住人民的根本需要，牢牢抓住人本身，也就是说，通过充分发扬广大人民的主体性并将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资本主义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物的价值扬弃为人的价值，才能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实现真正的良治善治。然而，纵观人类历史，特别是文艺复兴以降，人们报复性地对主体性哲学过分伸张，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将“他者”把握为客体，将“我”凌驾于“他者”之上，挤压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空间，也会因过分主张人作为主体的存在与感受，进而漠视客体，导致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片面追求GDP等指标就是这种倾向的现实表现之一。当一种极端的主体性哲学片面地追求人类中心或自我优先时，其结果也就极易导向生态恶化、物种灭绝、信任衰退、金钱至上等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一系列关系错位的现代性危机，并衍生出西方一些国家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等世界范围的问题，社会的公序良俗和优良的政治传统遭到破坏。也就是说，对人民主体性的弘扬，必须始终坚持群众史观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同时也要把握好事物发展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使各环节相互作用、有机统一。

事实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有人之主体性维度，也有人之主体间性维度。主体间性哲学的产生，恰恰肇始于调解“他者”与“客体”的矛盾。在世界中存在的如此多的“我”，都与身边“他者”通过各种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相联系，那么如何在诸多不同的主体性中突出统一性，通约不同的“我”之间的主张，进而形成一致的实践呢？“在交往行为中，互动本身从一开始甚至就取决于，参与者相互之间能否在主体间层面上对他们的世界的关联共同作出有效的评价”[15]138，在此基础上，才能将“他者”的语境解释包容到“我”的语境解释当中，从而尽可能达成共识，建构起主体间相互尊重、平等沟通的交往逻辑。因此，对人民作为主体的关注，本身就应该蕴含对人民主体间关系的关注，比如消除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弘扬民族团结、协调区域发展、推进一国两制、促进军民融合、追求美好生活，等等；不仅如此，习近平总书记还超越了国家界限，深刻表达出对不同国别、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的主体间关系的关注，其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论述与思想都是一个个不同方面的生动力证。唯有通过不同国家人民的主体间对话，乃至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主体间对话，主张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共商共建共享，中国才能在世界历史不断深化、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复杂格局中唱响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由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体现了人之主体性与人之主体间性的统一。

2.方法向度：人学辩证逻辑与人学形式逻辑的统一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中，唯物辩证法作为揭示世界辩证发展规律的重要方法论，涵摄了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三大根本规律，并构成辩证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作为唯物辩证法所内蕴的思维方法——辩证逻辑，其根本旨趣就在于承认事物的矛盾性和差异性，同时运用发展的眼光分析事物看待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就高度重视辩证思维在治国理政，特别是在解决与人民相关的现实矛盾过程中的表达，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对待矛盾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直面矛盾，并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14]。对这种辩证逻辑的具体运用，就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在关涉人民的重大问题时，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尊重客观规律，辩证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比如，在人与自然的认识上，主张“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14]360；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上，主张“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7]209，等等。可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辩证思维及其辩证法，已不仅仅是唯物的辩证法，更是一种发展的辩证法、人学的辩证法，是立足当前、谋划长远，时刻以人民为中心的系统思维和战略眼光的有机结合与相互补充。

作为长久与辩证逻辑相对立的形式逻辑，由于向来的误解，常常有人将其与“形而上学”等哲学范畴捆绑，忽略了其与辩证逻辑相统一的一面。事实上，形式思维作为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其核心则在于运用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等理解形式，更加简化地处理人与事物的关系。“面对真实的客观世界，‘形式逻辑’固然难以全面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演化和发展。但是，‘形式逻辑’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事物中‘就事论事’‘删繁就简’，这是人类认识世界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18]。因此，对形式逻辑的运用与否，关键是看运用的是人学的形式逻辑还是形而上学的形式逻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范畴内，特别是针对一些原则性、根本性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充分将这种逻辑运用在分析人与事物的关系上，旗帜鲜明、毫不含糊。比如，在文化自信方面，主张“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大问题”[19]349；在抓住“关键少数”方面，主张“必须做到政治过硬，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在思想政治上讲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在行动实践上讲维护党中央权威、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律”[14]72，等等。可见，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运用因事、因时、因物而异，二者互为补充、协同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深刻体现了二者在人学层面的统一。

3.发展向度：人民价值追求与人民现实目标的统一

作为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17]36。中国梦是沟通中华民族历史、现实与未来的重要桥梁，这个梦的核心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一种更广阔的公共视野来看，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都享有公共的地球领域，分有着世界整体性的和平与发展，因此，从中国的内部环境到世界的整体环境，从中华民族到世界各民族，基于一种“天下为公”的世界情怀，习近平总书记又首创地提出了作为“真正的共同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4]433。让世界各国、各民族享有人类发展的成果，同呼吸共命运，这一思想内蕴了一种民族人学观、国家人学观到世界人学观的重大转向，更加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人学意义上的家国情怀、世界情怀、人类情怀。

一种彻底的理论若要富有生命力，必须牢牢抓住人本身。进一步我们追问：美好生活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人学维度的重要关切，作为中国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共同主张的价值追求，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的必然指向，其在现实层面又应当如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1。追求美好生活，必须看到当前社会的不平衡与不充分的发展；实现美好生活，又必须克服这种发展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带来的各种副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对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解决；而解决这些问题，则反过来成为我们价值追求与现实目标之间的理论与实践之张力所在，由此，“自由王国”必须回返到“必然王国”，“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6]1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多个场合的重要讲话重要论述，统揽“四个伟大”，高扬“五大发展理念”，在横向的意义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善了统筹联动、协同推进的有机体系；在纵向的意义上，将改革开放后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安排进一步发展为“两步走”的战略目标，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通过一个又一个具体、切实的阶段性任务不断向前推进。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则更进一步明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本质规定性：“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21,进而将全党的奋斗目标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紧密结合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实现了全党全国人民远大价值追求和现实目标在人学意义上的高度统一。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学价值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蕴的人学立场与人学观点，既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学理论一脉相承并充分体现创新发展，又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构建与完善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资源。立足新时代之中国，不仅要充分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应时代、观照现实、解决矛盾并最终服务人民，还要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现实进一步丰富与发展这一思想，使其人学价值进一步烛照中国发展的前景与未来。

1.国家层面：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助推人的全面解放

对于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马克思立足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现状论述道：“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现实的、实际的解放”[20]32。也就是说，政治解放作为一种阶段性胜利，是人的解放的必要条件与重要形式，但并不是最终目标，我们要追求的依然是普遍的人的解放，即通过渐进的政治改良方式，不断促使每个人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基于一种相对漫长的时间过渡，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11。在变中申明不变，是对我们国家整体国情的精准把握。由此，在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果基于一种马克思的视角来考量，通过渐进的政治改良不断提高国家效能并调和人与国家的关系之解放还远未完结，仍将在一段较长的时期不断得到推进并持续发挥作用，使得人民在这一过程中愈发趋近普遍的人的解放，并最终摆脱实际需要和利己主义的世俗精神，步入“自由王国”。

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也就是说，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既是权力的赋予者、享有者，也是实践的参与者、管理者。通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推进普遍的人的解放，就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协调好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进一步说，就是通过政府、市场、法治等人与国家间的重要中介，让人民赋予权力的国家更高效、更便捷、更顺畅地为人民自身服务，让人民充分享有改革的红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高度上，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和重点举措，为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绘制了路线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基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十四五”时期国家发展，擘画了新发展理念的实现路径；党的二十大则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并赋予其鲜明的本质要求和实践形态。这些都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关照人民权力、回应人民期待赋予了更广阔的政治内涵。同时还要看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有物质层面，也有精神层面。既要在物质层面深入践履“五大发展理念”，不断调节改善生产方式进而提振国家的经济基础，实现高质量发展；也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丰富广大人民的主观精神世界，努力克服市场经济带来的利己主义、消费主义、道德滑坡、精神缺失等现代性问题。

2.社会层面：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公共精神

一个社会要实现公共的优良发展，意味着这一社会的全体成员必然要在分有广泛公共性资源与条件的基础上，不断促进共识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独到的社会制度与治理模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并不断实现着广泛的公共性；然而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是，关乎公共性的问题又随着社会公共性的不断发展，在公共领域不断突显与变种，社会治理中“人”的问题呈现出更加深刻的复杂性：社会中实践主体是复数性的人，客体是社会，其他各类范畴是其中介，人与人的主体间关系又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整体的社会又是人的实践产物，人在其现实性上又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一系列庞杂的对象性关系中，公共性、公共领域与公共精神就起到了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换言之，当我们讨论公共领域特别是政治实践的公共领域这一范畴时，出于对一种对良治善治的追求，我们必然会主张一个具备充分公共性的社会来作为我们进而谈论伦理、道德、自由等上层建筑的前提，同时倡导这一社会的广大成员都广泛具备公共精神及通过言说与行动进行对话与沟通的能力。阿伦特就以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作为公共世界的公共领域既把我们聚拢在一起，又防止我们倾倒在彼此身上”[21]35。公共世界的公共性之体现，一方面彰显为一种聚集效应，另一方面又内蕴着与之相对的人与人之间恰当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并不意味着疏离，而是政治实践主体彼此都能够接受的言说与行动的舒适空间。换言之，公共性与私人性是一对相对概念，谈及并主张公共性的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要对私人性、私有领域具备尊重与包容的心态；有时候，为了公共精神更好地践履，还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私人性与私人领域为代价——对公共性的追求必然内蕴着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矛盾的调和与解决。

由此可见，主张一种广泛的公共性，其超越性价值就体现在：作为表征公共性的载体——一种“真正的共同体”，必然是公与私、内与外、自由与必然、应然与实然、当下与未来等现实矛盾的内在调和与有机统一。韦伯在谈及社会关系时就区分了“共同体”和“联合体”的概念。他认为，当社会行动的取向是基于各方同属的主观感情，则为“共同体”，而基于理性动机下的利益平衡，或者类似动机下的“同意”，则仅仅为“联合体”[22]167；在实际社会中，二者又往往作为不同比例的因素，一并包含在某种社会关系中。可见，一个真正的共同体的形成，需要其中每个成员自发形成、油然而生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超越了国界、语言、理性、经济、利益等束缚与限制，并最终凝结上升为普遍意义上的价值认同。由上，我们可以充分设想并探索基于“真正的共同体”价值目标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人学进路：在理论指向上，其必须达成更加广泛的公共性、充分重视人与人政治实践的公共领域，大力弘扬公共精神，形成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相协调的“公共性正义”；在具体措施上，对内要继续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使人民广泛享有了解、参与、介入政治空间的自由，对外则要继续同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进世界人民互信，让各国人民普遍享有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成果，让共商共建共享的公共精神成为政治世界普遍的精神底色，实现“美美与共”。

3.人民层面：推动新时代人民观人民哲学的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社会之后的未来社会共同体做过如此设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0]422。在这里，自由人的联合体，即马克思意义上的真正的共同体，是以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为基础的，而这里的关键在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又要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换言之，实现真正的共同体所要求的，并不仅仅是整个国家与社会整体性的跨越，而更深层的决定因素则在每个人身上，不是在整体的、抽象的意义上，而是在个别的、现实的意义上。在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基础上，正是为了整个国家、社会的每个现实的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力，习近平总书记开启了精准扶贫的伟大实践，并庄严承诺：“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只有全面脱贫，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而只有每一位现实的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每一位人民乃至整个国家、社会才具备追求“美好生活”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所包含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等思想，既是新时代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同时也是其在当前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体现。

由上，从人民层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学建构，要进一步发展新时代的人民观与人民哲学。首先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是为了人民。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统领下，习近平总书记从人民的角度厘定了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但也很朴素，归根结底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14]134；其次要明确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来自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我们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必须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14]137，也就是说，人民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再次要明确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必须依靠人民。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抗击过程，中国就以强烈的使命担当积极抗击疫情，充分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成大事的旺盛生命力、冲锋陷阵突击在前的基层组织力、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全民抗疫的强大凝聚力，并形成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这一胜利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胜利，而这一精神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颂扬。这也恰如其分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鲜明立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综上所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主张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人学立场与人学观点，展现着丰厚的人学意蕴。作为一种理论形态，这种人学意蕴不仅在守正创新、吸收借鉴中不断发展和发展自身，更重要的是，其以强烈的问题导向，聚焦现实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方向与路径。站在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不断引领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在愈发广大的公共场域中不断合作对话、实现价值、超越自身，并进而烛照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前景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