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智慧 尚新童

(天津理工大学，天津 300384)

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要针对主要矛盾的变化，理清工作思路，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这为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2021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1]这为我国实现由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平稳过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两大战略的更续衔接问题，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一是二者衔接的内在逻辑,体现为差异性和联动性。差异性观点认为，两大战略在现实背景、目标使命、任务内容以及政策着力点上彰显不同。[2]联动性观点认为，两大战略在目标导向、时间空间、战略内容、参与主体上具有共荣性和耦合性。[3]二是战略衔接实践路径的视角差异。整体治理视角下，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呈现出“由点及面”的特征，包括治理对象扩大化、治理任务丰富化、治理场域拓展化、治理资源全面化等内容，借助多元主体合作改变治理思维，系统构建完整的乡村振兴制度体系[4]；政策转移接续视角下，在保持脱贫攻坚政策总体稳定的基础上，从政策退出、政策加强、政策转化、政策新设四个方面重塑减贫政策体系[5]；振兴主体视角下，针对脱贫群体的后续发展研究一直是重中之重。部分研究围绕脱贫户的可持续生计问题，既要精准评估其生计脆弱性，又要提升其可持续性生计能力；[6]部分研究围绕消减贫困户的返贫风险，或关注脱贫户的福利、资源分配不均[7]，或倡导建立人口监测预警机制[8]。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关注结构历时态演进中的行动者困境，特别是在乡村振兴新场域下的脱贫户心理与惯习调适问题应成为乡村治理战略衔接的重要保障。结合场域与惯习的考量稳固脱贫攻坚的长期成果，能够助力乡村振兴的全面图景，走向共同富裕之路。

一、新时空场域下战略衔接的本源

“场域”一词源于物理学概念，后被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引入社会学领域。布迪厄指出，场域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是一个构型，是由社会行动者、团体结构、制度和规则等因素构成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网。[9]实践过程中持久潜在的行为倾向系统则为惯习，是人类实践深层的社会结构与认知结构，它存在于实践者身体和行为之中，对实践的一种前认知把握构成所谓的“实践感”[10]。场域与惯习相互建构。场域表征着社会结构，惯习表征着人类社会的精神结构。[11]惯习在一定的场域中历史地构成，且任何一种场域的运作均离不开场域中合格的参与者，这些合格的参与者由惯习构成，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沟通和协调。[12]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社会发展新时空场域下一脉相承的宏观政策。

首先，战略衔接具有时间上的承续性：脱贫攻坚目标立足于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始于2017年党的十九大，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等文件就明确将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促进群众稳定脱贫、防范返贫的长效机制也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脱贫攻坚战的基础作用与乡村振兴的成果提升价值一脉相承。

其次，战略衔接具有空间上的拓展性：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战略目标共同作用于乡村场域，解决共同空间中的新时代“三农”问题。脱贫攻坚战略重点着眼于贫困地区以及年平均收入低于国家标准的贫困人口，着力解决的是“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在消除农村地区贫困，减少贫富差距的基础上，乡村振兴拓展了实践空间，着眼于农村全域以及全体农民，坚持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旨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改善城乡关系，促进共同富裕。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在内涵本源上具有时空场域的点与面关联，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全域中的一个子集，是共同富裕目标的前提保障。在绝对脱贫完成之际，乡村振兴成为社会建设的时代反映，乡村的深度发展既要尊重历史实践的一脉相承，也要坚持实践主体自身的发展视角，特别是要关注脱贫群体实践惯习持久且深刻的影响，这是战略时空接续取得长期成效的重要基石。

二、实践累积：接续场域的结构性关联

乡村振兴战略在脱贫攻坚的时空实践中逐渐深化，二者在路径接续性、方向关联性、价值协同性方面形成了同向同行的互动关系，搭建起农村结构域、心理域全面振兴的现实。

(一)新场域的资金衔接与要素改善

2021年，财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作出全面规定。为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原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调整优化为衔接资金。中央财政2021年预算安排衔接资金1561亿元，比上年增加100亿元。[13]

根据《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在乡村场域中，衔接资金重点在于支持培育欠发达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并逐年提高资金占比，支持健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脱贫劳动力就业增收，以及补齐必要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等。

(二)新场域的资源联动与城乡融合

乡村振兴战略致力于应对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的失衡现状，也直接关系到国内大循环的建立与良性运行。作为高度统筹的结构性方略，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空间，完善城乡布局结构，推进城乡统一规划。相较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旨在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增强城镇地区对乡村的带动能力，增加乡村的联动资源，促进乡村与城镇的进一步融合。由于中小城市的快速发展，县城综合服务功能的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的就近城镇化速度加快，形成了以县乡政府驻地为中心的农民生活圈以及以镇带村、以村促镇、镇村联动的发展机制。

(三)新场域的资本注入与人才培育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着重强调“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提到“首要位置”，并在五方面做了具体部署：一是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二是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三是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四是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五是创新乡村人才培育引进使用机制。政策倡导下，新的乡村场域集结了脱贫攻坚期的驻村干部、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群体和新型职业农民，再加上科技人才的支撑和资本的持续注入，乡村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稳步增厚，将进一步带动农业生产现代化进程，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三、场域衔接中的行动者：惯习带来的实践困境

截至2020年，我国的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乡村振兴举措推动了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乡村结构系统变革的实践过程形成了新的时空场域，影响着贫困个体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场域中时刻充满着力量，并通过“关系束”来型塑场域中行动者的“惯习”。“惯习”作为一种倾向系统，既通过社会化过程内化社会结构，也通过指导实践的方式再生产社会结构，构建新的生产生活场域。[14]惯习的倾向性使得行动者会根据经验图示和资源结构选择可行的方式进行实践。[15]当结构场域与行动者惯习之间相互契合，惯习一边彰显结构形态，一边维持场域的稳定。但在社会发生大规模变迁时，调整较为迅速的往往是结构场域，行动者的惯习常具有“迟滞效应”，落后于结构的变动，二者之间的矛盾性即会凸显，导致贫困的惯习因素在实践中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种惯习常常抵制变化的发生。脱贫攻坚战略整体改善了贫困群体的物质生活水平，但乡村振兴的全局性和整合性策略为已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乡村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需要结构和个体的双重助力，特别是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的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亟待进一步提升，这也是促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重大挑战之一。

(一)制度依赖惯习挑战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协同程度

脱贫攻坚战略实施过程中建立了较为明确的时间期限和特定的任务指标，政策设计朝向应急目标，政策运行偏向宏观维度，脱贫实践在前瞻性、系统性、操作性上面临突出挑战，因此，“后脱贫时代”的潜在性、长期性问题更需要进一步统筹规划。

在扶贫过程中，很多贫困主体因各种原因，使其收入难以满足最低生活标准，被纳入扶助范围，借由国家财政补贴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直接救助、兜底保障为主的方式对于激发贫困主体自我成长的作用不显著，易于形成对贫困救助制度的依赖。再加上受地域低流动性和贫困亚文化的影响，贫困群体倾向于选取条件相似的个体为参照对象，在与参照群体的不断对照和示范加强作用下，贫困个体陷入满足现状的社会情绪，衍生出懒惰、安逸、不思进取的心理反应，从而对制度的依赖更为稳定。

在对一些贫困村落的调查研究中也显示出村民脱贫积极性较低，更多依靠国家财政补助，对脱贫项目深度支持、参与的动机不强烈等问题。如云南某石漠化项目的熟识度仅占56.7%[16]，湖北省通城县某贫困村由县畜牧局定点帮扶，驻村工作队开展养殖扶贫项目并给予养殖补贴，但部分贫困家庭并不认同项目的收益性，领取养殖补贴后即转手卖给其他农户或吃掉。[17]当脱贫依赖于政府对项目和工程的主导时，部分群众“等靠要”的思想会在长期输血式扶贫运作中不断强化。

惯习深刻影响着个体行动，进而型塑不同的结构。场域是个人策略的场所，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体推进，脱贫户在新场域中延续旧有的固化惯习，会造成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的叠加，不仅会违背全面振兴的初衷，也会引发重新返贫的可能，因此，在进行人口经济数据监测的同时，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脱贫户对制度依赖的惯习调适问题。

(二)乡土依赖惯习影响实践主体参与动机

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转移将局部人群扩大到整体农村居民，但无论是哪类群体都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刻影响，并在既有惯习影响下形成身份认同、思维偏好与行动方式。事实上，惯习常常借助于指导人们能做或不能做何事产生社会“区隔”，在惯习作用下，“客观的限制变成了一种限制感，一种通过对于客观限制的经验而获得的对于客观限制的实践的参与，一种‘恰在其位’的感觉，这种感觉引导人们把自己主动排除于与自己无缘的商品、人物以及地方等”。[18]贫困者长期生存发展的空间场域具有典型的传统性，在一些偏远山区更沿袭着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方式，低流动性、熟人社会特质、受限制的自然条件赋予社会成员更多的乡土依赖，从本土环境中获取尽可能多的生活资料，培育出慢节奏、安于现状的心理。

与现代化大都市相比较，静止是乡土社会的特点，乡土社会比发达城市变化要慢。[19]即使是经历整体搬迁脱贫的区域和正在进行产业振兴的区域，虽然场域的现代化特质增强，个体获取资本的机遇和可能性提升，但在衍生和适应“区隔”的传统惯习下，脱贫户易于陷入目标缺失、变革意愿薄弱、退缩无助等状态和困境中，对区域组织、社会事务的参与毫无热情，无法共融于契合理性与竞争的新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不仅容易产生返贫的可能，也有违乡村振兴战略的初衷。

(三)专家依赖惯习弱化实践主体自我认同

吉登斯认为，在现代性的情境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成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自我反思也成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干涉和指导。[20]在原有的贫困场域中，个体对自己的生活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和决定权。大量的“专家系统”、政府精英、社会精英等以工作组的方式进驻村庄，对贫困群体的生产、生活、思想、交往等方面进行指导。不可否认，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脱贫攻坚，而且取得了很大的脱贫成就，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一些调查显示，对于“输血式”的帮扶来说，发展特色产业、开展劳动技能培训等有助于形成内生性发展动力的“造血”措施不是工作队的首选[21]，这使得贫困群体处在被动位置，内生动力不足。这些原本独立的个体，开始习惯于逐渐将自己的多种决定权交予进入他们生活的专家们，专业知识此刻形成绝对的权力，造就了群体信任。

“专家系统”的介入使得教育水平不高的贫困群体自我意识逐渐弱化。这种惯习贯穿于脱贫过程，在脱贫攻坚收官后依然产生着重要影响。绝对性贫困消除后，一些物质资本，如基础设施留在贫困区域继续发挥作用，另一些流动资本，如外来的专家精英逐渐撤离，带走大量社会资本和智力资源的同时，也带走了基于知识信任的稳定依赖心态。布迪厄用惯习来表述人类实践深层的社会结构与认知结构，因此当自我认同陷入困境的情况下，贫困群体的认知结构也会受到影响，新场域下个体的内生性动力大打折扣，不利于以自我发展、全面整合为内涵的乡村振兴事业的发展。

四、自我、行动与赋能：场域更迭中惯习适恰的可能路径

乡村的全面振兴是农业、农村、农民同步现代化的过程，也是集产业、生态、文明、治理、生活等全方位统筹的体系，在场域实践下，惯习构成了“实践感”的重要来源，这种行为倾向系统地存在于实践者的身体和行为之中。[22]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道，“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而顽固和落伍会是生存机会上的威胁”。[23]在新的场域下，我们既要借助场域对惯习的型塑作用，从脱贫主体的个体属性上了解惯习的构成与现实力量，更要通过惯习的再调适改变认知结构和行为方式，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赋予价值、激励行动者再次努力和深度投入的世界。

(一)自主意识的觉醒与现代气质的培育

乡村的持续振兴受惠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统筹推进，依赖于各方力量的通力合作，需要与现代性逐步接轨。当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得以改善时，脱贫户就易于陷入依赖倦怠的倾向，乡村发展就迫切需要激活行动者的内在动力，建立起推动场域拓展的新惯习，提升对乡村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环境提升等方面的贡献力。对脱贫户而言，新惯习即是培养富有责任感、有主体参与力和创造力的一系列现代社区精神的性情倾向。

增强脱贫户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培育的新惯习建构过程，乡村振兴需要政府部门、社会力量以及群众自身的共同努力。基层治理者要科学认识贫困地区的本土文化，在尊重地方文化的基础上打造与现代文化交融的特质，改变延迟性与阻滞性惯习。脱贫村庄可建立具备心理缓冲功能的过渡空间，在生活范畴建构可行的客观存在，如图书室、文化馆、活动设施与场所等，改善文化堕距带来的影响。体制机制方面，在评估各类需求资源类型的基础上持续对接多元资本、技术与人才，改变脱贫户对原有场域的过度依赖，打造主体的行动自觉，激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开拓创新的精神品格，为乡村振兴凝聚强大的志气与精神动力。

乡村振兴的时空变迁是影响深远且宏大的，要充分考虑和遵从惯习的演进性，培育过程应结合本土风格与特色，现代性观念嵌入的广度和深度要因势利导，注重地方知识的自洽性，在尊重主体意愿的基础上激发内生动力。

(二)持久而深入的组织聚合与实践互动

变迁的空间场域通过构建严谨的治理逻辑推动惯习生产。我国的乡村治理强调多元主体通力合作，汇聚了正式与非正式组织的共生力量。在中国，党既在政府之中，也在社会之中。[24]党中央出台的各项精准扶贫惠民政策，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落实到田间地头。[25]在后续实践中，以村镇委员会为主导的传统正式组织统筹协调外来资源，通过系统培训脱贫群体，增进主体与环境的互动广度与深度，提高生存性技能，强化发展性思维，并借助当地生态优势，联合“专家系统”将知识与共同体经验传递给全体村民。

我们还要看到的是，适恰于乡村整体发展的惯习具有独特性，它厚植于“礼俗”“面子”的传统土壤，构成脱贫农民如影随形的文化特质，培育独立、自信的主体精神需要尊重实践场域的特殊性。我国农村的非正式组织体系应成为惯习调适的重要策略选择，借助非正式系统的联合机制、激励机制、舆论引导机制和精英示范机制，可以深化脱贫户对生活变迁的策略反思，在打造新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系统的行动中引导改变行为惰性，消除制度依赖和个体无能的负面印象，逐步构建起适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域振兴的新型惯习。

(三)内生主体的社区教育与赋能增权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认为，拥有较丰厚的人力资本者可以获得较多收益，个人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人力资本投资上的差异，这是导致贫困的主要根源之一，其中教育作为积累人力资本最有效的方式，能够为乡村发展构建起强大的文化场域。

立足于振兴的教育包含双层含义：一为普遍性的思维引导，一为系统性的心智培育。惯习中不良的传统认知，整体上容易固化为贫困文化，个体上容易贴上“贫困者无力”的自我标签，可以通过社区价值培育、通识文化教育等方式提升脱贫户的自信心，促进脱贫者与其他居民的融合，实现“要我振兴”到“我要振兴”的转变；脱贫和振兴的目标都是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在独立个体责任之外，还有深刻的家庭、群体以及社会责任，特别是贫困现象具有代际传递的效应，系统性的教育能够在代际素质提升、群体整体增能上发挥根本性作用，为此，乡村地区应更注重教育资源的供给，有计划地向脱贫地区适度倾斜。

脱贫成效的持续还取决于帮扶机制与脱贫户自我成长的契合程度，外来的驻村帮扶工作队只有与内生的本土力量融合才能共同助力乡村发展。“嵌入型”精英在职责定位和角色扮演中容易与实践期待形成落差，但一些从村庄成长且长期扎根实践的“内生型”精英更有角色认知和责任意识，部分“回流精英”在就业、技术支持等方面的作用也应充分发挥，树立良好的参照群体对于增进主体间学习仿效有积极意义。

脱贫户如何构建起新乡村场域下的惯习适恰，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顺利推进的重要支撑。脱贫主体的自主自觉意识、持久而深入的实践互动、从潜能发掘到赋能行动等多重路径都能保障这一群体更快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成为积极的行动者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结构转型，在稳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