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楠，唐闻晓

（1.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2.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贵州 清镇 551400）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只要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虚心学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又坚定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信邪、不怕压，就一定能够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1]由此，自力更生被正式确立为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重要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新时代继续弘扬自力更生精神提出要求，强调“要走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2]。以史为鉴，方能开创未来。党的自力更生思想来源于近代中国人民抵御外侮、自力更生的历史，尤其是受到“九·一八事变”后兴起的“自力更生”思潮影响。对这股思潮进行深入研究，有益于强化党历史经验的思想史考证，拓展自力更生思想谱系的近代视域，并有助于当下继续传承弘扬自力更生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延安大生产运动及之后的历史维度①，对前期尤其是直接相关的“九·一八事变”后思潮史的考察还是空白，笔者试就此展开论述，求教方家。

一、启蒙潮起：自力更生的近代缘起

自力更生语出《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3]，虽有两千年余年历史，但稀见于史料之中。有史料显示，孙中山先生在清朝光绪年间即提出过“自力更生”。1897年3月1日，中日甲午战争后，针对列强加紧瓜分中国、清朝政府日益腐败的危势，为阐明革新党的政治主张，呼吁英国及其他列强保持中立，孙中山撰文道：“人们都承认中国的现况和未来的情势，是很难令人满意的。但是我敢于设想，欧洲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腐败势力所造成的中国在国际间的耻辱和危险的程度，也没有认识到中国潜在的恢复力量和她的自力更生的各种可能性。”②1904年8月31日，孙中山再次提及“自力更生”，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文中指出：“显而易见，要想解决这个紧急的问题，消除妨害世界和平的根源，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这样一来，中国不但会自力更生，而且也就能解除其他国家维护中国的独立与完整的麻烦。”③

但以上两条都是根据英文转译而来，并且1904年的一条史料在《孙中山全集》中还有此文的一个版本，该版本中则没有“自力更生”一词，而是译为“有益于”中国④，因此，孙中山在中文世界是否说过“自力更生”一词尚有待考证，但可以显见的是，“自力更生”的内涵意思在晚清时期已基本得以呈现。目前可考的国内中文出版物中，最早提出“自力更生”的是我国香港地区，1921年，中国香港逢茂拓殖公司农林部刊文指出，果树栽培是“即自力更生之道，成功致富之捷径”⑤。此时的“自力更生”已表达出依靠自己力量，把事情做好的意涵。

“自力更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提到过“自力更生”[4]，列宁在给亚·米·卡尔梅柯娃的信中，就强调过地方企业“自力更生”的事宜[5]。1903年，在《告贫困农民》中，列宁指出“农民委员会是使穷乡僻壤的农民也能自力更生、也能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第一步。”[6]1889年，倍倍尔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认为法国缺乏组织工作和毫无牺牲精神，“该开始自力更生了”[7]。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要论述中的“自力更生”概念是“自力更生”思潮的理论缘起，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邓中夏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将“自力更生”思想引入民族国家视野。1922年4月，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在北京发起非宗教运动，在《发起词》中指出：“极力铲除依赖性，铲除靠天，靠上帝、靠外国人帮忙的奴隶思想，力求自力更生，自求多福，加强四万万人民的觉悟和团结，争回已经丧失的领土主权，做一个有理智没有迷信，头脑清爽，自由自在和自信的国民。”[8]李大钊等人对“自力更生”的号召，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和支持。在这个时期，“自力更生”思潮已初见萌发。

需要强调的是，清末民初时期，自力更生思想还处于孕育阶段，尚未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社会各界除孙中山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外，并没有形成一种普遍认识，也还没有引起社会广泛讨论。正如梁启超论及“时代思潮”时所述：“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之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互呼应汹涌，如潮然。”[9]但此时的“自力更生”思想已蓄势待发，在“九·一八事变”后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社会思潮，进入梁启超所谓“如潮然”阶段。

二、全盛潮兴：20世纪30年代的自力更生思潮

自清末开始到民国时期，中国开始了致力于权力统一的自力更生运动，表现在争取主权、废除不平等条约、政治教育等排外运动上⑥。这是符合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国家自强的历史大势的，到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广大民众痛感亡国惨祸已迫在眉睫，民族危机已到严重关头。时人认为“战神已统治了全世界，列强正大步的向战争之途迈进，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规模更大，流血更多，牺牲更重的屠杀，又将疯狂地展开在我们的面前”[9]，国人要做的就是“加紧充实自己的实力，竭力增强自己的自卫军备，从未来那不堪想象的浩劫中杀出一条血路，谋得我们的自力更生”[10]。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是“自力更生”思潮的主要支持者与推动者，毛泽东即强调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认为依靠“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11]。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2]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待抗战时局的基本主张，也是对自力更生内涵的明确定义，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要带领中华民族依靠自己的力量，追求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必胜信念。在“自力更生”思潮推动下，为克服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和经济危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在全国兴起，旨在通过“人力”“地力”“资力”“组织力”的配合，推进国民经济发展，促进国家富强，时人称之为“自力更生运动”[13]。知识界通过报刊、书籍等媒介，在抗战、民族、经济、外交、教育科技等各方面对“自力更生”的精神内涵、基本要求、时代意义展开了热烈讨论，汇成了“自力更生”的时代潮流，并在国民党政府采取消极、片面的抗战路线,对日妥协退让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传承“自力更生”思潮的精神内涵，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将“自力更生”推向抗战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一）抗战自力更生

面对抗日战争，国人始终将“自力更生”奉为圭臬，力图通过中华民族的努力奋斗，实现抗战的全面胜利。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中指出：“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14]朱德在纪念抗战的文章中强调要“以自力更生为主”[15]。彭雪枫指出，要在抗战中依靠“自力更生”解决问题[16]。1937年11月，左翼作家郁达夫在看到胡适对侨胞作的演讲后写道：“胡博士的演词，我也全部赞成，尤其是注重于自力更生，劝国人不要生依赖之心的那一段话，确为我民族在这时候所必有的决心。”[17]1938年，武汉会战的壮烈让国人进一步认识到自力更生的重要性，陈炯文指出：“我们看到敌人的阴谋，我们更应该加紧自己的努力。……中国要以自力更生的精神来建国、纵使没有得到外国的援助，最后胜利仍然属于我们的。这是我们最好的教训。所以我们现在趁敌人陷于泥淖的时候，不要倚赖他人，而应该加紧自己抗战的力量，上下一心向前迈进，以稳握最后的胜利。”[18]1939年，《民族诗坛》刊发了邹鲁、于右任、沈尹默等人的抗战诗歌。其中邹鲁的《泸州纪事》一诗云：“临江三面铁泸州，又为群贤半日留。得与诸生谈救国，好教民众事同仇。孤舟巨浪原堪悸，一德同心未足忧。自力更生须认定，竚看最后大功收。”[19]表达了国人坚持自力更生，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念。

（二）民族自力更生

民族自立是自力更生的核心内涵。1937年，时人认为中国已到了内外交困的“走投无路”境地，要将“自力更生”定为“一个对内对外统一的国策”“在对外上自力更生的意义是不依靠别人；在对内上自力更生的意义是积极建设”[20]。对于民族自立理论的论述，社会各界展开了深入探讨，1936年3月至5月，胡汉民撰写了《民族主义与自力更生》，他在书中驳斥有人把民族主义当成对日妥协借口，掩盖了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真正意义。认为“要发动广大的民族复兴斗争运动，自力更生，抵抗一切帝国主义之侵略”[21]。章渊若解释自立主义是“并非孤立排他的思想，而正合天助自助的原则”，对当时有人误解“自力更生”是不需要外人援助的观点，章解释到：“唯自力者，始能求友；唯自力者，始能得助。若徒存依赖求助之心理，而昧于自力之本职，则适足自陷于孤立无援之困境矣。”[22]

对于民族自立方面，国民政府高层谈论最多的是林森，“西安事变”后，林森发表谈话指出：“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就是“求民族的自力更生，求民族的复兴，我们中华民族，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的目的。”[23]1937年元旦，林森发表了题为“自力更生”的演讲，强调：“我们中华民族只有靠着自己的力量，……才是正确不移的道理。……我们民族占有全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以上，我们能自力更生，不单是中华民族的幸福，也是东亚和平的根本要素，更是世界和平的基础。”[24]1938年召开的国民参政会议上，林森号召自力更生宣扬国威，培育国家实力[25]，他认为我国有良好的人力物力条件，“民族蕴藏着伟大力量，一定能够自力更生，御侮图强，复兴民族”⑦。1936年11月11日，武汉大学吴其昌教授发表了《历史上国难的教训》，认为历史上的国难有三类，一是突破国难，进而中兴；二是挡住国难，保持国力；三是不克国难，沦陷亡国，并鉴于当时抗日救亡的形势指出：“无论何种外族的力量，多不能征服中华民族。亡中国者，只有甘心出卖祖国的汉奸。”[26]118吴其昌进而提醒国人“记住历史的六个教训，分别是要肃清汉奸、要团结内部、要自力更生、要统一意志、要决心牺牲、要彻底认识全民族的伟力和坚决自信全民族复兴的成功。”[26]123由此可见，自力更生成为历史经验，在此时已初现端倪。

（三）经济自力更生

经济是民族自立、国家自强的基础，“自力更生”则是经济独立自主的基本准则。1935年，著名学者楼桐孙在《东方杂志》上撰文指出，救济农村经济和救济农民，需要实行孙中山先生指定的“合作制度”，遵循“合作主义”，这是一种“经济上自力更生”[27]。1936年，学者刘振东认为，发展中国经济，在利用外资上要“自力更生”“发挥吾民族自存之伟力，与表示吾人自身之成就与才能，外人决无以巨额资本无端借给吾人利用之理”，并“深信中国有自力更生之余地，中国今后之经济建设，当本自力更生之原则，用中国自有之资本、技术、人才、天然富源，全国劳力，迈步前进，固不必接受外人之所谓经济援助，更不必存利用外资望梅止渴之希望”，强调以自力更生之精神“自寻经济复兴之新途径，是乃吾民族经济”[28]。经济学家龙大均认为要解决困扰中国的外债问题，要做的是“对于新的借款，认为没有成立的希望，索性停付旧债”，必须走“自力更生之路”[29]。蒋百里也同意经济上的自力更生主张，“因为如果再有过分的要求，不是国民的志行薄弱，即是民族的贪得无厌。在这种心理下，就算借到钱，就算打了胜仗，于我国民族精神是有损无益的，所以我们领袖总是主张经济上的自力更生，军事上的独立抗战”[30]。在经济受制于帝国主义的情况下，谋求经济自力更生成为国人谋求民族富强、经济独立的统一共识。

（四）外交自力更生

至1935年，国人已预感“第二次世界大战隐现于面前”，认为：“我中华民族处此国际情势急转直下，和平已成幻影之时会，舍自力更生，在未来大战中，求得自由平等，决无束手旁观，或凭借外力，以图幸存之可能。”[31]1936年12月，周咸堂深入分析了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对华门户开放宣言的虚伪本质，认为“在今日的世界中，只有利害关系，所以望别人救助是不可能的，唯有自力更生之一途”[32]。宋子元认为如果求不得外援，那就只有自力更生以求胜利，“倘能得到平等互惠的外援，自然愈多愈好，如果万不可得，也用不着如何悲观，因为我们还有一条虽觉迂回然而安全的大路，那就是自力更生”。他分析到：“中国地广民众，劳力和物力的藏量极富，苟能将全国人力与物力集中起来，充分的利用，我们相信比任何外界的助力都要大些，都要可靠些。总而言之，今日我们所担心的不是得不着外援，担心的只是不能求诸自己；我们不怕国际孤立，只怕国内分散！”[33]

1938年4月，《抗战建国纲领》正式发布，决定要实行自力更生的外交政策[34]，此时，中国已进入全面抗战阶段，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东方杂志》专门开辟“中日问题”栏目，专栏刊登对“中日问题”的论述，其中“自力更生”成为高频词汇，几乎每篇文章必提。谷正纲撰文说：“中国现正努力于复兴运动，对内是‘自力更生’，对外是‘共存共荣’。中国除谋自身的生存外，别无其他的要求，倘日本欲阻碍中国的生存，中国惟有死里以求生。这是中国的根本立场，同时，也是中国对日外交政策应取的方针。”[35]秦润卿在分析法西斯轴心国成立的世界形势后说：“未来中日外交的变化万端，自在意中。不过我们若始终抱定自力更生的主张，握住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原则，本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与之周旋，以全国民众的力量，为之后盾，则必不难打破当前的种种难关。”[36]王祖廉在分析中日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很小后说：“鉴诸目前国防之准备周密，军人之决心卫土，全国之一致对外，人民之慷慨输难，欲以实力收复国土主权，亦可谓仅时间问题。政府必须计拟采取此惟一有效途径，求自力更生，切不可妄冀他人之援助。”[37]潘文安认为“在我国方面，应认定自力更生，复兴民族的目标，准备抵抗任何压迫，在中央领导之下，埋头工作”[38]。丘汉平认为自力更生是必须之举，“战后的苏俄、德意志、意大利现在称霸一世。如果不是外交国防双管齐下，亟谋自力更生，早也动弹不得。以宽恕来清算中日悬案，只有由日本自己为清算人就是了”[39]。李大超号召全国人民以“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站在民族战线去拚命抗战，自有光明之出路”[40]。1937年，蒋震华分析应采取的外交策略就是自力更生：“第一，是自力更生政策的积极化；其次，则是速定国际的联合路线。前一点是说明我们需要自力而后才能更生，天助自助，只有自力抗战的国家才能得到国际友邦的同情和协助。但是自力有时会成为孤立主义者美丽的外衣，所以我们既要自力，尤要自力政策之积极化。”[41]学界对于外交领域中的“自力更生”讨论，进一步推动了“自力更生”思潮向全社会推广，引发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讨论，同时进一步强化了“自力更生”的思想认同。

此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对外交上的自力更生有更明确的理论阐述，1938年10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新阶段》，在“中国与世界不可分”部分中指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新的抗战形势中可能暂时地减少一部分外国的援助，加重了中国自力更生的意义，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42]1940年7月16日，任弼时在《为彻底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斗争》一文中强调：“我们要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必须依靠自力更生的国策。对于那些不相信中国自己的力量，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依赖帝国主义的调解，没有外援就不能抗战……的人们，也必须给以无情的指责。”[43]这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力更生”与国际社会的认知，已站在时代的最前沿。

（五）教育科技自力更生

经济建设上的自力更生之外，时人也颇为重视教育上的自力更生，认为经济建设固然重要，但“尚须有合于实际应用之人才”，要在“自力更生政策之上”发展职业教育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44]。1936年，陕县号召自力更生，推行科学技术⑧。西丰县设立游民习艺所，专门收容“游民”和“中烟啡毒者”，通过施授技能，“均能自力更生，窃盗之案日见减少”⑨。陈植提倡通过自力更生应从农业入手，“自全面抗战开始后，观世界大势，欲求长期抗战，挽救危局，惟有自力更生之一途；然自力更生云云，仍应先从改进农业着手，盖农业生产为工业原料所由出，故欲求工业发达，应先从增进农业生产入手，在此世界潮流，徒农固不足以立国，然徒工亦仍不足以立国也”。[45]

及至30年代末，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集团，表现出很强的妥协倒退倾向，抗战声音渐弱，反共力度增强，片面抗战、与日“和谈”成为国民党的公开秘密。“自力更生”思潮也在国民党内退于支流，宣扬者已不多见。与此同时，始终坚持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自力更生”旗帜，持续推动“自力更生”思潮，并将其在大生产运动中全面、完整地展现在世界和国人面前。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中国抗日战争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集中主要兵力转而进攻党的根据地，实行“扫荡”“蚕食”“清乡”和“三光”政策，再加上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强化对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处在极度困难之中。为打破这一局面，中国共产党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1939年2月2日，在延安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自己动手”[46]的号召，当年5月，朱德等领导同志向各兵团发出电报，要求各兵团“一切必须建筑在自力更生，不依赖国民党政府的接济上”[47]。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再次强调“吃饭是第一个问题，自力更生克服困难”[48]226，号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经济困难，以利抗日战争”[48]224。在大生产运动中，延安军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有力支持了抗日前线，谱写了党史上自力更生的壮丽篇章。特别是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南泥湾开荒耕种30余万亩土地，年产粮900余万斤，把“处处是荒山”的南泥湾建成“陕北的好江南”，成为“自力更生”的典范。陈云在1944年总结道：“1941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就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处于被封锁的环境。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和西北局确定的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自力更生’四个大字。在这个方针下，我们已获得显著的成效。”[49]在此期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任弼时、王若飞、徐特立等领导同志在多个重要会议重要场合重要讲话中提及“自力更生”，进而化为“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的核心概念，成为我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和话语体系中的重要符号。

2022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参观结束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自力更生”之于延安精神的重要意义：“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50]为新时代继续大力弘扬自力更生优良传统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三、潮涌时代：自力更生思潮的当代启思

“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9]梁启超提出时代思潮有“启蒙期”“全盛期”“蜕变期”“衰落期”四个历史时期，20世纪30年代的自力更生思潮走过了启蒙期与全盛期，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传承和弘扬下，不仅没有蜕变、衰落，反而愈发昂扬向上，经大生产运动洗礼，将自力更生基因进一步铸入党的精神血脉，成为党的精神财富与宝贵历史经验，涌动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长河中，汹涌澎湃不可阻挡，有力打破了梁启超的时代思潮周期律。其中蕴含的历史经验，值得当下学习借鉴。

一是坚持自力更生，有力应对变局。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国人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通过提倡“自力更生”以求解决中日战争危机，谋求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整个社会民众都已被中日对战的主要矛盾卷入其中。从时人的评论和当时社会的各项举措，我们可以看到，在面对国家危难的关头，国人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以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来谋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外交主权、民族独立等多方面的现代化目标。当前,从世界发展来看，我们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疫情流行、世界经济衰退、中美战略博弈、全球化逆流都给我国发展增添了更大变数、带来了更多挑战，国内外风险隐患显著叠加，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也异常艰巨繁重。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科学指出：“我们必须坚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中国要发展，最终要靠自己。”[51]2022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坚定指出：“中国要靠自力更生，自己养活自己。”[52]从中国发展来看，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党的二十大强调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3]21，并明确了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重大原则”,其中就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53]27。一百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既是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的新时代展现，也是“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根本遵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只是我们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我们决不能有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决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我们必须继续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全力办好自己的事，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答卷，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朝着党的二十大既定战略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真正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二是坚持自力更生，有力造福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20世纪30年代的自力更生思潮，目的在于救国救民、抗日救亡，失去了国家，丧亡了民族，人民也就毫无利益可言、毫无幸福可言。30年代后期开启的大生产运动，承继了这股思潮造福人民的内在意旨，在抗战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将戈壁变成良田、荒漠变成绿洲，让边区军民填饱了肚子，提振了精气神，为抗战胜利打下坚实基础，深得党内外人士欢迎和拥护，成为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并推广至其他抗日根据地，至今仍造福当地百姓。这面“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光辉旗帜，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鼓舞和激励着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跟党走，依靠自己的力量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50]，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深入群众、深入基层，紧紧扭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着眼于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兜牢民生底线，持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三是坚持自力更生，有力加强斗争。面对“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存亡危机，有识之士奋起斗争，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斗争精神和实践，坚决抗战到底、谋求民族复兴，推动斗争这个自力更生的内在要求，内化为民族精神的核心标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5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总结百年党的历史经验，继续坚持了这一正确观点[1]。我们党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靠的就是坚持自力更生，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面对艰难困苦，勇于斗争、敢于胜利，才能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今天，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自力更生，坚持自我革命，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加强斗争精神、提升斗争本领，不断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依靠自己的力量，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新征程上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九·一八事变”后形成的自力更生思潮，已成为改革开放的强大精神动力。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新矛盾，党始终坚持自力更生，并不断赋予自力更生新的时代内涵和目标要求，促进自力更生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蓄强劲的精神能量和思想力量。综上，“自力更生”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萌发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盛兴于“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在大生产运动内化为延安精神的重要内核，其中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艰苦奋斗的优秀传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也是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实现赶超到引领跨越的伟大历史经验总结，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无论我们将来物质生活多么丰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定不能丢，脚踏实地、苦干实干，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50]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推动“自力更生”思潮在新时代持续勃兴，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注释：

①目前学界主要的研究成果有：习近平《基本国策:从自力更生到对外开放——兼论邓小平对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重大发展》，《理论学习月刊》1996年第11期；欧阳恩良、唐闻晓《“中国最终还是要靠自己”——认真学习习近平关于自力更生的重要论述》，《思想教育研究》2021年第2期；游建章《自给自足、自力更生与合作安全——中国粮食问题分析框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唐闻晓《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语境下的自力更生研究》，贵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21年；吴秉元《论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实事求是》1994年第2期；赵振英《邓小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思想探析》，《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3期。

②孙中山《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87-88。此文原文为英文，现中文译版是根据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之部下”（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版）译自《双周论坛》新编号第61卷第363期（伦敦1897年3月1日英文版）得来的。

③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254。此文原文为英文，是根据《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北京版上卷译自胡汉民编《总理全集（上海民智书局一九三〇年版）第四集影印英文原稿》）得来的。

④孙中山《支那问题真解》，《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247。这版是根据《国父全集》第二册转录孙逸仙著、公民俱乐部译《支那问题真解》得来的。

⑤《山林园艺种苗时报》，逢茂拓殖公司农林部，1921:3。

⑥引自日文档案：大本营陆军部研究班.支那侧思想工作一般の状况.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支那-支那事变全般-444（C11110754600），1940。

⑦“国史馆”等编：《前国民政府主席林公子超遗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6年，299页。

⑧欧阳珍修、韩嘉会纂，《陕县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序七。

⑨萧德润修、张恩书纂，《西丰县志24卷》，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行政卷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