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福凯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明代巡抚是因应明初以来地方事务增多，而三司并立，权力分散，无法应对新的地方管理需要才设立的，所派巡抚统领地方军政要务，在统辖地方事权、强化地方管理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据《明史》记载：“巡抚之名，起于懿文太子巡抚陕西。永乐十九年遣尚书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以后不拘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事毕复命，即或停遣。初名巡抚，或名镇守，后以镇守侍郎与巡按御史不相统属，文移窒碍，定为都御史巡抚。”1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七十三《职官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67～1768页。有关明代巡抚设立于何时的问题，张哲郎在梳理明清以来有关文献的记载后，认为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即“永乐十九年说”“洪熙元年说”“宣德五年说”。而张哲郎认为景泰四年（1453）“各地巡抚皆以都御史充任，巡抚制度才告确立”2张哲郎：《明代巡抚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版，第6～17页。。靳润成则基于督抚地方化和正规化程度，将明代巡抚制度的演变划分为五个阶段，即“洪武永乐为萌芽期”“洪熙宣德为初置期”“正统至正德为发展期”“嘉靖至天启为稳定期”“崇祯为紊乱期”。3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张哲郎、靳润成对明代巡抚制度演变的讨论，有助于加深对明代巡抚制度的了解。

对明代贵州巡抚建置的研究，学界已有不少论著，但多看法不一。张哲郎《明代巡抚研究》一书认为：“贵州巡抚设立于正统十四年，升翰林院修撰王振（与宦官王振同名，不久要求改名王恂）为大理寺寺丞，巡抚贵州。”4张哲郎：《明代巡抚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109页。此书所据为《明英宗实录》。思作者所以称贵州巡抚设立于正统十四年（1449），当是因王恂是《明实录》中第一位明载为“巡抚贵州”之人。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一书则称：“（贵州巡抚）始置于正统四年，辖贵州全境。正统六年当罢。八年复置。天顺元年罢。成化元年复置。正德二年罢。五年复置，此后常置不罢。”对于正统六年（1441）贵州巡抚当罢原因，作者在相关注释中解释说：“该巡抚罢于何时未见记载。但该巡抚之设置恐与平息云南麓川土官起事有关，云南巡抚于正德（“德”应为“统”）六年事平罢，该抚或亦罢于此时，待考。”1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1～62页。此说称贵州巡抚始置于正统四年（1439），所据为万历《大明会典》。郭红、靳润成合著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有关贵州巡抚的内容在《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一书基础上修改而来，故亦称贵州巡抚“始置于正统四年”2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57页。。郭从阳《明代贵州巡抚研究》依据万历《大明会典》《明实录》等文献，认为正统四年（1439）命都御史出镇为“明代贵州巡抚的滥觞”，又称正统八年（1443）巡察贵州的丁璿所任之事与巡抚所辖之事尚有一定距离，故认为其“并非贵州首任巡抚”，遂将贵州首任巡抚定为正统十四年（1449）巡抚贵州的王恂。3郭从阳：《明代贵州巡抚研究》，武汉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8～20页。此外，冯祖贻等主编的《辛亥革命贵州事典》则称：“景泰元年（1450年），设贵州巡抚，为明廷派出机构，不常设。”4冯祖贻等主编：《辛亥革命：贵州事典》，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页。虽未注释所据来源，翻检文献可知，所谓“景泰元年，设贵州巡抚”，应是依据《明史》。5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七十三《职官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79页。所称贵州巡抚为“派出机构，不常设”，核之史实，则非确论。

综上之论可知，因依据文献不同，学界对明代贵州巡抚的建置问题，所持看法不一。特别是对明代贵州巡抚的建置演变，至今仍未进行整体的探析。揆诸史实，明代贵州巡抚经历了一个从初设到定设的演变过程，定设后又经过几次短暂的裁撤，最终才形成定制。以下将就明代贵州巡抚的建置问题依次展开讨论。

一

据前可知，今之学界论著据万历《大明会典》称贵州巡抚始置于明正统四年（1439），是为今日对贵州巡抚设立所认可的最早记载。然见载于文献的贵州巡抚，更早的还有明宣德六年（1431）来黔的吴荣。据贵州巡抚吴维岳所撰《提督都御史题名记》载：

顷阅两江洪公锺为巡抚题名记，列丁公璇以下二十有四人，养斋徐公问续为记，列王公质以下三十人。余考贵州疆理以来……凡五大举，宣德辛亥，都御史吴公荣讨平龙三辈。正统己巳，韦同烈为乱，巡抚寺丞王公询（恂）亟请益师。侍郎侯公琎出领军事有功，迁尚书。都御史王公来踵收全绩。……其履历明于考询者，稍为增正。慈溪王公来仍旧存疑，首以吴公荣，于王公询（恂）后附侯公璡，二公实为总督。吴公时尚未设巡抚，而侯公则似与慈溪公得同书。6王耒贤、许一德纂修：万历《贵州通志》卷二十一《艺文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80～481页。

宣德辛亥即明宣德六年（1431），因都御史吴荣于此时来黔统军作战，吴维岳遂将吴荣作为总督贵州军务的官员收入其撰写的《题名记》。查吴维岳任贵州巡抚的时间，其在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三月壬辰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7《明世宗实录》卷五一九，第8509～8510页。，嘉靖四十四年（1565）三月庚戌因受言官弹劾，“调南京用”8《明世宗实录》卷五四四，第8784页。。则其撰写《题名记》当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三月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三月间。万历《贵州通志》收录吴维岳《题名记》，但错把吴荣视为贵州巡抚，在巡抚都御史处首列“吴荣，□□人，宣德六年任”1王耒贤、许一德纂修：万历《贵州通志》卷二《秩官》，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这明显不同于吴维岳将吴荣视为总督与“吴公时尚未设巡抚”的结论。考万历《贵州通志》之所以将吴荣列为贵州首任巡抚，当是由于吴维岳在其《题名记》中“首以吴公荣”，即把吴荣列在其所收人物表的首位。同时，万历《贵州通志》又未注意吴维岳在《题名记》前言里将吴荣视为总督并称吴荣时尚未设巡抚的记述，因而误把吴荣列为贵州巡抚。

成书晚于万历《贵州通志》的万历郭子章《黔记》，在该书《督抚按藩臬表》宣德六年（14徐学谟纂修：万历《湖广总志》卷三十一《兵防下》，明万历十九年（1591）刻本，第18页。31）下亦将“吴荣”列为第一位贵州巡抚，并称其“以都御史同都督萧授讨平……龙三、黄老虎等，还京，议设湾溪等十堡”2郭子章：万历《黔记》卷二十八《督抚按藩臬表》，黄家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二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567页。。在此表的前言中则称：“贵州巡抚都御史一员，驻省城。自宣德六年吴荣始督兵来讨龙三、黄老虎等，贼平还京，非巡抚也。”3郭子章：万历《黔记》卷二十八《督抚按藩臬表》，黄家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二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562页。既非巡抚，又将其列入巡抚表内，可知《黔记》在沿用万历《贵州通志》说法的同时，相关记载已自我矛盾。而所谓吴荣与都督萧授讨黄老虎、议设湾溪等十堡，据前可知，吴维岳《题名记》及万历《贵州通志》并未见载，当为万历《黔记》参考其它文献而来。检万历十九年（1591）刊刻的《湖广总志》：

宣德六年，镇筸等寨连结贵州铜仁……龙老虎、石讨姑等为乱，命都督萧绶、都御史吴荣率汉土兵二十馀万讨平之。班师后旋叛，诏绶等各以罪从事，乃冒暑夜驰夺池河营，掩杀过半，……窜伏深箐，困九月，出降。乃设湾溪等十堡戍守。4徐学谟纂修：万历《湖广总志》卷三十一《兵防下》，明万历十九年（1591）刻本，第18页。

此文献详载宣德六年（1431），都督萧授与都御史吴荣在湖、贵交界地区出兵的缘起及作战的全过程，内中所载除龙老虎、萧绶与《黔记》所载黄老虎、萧授稍显差异外，其他人物、事件等皆相吻合。查《黔记》成书时间，据学者考证，“此志乃子章巡抚贵州时所撰，万历三十一年已成”，“最后定稿并刊布于万历三十六年或稍后”5张新民：《贵州地方志举要》，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8年版，第27页。。据此，《黔记》成书当晚于万历十九年（1591）刊刻的《湖广总志》，故其对吴荣相关记述的补充应是参考《湖广总志》而来。然据前可知，吴维岳所撰《题名记》成书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三月至四十四年（1564）三月间，早于《湖广总志》，则两书有关都御史吴荣等在湖贵交界地作战之事，史料应当来源于更早的文献，可惜已无可稽考。

清至民国的一些贵州方志，继续沿用明代贵州方志载吴荣为贵州巡抚的说法。民国《贵州通志》还对吴荣是否为贵州巡抚作了考证：

（明宣宗宣德元年）以都御史吴荣巡抚贵州。据康熙、乾隆、贵阳三志职官补。案：吴荣，康熙、乾隆、贵阳三志职官巡抚阑同载，贵志注云，时未设巡抚，夫贵州宣德时未定设巡抚，《明史·职官》固已言之，文云景泰时始定贵州巡抚，以王恂为之。然云未定，则未尝不可暂设矣。考明置巡抚，始于洪熙元年，……宣德六年镇筸之乱，有诏都督萧授、都御史吴荣等戴罪图功语，则荣是时实在贵州，第其受命来抚之为何年，不可知耳。兹特据补于此，以俟考。1刘显世等修，任可澄等纂：民国《贵州通志》，黄家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六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516页。

整段文字引用了许多文献进行论述，却没有足以证实吴荣为贵州巡抚的证据。其所依据的清代贵州方志之记载，显是参考明代贵州方志而来。然康熙与乾隆时修的《贵州通志》已省略吴荣任职贵州巡抚的时间，把“宣德六年”改为“宣德”，2参见卫既齐、薛载德纂修：康熙《贵州通志》卷十三《职官》，《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贵州》，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245页；鄂尔泰修，靖道谟纂：乾隆《贵州通志》卷十七《职官》，黄家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四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05页。遂导致修纂民国《贵州通志》的人将吴荣巡抚贵州的时间放在宣德元年下。所据史料所载的“镇筸之乱”，镇当指“镇溪所”，筸则指“筸子坪司”，两地明代皆在湖广境内，嘉靖年间才命贵州巡抚兼制，3王耒贤、许一德纂修：万历《贵州通志》卷十八《兼制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409页。民国《贵州通志》的作者以此判定吴荣“实在贵州”，显然有误。因此，民国《贵州通志》将吴荣列为贵州暂设之巡抚，难以成立。道光《贵阳府志》已指出吴荣时“未设巡抚”，却又称：“然《贵州通志》宣德时又有吴荣在璿前，盖侍郎、少卿镇守之职，事毕停遣。”4周作楫修，萧琯等纂：道光《贵阳府志》卷六《表三·职官》，黄家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十二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05～107页。此推论未据任何新的文献，且称吴荣以侍郎或少卿镇守贵州，与吴荣所任都御史之职不符，可知此记载亦不足以取信。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由于万历《贵州通志》误把吴荣视为贵州巡抚，导致其后明清至民国的方志相沿其误。而吴维岳《题名记》将吴荣定为贵州总督，亦不可信。首先，吴维岳《题名记》记载吴荣为都御史，没有总督贵州军务之职；其次，据学者考证：“明代军务总督的始设时间是英宗正统六年。”5钞晓鸿：《明代军务总督始设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五期，第40页。宣德六年（1431）早于正统六年（1441），吴荣此时来黔督军，不可能为贵州总督；此外，考吴维岳《题名记》以外的文献，皆未见可证吴荣为贵州总督的记载。综上之论可知，吴荣既非贵州总督，也不是贵州巡抚。

二

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明太祖朱元璋“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统率将士往征云南”6《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第2185页。。明军主力由湖南经贵州，直抵云南东部门户曲靖，偏师则由黔西北进入云南。两路明军对云南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很快就消灭了在云南的残元势力。为了强化对云南的治理，明廷相应对贵州的管理机构也进行了调整，在云南战事还未结束的洪武十五年（1382）正月丁亥，明朝便已“置贵州都指挥使司”7《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一，第2224页。。接着又相继在贵州区域内设立大量的卫所；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在平定贵州东部思南、思州土司后，明廷又“设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8《明太宗实录》卷一三七，第1661页。，并于永乐十五年（1417）三月“设贵州等处提刑按察司”9《明太宗实录》卷一八六，第1997页。，由此，明廷大大强化了对贵州军政事务的管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初以来施行的将地方军事、民政及司法权相应分划于都指挥使司、布政司及提刑按察司的办法，已难满足地方治理的需要，强化治理的督抚制度遂应时而生。正统年间，明王朝数次派遣大军征讨云南麓川，具体承担麓川战役的总督王骥，将贵州部分地方官员贪腐的情况上奏明廷，此举成为贵州巡抚初设的直接动因。据《明英宗实录》，正统八年（1443）二月丙午王骥等奏称：

（贵州有的地方卫所官军）占种田地，侵夺妻女，遂至不能聊生，往往聚啸为盗。如安庄卫所镇抚卢聪，及普安卫镇抚何鉴等肆为暴横，有“卢裹虎”“何净街”之号，上司不能控制。上谕吏部臣曰：“为民除害，不可缓也。尔即选官往彼巡察各卫所官员，就将卢聪、何鉴鞫问明白，并妻子械发云南金齿充军，但逃处死不宥。”于是，尚书王直等举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丁璿。上赐敕遣之。1《明英宗实录》卷一〇一，第2045～2046页。

据此段文献可知，因贵州地方官军欺压百姓，地方官员却不能有效制约，明廷遂任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丁璿巡察贵州，惩治不法之徒。丁璿以风宪官巡察贵州，这已表现出明显的巡抚贵州之义。更为明显的是，丁璿巡察贵州期间，文献已出现称其为镇守之记载。据《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八年四月）“辛丑，巡按贵州监察御史杨刚奏按察司副使李睿敛财馈人，律应杖。上命镇守副都御史丁璿审实处置以闻。”2《明英宗实录》卷一〇三，第2086～2087页。又据万历《大明会典》载：

国初遣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巡抚各处地方，事毕复命，或即停遣。初名巡抚，或名镇守，后以镇守侍郎与巡按御史不相统属，又文移往来亦多窒碍，定为都御史巡抚。3申时行等修：万历《大明会典》卷二百九《都察院一·督抚建置》，《续修四库全书》第七九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69页。

《明史》在描述明代巡抚制时，亦称“初名巡抚，或名镇守”4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七十三《职官二·都察院》，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68页。，这一记载，显然是参考万历《大明会典》而来。据此可知，丁璿以右副都御史镇守贵州，实即巡抚贵州。故明人朱国桢所撰《皇明大政记》即载：（正统八年二月）“丙午，右副都丁璿巡抚贵州，初设。”5朱国桢：《皇明大政记》卷十四，《续修四库全书》第四二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国榷》亦载：（正统八年二月）“丙午，右副都御史丁璿巡抚贵州。”6谈迁：《国榷》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40页。可见，两书都视丁璿镇守贵州为巡抚贵州。而《皇明大政记》所以称丁璿巡抚贵州为初设，实因丁璿事毕回京后，明廷并未接续任命新的贵州巡抚。考丁璿离开贵州的时间，检《明英宗实录》对其在贵州的最后记载为正统九年（1444）六月庚寅，7《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七，第2364页。而正统十年（1445）二月辛未，因明英宗至天寿山谒祭明朝皇帝陵寝，丁璿已与诸多大臣受命居守京城。8《明英宗实录》卷一二六，第2526页。据此，丁璿离任贵州巡抚当在正统九年（1444）六月庚寅至正统十年（1445）二月辛未间。可惜其它文献皆无更加具体的时间记载，故其离开的时间只能大致框定于此时。

此外，焦竑的《国朝献征录》记载，丁璿“寻以征麓川功，升右副都御史兼巡贵州”9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六十，《续修四库全书》第五二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页。，即升任右副都御史的同时兼任贵州巡抚。《本朝分省人物考》亦有相同记载。10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续修四库全书》第五三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46页。然考诸史料，二书记载实非确论。据《明英宗实录》载：（正统七年五月）“壬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丁璿为本院右副都御史。……以平麓川叛寇功也。”11《明英宗实录》卷九十二，第1861～1862页。《国榷》亦载：（正统七年五月）“壬申，右佥都御史丁璿为右副都御史。”12谈迁：《国榷》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27页。二书都未在记载丁璿升右副都御史的同时，称其巡抚贵州。而据前可知，丁璿受命镇守（巡抚）贵州的时间在正统八年（1443）二月丙午，与其升右副都御史的时间相隔已九个月。据此，所谓丁璿升右副都御史兼巡贵州，实与史实不符。《明史》卷一五九《丁璿传》则载：“麓川平，召为左副都御史。”1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五九《丁璿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333页。这与以上诸文献所载丁璿升右副都御史不同。考《明史》该处记载的史源，据《明英宗实录》所撰丁璿传载：（正统十三年十二月）“丙子，致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丁璿卒。……麓川平，召还，升左副都御史。至是，以疾乞致仕，未及行，卒于京。”2《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三，第3338页。据前所引包括《明英宗实录》等文献可知，丁璿因平定麓川之功升职为右副都御史，此处既载丁璿致仕时为“右副都御史”，可知丁璿从未升为左副都御史。同书一处，又载丁璿为左副都御史，当是修纂《明英宗实录》者在行文中误将“右”记为“左”所致。《明史》显是参考了《明英宗实录》中的丁璿传，而又未对相关记载详加比勘，因而致误。

明人王圻所撰的《续文献通考》，以正统四年命都御史出镇作为贵州巡抚建置之始，却未载正统八年（1443）丁璿奉命镇守贵州之事。实则，其所称都御史出镇即指丁璿，只是把丁璿镇守贵州的时间错记为正统四年（1439）。据其书载：

巡抚贵州兼督理湖北、川东等处地方提督军务一员。正统四年，命都御史出镇。十四年，……命侍郎总督军务，镇守其地。景泰元年，命大理寺丞巡抚，始专设。3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九〇《职官考·御史分台》，《续修四库全书》第七六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04页。另据雷礼所撰《国朝列卿纪》载：

巡抚贵州兼督湖北、川东提督军务。……自正统四年，命都御史丁璿岀镇，事竣回院。至十四年，……命侍郎侯璡总督军务，镇守其地。景泰元年，又命大理寺丞王询（恂）巡抚，始有专职。4雷礼：《国朝列卿纪》卷一一四，《续修四库全书》第五二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王圻《续文献通考》“成书于明万历十四年”5中国学术名著提要编委会编：《中国学术名著提要·明代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6页。，而《国朝列卿纪》的作者雷礼在万历九年（1581）去世，6章宏伟：《明代工部尚书雷礼生平考略》，中国紫禁城学会编，郑欣淼、晋宏达主编：《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六辑下），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857页。据此，王圻《续文献通考》成书定晚于《国朝列卿纪》。对比两书关于贵州巡抚建置的记载，王圻《续文献通考》显是参考《国朝列卿纪》而来。其所载正统十四年（1449）侍郎总督军务、景泰元年（1450）大理寺丞巡抚，对应的即是《国朝列卿纪》中的侯璡、王恂。由此可知，其所载正统四年（1439）命都御史出镇，所载都御史当就是《国朝列卿纪》中的丁璿。其后，万历十五年（1587）成书的《大明会典》，其有关贵州巡抚建置部分同于王圻《续文献通考》，且亦以正统四年（1439）都御史出镇作为贵州巡抚建置之始。7申时行等修：万历《大明会典》卷二百九《都察院一·督抚建置》，《续修四库全书》第七九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74～475页。然据前可知，丁璿是正统八年（1443）丙午出镇贵州，而非正统四年（1439）。《国朝列卿纪》载丁璿出镇贵州在正统四年（1439），若非笔误，则是参考有误之文献所致。而其错误之记载，亦因此导致王圻《续文献通考》与万历《大明会典》相沿其误。

《国朝列卿纪》记载丁璿于正统四年（1439）出镇贵州，影响了明代以来的诸多贵州方志。万历《贵州通志》记载丁璿巡抚贵州称：“上元人，正统八年任。”8王耒贤、许一德纂修：万历《贵州通志》卷二《秩官》，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所载无误。至《黔记》时，在卷二《大事记下》载：“（正统四年）始命右副都御史丁璿巡抚贵州。”1郭子章：万历《黔记》卷二《大事记下》，黄家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二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1页。而卷二十八《督抚按藩臬表》又将丁璿就任时间放入正统八年（1443）下。2郭子章：万历《黔记》卷二十八《督抚按藩臬表》，黄家服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二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569页。同书前后两处记载矛盾，显是参考《国朝列卿纪》所致。康熙《贵州通志》、乾隆《石阡府志》、道光《贵阳府志》、《黔书》及民国《修文县志稿》，沿袭万历《黔记》，皆称正统四年（1439），始命右副都御史丁璿巡抚贵州。3参见卫既齐、薛载德纂修：康熙《贵州通志》卷五《大事纪》，《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贵州》，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85页；罗文思纂修：乾隆《石阡府志》，《贵州历代方志集成》第三十九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389～390页；周作楫修，萧琯等纂：道光《贵阳府志》卷一《大事纪上》，黄家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十二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8页；田雯：《黔书》，《贵州历代方志集成》第十二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443页；陈嘉言修，陈矩纂：民国《修文县志稿》卷三《前事志》，《贵州历代方志集成》第十五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529页。可见，从万历《黔记》开始，明清两代的诸多贵州方志，皆受了《国朝列卿纪》的影响，误把丁璿任职贵州巡抚的时间记为正统四年（1439），实则当为正统八年（1443）二月丙午。

三

正统年间由于数次用兵麓川，加之贵州一些地方官吏腐败，遂激起了民众的反抗。明代宗4按，其时明代宗朱祁钰已称帝，年号以明年为景泰元年，当年仍用正统年号。在其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的诏谕中就称：“福建、浙江、湖广、广东、贵州等处顽民反叛，劫掠乡村，为盗不已。究其所由，皆因有司不能抚治所致。”5《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第3611页。正统十四年（1449）十一月尚宝司司丞夏瑄则上奏称：

其祸始于频岁征伐云南，往来供役，不胜其苦。又因……有司受其贿赂，判与不公。亦因边将及有司剥削侵凌，激其为变。中间又有逃亡军民并客商人等漏我虚实，助其为害，以致猖獗如此。6《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五，第3708页。

正统十四年（1449）十一月甲辰，明廷为平息民怨、整肃贵州吏治，遂命“翰林院修撰王振为大理寺寺丞，巡抚贵州”7《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五，第3705页。。《国榷》记载同。8谈迁：《国榷》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819页。王振后来改名王恂。据《明英宗实录》：（正统十四年十二月）“辛亥，大理寺右寺丞王振言，臣之姓名与奸臣同，乞易名恂，从之。”9《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第3717页。又据万历《湖广总志》载：“王恂，字用诚，公安人，初名振，以同中官名改之。宣德庚戌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检讨，转修撰，迁大理寺丞，巡抚贵州。”10徐学谟纂修：万历《湖广总志》卷五十三《献征七·王恂传》，明万历十九年（1591）刻本，第6页。据此，王振改名缘出不愿与奸臣同名，此奸臣又为中官。考诸史实，此中官当指正统时期的大太监王振，其鼓动明英宗亲征瓦剌，后造成土木堡之变，致使英宗被俘，明军大败，遂引起满朝文武的愤慨，大理寺丞王振当因此之故而改名王恂。

王恂在黔期间，奏劾“按察司副使李睿娶部属女为妾，索土人马匹，私役官军，事下法司”11《明英宗实录》卷二〇三，第4340页。，李睿终被究治。又奏言贵州屯务，明代宗遂“诏贵州各卫修举屯田，有乏牛、种者，官为措置”12《明英宗实录》卷二〇五，第4400页。。道光《贵阳府志》对王恂抚黔作了总结：“（王）恂至，振穷困，掩骼骴，外佐军储，内抚遗黎，民夷怀畏，贵州卒以安。”1周作楫修，萧琯等纂：道光《贵阳府志》卷五十五《明政绩录一·王恂》，黄家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十三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59页。从这段史料来看，史家对王恂治理贵州是持肯定态度的。考王恂离任贵州巡抚的时间，据《明英宗实录》载：（景泰二年十二月）“丁卯，改大理寺寺丞王恂为右春坊右庶子，掌国子监师（司）业事。恂，以翰林修撰升寺丞，掌巡抚贵州。至是，以边警宁息召回，故有是命。”2《明英宗实录》卷二一一，第4533页。据此，其受命离任贵州巡抚当在景泰二年（1451）十二月丁卯。然在王恂离任贵州巡抚前，明廷已任命王来为贵州巡抚。据《明英宗实录》载：

（景泰二年八月）壬午，命总督贵州、湖广军务右都御史王来兼巡抚贵州。时，来疏言：贵州……难治，加以官非其人，扰害激变，勤劳王师，财殚民困。今虽颇宁息，恐不加意，患复如之。乞择方面中刚毅有为者，量升在京宪职巡抚，则官有所警而不肆扰，苗有所畏而不敢窃发矣。事下吏部，请就敕来兼之，故有是命。3《明英宗实录》卷二〇七，第4453页。

思王来疏请明廷任命官员升在京宪职巡抚贵州之意，实际是认为王恂巡抚贵州时为大理寺丞，该官职并非出自负责弹劾纠察的都察院系统，因而难以起到震慑、惩治地方不法官员与抚治地方的作用。显然，明廷认可了王来所奏，因王来所任右都御史刚好出自都察院系统，遂任命他兼任贵州巡抚。

景泰三年（1452）十月戊戌，王来被召还京。4《明英宗实录》卷二二二，第4801页。然不久，明廷又任命蒋琳镇守贵州。据《明英宗实录》载：（景泰四年正月）“壬午，敕右佥都御史蒋林（琳）往贵州镇守地方，提督军务，抚巡夷民。”5《明英宗实录》卷二二五，第4915页。蒋琳治黔“号令精明，威望振肃，藩臬大吏咸悚然惮之”6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续修四库全书》第五三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据此可知，从王恂起，明廷又相继任命王来、蒋琳为贵州巡抚，故王恂巡抚贵州，实为贵州巡抚定设之始。《国朝列卿纪》即载：“景泰元年，又命大理寺丞王询（恂）巡抚，始有专职。”7雷礼：《国朝列卿纪》卷一一四，《续修四库全书》第五二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明代官修的万历《大明会典》虽未载王恂之名，亦载：“景泰元年，大理寺丞巡抚，始有专职。8申时行等修：万历《大明会典》卷二百九《都察院一·督抚建置》，《续修四库全书》第七九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74～475页。记王恂巡抚贵州在景泰元年（1450），实误，据前可知，王恂奉命巡抚贵州在正统十四年（1449）十一月甲辰。然把王恂巡抚贵州作为贵州巡抚始有专职则为确论。另据清人所修道光《贵阳府志》载：

王恂，字用诚，公安人，宣德五年进士。初名振，嫌与逆振同名，因改焉。累官修撰。正统十四年，贵州用兵，始定设巡抚。廷臣应推者皆畏避，恂独毅然请往。十一月，上遂命恂为大理寺丞，巡抚贵州。至，则平越、新添、毕节、龙里诸卫围困已久，贵州之危甚累卵。……只令侯琎、梁瑶整理进剿，王骥协讨，而命恂拊循焉。恂至，振穷困，掩骼骴，外佐军储，内抚遗黎，民夷怀畏，贵州卒以安。（景泰）二年十二月召还，迁庶子，掌司业事。命王来兼之。来还，蒋琳代之。恂笃学，能文章，著有《诚斋集》。9周作楫修，萧琯等纂：道光《贵阳府志》卷五十五《明政绩录一·王恂》，黄家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十三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58～159页。

该文献对王恂改名原因、正统十四年（1449）定设贵州巡抚、王恂任职贵州巡抚的时间及王来、蒋琳相继任职贵州巡抚的记载，皆与前述相同。仅需说明的是，王来在王恂离任前已兼贵州巡抚之职，而此文献未具体载明。此外，《贵州通志·宦迹志》点校本在点校道光《贵阳府志》这段文献时，相关断句为“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贵州用兵始定，设巡抚”1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点校：《贵州通志·宦迹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如此断句明显存在问题。首先，派王恂巡抚贵州，原本就是因贵州地方发生战事，且据道光《贵阳府志》这段记载可知，王恂到任前后，贵州战事仍未止，故断句为“贵州用兵始定”当误。其次，断句将“始定”与“设巡抚”分开，则正统十四年（1449）贵州所设巡抚为初设还是定设，无法区分，且与道光《贵阳府志》作者所要表达的正统十四年（1449）贵州定设巡抚之意不符。由此可知，点校本《贵州通志·宦迹志》对道光《贵阳府志》这段文献的断句误。

天顺元年（1457）六月乙巳，因于谦被杀牵连蒋琳，明英宗“命诛左副都御史蒋琳，枭其首贵州”2《明英宗实录》卷二七九，第5979页。。蒋琳因罪被诛，加之天顺元年（1457）正月辛卯，明英宗下诏“罢巡抚提督官”3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十二《英宗后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3页。，贵州巡抚遂于天顺元年（1457）六月后裁撤。成化元年（146郭从阳：《明代贵州巡抚研究》，武汉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3页。5）十二月庚子，明廷“以贵州左布政使李浩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4《明宪宗实录》卷二四，第473页。，贵州巡抚得以复置。此后，万历《大明会典》又载贵州巡抚“成化八年革，十一年复设”5申时行等修：万历《大明会典》卷二百九《都察院一·督抚建置》，《续修四库全书》第七九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75页。，然非史实。郭从阳已考证得出，成化时期贵州巡抚一直存在，未有罢而复设的情况。6郭从阳：《明代贵州巡抚研究》，武汉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3页。正德二年（1507）“十一月，刘瑾矫诏革天下巡抚”7谷应泰著，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点校：《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639页。，贵州巡抚又被裁撤。正德五年（1510）贵州巡抚复设，据《明武宗实录》载：（正德五年八月）“壬子，复设云南、贵州……巡抚都御史各一员。先是，巡抚为刘瑾所革，吏部以请得旨：此累朝定制，其复之。”8《明武宗实录》卷六六，第1463页。综观天顺元年（1457）及正德二年（1507）对巡抚的裁撤，皆为明朝内部斗争所致。然因巡抚设置符合地方治理的需要，贵州巡抚在经历了短暂裁撤之后，又被明廷重新设置，到正德五年（1510），贵州巡抚复设后至明朝灭亡，再未被裁撤。

四

贵州巡抚的定设，是其地方化的标志之一。而衙署的建立、职权的扩大，则体现了贵州巡抚对地方治理逐渐走向深入。贵州巡抚衙署始建于成化十年（1474），据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都察院，在治城中东北隅，本朝初为贵州前卫兵器局，成化十年前巡抚都御史宋钦改建，今巡抚都御史居之。”宋钦之后，贵州巡抚邓廷瓒、钱钺等续有改建增修，终使贵州巡抚衙署“制度一新”9沈庠修，赵瓒纂：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一《公署》，黄家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一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5页。。巡抚衙署规制的完善，为贵州巡抚行政提供了稳定的治所，有利于巡抚治黔效能的提高。

贵州巡抚职权的扩大，主要体现在统领贵州一省军政大权外，拥有了对邻省的兼制之权。“兼制，在有的典籍中称‘节制’，均指某一地区及其事务同时受两个职官管辖之意”10颜丙震：《明代涉黔奏议辑论》，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第56页。。正德五年（1510）贵州巡抚复设后，明廷出于有效治理川、黔、楚三省交界地区的考虑，于正德七年（1512）初授命贵州巡抚兼制四川、湖广二省部分邻近贵州的土、流衙门。据吴维岳《提督都御史题名记》载：

正德丙寅、丁卯，镇筸、铜平……龙麻羊辈啸聚湖广、川、贵，境上大张。镇守贵州太监孙叙请于湖贵抚臣中特授一人兼制，以便统驭征剿，乃授魏公英兼制。杨公茂元、沈公林相继底定。陈公天祥以后不见行兼制事，然未闻明罢其规，殆以事宁而玺书遂除去。1王耒贤、许一德纂修：万历《贵州通志》卷二十一《秇文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版，第480页。

又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载：

正德七年，……龙底羊、龙江西、龙成酒、龙强杀、龙同保等，啸聚川、湖、贵界中，大肆猖獗，诏遣巡抚贵州都御史魏英兼制湖广、四川汉土衙门发兵抚剿调度，未几，以致仕去。寻敕都御史杨茂元代之。2顾炎武著，黄珅、顾宏义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炎武全集》第十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版，第2878页。

按《明武宗实录》，魏英于正德六年（1511）二月己丑受命“巡抚贵州”3《明武宗实录》卷七二，第1584页。。正德七年（1512）三月辛未，因受御史徐文华弹劾，明武宗遂“令英致仕”4《明武宗实录》卷八五，第1837页。。上引吴维岳《题名记》所载正德丙寅、丁卯，对应的是正德元年与正德二年，此时间明显有误，然其载魏英兼制事当不诬。综合《明武宗实录》《题名记》与《天下郡国利病书》的记载来看，魏英当是在正德七年初受命兼制四川、湖广的汉土衙门。正德七年（1512）三月癸酉，杨茂元继魏英之后受命“巡抚贵州地方，兼理军务”5《明武宗实录》卷八五，第1839页。，并“兼制四川酉阳、湖广湖北诸道”6査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杨茂元传》，《续修四库全书》第三二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据此推断，魏英兼制的地方当亦是杨茂元兼制的四川酉阳、湖广湖北诸道。至陈天祥巡抚贵州时，已“不见行兼制事”，则兼制权当罢。

嘉靖四十二年（1563），因撤湖广川贵总督，又将兼制权复归贵州巡抚吴维岳。据其所撰《题名记》载：

余祗承巡抚贵州之命，言官旋请撤总督湖广川贵军务都御史，而以其柄归诸巡抚贵州者，其说祖巡抚魏公英、杨公茂元往规，而兼省费意云。旨下所司，议便。于是更赐玺书，颁令旗八、令牌八，湖之北、川之东，二□大、小流土诸司悉听节制。7王耒贤、许一德纂修：万历《贵州通志》卷二十一《艺文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版，第480页。

据此可知，以吴维岳兼制湖北、川东原因有二：一是前有魏英、杨茂元等人的成例；二是可以节省行政成本。郭子章的《黔记》对吴维岳所兼制的地区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嘉靖四十二年省沅州总督（即湖广川贵总督），而以其权属之贵州。……仍兼制湖广湖北道所辖辰、常、靖三府州，麻阳镇筸、九永二守备，常德、辰州、沅州、九谿、永德、施州六卫，永顺、保靖二宣慰司，施南、散毛、忠建、容美等宣抚司，筸子坪、五寨长官司。四川川东道所辖重、夔二府，并各卫所，酉阳、平、邑等土官司。其湖北、川东兵备、守巡、府县官员并听管辖节制。……贵州之督军务自巡抚吴维岳始。8郭子章：万历《黔记》卷二十八《督抚按藩臬表》，黄家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二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562～563页。

据此来看，相比于魏英诸人，吴维岳对湖广、四川二省的兼制，地域更广、职权更大。从吴维岳开始，贵州巡抚提督军务当已形成定制。万历二十五年（1597）成书的《贵州通志》，在其卷二十一《兼制志》中就详细记载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以来贵州巡抚兼制湖北、川东地区各土、流衙门的有关情况，兹不赘述。1王耒贤、许一德纂修：万历《贵州通志》卷十八《兼制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版，第405～407页。

万历二十八年（1600），明廷平定播州之乱后，进一步扩大了贵州巡抚的兼制权，仍据《黔记》载：

万历二十八年平播州，督、抚、按题，益以平、清、偏、镇四卫及兼理湖南、川南四土府粮饷。……兼制湖北道所辖辰、常、靖三府州，麻阳镇筸、九永各守备，常德、辰州、沅州、九溪、永德、施州六卫，并改辖平溪、清浪、偏桥、镇远四卫，永顺、保靖二宣慰司，施南、散毛、忠建、容美等宣抚司，筸子坪、五寨长官司。川东道所辖重、夔二府及乌撒、镇雄、东川、乌蒙四府并各卫所，酉阳、平、邑等土司。湖南道所属长沙一府，湖北、川东兵备、守巡、府县官员及新设平越府、黄平州、湄潭、龙泉、瓮安、余庆四县，并遵义新府卫所并听兼辖。……贵州之兼制湖南、川南自子章始。2郭子章：万历《黔记》卷二十八《督抚按藩臬表》，黄家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二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563～564页。

此时，贵州巡抚郭子章不仅兼制川东与湖北各道，并及于湖南与川南之地，兼制之地明显扩大。值得指出的是，平溪、清浪、偏桥、镇远等四卫设于贵州境内，但从明初起就隶属湖广，由此使黔、楚交界地区形成犬牙相制之势。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一月，应郭子章等人之请，明廷将“黎平府、永从县并十二长官司改隶湖广，平溪、清浪、偏桥、镇远四卫改隶贵州”3《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五，第6826～6827页。。故此时郭子章对四卫拥有完全的辖制权，并非单纯的兼制。万历三十一年（1603）四月，由于湖广巡抚及兵部认为平溪等四卫仍以隶属湖广为便，遂决议“将黎平府、永从县并十二长官司仍旧属之贵州，平溪、清浪、偏桥、镇远四卫仍旧属之湖广，而贵州抚臣例衔兼督亦各照旧”4《明神宗实录》卷三八三，第7218页。。至此，平溪等四卫又重回贵州巡抚兼制之列。此外，平播之后，明廷将播州之地改土归流，分设遵义、平越二府，遵义属川，而平越属黔，故平越府及其下辖的州县，亦当统归贵州巡抚直接辖制。

郭子章所撰《黔记》，对贵州巡抚的职权与兼制区作了具体描述：“巡抚贵州兼督理湖北、湖南、川东等处地方，提督军务都御史一员，建节会省，兼制三藩，内则监军道，外则四兵备道，武则总兵、参将、都司分阃，川东、湖北、湖南文武官悉听节制。”5郭子章：万历《黔记》卷二十一《兵戎志》，黄家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二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459页。据此可知，贵州巡抚提督军务，除贵州外，川东、湖北、湖南等道文武官员皆听其节制，可见其职权之大。但已未将川南列入兼制范围，这是因为万历三十六年（1608）继郭子章之后巡抚贵州的胡桂芳，受命只“兼督理湖北、湖南、川东等处地方军务”6《明神宗实录》卷四五〇，第8515页。。从胡桂芳起至明朝灭亡，贵州巡抚兼制区基本固定在川东、湖北、湖南等道。

综上所述可知，明代贵州巡抚初设于正统八年（1443），巡抚为丁璿。正统十四年（1449）王恂奉命巡抚贵州，其后王来、蒋琳相继任职贵州巡抚。故王恂巡抚贵州，实为明代贵州巡抚定设之始。其后，贵州巡抚又经过几次置罢，于正德五年（1510）复置后长设不废，遂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定设。明清以来的学人之所以对明代贵州巡抚建置认识不清，言人人殊，除了文献记载错乱造成的影响外，主要原因在于未对《明实录》等重要文献中有关贵州巡抚的史料进行系统梳理、对明代巡抚制度的发展演变了解不足。以致错把吴荣收录为贵州总督和巡抚，又把丁璿出镇贵州的时间正统八年（1443）误载为正统四年（1439）、王恂奉命巡抚贵州的时间正统十四年（1449）误载为景泰元年（1450）。由此，使得今人对明代贵州巡抚的建置历程产生了错误认识。

成化十年（1474），贵州巡抚衙署建立。正德七年（1512），贵州巡抚开始兼制四川、湖广邻近贵州的地区。嘉靖四十二年（1563），贵州巡抚兼制区得到扩大。万历三十年（1602）在原有基础上，又将川南、湖南等道纳入贵州巡抚兼制范围。万历三十六年（1608），胡桂芳任贵州巡抚后，贵州巡抚的兼制区域基本固定在川东、湖北、湖南等道。景泰四年（1453）蒋琳巡抚贵州时已有“提督军务”的敕命，但未形成常制。从嘉靖四十二年（1563）贵州巡抚吴维岳开始，贵州巡抚提督军务形成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