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晨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北京 100190）

《小学》是朱熹及其弟子刘清之等编纂的一部文献汇编类的童蒙书。该书设内、外二篇，内篇分“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四部，抄撮《礼记》《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外篇分“嘉言”“善行”二部，辑录汉唐两宋儒家贤哲之言行事迹。朱熹认为，“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1朱熹：《小学序》，陈选：《小学集注》卷首，明崇祯八年（1635）内府刻本，第1页a。，故《小学》的内容倾向于选取儒家经典中贴近生活、切于实用的部分，以兹形成当时简明的蒙童施教课本。

《小学》注释之学始于元代2按，朱熹本人为《小学》附有自注，这些注释在元明之际已基本散佚。参见董晨：《朱熹〈小学〉自注考》，《朱子学研究》2020年第二期，第97～109页。，至明初愈加盛行，产生了如吴讷《小学集解》、陈选《小学集注》等一批水平较高的注本。明人对《小学》的诠释与加工并非仅有传统的“注释”这一种形式。从明中期起，或源于施教需求，或出于学理考量，一些学者改造了《小学》的形制，删减了条目，以期更直截地呈现《小学》的主要内容。另一些学者则借用《小学》的编纂理念，新编别撰了几种契合新的学术文化环境的“小学”文本。这些著述是朱熹《小学》流传史上的一系列尝试，为《小学》的应用拓开了新的维度，也从侧面反映了明中后期学术文化的风尚。

一、黄佐《小学古训》对《小学》的删节改编

有明一代，程朱理学始终在官方学术中位居正统，《小学》作为程朱理学入门之书备受重视。明洪武十五年（1382），高后马氏上奏曰：“《小学》书言易晓，事易行，于人道无所不备，真圣人之教法。”太祖对曰：“吾已令亲王、驸马、太学生咸讲读之矣。”1《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七，第2309页。成化三年（1467），兵部左侍郎商辂奏请在各地推广《小学》，称：“（朱熹）辑《小学》一书，以垂世立教，乞令各处增广生员，不妨举业，俱令兼读《小学》。”2《明宪宗实录》卷四三，第885页。在此影响下，《小学》在明代官私学校课程中据有重要地位，桂萼、黄佐等热心办学的名臣学者皆对《小学》青睐有加。正德年间，黄佐最先在实际教学中开始了改造朱熹《小学》的尝试。

黄佐（1490—1566），字才伯，号泰泉，广东香山人，明正德十五年（1521）进士，官至南京国子祭酒。黄佐是明中期在岭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学者，一生著述丰富，著有《诗经通解》《泰泉乡礼》等。黄佐学尊程朱，崇尚实学，注重礼制，《明儒学案》评价曰：“先生（黄佐）得力于读书，典礼乐律词章无不该通，故即以此为教。”3黄宗羲撰，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五一，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98页。《小学古训》编成于正德六年（1511），是黄佐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在《小学古训引》中论及著述缘由：

子朱子《小学》凡数十万言，教人之道备矣，后学所当尊信，终身诵之者也。然书既浩繁，理涉宏奥，世俗训蒙乃或置之而以他书为先，予窃惧焉。……故今采取内篇之最切要者，旁及他书，以为《小学古训》。4黄佐：《小学古训引》，《小学古训》卷首，清道光伍崇曜《岭南遗书》本，第1页a。

嘉靖二十三年（1544）程昌《刻小学古训序》讲得更为直截明白：

（《小学》）其文浩瀚，其指高远，师乡塾者文义鲜知，句读莫辨，彼童儒者，信口传诵，如嚼蜡齿木，滋味不知，果何所益？……童孺之心，聪明有限，而概以高远不切于身之事语之，其何能入？5程昌：《刻小学古训序》，黄佐撰：《小学古训》卷首，清道光伍崇曜《岭南遗书》本，第1页ab。

可见，黄佐在认定《小学》“教人之道备矣”的同时，发现该书对于童蒙教学来说，存在篇幅过大，义理过深的问题，不但蒙童在诵读学习中颇有难度，纵是对塾师讲授也有挑战，这无疑影响了《小学》教学的实际效果。因而黄佐认为，儿童天性自然蒙稚，理应以更为集中的方式进行启蒙，如果教学内容过于复杂，会让儿童不易捕捉蒙学的精义重点。基于此，黄佐对《小学》一书进行了删节与改编，编成《小学古训》一书以供讲习。

《小学古训》内容主要来自《小学》内篇，计二十则，黄佐自述次第曰：

首之以威仪、动作之则，次之以居处、执事、饮食、衣服之宜，又次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皆以立教、敬身端其本也。知敬身则可与适道矣，故明人伦次之。人伦既明，斯可与语弟子之职，故入孝、出弟、谨行、信言、泛爱、亲仁又次之。行有馀力，则以学文，故学文又次之。学文则六艺可通，故以礼乐、射御、书数终焉。6黄佐：《小学古训引》，《小学古训》卷首，清道光伍崇曜《岭南遗书》本，第1页a。

此二十则设置详密，层次清晰，先从言行起居讲起，再入孝悌谨信之道，最终归于六艺，颇得朱熹《小学序》所言“习与智长，化与心成”7朱熹：《小学序》，陈选：《小学集注》卷首，明崇祯八年（1635）内府刻本，第1页a。之要。《小学古训》每则内容皆由经典原文连缀编排而成，正文不过二三百字，又随文附有注释，注文浅显扼要，贴近蒙童生活实际。下举《小学古训》第八则“应对”并加序号为例：

①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手执业则投之，食在口则吐之，唯而起。诺应之缓，唯应之速。②侍坐于先生，先生问焉，终则对。③侍坐于君子，君子问更端，则起而对。④侍坐于君子，不顾望而对，非礼也。⑤长者问，不辞让而对，非礼也。⑥长者负剑辟咡诏之，则掩口而对。问终而对，欲尽闻所问之旨且不敢参杂尊者之言也。问更端，更易事端而见问也。起而对者，尊者意有所重不敢慢而应也。斩衰之丧，唯而不对，齐衰之哀，对而不言。《诗》曰“慎尔出话”，此之谓也。问则有对，唯居重丧应而不对。对而不言者，毁之至也。《诗·大雅·抑》之篇，“话言也”，下文有“白圭之戒”，慎言之谓也。

“应对”共引述了源于《小学》的明伦十三章（①）、七八章（②）、八〇章（③）、八五章（④）、七三章（⑤）、七五章（⑥）等六章《礼记》原典1按，本文引《小学》条目，皆以陈选《小学集注》（明崇祯八年内府刻本）所载《小学》正文顺序为据，《小学集注》成书于成化年间，是明清两代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小学》注本。各部分别排序，如明伦十三章表示《小学》内篇明伦部第十三章“《曲礼》曰：‘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小学古训》对《小学》各章并非照录，一些与主题无关的内容会被删减，如明伦七五章本作“长者与之提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负剑辟咡诏之，则掩口而对”2陈选：《小学集注》卷二，明崇祯八年（1635）内府刻本，第20页a～b。。前句系与长者相处时的动作要求，便为黄佐截去。

黄佐在《小学古训》中也编入了一些《小学》未取的经典内容，如此则中“斩衰之丧，唯而不对，齐衰之丧，对而不言”一句出自《礼记·丧服四制》，此句并不见于《小学》。至于末句“《诗》曰‘慎尔出话’，此之谓也”。更是黄佐本人综述前文之语。《小学古训》文本亦不尽遵从经典原貌，如首句“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手执业则投之，食在口则吐之，唯而起”3《礼记正义》卷二，中华书局1980年版（影印清嘉庆南昌府学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240页；陈选：《小学集注》卷二，明崇祯八年（1635）内府刻本，第19页a。系出自《礼记·曲礼》的“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见于《小学》明伦十三章，与出自《礼记·玉藻》的“父命呼，唯而不诺，手执业则投之，食在口则吐之手”4《礼记正义》卷三十，中华书局1980年版（影印清嘉庆南昌府学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484页上栏。，不见于《小学》，两句融汇而成。

《小学古训》的注释皆以疏通原文大义，破其疑难为主，不务考据，亦不深究义理，如前述“应对”中几处注文，辨“唯”“诺”之别，释“终而对”“问更端”等，皆在原文相对古奥难别之处出注，仅各以一句注文指点关节，并不整句作解。《小学古训》之注皆因循朱熹之语，并不引述他人注释。

黄佐对《小学古训》一书抱以极大的教化期待，在他编纂的礼俗教学著作《泰泉乡礼》中，黄佐要求社学学生每日早课时“十人一班，依齿序出就先生位前正立，量其少长，以《小学古训》直白教之，使力行于身”5黄佐：《泰泉乡礼》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四二册，商务印书馆2008年影印本，第616～617页。。知按其教学规划，此书之讲习无一日可废，而且必须身体力行。

嘉靖年间，胡松又撰有一部《删正小学》。胡松（1490—1572），字汝茂，号柏泉，南直隶滁州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胡庄肃公集》卷一存有《删正小学序》，序曰：

子朱子奋起百世之下，思以易之，而辑《小学》。今其书传遍夷夏，家藏而户有之。然初学小生犹苦难读，岂不以时杂大人长者之事，而非小子之所及知。又所采传记百家，语多简奥，加之贞妇烈女之行宜，别为书而悉附裁，故幼学病其繁也。余实固陋，窃复不自揆，量暇日取先生之书少加删润，要之一以孝弟慈让为本，间有旧逸弗载者亦僣附焉。6胡松：《删正小学序》，《胡庄肃公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九十一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5页。

胡松《删正小学》乃在《小学》基础上删难补逸而成，惜此书已佚，不可知其详细。揣摩序文，胡松似以“删润”为著述主旨，大概率并未改造《小学》的整体结构。

二、湛若水《古文小学》

嘉靖十二年（1533），黄佐正于粤中积极推广《泰泉乡礼》，并以《小学古训》教育蒙童。而同样出身岭南的前辈学者，时任南京礼部侍郎湛若水，则上奏了一部改造朱熹《小学》以教谕皇家子弟的著述《古文小学》。

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明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吏部、兵部尚书。湛若水师承陈献章，主张“随处体认天理”，强调“知行并进”“心事合一”，学术思想折衷于白沙、阳明之间，是心学兴起时期的代表人物。湛若水存世著作有《二礼经传测》《心性图说》等，有《甘泉先生文集》三十二卷存世。

湛若水编纂有《古文小学》九卷，此书唯有嘉靖刻本存世，今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典藏号2012402206）。该本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黑鱼尾，鱼尾下记题名、卷数、叶次，其中每叶既记卷中叶次，又记通书叶次，如图一，由于卷首有《进古文小学疏》《古文小学序》八叶，故首卷卷端之叶次记作“一、九”。此书钤有“索居斋家藏印”“有不为斋”等印。

图一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古文小学》《进古文小学疏》首卷卷端

《古文小学》卷首有《进古文小学疏》记其著述缘由曰：

小学者，小子之学也。即朱子序文所谓“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事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礼乐射御书数之文”是也，皆小子之职也，此小子可以服行而习之者也。若今所传朱子《小学》之书，“立教”“明伦”“敬身”三篇与前序所言不同，或杂以后世之文，涉乎大人之事，如“明伦”篇君臣、夫妇类非小子之职，未可以服行而习之者也。……臣不自揣，于居山时尝依朱子序文本意，采其散见于《礼记》者辑为《古小学》一书，首之以蒙养，次而扫洒，而应对，而进退，而事亲敬长，而隆师亲友，而礼乐射御书数，凡七篇，皆古文也，因为之集训。

湛若水以“朱子序文”为圭臬，指出朱熹《小学》中有部分内容与《小学序》有一定偏差，而是“杂以后世之文，涉乎大人之事”的产物。因此，他以《小学序》为出发点，重新搜集《礼记》中的相关文本，以《小学》为基础，另外辑成一书，题作《古文小学》。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小学序》提出，上古时原有《小学》一书，“其全书虽不可见，而杂出于传记者亦多”1朱熹：《小学序》，陈选：《小学集注》卷首，明崇祯八年（1635）内府刻本，第1页b。，湛若水延续了朱熹的这一看法并提出，古《小学》书中以《礼记》为代表的儒学经典内容，可以通过辑佚学的方法来重新编纂。另外，虽朱熹《小学序》并未提及“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这一层，然而《朱子语类》多有“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2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3页。等语，他认为“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在“事”的层面应在小学阶段学习，而其中的“理”在大学阶段方可融通，湛若水在《古文小学》中补出这一层次是与《小学序》主旨相合的。

《古文小学》分六类九卷：“蒙养”“扫洒应对进退”“事亲敬长上/中/下”“隆师亲友”“六艺上/中/下”。与朱熹《小学》，特别是以引用经部文献为主的《小学》内篇“立教”“明伦”“敬身”三部相比，《古文小学》在内容选择上体现出了如下差异：

第一，如《进古文小学疏》所述，《古文小学》各卷所取文本皆出自《礼记》（包括《大戴礼记》），不涉及其他经典。而朱熹《小学》内篇前三部共引书十三种，《礼记》虽为其中占比最大者，在三部一百六十八章占九十八章，然如《论语》（四十三章）、《孟子》（十章）等书在《小学》内篇的引用中亦举足轻重，特别在“敬身”一部中，引自《论语》（二十章）与《礼记》（二十二章）的章数已平分秋色。另外，在《礼记》诸篇中，《小学》内篇与《古文小学》皆引《曲礼》《少仪》最多，而《古文小学》所取篇幅范围更广。

第二，《古文小学》删去了《小学》内篇中“明伦”部“君臣之义”“夫妇之别”、“敬身”部“心术之要”“衣服之制”等类别，而如“立教”部、“敬身”部“威仪之则”“饮食之节”等类别亦经删选后散入他类。在湛若水看来，这些部类的内容属于“大人事”，而非小学所应传授的“小子之职”，不应编入《小学》书中。

第三，《古文小学》专设“蒙养”一类以代《小学》“立教”部，其内容主要从《内则》摘出，论生育、幼教、蒙养之事。《古文小学》又专设“扫洒应对进退”一类，所取皆是具体的礼仪规则，其中部分内容散见于《小学》“明伦”“敬身”二部。《古文小学》又设“隆师亲友”一类，多取《学记》《王制》等篇论尊师之道，在人伦关系上较《小学》内篇多出了“师生”这一维度。《古文小学》又专设“六艺”一类，广取《乐记》《射义》等专篇，及《王制》《少仪》等篇中相关内容，完善与扩充了《小学》教学的内容层次。

第四，与朱熹《小学》相似，《古文小学》亦有自注。湛若水《古文小学》自注并不系于句下，而是附于章末，且其注文远较朱熹《小学》自注繁复，除训释字句之外，更多阐释章旨大义，风格细密，多有新解。如《古文小学》卷六“隆师亲友”类引《曲礼》曰：“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在该章古注中，郑玄将“欢”释为“饮食”，“忠”释为“衣服”，孔颖达据此解释为“与人交者，不宜事事悉受，若使彼此磬尽，则结交之道不全”3《礼记正义》卷五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影印清嘉庆南昌府学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619页。，但意思仍不甚明晰。湛若水注曰：“欢谓好于我也，忠谓尽心于我也。尽人之欢，竭人之忠，皆责人厚者也，责人厚而莫之应，此交之所以难全也。……故曰‘君子之交淡以成。’”4湛若水：《古文小学》卷六，明嘉靖刻本，第8页b。湛若水《古文小学》注在孔疏基础上别出新意，提出在朋友相交时，如果倾尽了对方的好感与心意，那么就会带给对方“责人厚”的压力，而如果自己没有办法回应这种压力，就会损害朋友间的关系，由此他得出了君子相交应该“淡以成”的结论，使整句的解读更为圆融和切于实用。

综上，湛若水《古文小学》基本延承了朱熹《小学序》对古《小学》的理念，他为小学之教设置了清晰的层次分类，以“小子可以服行而习之”为标准，以《礼记》为单一的文献来源辑成新著，实现了对《小学》的一次承袭性的新编。

三、耿定向、刘元卿新编《小学》

明嘉靖年间，阳明心学兴起，在阳明心学理念下，一些学者已不再据守《小学》原典，甚至不再满足于删节改造《小学》文本，他们更期望借《小学》之主旨来新起炉灶，重做诠释，阳明后学耿定向的《小学经传》《小学衍义》即为其中典型。

耿定向（1524—1596），字在伦，号楚侗，人称天台先生，湖广黄州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官至户部尚书，著作存世有《硕辅宝鉴要览》《庸言》《先进遗风》等。耿定向学无专师，从学术主张渊源上近于阳明弟子、泰州学派创立者王艮，故《明儒学案》将其归入《泰州学案》。耿氏之学以“卫道”为重心，重申由孔孟程朱至于阳明构成的儒学正统，注重礼制，讲求外在言行匹配内在的良知。基于此，耿定向认为仁德应在礼乐中培养1按，有关耿定向对“礼乐”的看法，张斯珉先生《卫道之学—明儒耿定向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三章做了精彩讨论，可参看。，《明儒学案》引其论“扫洒应对”章曰：“子夏以本末原是一贯，即草木之根与杪，原非两截，故使从洒扫应对上收摄精神，渐使自悟，此悟后语也。”2黄宗羲撰，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三五，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20页。耿定向持论与朱熹《小学序》异曲同工。因此，从其学术主张看，耿定向重视教养礼制的《小学》一书实属自然。

耿定向编有《小学经传》一卷、《小学衍义》二卷，此二书全帙已无缘一睹，幸《耿定向集》收有《小学经传序》，其云：

学一而已，孰为大，孰为小？夫不失赤子之心，斯为大人。则豫大学之基，不可不谨小学之教也。古为小学者善，养其赤子之心，而勿使失焉耳。举斯心而善推之，斯为大学，非小学之外别有大学也。昔贤慨小学之教亡而辑补之，不知小学故未亡。记诵辞章之习滋而赤子之良牿，小学乃亡也。愚按《论语》“弟子”一章，即小学之经具是已。窃取六籍所载，义相属者，模《大学传》而汇次之，拟为《小学》。养蒙者诚率由此矩而不逾，俾赤子之心恒存弗失，则大人所以事君事长，动天地而同民物者，于是豫矣。《易》曰“蒙以养正，圣功也”，其斯之谓欤？3耿定向撰，傅秋涛点校：《小学经传序》，《耿定向集》卷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27～428页。按，标点有修改。

序中所言辑补《小学》的“昔贤”即指朱熹。朱熹《小学序》称古本有《小学》书，其内容散入经传，因此《小学》之编纂实际上为搜辑经传，恢复古制之功。耿定向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并不存在一部已经散佚的古本《小学》，古之“小学”指的是不失赤子之心的“小学”之教，《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一则，便是承担“小学”之教的“经文”。为说明这段经文，耿定向又从经典中辑出相关的内容，汇编为《小学经传》，用以替代朱熹《小学》。

耿定向之弟子焦竑又曾作《小学衍义序》，序曰：

余少侍先师耿恭简公于南都，尝语余曰：“先哲谓为学无小学一段工夫，故根基不立。朱子作《小学》以补之是也。顾‘入孝出弟’一章，幼学之大纲具矣。”因据为经，而择古嘉言善行胪列之为传，如朱子之例。书成，学者争传诵之，且如干载矣。侍御彭公督盐淮扬，嘉惠来学之意甚盛，业刻朱子《小学》布之，而谓是书不可不广也。复属余序而梓之。1焦竑：《小学衍义序》，《焦氏澹园续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一三六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52页。

知《小学衍义》的内容为以“弟子入则孝”章为准绳，如朱熹《小学》外篇之例，摘选古人嘉言善行作为实例与映证，以配合辅弼《小学经传》中的儒家经典文献。耿定向《小学经传》《小学衍义》二书的大体面貌，可从其门人刘元卿所编《小学新编摘略》中一窥究竟。

刘元卿（1544—1609），字调甫，号旋宇，人称正学先生，江西吉安人，一生讲学著述，创办有复礼书院。刘元卿师事耿定向，倡讲“即心即道”之说，一生著述丰富，有《江右名贤录》《山居草》《大学新编》等存世。

《小学新编摘略》是刘元卿对耿定向《小学经传》《小学衍义》二书所作的摘录，分“小学经传”“小学衍义上”“小学衍义下”三篇。

“小学经传”有经一章，即《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传六章，分别为“广孝”“广悌”“广谨信”“广爱众”“广亲仁”“广学文”。六章皆引“四书”“五经”相关内容排比而成，然与朱熹《小学》独钟《礼记》《论语》不同，“小学经传”同样广取《诗经》《尚书》之文。如“广亲仁”章：

《记》曰：“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见，闻流言不信。”

《诗》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易》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2刘元卿：《小学新编摘略》，刘元卿撰，彭树欣编校：《刘元卿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471页。

“小学经传”引文与朱熹《小学》差异显著，《小学》内篇引经侧重切于实用，所引皆是《礼记》《论语》中的礼制规矩；“小学经传”则广取诸经，以佐证衍说《论语》“弟子”章为直接目的，并不特别考虑经典文本切用与否。

“小学衍义上”亦分六章：“论孝”“论弟”“论谨信”“论爱众”“论亲仁”“论学文”，广取古今明贤之说以证“弟子”章。上取老庄，中取程朱，下至阳明、白沙，其中引二程、朱熹、王守仁之说最多，地位等同于《小学》外篇“嘉言”部。“小学衍义下”地位则等同于《小学》外篇“善行”部，取历代史传中符合“弟子”章相应品行的人物故事汇编而成，分“孝行”“悌行”“谨信行”“爱众行”“亲仁行”“学文行”六章。“小学衍义下”叙述事件较《小学》“善行”部更为简略，所述人物时代下限为明儒薛瑄、王守仁。

四、明人删节、改编《小学》的主要特点

（一）在施教理念上仍沿袭朱熹《小学》

朱熹《小学》的教学主旨，在于“扫洒应对”的日常行为礼节中，涵养蒙童的敬心，从而实现以事育德的教学目的。《朱子语类》有：

“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治心修身是本，扫洒应对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于所以然，则理也。理无精粗、本末，皆是一贯。3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10页。

问：“《大学》首云明德，而不曾说主敬，莫是已具于《小学》？”曰：“固然。自《小学》不传，伊川却是带补一‘敬’字。”1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0～371页。

朱熹以为，小学与大学在内容上的根本差别在于小学言事，大学言理，小学言其然，大学言其所以然。“所以然”是儒家的三纲领八条目之理，而“其然”的内容就是儒家的如何事父母，如何事君王，如何事兄长，如何处理夫妇、朋友之关系等纷纭复杂、百绪千头之事。朱熹在编《小学》时，将这些事按一定的话题组合排列起来，于是形成了内篇四部、外篇二部之规模。《小学》细述洒扫应对之事，旨在建立规矩让蒙童有目标地去一一施行，从而通过让儒家的道德行为、礼仪规矩在蒙童的日常生活中一再地发挥作用，使蒙童对这些礼仪行为一再地产生印象。在这一过程中，具体的行为方式便会不断地内在化与观念化，而事父母以孝，事君以忠，立身以敬等儒学道德规范则化生于心，于是敬心兴起，小学教育之目标由此达成。因此，正是在这些看似繁琐的具体执礼与行事中，朱熹寄托了养敬为主、收敛身心的童蒙教育之要旨。明人改造朱熹《小学》，虽在文本上做了删减、重编，但始终没有改换朱熹上述的施教理念。黄佐《小学古训》按“威仪、动作之则”“居处、执事、饮食、衣服之宜”“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为基准删节《小学》，较原典更为注重礼仪规范与行事准则。《古文小学》以《礼记》为参照，追溯其中的蒙童行为规范，进一步表明源出儒学经典的行为教育。《小学经传》《小学衍义》虽对礼仪规范的直接叙述较少，但注重折衷六经，为蒙童之“事”赋予更为宽广的儒学经典背景，并树立更多的儒家德行榜样。这些改造之作皆秉承着“以事育德”的理念，强调在蒙童教学中通过规范与引导蒙童的礼仪行为，在潜移默化间淳化其心性，培育其德行，从而为蒙童此后的修身进学，实现“大学”之要义打下基础。

（二）在施教取向上更重因时而变

从黄佐《小学古训》，到湛若水《古文小学》，再到耿定向《小学经传》《小学衍义》，明人对朱熹《小学》的删节、改编与新编呈现出更加注重因时而变的趋势。黄佐《小学古训》仍以《小学》作为施教的基础文本，为施教方便，从《小学》中摘选章目，略作补充后重编而得“节本”。湛若水《古文小学》直接将《礼记》作为经典依据，不再完全因袭《小学》征引文献，然其著述之主旨仍为朱熹《小学序》，基本理念与《小学》并无明显差异。耿定向《小学经传》《小学衍义》则借用了朱熹《小学》教养童蒙的著述主张，彻底重新编选了文本内容，转以《论语》“弟子”章作为《小学》之经。至此，虽有理念上的互通，但耿定向之书与朱熹《小学》已不再有紧密的文献联系，可视为受《小学》主旨启发而新编的一部兼具心学著作性质的童蒙读本。需要注意的是，明儒对《小学》的改造与阳明心学有一定的关联。正德、嘉靖年间，阳明心学的影响不断扩大，至嘉靖后期更是如日中天，当时之学者多风靡影从。王守仁本人也倡导重新审视朱熹著述，如他在讲习《大学》时，不沿用朱熹《大学章句》，转而提倡回归《礼记》中的《大学》原文，即《古本大学》，此举也开启了晚明改订《大学》文本之风潮2刘勇：《明代中后期的〈大学〉文本改订竞争运动》，《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三期，第149～161页。。湛若水《古本小学》、耿定向《小学经传》的编纂方式与王阳明恢复《大学古本》即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欲得朱熹《小学》教养蒙童之功用，又不满足于《小学》的内容编排，故各骋心思，对《小学》做出不同程度的改造与新编。王守仁在对童蒙教育方面，特别强调“各适其行”与“随材成就”3丁为祥：《王阳明的教育思想》，《贵州文史丛刊》2017年四期，第1～11页。，但基本的施教方式亦有定法，即“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1王守仁：《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7～88页。。在目的上，他认为儒家的孝悌忠信的人伦道德是蒙童所必应达成的施教目的，而“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则是达成目的的必然方法之一，这一主张是与《小学》的编纂主旨相恰的。但在“各适其行”“随材成就”的理念下，对蒙童礼仪规则的制定，应更倾向于要点式、内生性的引导，而不必执于对具体规则的广泛搜罗。《古本小学》《小学经传》放弃《小学》对经史文献的全面引录，转而回归儒家六经原典，即可体现类似的学术风格。

（三）在施教方法上更重切于实用

有明一代，儒学施教的受教群体年龄不断呈现出由长而幼的下移趋势，学者对童蒙施教的热心程度远迈前代。黄佐定《泰泉乡礼》，以乡约的形式强化和拓宽了社学功效，要求社师在讲授书本知识之馀，更为细致地、身体力行地对学生进行道德养成与督促。饱和的教学活动需要适用的教本，《小学》中繁复古奥的内容无疑会给教学带来不便——黄佐对《小学》所作的删节，当属教学过程中之必须。明代心学成熟之初，便有“以其简便、亲切、体贴的姿态融入生活中去”的文化期冀2朱承：《明代王学的基本政治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三期，第151～155页。。心学学者往往勤于讲学，湛若水讲学书院五十馀载，并曾亲订规章，讲“敬老慈幼、同门相爱、礼义相处”之旨，其义去《小学》不远3肖啸、邓洪波：《明代书院与心学践履：湛若水〈大科训规〉析论》，陈明、朱汉民主编：《原道》（第三十八辑），湖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9～82页。。而如泰州王艮一脉（耿定向即可系于其中），更是“大江南北，遍立讲台，男女老幼，樵子陶匠，贩夫走卒，不识字人，按期集会，一样听讲”4钱穆：《国史新论》，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46页。。儒学教学的广泛推行需要相应的文本依托，是以明代的各类乡约、善书层出不穷，训蒙读物亦较快发展，如吕得胜《小儿语》、吕坤《续小儿语》、程允升《幼学琼林》等著述皆流行一时。然而，在明人新创制的童蒙读物中，并无一种在自身之学理、官方之地位上堪与《小学》相比，《小学》作为一部既占有官学之文化地位，又讲求实用的进学入门之书，在儒学教化中始终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可见，湛、耿等人借《小学》之名目自订新编，实为理路方便之举，他们借傍《小学》的经典地位，重新勾画自己设计儒学教学图景，在当时的儒学施教理念发生变化时取得了巧妙的平衡。

五、《小学》定本的产生及其影响

终明一代，从朝廷到地方，从官学到私学，《小学》皆是蒙童教学过程中使用最多的教本之一。万历《江宁县志》记载明初社学的情形：“洪武中，每坊厢各建一区，以学行耆旧为之师，其子弟悉令通《孝经》《小学》诸书，诵读之声相闻。”5周诗修，李登等纂：万历《江宁县志》卷二，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刻本，第15页b。嘉靖《威县志》记载当地明中期“社学规程”：“凡军民子弟八岁以上俱令入学，读《小学》《家礼》等书，讲明义理，演习仪文，务俾气质雅饰、志向端严。”6王组修、胡容纂：嘉靖《威县志》卷八，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刻本，第24页a。嘉靖《惟扬志》记载陈选《小学集注》在社学中的应用：“成化间，提督学校御史陈选遵奉敕例严督，督淮扬等郡举行社学之教，又自注释朱子《小学》，俾知讲习，至今士风尚知向服。”7朱怀干修，盛仪纂：嘉靖《惟扬志》卷七，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本，第17页b。此外，在嘉靖《常德府志》、嘉靖《龙岩县志》、嘉靖《吴邑志》、万历《原武县志》等不同地方的明代方志中，亦多可见以《小学》为社学教本的相关记载。

桂萼、沈鲤、叶春及等热心办学者亦对《小学》青睐有加。桂萼（？—1531），字子实，嘉靖八年（1529）以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参预机务。桂萼奏请于社学中实行“四堂分习法”，主张童子在“学礼堂”习得省降拜揖之后即入“句读堂”，教习《弟子职》《孝经刊误》与《小学》，“讲说大义，约其身心”1桂萼：《论修明学政疏》，《文襄公奏议》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六十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80页。。沈鲤（1531—1615），字仲化，官至大学士。沈鲤撰有《义学约》一篇，设计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童蒙课程。按其设计，凡生徒入学，每日早课要依次授书、正字、讲《小学》一条，讲毕方始诵习当日课程，在他看来，《小学》是童蒙施教正心养性的基础教本，无一日不应讲习2沈鲤：《义学约》，《文雅社约》卷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八十六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03页。。叶春及（1532—1595），字化甫，官至户部员外郎。叶春及在惠安知县任上，广修文教，大办社学，并在社学中推《小学》作为主要教材。他还仿照乡约会讲，在《小学》的讲读中制发出一套带有仪式化的教学规程，每月朔望在“社学大馆”中演习3叶春及：《惠安政书十一·社学篇》，《石洞集》卷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二八六册，第511～512页。。

在运用于儒学教学的《小学》文本中，一部分是朱熹的《小学》白文，但亦有一部分是各类《小学》注本、节本、改编本。这些不同的文本在《小学》儒学经典化的过程中处于竞比关系。明初，由于当时的士林对朱熹学术的竭力推崇，循传统注书之例注解《小学》的著述涌现最多，如吴讷的《小学集解》与陈选的《小学集注》。而明中后期，前述《小学》的改编文本开始较为集中地出现，在地方，黄佐以《小学古训》训导社学诸生一日不歇，在朝廷，湛若水以礼部侍郎之位向嘉靖帝进献《古文小学》以期成为皇室施教蒙童之读本。这些都体现出明代学者对改编《小学》以形成更为简明实用的儒学童蒙教材的学术尝试。但上述情况也反映出，尽管明代前中期的学者们注重《小学》在教学过程中的功能调整，并得到明廷的推广，但始终并未形成一个通行的经典化定本，直至万历、天启以后，这一情况渐得以改变，在学者的建言下，明崇祯八年（1635），看到时机已至成熟，明廷谕令以成化间陈选《小学集注》为基础，在明中期以来各家学者注释、删改《小学》之尝试的影响下，编订了《御制小学》，序曰：

朕夙夜图治，追惟我祖宗朝教化洋溢，人才彬彬辈出，共致太平，抑何盛也。今海宇多故，动称乏才，揆厥所由，士子幼学时父师之教不明，即以利禄汨其心术，全不从德行立根，譬之树，本先拨，安望成栋梁之用？宋儒朱子《小学》一书，其教在于明伦，其要在于敬身，而古人嘉言、善行靡不备具，诚果行，育德之根柢，齐治均平之权舆也。朕敕谕礼臣，通饬督学及郡邑有司表章是书，以为士鹄，生儒非能熟习力践者，不许充试倖取业，已三令五申矣。复简阅先臣陈选集注，见其切要明晰，甚于《小学》有裨，爰命儒臣详加校订，正其讹舛，缮刻颁行之，使督学尽得如选其人，何患教化不行，人才不盛？庶无负朕觐扬先烈，广厉刊布之意云尔。4思宗朱由检：《御制重刊小学序》，陈选：《小学集注》卷首，明崇祯八年（1635）内府刻本。

《小学集注》是一部以朱子之说为主旨，融汇前代儒学经典注文与元代、明初多种《小学》注本形成的集注体《小学》，它具有体例清晰、简明晓畅、切要实用的注释特点。《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该注本曰：

（陈）选注为乡塾训课之计，随文衍义、务取易解，其说颇为浅近。然此书意取启蒙、本无深奥。又杂取文集子史、不尽圣言。注释者推衍支离、务为高论、反以晦其本旨。固不若选之所注，犹有裨于初学矣。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81～782页。

明中期学者改编《小学》是古代《小学》诠释史与应用史上的一次探索。在明代末期重奉朱学的风潮中，它们并没有在经典化的竞争中取代严守朱子解说的《小学集注》，其文本内容也未能直接纳入明代官方定本。然而，改编《小学》的一些理念与倾向，无疑在定本《小学》的编纂中起到一定作用。

一方面，改编《小学》与《小学集注》皆注重发掘《小学》的施教功能。黄佐、湛若水意识到朱熹《小学》原文在教学过程中存在若干的问题，期望通过修订文本以契合教学需求，时间略早的《小学集注》选择了以扼要明晰的文字来解释《小学》，为塾师蒙童提供教学方便。在《小学》注释史的早期，元末明初的一批“大部头”注本占据主流，如何士信《标题注疏小学集成》、夏《文公先生小学大全》、熊宗立《文公先生小学集注大成》等，这些注本采用集成大全的态度来解读《小学》，追求训释全面，考订周祥，以至于较为支离而且繁琐，不太适用于蒙童的教学。《小学集注》与改编《小学》都是突破原来的注释方式，使《小学》有助于现场施教的一种尝试。

另一方面，《小学集注》的版本选择与改编《小学》类似，有去繁存简的倾向。《小学集注》在明代曾多次翻刻，现有明弘治十八年（1505）王鍭刻本、嘉靖十七年（153昆冈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八八《礼部·学校·考试文艺》，《续修四库全书》第八〇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页。8）绍兴孙仝刻本、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霍冀刻本等八种明刻本存世，它们依据注释的繁与简形成了两个版本系统。如《小学》立教第二章有“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一句，简本的王鍭刻本注作“聘，问也。奔，趋也，谓不待聘而从之”1陈选：《小学集注》卷一，明弘治十八年（1505）王鍭刻本，第3页b。，繁本的霍冀刻本注作“聘，问也。奔，趋也，谓不待聘而从之。妻之为言齐也，以礼聘问，得与夫敌体也。妾之为言接也，得接见于君子，不得与匹敌也”2陈选：《小学集注》卷一，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霍冀刻本，第4页b。。在两个版本系统间，定本《小学》全部选择了简本的注释，明中期以来对《小学》删繁就简、去枝存干的取向，实为定本《小学》所延续。

崇祯定本《小学》影响了整个清代对《小学》的研究与运用。清雍正五年（1727），清世宗命儒臣重新校勘崇祯《御制小学》，并改题为《御制小学集注》，由武英殿颁定印行。乾隆年间，该本又收入《四库全书》。清代学者凡言《小学》，皆以此本为准绳。更重要的是，在清初的科举制度中，作为朱学之门户，《小学》一度被纳入童生试的考试范围。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规定“考试童生，出《四书》题一，令作时文；《小学》题一，令作论。通行直省遵行。”3昆冈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八八《礼部·学校·考试文艺》，《续修四库全书》第八〇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页。四十五年（1706）复准：“儒童正考时仍《四书》文二篇；覆试，《四书》文一，《小学》论一。”4昆冈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八八，《续修四库全书》第八〇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页。清代童试覆试极繁，往往正考之后覆试三次，但在部分府县，覆试可达五六次。参见潘遵祁：《府县试无庸多复议》，《西圃集》卷四。乾隆元年（1735），定覆试论题改为“《孝经》《小学》兼出”5昆冈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八八，《续修四库全书》第八〇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页。。乾隆八年（1742）又规定：“府试县试，于覆试时用《小学》命题，作论一篇，必通晓明顺者方准收取。”6昆冈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八八，《续修四库全书》第八〇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页。科举让清初《小学》一书得到了空前推广。乾隆后期，《小学》逐渐淡出普通科举，但在面向八旗子弟的翻译科中，自乾隆元年（1736）起，以《性理》《小学》试童生的制度得到了长期延续7英汇：《钦定科场条例》卷五八《翻译·翻译童试·附载旧例》，清咸丰刻本，第26页a。。

清中后期，《小学》仍在官、私教学过程中被广泛用作教材，如唐鉴《义学示谕》、周凯《义学章程》、梁家园《惜字馆义学条规》、李新庵《训学良规》等学规章程皆要求蒙童学习《小学》以为入门1分见于唐鉴撰，李建美点校：《唐鉴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周凯撰：《内自讼斋杂刻》，清道光周氏刻本；梁家园撰：《惜字馆义学条规》，清同治刻本；李新庵撰，陈彝订：《重订训学良规》，清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清代方志中对《小学》运用于乡、县、府学的记载亦不绝如缕。直到清末，随着新式学校的兴起与教育观念的变革，《小学》才渐渐缩小了使用空间。

明代学者对《小学》的改编活动，如明人黄佐、湛若水、耿定向所作尝试一般，在因循朱熹《小学》编纂理念的同时，重新组织文本，形成具有当时特点的新编《小学》，反映了明代儒学施教过程中出现的新变化，并对明清两代的童蒙施教过程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小学》作为一种体现传统教学理念和方式的载体，在较长时期作为童蒙施教课本，是研究我国古代教育史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