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德金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首要历史经验是“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5页。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国家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领导核心地位。然而，不管是随着普兰查斯和密利本德之争而兴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还是我国政治学界对于国家理论的研究，要么受到西方传统政治理论和治理理论认识论的影响，要么基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及其中国化不够全面的解读，往往局限于“国家-社会”中心的视角，未能将政党因素置于应有的地位。近年来，众多学者力图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以观照中国现实，主张将“政党”带进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并突出“政党”的核心位置(2)参见林尚立：《以政党为中心：中国反腐败体系的建构及其基本框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年第4期；杨光斌：《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中心主义》，《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景跃进：《将政党带进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反思与重构》，《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8期；郭定平：《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以政党为视角的国家理论研究逐渐兴起。为更好阐明政党视角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应有视角，不仅有必要对“国家-社会”中心研究视角的认识论局限加以反思，而且有必要重新阐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及其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和本质要求。

一、“国家-社会”中心研究视角的认识论基础及其局限性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往往受到西方政治学认识论传统的影响。正如普兰查斯所强调的，“认识论”对于科学研究具有极端重要性，因此有必要探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背后的认识论因素。普兰查斯指责密利本德在认识论上没有摆脱资产阶级认识论的影响，存在着“被对手的认识论原则无意识地和悄悄地污染”的风险(3)Nicos Poulantzas, “The Problem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New Left Review, Vol.58, Nov/Dec 1969, p.70.。殊不知，包括普兰查斯在内，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批判对象认识论的影响。密利本德是在“由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多元主义理论定义的方法论中挑战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而普兰查斯的认识论“也可以追溯到帕森斯、阿尔蒙德和阿普特的系统分析和结构功能主义方法”(4)Clyde W. Barrow, “The Miliband-Poulantzas Debat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ed. by Stanley Aronowitz and Peter Bratsis, Paradigm Lost: State Theory Reconsidered,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p.9.。他们在挑战资产阶级国家理论的同时，也受到了各种西方政治学研究视角的影响。对此，斯考克波评价道，这些较早的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者都“深受社会中心主义的假设的影响”(5)[美]埃文斯、鲁施迈耶、斯考克波编著：《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5页。。为此，斯考克波等人在学界发起了“找回国家”运动，在“国家中心”视角下强调国家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试图超越行为主义和多元主义，凸显了一种制度主义的认识论。但是，总的来看，因其认识论的限制，两种理论视角“所共有的一个主要缺陷就是对社会或国家两种政治行为主体一方的偏重，而忽略了社会整体性利益的表达，即缺乏有机连接二者的力量，造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6)张伟：《作为主导现代化进程新范式的“政党中心主义”》，《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1期。。此外，新千年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新兴治理理论以及国家回归学派认识论的影响，也有意无意地从“国家-社会”中心视角出发。为了进一步澄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应有的研究视角，有必要考察“国家-社会”中心视角的认识论本质，以及这种认识论的解释限度。

首先，“国家-社会”中心论弱化了政党的应有作用，无法充分阐释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国家-社会”中心论要么受到多元主义认识论的影响，要么受到结构功能主义或制度主义认识论的影响，因此，要么从多元角色、要么从制度要素出发，阐述市场、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和国家制度的关系，弱化了政党的应有作用。更重要的是，“国家-社会”中心论或多或少受到西方政党理论的影响，最多将政党看作社会多元主体中的一元，仅发挥代表和表达的功能。正如萨托利所说：“政党首先且最主要的是表达的手段：它们是工具，是代理机构，通过表达人民的要求而代表他们。”(7)[意]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6页。然而，就现实而言，政党在政治实践中并非简单地发挥代表和表达功能，或者仅仅充当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桥梁，而是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即使就西方具有较完备政治制度体系的国家而言，政党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譬如亨廷顿就关注到了政党的作用，尽管他认为在具备高度发达政治制度的国家中，“政党的作用是第二位的，是补充制度的力量，而不是填补制度真空的力量”(8)[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4页。。即使是“政党衰落”“政党危机”等悲观论调，也并非完全否定、排斥政党，而是从侧面呼吁政党变革与调适自身以摆脱危机。如卡茨和梅尔提出的“卡特尔政党”概念，给予政党与国家同等的地位，因为这一概念本身就意味着“政党与国家之间相互渗透”(9)Richard S. Katz and Peter Mair, “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 , Party Politics, Vol. 1, No. 1, Jan 1995, p.17.，在此过程中，政党不但不被削弱，而且在不断的自我调适中强化了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由此可见，即使是在西方，“政党”也是政治实践的关键要素。然而，“国家-社会”中心视角囿于认识论的局限，未能对西方政党的调适与变革作出充分阐释，进而难以阐明政党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中的应有作用。

其次，带有强烈“普适性”色彩的“国家-社会”中心论，难以充分解释后发展国家的“特殊性”。“国家-社会”中心论，往往用一种超历史的、“普适的”、静止的认识论看待政治现象，而不是将之看作一种历史的、动态的、具有社会特殊性的辩证发展过程。尽管历史制度主义者也会运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但其个案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构建普遍性的理论，如斯考克波就是为了构建超越个案局限的普遍性的革命理论。因此，“国家-社会”中心视角由于其超历史的、“普适的”、静止的认识论局限，容易将建构在西方经验下的理论范式，包装成“普遍适用”的“共识”输出到后发展国家，最终可能导致这些后发展国家沦为“失败国家”。究其认识论根源，在于“国家-社会”中心论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不管是注重社会力量作用的社会中心论，还是强调国家中心地位的国家中心论，都预设着这样一种潜在的前提，即一个国家须拥有稳定的政治结构。实质上，它们依托的是韦伯式国家观，但问题是，很多后发展国家并未建立起韦伯所设想的具有特定疆域、垄断合法暴力、建立起科层制的现代国家体系。诚如亨廷顿所说，政治权威和稳定秩序对于正处在现代化之中的后发展国家具有重要性，但对于已构筑起韦伯式现代化制度的国家，如美国，其本身的历史经验决定了他们无需考虑“创造权威和集中权力”，反而是“限制权威和分散权力”，故更强调社会力量(10)[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6页。。因此，不管是社会中心论还是国家中心论都未能充分考虑不同国家的历史特殊性。另一方面，“国家-社会”中心论无法充分解释政党在现代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由于“超历史的”认识论影响，“欧美国家否认政党是与国家和社会平行的结构性力量”(11)王侃：《以政党为中心的中国话语与中国道路》，《浙江学刊》2020年第5期。，西方学者和政治家没有把政党视为与国家和社会相媲美的力量，由此弱化了“政党”在西方现代国家形成中的特殊历史作用。诚然，就西方政治实践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成熟的政党是国家秩序和宪政体制的产物，但这并不构成低估政党应有作用的充分理由，因为在西方现代国家的形成中政党本身就构成了其宪政体系的重要元素。换言之，与现代国家一样，政党也经历了从不成熟状态走向成熟状态的过程。因此，更确切地说，西方现代国家与政党的形成是一种相互形塑的同步过程。这些低估政党作用的理论范式更无法解释后发展国家的缔造历程。在诸多后发展国家中，“政党是社会政治危机的产物，是现代化的领导者和推动者”(12)王邦佐：《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3页。。比如，在中国走向独立自主的过程中，政党锻造了军队，创建了国家秩序。

最后，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的治理理论也未能超越“国家-社会”中心论的认识论局限，致使政党被置于更低的地位。诚然，治理理论试图超越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框架，形成涵盖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多元主体在内的网络状治理格局，但就其认识论实质而言，难掩其弱化政党权威的倾向。治理理论的认识论前提是“实证主义认识论(positivist epistemology)，属于经验主义(empiricism)认识论”(13)翁士洪：《论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中国治理评论》2014年第1期。，主张知识来源于经验。对于治理理论的代表性学者来说，其拥有的经验显然是西方语境下的经验，这种经验强调“无需政府”的治理和“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建立在这种经验基础上的认识论呈现出强烈的“去中心化”“去权威主义”倾向。哪怕治理理论强调再多的“价值中立”“中性意义”的立场，都掩盖不了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其“新自由主义”本质昭然若揭(14)参见王绍光：《治理研究：正本清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这种认识论立场，决定了在治理理论中，“国家只是众多权威来源中的一个，只是众多组织中的一个”(15)James N. Rosenau, “Toward an Ontology for Global Governance”, ed. by Martin Hewson and Timothy J Sinclair, Approaches to Global Governance Theor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295.。随着国家地位的降格，政党地位也就进一步被弱化。诚然，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并达成合作和共识或许是一种可取的理想状态，但是，强调治理过程中每个主体的平等地位，无疑意味着“政党没有什么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至多只是多元主体之一”(16)郭定平：《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由此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政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空间。

可见，不管是“国家-社会”中心论，还是对其试图加以超越的治理理论，都明显受到西方经验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西方认识论的局限，未能赋予政党以应有的地位。这种弱化政党作用的理论视角，即使就西方经验本身而言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更何况应用到后发展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分析当中。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应该摆脱这种认识论的纠缠，从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本真逻辑出发，或能找到另一种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更具积极意义的研究视角。鉴于此，如要跳出基于西方经验传统的“国家-社会”中心框架，政党视角的国家理论研究或是另一种可替代的方案。

二、政党视角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应有视角

如果政党视角是国家理论研究的另一种可替代方案，那么它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内在逻辑？通过对经典著作更深层次的解读，我们发现，不管是基于唯物史观的内在逻辑，还是出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实践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特别看重无产阶级政党在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对政党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议题进行持续和连贯的分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忽视了这些问题。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多种意义上都给予政党以重要乃至优先的位置。首先，就唯物史观的表述本身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为“政党”等上层建筑因素发挥作用留下足够的空间。诚然，由于论战的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17)《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3页。。对政党这一上层建筑要素更是如此，除了人们熟知的《共产党宣言》这一纲领性文件外，马克思和恩格斯似乎很少专门论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政党”等上层建筑。正如恩格斯所说，“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18)同上，第591页。。换言之，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党”也是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实质上，从1846到1848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开始思考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的地位问题”(19)[法]米歇尔·罗伊：《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赵超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8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领导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到改组“正义者同盟”，进而在他们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政党是领导无产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走向自我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的引领者。可见，无产阶级政党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预设前提和应有之义。

其次，在探讨无产阶级专政何以可能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优先地位。如果说，“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西方的政党体系并没有发挥作用，只是在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解决之后——也就是在宪政统治被接受之后——才运作起来”(20)[意]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第37页。，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则是无产阶级政党打碎旧国家机器后重新构建的结果，即无产阶级政党先在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原来意义上的国家”(21)[德]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4页。的优先性，强调必须摧毁一切旧的国家机器。据此，恩格斯强调必须首先“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22)《恩格斯致格尔松·特里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78页。然后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进而构建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正如马克思在给弗里德里希·波尔特的信中指出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自然是以为自身夺得政权作为最终目的，为此当然需要一种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在经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的预先的组织。”(23)《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波尔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369页。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通过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认识到，缺乏自己政党组织领导的“偶发的”“零散的”工人运动，或是遭到政府当局的疯狂镇压、或是沦为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难以实现自身利益，因此，自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以来，他们始终将无产阶级政党置于夺取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胜利乃至整个工人阶级运动的优先地位。

再次，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见证无产阶级政党成为一国执政党，也没有专门论述无产阶级政党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在过渡时期不重要了，相反，他们依然把无产阶级政党看作是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领导核心。在《法兰西内战》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24)[德]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51页。；二是公社由“市政委员组成”，“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25)同上，第154页。一旦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政党与国家及其委员会是何种关系？对此，不管是在《法兰西内战》，还是在其它文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详尽回答。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逻辑，我们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们依然认为，在新型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仍处于领导地位。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强调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政党的一致性。马克思在描述八小时工作制运动时就指出，“如果说这种运动以某种预先的组织为前提，那么它们本身也同样是这种组织发展的手段。”(26)《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波尔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369页。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更是强调，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7)[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按此逻辑，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机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工人政党掌握国家政权。此外，在某些具体的表述中，恩格斯更是直接表明了这层意思。譬如，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恩格斯就直接提到“我们的党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28)[德]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9页。这样的词句。可见，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对夺取政权后的无产阶级政党展开具体详尽的阐述，但是仍有证据表明，他们依然将夺取政权后的无产阶级政党视为新型国家的领导力量。正如巴迪欧所说：“政党也是一个高度集中和有纪律的组织者，其能力完全是在于接管国家权力。它担负着建立新国家的任务，也承载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使命。”(29)Alain Badiou, The Communist Hypothesis, trans. by David Macey and Steve Corcora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Press, 2010, p.182.

密利本德曾指出，马克思和列宁都强调阶级和政党的作用，但马克思更强调阶级的作用，列宁更强调党和组织的作用。(30)参见[英]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29-132页。密利本德对马克思的评判或许有待商榷，但他对列宁的评价则是中肯的。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较少直接论述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关系，只能通过相关阐述来推定的话，那么列宁则详尽明确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建构和治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的领导核心地位。首先，列宁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构建的优先地位。列宁在实践中并未机械地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是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基本原理与实际应用结合起来，将本质规律与具体现象统一起来，从俄国所处的具体历史情境出发，积极地将“政党”这一上层建筑要素运用于国家与革命的实践当中，使其在国家失序、社会混乱的俄国，成为填补权力和权威“真空”的不二之选。对此，亨廷顿评价道，通过强调“政党”以及“政治的优先地位”，建立起“强大的革命组织”，列宁“为政治秩序奠定了先决条件”(31)[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77页。。列宁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因为“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32)《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5页。因此，在列宁看来，“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33)《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5页。

其次，列宁具体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如何掌握国家和治理国家的问题。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对议会制的批判，强调苏维埃组织要摒弃“资产阶级民主制消极的一面，即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的议会制”。(34)《俄共(布)纲领草案》，《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在这种前提下，无产阶级政党可以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及其任命的机关来掌握新型国家机器。列宁指出，“党的代表大会……尽可能把各个积极组织的所有代表团结起来，任命中央机关”，“使它们成为党的最高机关”。(35)《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8卷，第397页。在《工人论党内分裂》中，列宁明确了要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现党对国家的具体领导。此外，列宁还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国家各项具体工作的领导问题。他不但强调党对公职人员的培养和领导，比如强调“全党必须系统地、逐步地和坚定不移地为中央机关培养称职的人”(36)《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列宁全集》第8卷，第88页。，要“把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放到重要岗位上去，而且不断提拔他们”(37)《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7页。，而且强调“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38)《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81页。。可见，列宁将无产阶级政党置于对无产阶级专政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领导的地位。

显然，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不管是夺取革命的胜利，建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治理，无产阶级政党都是领导力量，处于中心地位。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各项事业领导核心的地位，是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因此，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理应确立政党的研究视角，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应有视角。

三、政党视角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实践逻辑的必然选择

就中国的国家理论研究而言，政党视角不但是由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般逻辑所决定的，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的实践逻辑所要求的。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国家制度，因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中，政党视角是不可或缺的。只有从政党视角出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何以凸显了政党的地位和作用，也才能理解何以形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国家制度，进而揭示其内在的独特逻辑。

首先，从政党视角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基本国情中的政党因素。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首先是与我国基本国情相结合的过程。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因应我国不同阶段的国情特征、不同时期的矛盾挑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得到不断凸显。回顾党的百年历史，不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抑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同时期的国情特征都表明，不管是为争取国家之独立，还是为确保社会之稳定和发展，都需要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然而，谁是强有力国家的缔造者和建设者？谁是稳定秩序的构建者和维护者？二者的答案无疑都是中国共产党。可以说，党的百年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39)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7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40)《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4页。而无产阶级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41)《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1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底子薄弱，“缺乏现代经济与社会基础的条件”，因此要实现现代化就必定要借助有效的领导力量，而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的中国共产党，便顺理成章地“在国家成长中”占据“中心地位”、发挥“核心作用”(42)林尚立编：《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6页。。改革开放带来了“急剧的社会变革”(43)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536页。，面对价值多元、利益分化、社会失衡等挑战，“现代政党”似乎是应对这些挑战的“唯一手段”(44)[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张华青、何俊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1页。，而中国革命建设的内在逻辑、历史形成的路径依赖、政党自身的领导力等因素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改革开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国内外风险挑战不断，反观世界上一些大国的崩溃或者衰败，“其中一个普遍的原因就是中央权威丧失、国家无法集中统一”(45)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20页。，以史为鉴，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之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亟需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和核心统筹全局、协调各方。

由前观之，尽管四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国情有所不同，但它们的特征都指向一种共同的诉求，即需要强有力的组织来构建强有力的国家以实现民族独立、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历史实践表明，这个强有力的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显然，从政党视角出发，更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我国基本国情始终指向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核心的内在逻辑。就中国国情的内在逻辑而言，党的领导就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46)习近平：《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求是》2020年第14期。。“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首要历史经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47)《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65页。。

其次，从政党视角出发，才能更好地融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素。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就是要构建一种既体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诉求，又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底蕴的国家制度，即在国家制度安排中将马克思主义价值诉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底蕴有机结合，而中国共产党就是实现这种结合的领导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48)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页。中国共产党反对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始终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据此，只有从政党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揭示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性，才能真正理解这种结合何以可能。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完全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4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52页。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价值诉求，既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核心纽带，又是推动两者结合进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内在动力。中国传统文化倡导“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则坚持人民群众的政治主体地位，以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作为最终价值诉求。可见，这两者都体现了对“人民”的重视，它们的融合必然指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诉求。因此，“以人民为中心”既是新中国国家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也是其根本的价值追求，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自然也就成为这种制度的领导力量。诚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50)《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5页。我国的国家制度必须扎根于“人民”之中，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契合性的必然指向，也是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最后，从政党视角出发，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我国政治制度优秀传统与政党中心的内在关联性。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1)[德]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0-471页。任何历史活动和实践都是在已有的、继承下来的历史传统基础上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也不例外，不应抛弃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国家政治制度传统，而应吸纳其积极因素。“大一统”基因绵延至今，一个统一的、整体的中国既是历代中国人的政治选择，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传统的优秀成分。对中国而言，“大一统是中国之轴，失去了大一统，中国也就失去了整体存续的基础与价值”(52)林尚立：《大一统与共和：中国现代政治的缘起》，《复旦政治学评论》2016年第1期。。大一统的国家传统蕴含的集中、整体、统一的特性，内在地要求我们通过集中力量维系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建设现代国家。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最终将这种源自大一统国家传统中的力量，赋予了能够凝聚民心、能够“动员与组织人民进行革命的革命党”(53)同上。，即中国共产党。因此，从政党视角出发，彰显我国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政党因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厘清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国家建构与政治制度优秀传统之间的内在逻辑。

从政党视角不难看到，我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最初探索基本上就是政党制度选择的过程。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最初也尝试过完全西方化的政党制度，模仿西方国家的议会选举、多党竞争，但最终陷入党派攻讦、相互倾轧的泥潭，所谓“三权分立”的西式国家制度无法承担起凝聚社会力量的使命。孙中山意识到，只有构建一个全面主导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政党，才能符合中国政治制度优秀传统的独特逻辑，才能满足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需要。基于此，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走上了“以党建国”的探索道路。可以说，“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中,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其实就是选择政党的历史过程。”(54)齐卫平：《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角色使命和责任担当》，《求实》2015年第7期。国民党曾经作为整合国家社会的“领导核心”走上历史舞台，但由于“社会基础比较窄”，“组织基础比较弱”(55)王绍光：《政党政治的跨国历史比较》，《文化纵横》2018年第4期。，组织能力相当有限，并且在实行“以党治国”的过程中剥夺了其他各党派的平等权利，带有“威权主义政党”的排他性特质，最终走向衰败。与之相较，中国共产党扎根群众、凝聚群众、领导人民军队，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最终成为全面领导国家和社会的核心。更重要的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国家政治制度，并非某些西方学者所谓的“威权主义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也不是具有排他性的“威权主义政党”。相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良好关系，构建了充分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显然，从政党视角出发，才能更好地阐明我国以党建国的政治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我国政治制度优秀传统相结合的结果。

综上所述，不管是基于对“国家-社会”中心视角的反思，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问题的理论逻辑，抑或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的实践逻辑，政党视角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应有视角。诚然，政党视角并不意味着对“国家-社会”中心视角的全盘否定，实际上，社会中心论对社会力量的关注，国家中心论对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等要素的强调，均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相较而言，政党视角不但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传统，而且更契合我国发展实际，在研究我国国家治理问题时更具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