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红凯

关于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的研究并不是一个新的议题。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党和理论界对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的研究已经形成了相较稳定的成果和结论。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对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的研究和评价，尽管充分肯定了其试图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观愿望，但对其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论评判在整体上还是批判性和否定性的。研究者更多地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既定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一种“先入为主”式的回顾和判断，是一种基于经验事实层面进行理论认知和价值判断的“潜意识”反思和审视。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清晰呈现出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在实践层面应有的正反意蕴，但同时也遮蔽了这一思想在理论价值层面的广阔空间和潜在价值，局限在毛泽东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阐释框架之中。

因此，在超脱既往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回到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的原生语境，细致梳理这一思想形成发展的脉络，便会发现在似乎已经封闭的研究空间中仍闪耀着一束孱弱且坚强的星星之火，指向毛泽东发展生产力的另一条蹊径：不是生产关系变革，而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融汇结合的社会关系变革，才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之路。

一、“生产力——社会关系”：毛泽东发展生产力的二元互动模式

在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构成了一个完整严密的话语体系，并且形成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辩证统一的动态发展系统。在这一宏观、既定的理论框架中，需要重新审视“社会关系”在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什么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变革在毛泽东的思想结构中处于何种位置？它与生产关系变革和上层建筑变革有何种关联？到底是生产关系变革还是社会关系变革才是毛泽东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举措？

毋庸置疑，无论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发展生产力，他指出：革命的“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1)《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2页。从目前学界相关研究成果来看，毛泽东变革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已是学界共识。但为引入本文所要探讨的议题，仍有必要再次回到毛泽东的著作文本，重新研究分析毛泽东的思想话语，对其发展生产力思想的辩证框架进行简要的回顾和审视，在回归文本中确定毛泽东发展生产力的模式架构。

唯物辩证法是毛泽东分析社会发展动力的根本方法论，只有基于辩证法的视角才能深入把握他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认知，也才能对其发展生产力思想有更为科学、准确的理解。毛泽东认为矛盾是世界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在于其内部的矛盾运动，“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2)《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2页。。因此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矛盾要素的辩证运动中来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3)《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0-131页。。可以看出，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是一个动态的、辩证的、发展的结构系统，而不是生产力静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僵化关系或生产关系单向决定生产力的生硬结构。

毛泽东认为生产力是最具革命性的因素，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因此同与之相对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时常发生冲突和矛盾，而当这种冲突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当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求时，必然要在生产关系领域以及上层建筑中发生革命性的变革，这种变革可能是主动性的改革，也有可能是被动性的革命，而党改造社会的主观能动性的介入点就在生产关系这里，这正是毛泽东强调“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4)同上，第131页。“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5)同上，第303页。的缘由所在。所以从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话语的直观表达来看，他一直强调必须重视生产关系研究。他在承认生产力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倾向于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来适应并刺激生产力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6)《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5-326页。。即使是进行上层建筑的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改变国家机器，其目的也是以此为根据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以便发展生产力，“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7)《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2页。从历史事实看，也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方法指导下，毛泽东才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一直强调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就是要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公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惟一的经济基础。

从上可以看出，无论理论界的研究，还是毛泽东发展生产力的话语表达，抑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事实，似乎都确证了毛泽东过于强调推进生产关系变革来发展生产力的理论主张，逐渐形成了关于毛泽东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二元或“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三元话语框架。但通过细致梳理毛泽东发展生产力的论述后，相较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众所周知的因素，我们会发现还有一个被提及不多但却极其重要的因素，即“社会关系”。

在毛泽东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谈话中，有两次提及“社会关系”。一是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上层建筑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8)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这里毛泽东将上层建筑纳入社会关系之中，但显然社会关系的内涵空间更大，其不仅包括上层建筑，应当还包括其他内容，但毛泽东在此并未作出说明。二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当读到教科书上的“过渡时期包括整个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要消灭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这里时，毛泽东说：“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49页。在这里，毛泽东对社会关系概念的内涵进行了丰富发展，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人类社会的主要领域都纳入了社会关系之中。

从这两段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社会关系一词的概念界定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即由将上层建筑界定到社会关系范围之内到后来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统归为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一词虽然在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话语中只出现两次，但却意义非凡，它的出现使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突破了传统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二元模式或者“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三元模式，形成了“生产力——社会关系”的二元互动模式，呈现出更为独特的理论蕴涵。这样，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就超出了通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变革反作用于生产力发展的传统理解，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一是上层建筑的变革也一种社会关系变革；二是为发展生产力而推动的生产关系变革和上层建筑变革可直接界定为社会关系变革。毛泽东强调，发展生产力不能只通过生产关系变革或上层建筑变革的单一工程推动，而是要通过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二者联动变革的系统工程进行，即是说要通过社会关系变革推动生产力发展，这是毛泽东社会关系变革的核心指向。“技术的革命、生产关系的革命、上层建筑的革命，要同时并进，互相结合，要经常注意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2页。。我们需要从毛泽东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概念界定中更进一步把握毛泽东所强调的社会关系变革的根本意蕴，进而得出毛泽东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话语体系根本上是一种旨在实现人与人社会关系变革的“生产力—社会关系”的二元互动模式。

二、社会关系的具体呈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且具有真切的实际意义。从宏观上来看，毛泽东关于社会关系的概念界定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部分内容。那么社会关系的具体表现为何呢？在整体把握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的基础上，通过他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概念界定，会发现三者之间存在交叉重叠的部分，而这三者间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交汇贯通之处，正是准确定位社会关系内涵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对生产力概念的界定有其独特的理解，何谓生产力？他指出：“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就是社会的生产力。”(11)《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5页。生产资料意指生产过程中必要的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一定情况下，毛泽东也会将生产力直接简化界定为生产者和生产工具两项。在他的认知中，生产对象是既定的客观存在，它的内在能量的转化和释放只能通过生产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以及生产工具的创造性运用。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直接强调生产力主要就是劳动者和劳动工具两项，其中尤其强调劳动者的主体能动因素，“生产力的首要部分是人，是劳动者，是工人和农民”(1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53页。。关于生产关系概念的界定，毛泽东指出：“我们都讲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讲的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谁占有生产资料)。二是谁占统治地位，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讲相互关系。……三是分配。这都是讲生产关系。”(13)同上，第552页。同时，他还强调，人与人在社会生产中结成的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主要方面，“人们为着要进行生产，就必须在生产过程中彼此发生一定的相互关系，否则就无法进行生产。因为人们的生产从来就是社会的生产，不能孤立地进行生产。这种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就是社会的生产关系”(14)《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55页。。就上层建筑的概念而言，毛泽东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现实的基础，而法律的及政治的上层建筑物，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竖立起来的”(15)同上，第57页。，上层建筑还包括政府、意识形态、文化、艺术等要素，这些要素的核心点也是围绕着作为主体的人展开的。人不仅是独立的个体，也是身处社会之中的群体，是社会性的存在，其自身不仅深深打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烙印，而且受文化、法律、道德、制度等约束，且无论规章制度或是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等作用的发挥，都要借助人这一社会的主体才能实现。从毛泽东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概念界定中可以看出，三者虽各有其边界，但却是一个辩证统一、动态发展的系统，而三者的交汇贯通之处、统一运转之轴，就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

在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的话语表达中，作为主体的人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力量，生产关系的主要表现就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力量也要通过人这一必要中介才能集中展现。即是说，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毛泽东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概念群的交集部分。如果从宏观上来说，社会关系是一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和，那么从更加具体和细微角度来说，社会关系即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交集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也恰恰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经典论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

三、社会关系变革：通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化推动生产力发展

既然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联动变革的集合点在人，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发展生产力，实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联动变革，就要抓住主要矛盾，清晰定位到其交集处，即作为主体力量的人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方面，也只有抓住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变革，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才能从最根本处推动生产力发展。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上层建筑基本确立之后，只有实现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变革尤其是打破社会关系上陈旧的条条框框，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以此来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才能，生产力才能大大发展起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毛泽东传》指出：“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关系，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他执着追求的一种理想。他认为，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一旦建立起来，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劳动热情、生产积极性就会解放出来，成为无穷无尽的力量。”(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52-1753页。这即是毛泽东社会关系变革的根本旨向。那么如何进行社会关系变革来达到人与人相互平等的目标呢？在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中，社会关系内含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方面，因此，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变革也主要是通过这两方面来进行。

首先，变革生产关系。毛泽东认为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变革，将为实现人与人的平等社会关系奠定根本基础，“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18)《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1页。。因为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依附关系、不平等关系根本上是由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同造成的，这是毛泽东以唯物史观分析人类社会所得出的深刻见解。他一针见血指出封建社会农民和地主之间关系的本质所在：“生产资料的使用，例如农民使用(租用)地主的土地，只是地主对于土地的所有关系的结果，这种所有关系表现为佃农对地主的隶属关系(人与人的关系)”(19)《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3-64页。。因此，要打破这种不平等的隶属关系、剥削关系，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平等关系，在根本上就是要变革生产关系，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变革的根本举措，也是毛泽东为何如此重视生产关系变革的根本缘由所在。

其次，变革上层建筑。毛泽东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完成以后，不能自然而然地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就会建立，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2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17页。，而且“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21)《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5-136页。。因此，在生产关系领域进行所有制革命之后，要进一步完成社会关系变革，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就要对上层建筑领域进行革命性变革，重要的突破点就在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艺术等方面。如要重视制度之于人的重要作用，他指出：“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2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29页。。因此，就要敢于改变或打破那些造成人与人之间产生对立、等级和隔阂的制度。就国家机关的制度改革来说，“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2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56页。；而对企业的管理来说，主要“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24)《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5页。。

此外，还要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主要包括批判封建主义特权思想、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思想，树立共产主义集体精神等。为此，毛泽东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整风运动，致力于祛除他称之为“国民党作风”“旧社会习气”的不良思想文化，要求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他指出：“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25)同上，第417页。，“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攻破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第4册，第1751页。。毛泽东特别强调，上层建筑的制度方面和思想文化方面都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27)《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5页。。

概言之，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强烈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通过这种平等关系的建构激发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只要激发人民群众的潜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可以创造一切奇迹，这并不是一个直线条、单向度的论断和命题，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很容易得出毛泽东犯了主观唯心主义认知错误的简单结论。实际上，毛泽东这个重大命题其背后是以一整套由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关系等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建构起来的严密、完整且独具特色的思想观点作为支撑的。也只有将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实现置于毛泽东关于发展生产力的“生产力——社会关系”二元互动模式中，才能对其进行辩证、深刻和准确的理解。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实现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联动变革的集中体现，也即是社会关系变革的集中体现，是社会关系变革之所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四、一个开放性的议题：毛泽东社会关系变革命题再思考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已经可以粗线条勾勒并确定毛泽东“生产力——社会关系”二元互动模式的基本逻辑，即社会关系变革而非生产关系变革才是毛泽东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举措。毛泽东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并对其进行了独特的发展和创造，在传统 “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二元动态模式或“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的三元动态模式中，他引入“社会关系”这一重要概念，并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纳入社会关系之中，以此进行了革命性创造，使传统的生产力发展模式转化为“生产力——社会关系”辩证统一的二元互动模式。毛泽东认为只有进行社会关系变革，才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举措。而社会关系变革的聚焦点乃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革命的交汇处——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指向乃是希望实现社会的平等、公平来激发人民群众内在的积极性和磅礴力量。他“试图颠覆中国传统差序格局所构成的社会政治‘身份’体系，以前所未有的激进方式，通过重建政治‘身份’的途径，执著推进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28)萧延中：《“身份”的颠覆与重建——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的伦理基础》，《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为了推进社会关系变革，实现人与人的平等，在经济基础领域，他不断改变生产关系，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试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处打破人与人之间依附、剥削、对立的关系；在上层建筑领域，他不断尝试进行多种制度改革，并进行思想领域、文化领域的“革命”，在人民群众的灵魂深处祛除旧疾，播种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精神火种。对待毛泽东“生产力——社会关系”二元互动模式这一精密复杂的理论学说，如何超脱既往的曲折历史和苦痛历史记忆的纠缠，从更宽阔、更长远的时空中客观评析其思想内涵和价值诉求，这的确是一个应该更加严肃、深入思考的问题，甚至也成为当下如何评估毛泽东的思想、把握毛泽东的思想内在价值的重大议题。

如果从纯理论的维度来审视毛泽东的“生产力——社会关系”二元互动模式，就会发现这一思想展现出如此独特的价值和魅力，它无疑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思想的发展和创新。然而，一个看起来似乎竟无懈可击的理论学说在走向历史实践的过程中缘何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毛泽东关于发展生产力的“生产力——社会关系”二元互动模式留给今天的是否只是事实层面的经验和教训？这些都需要学者冷静下来认真思考。

而在实践中，毛泽东所期望实现的社会关系变革仍是一个未能完全实现的梦想。尤其是如何在现代化的快速进程中确保人民主体地位和社会平等的实现，推动思想文化模式的现代化转化等等，这一系列重大的时代课题和现实问题，迫使我们在回顾毛泽东社会关系变革思想时，必须跳出历史记忆的枷锁，重新审视它跨越时空的内在价值。毛泽东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时刻关注人民主体地位的弱化现象，并通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联动变革实现社会关系变革，极力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以使人民群众在获得主体身份的过程中释放内在的激情和力量从而加速生产力的发展，这为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走自己的路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也是值得我们继续深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开放性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