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现实主义

2022-04-03赵炎秋杨旭

江淮论坛 2022年1期

赵炎秋　杨旭

摘要：马克思和恩格斯青年早期在文学上是浪漫主义者，1843年左右逐渐转到现实主义上来。马克思、恩格斯转向现实主义的原因，一是因为其早期思想的进步和浪漫主义的“不彻底性”，二是由于其所生活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问题的充分暴露和现实主义文学的盛行，三是其哲学思想的唯物性和实践性，四是其无产阶级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支持现实主义长达50年之久，其现实主义文学观高于当时欧洲现实主义作家和批评家的现实主义思想，具体体现在表现现实的彻底性、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独立性的肯定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并未过时，它对我们理解当代哲学社会思潮，理解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本身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现实主义;文艺思想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2）01-0163-010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但这并不意味文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中无足轻重。一方面，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和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宗教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文艺思想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终身都保持了对于文艺的关注与热爱，他们将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之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和阐述，形成了丰富复杂的体系。而在其文艺思想中，现实主义又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现实主义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而且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与19世纪欧洲文艺思想的关系，促进我们对现实主义的进一步理解、坚持与发展。

一、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

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是现实主义的，但马克思、恩格斯并非天生的现实主义者。青年早期，他们在文学上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倾向，甚至可以说是浪漫主义者。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

其一，从理论上看，青年早期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文艺思想上倾向于浪漫主义。马克思1835年就读波恩大学时，充斥其头脑的是康德、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1837年夏天，他参加了由青年黑格尔派在柏林组织的“博士俱乐部”活动，成为青年黑格尔分子，思想从主观唯心主义转到客观唯心主义。大学读书期间，他曾选修当时唯一健在的德国早期浪漫派思想家奥·施莱格尔的《荷马研究诸问题》和《普罗佩尔提乌斯的哀歌》两门课程，思想上受到施莱格尔的影响。浪漫主义重视主观、个体，强调自由等思想在早年马克思的思想中都有体现。如在发表于1842年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马克思用反讽的笔调批判德国当时实行的书报制度，批判当时德国统治者“不愿把自由看作是理性的普遍阳光所赐予的自然礼物，而想把自由看作是明星的特别吉祥的组合所带来的超自然的礼物，因为他们认为自由仅仅是某些人物或某些等级的个人特性，所以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得出结论说，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是有害的思想，是‘有逻辑次序的体系’的幻想。为了拯救特权的特殊自由，他们就斥责人类本性的普遍自由”[1]。在同年发表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马克思批判新的检查令“剥夺了报刊出版者本人的全部意志”。指出：“根据检查令的规定，政府的先见之明、当局的异常谨慎和洞察能力，都应当同内在的、主观的、不由外界决定的品质有关。可是如果浪漫主义的不确定性、敏感的内心世界和主观的激昂情绪都变成了下面这种纯外在的现象，即外在的偶然性已不再表现为它那种实际的确定性和局限性，而表现为某种奇妙的灵光、表现为某种虚构的深奥和壮观，那么，检查令也未必能逃脱这种浪漫主义的命运。”[2]127-128在这两段论述中，马克思不仅概括了浪漫主义的某些特点，还特别强调了自由和主观意志，把它们看作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和权力。这些看法，无疑是浪漫主义的。马克思1842年还曾写过一篇《论浪漫派》的文章。这篇文章已经遗失（1），具体观点无法知晓，但应该与这一时期发表的其他文章观点一致，至少可以说明马克思对浪漫主义曾有过系统的关注和较深入的研究。

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早期也是一个青年黑格尔分子，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情结。王春元认为，“年轻的恩格斯的天然素质则更倾向于一位伟大诗人”。他通过对恩格斯早期的著作、遗稿和书信的分析，认为恩格斯早期的文学观和美学思想均是浪漫主义的，只是后来随著恩格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逐步成长，他的思想由对“浪漫主义的热烈追求转向了现实主义的深入发展”。[3]15王春元的论述不仅说明了恩格斯早期文艺思想的浪漫主义特点，而且说明了其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原因。

其二，从文学创作上看，青年早期的马克思、恩格斯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在创作风格上，两人都是浪漫主义的。马克思青年早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收录马克思的“文学习作”就达460页，大约36万字，包括《爱之书·第一部》《爱之书·第二部》《歌之书》《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录自马克思的姐姐索菲亚·马克思的纪念册、笔记本的《诗作》，以及其他大量的抒情诗、讽刺诗、叙事诗等。在给父亲的信中，马克思认为这些诗歌是抒情的、理想的。“对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来说，抒情诗必然成为首要的题材，至少也是最愉快最合意的题材。然而它是纯理想主义的，其原因在于我的观念和我迄今为止的整个成长过程。”[4]如马克思写给他当时的未婚妻燕妮的三部诗集。在诗集中，马克思把燕妮比作“镶金的宝石，放射出圣洁柔和的光芒”，说她“永远是我心中的蓝天和太阳”。他宣称：“我愿在你怀里燃尽烈焰，幸福地安息在你的身旁，活着我们同呼吸，死后我们合安葬。”认为只要他们的心“息息相通”，“我就向整个世界提出挑战，面对庞然大物发出嘲笑，外表魁伟的侏儒将倒地哀号，他的残骸窒息不了我心中的火苗。”[5]这些诗歌充满了青春的激情、浪漫的想象、浓厚的主观性与大胆的夸张，精神与倾向同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

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青年早期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写过不少诗歌、散文和戏剧，数量也很可观。（2）王春元曾分析恩格斯的早期诗歌《贝督因人》《佛罗里达》等，认为：“我们从上述题材的选择，主题的开拓和诗体的运用等三个主要方面的分析中，可以大致见出，浪漫主义是恩格斯这一时期（1838—1839年之间）诗歌创作的主要倾向。”[3]17实际上，从1839到1842年之间，恩格斯仍然创作了不少浪漫主义或带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如他在1840年初至1841年初发表的诗歌《黄昏》《悼伊默曼之死》《圣海伦岛》《夜行》和《皇帝遗骸的迁葬》，1842年写的散文《莱茵省的节日》、讽刺叙事诗《横遭威逼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等。

其三，从其理论著作的风格与倾向上看，青年早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着深厚的浪漫主义主义倾向。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有着浪漫主义的自由、奔放，喜欢运用反讽、夸饰、诘问等修辞手法。如马克思的第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这篇文章抨击1841年12月24日普鲁士威廉四世颁布的书报检查令，指出书报检查令的目的不是要保障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而是要维护统治者的利益，把统治者的观点与要求上升到法律的地位。指出，“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2]134文章嬉笑怒骂，寻找“书报检查令”内在的逻辑混乱，用反讽的方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报刊（整个新闻业都属于这一范围）的编辑应当由完全正派可靠的人担任。检查令首先指出‘学术才能’是这种完全正派可靠的品格的保证。至于书报检查官究竟能不能具有对各种各样学术才能作出判断的学术才能，检查令对这一点没有提出丝毫怀疑。既然在普鲁士有这么一批政府所熟悉的万能天才（每个城市里至少有一个书报检查官），那么，这批博学多才的人物为什么不以作者的身份出现呢？要是这些因人数众多、更因博学多才而显得声势浩大的官员们一旦崛起，用自己的声势去压倒那些仅仅用某一种体裁写作，而且连用这种体裁写作的才能也未经官方验证的可怜作者们，那么，这就会比用书报检查更快地消灭报刊中的一切混乱现象。这些老谋深算的、像罗马的鹅一样只要嘎嘎叫几声就可以挽救卡皮托利诺山的人们，为什么一声也不响呢？这些人实在太克制了。他们在学术界无声无臭，但是政府了解他们。”[2]128编辑应当由有“学术才能”的人担任，判断他们是否有“学术才能”的则是检查官们，而检查官们是否有作出这种正确判断的“学术才能”，则是由政府决定的。这就显出了其荒诞之处。马克思进一步讽刺道，既然这些人这么有才能，那么他们直接进行写作取代那些需要被检查的作者就行了，何必要辛辛苦苦地做检查呢？然后进一步指出，这些人其實没有任何才华，然而“政府了解他们”，他们不过是普鲁士政府压制报刊和人民群众自由的鹰犬。这种风格与马克思后期著作比如《资本论》的那种简明、犀利、逻辑严密的写作风格是不同的，不能不说与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浪漫倾向有一定的关系。

恩格斯写于1842年6月的《普鲁士新闻出版法批判》在风格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浪漫倾向并没有持续很久。大约在1843年前后，他们逐渐从浪漫主义主义转到了现实主义。1844年，在《大陆上的运动》一文中，恩格斯写道：“正像《总汇报》这个德国的《泰晤士报》所说的，德国人开始发现，近十年来，小说的写作风格发生了一场彻底的革命;先前这类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国王和王子，现在却是穷人、被歧视的阶级，而构成小说主题的，则是这些人的遭遇和命运、欢乐和痛苦;最后，他们发现，这一类新的小说著作家，如乔治·桑、欧仁·苏和博兹，确实是时代的标志。”[6]虽然除了狄更斯（博兹）外，乔治·桑，甚至欧仁·苏都还不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但恩格斯所谈到的近十年来小说写作风格的彻底革命，很明显指的就是19世纪30年代以来取代浪漫主义而在欧洲兴起的现实主义小说。恩格斯对这种兴起持肯定、赞赏与欣喜的态度。

这一时期的马克思虽然没有正面论述现实主义的问题，但其看问题、讨论问题的立足点也已经完全转到现实上来。在1843年10至12月写的《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写道：“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7]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140现实、社会、个体的感性活动，成为马克思这一时期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基础与出发点，而这正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

由此可见，大约在1843到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各自按照自己的轨迹，从浪漫主义转到了现实主义。到1844年8月，两人在巴黎见面并决定合作之后，两人的文学观便完全转到现实主义上来了。

二、马克思恩格斯转向现实主义的原因

马克思和恩格斯转向现实主义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

其一，青年早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倾向于浪漫主义，但他们并不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一方面，他们虽然有浪漫主义的倾向，但他们的思想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浪漫主义作家。这一点很多学者都已看到。刘森林认为，“马克思的确从德国早期浪漫派那里汲取了批判资本主义、唯心主义的思想资源，并获得了某些思想的启发”，但“与德国早期浪漫派的现代性批评立足于‘守旧’的保守主义立场不同，马克思的批评则立足于‘激进’的社会主义立场”。[9]5郝书翠认为：“青年时代的马克思虽然一度高举‘自我’的旗帜，以‘自我’为出发点来观察、批判现实的世界。但是，从一开始马克思就体现出独特的禀赋与气质，他的‘自我’扮演的总是一个拯救者的角色。在他的志向、理想和信念中，人类和世界，而不是个人，从来都是绝对的主角。这与浪漫主义者是迥然不同的。”[10]浪漫主义的主体、理想、自由和情感的出发点都是自我，但从青年早期开始，马克思恩格斯的出发点就不是“小我”意义上的“自我”，而是“大我”意义上的“自我”，他们的“自我”联系着人类和整个世界。1835年，17岁的马克思在思考自己的未来时，就已经认识到：“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11]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青年早期虽然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结，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浪漫主义的同路人，在精神实质上与浪漫主义有较大的距离。

与此相关，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浪漫主义的接受主要表现在精神层面，而不是创作方法的层面。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核心是表现主观。但正是在这一点上，青年早期的马克思、恩格斯与浪漫主义拉开了距离。他们虽然热衷于表达自己的主观思想感情，但是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时，他们并没有一味地沉浸在自己的主体之中，他们的主观没有脱离客观，他们抒发的主观，是在客观中产生并与客观紧密相联的。另一方面，即使是在他们的青年早期，在写作大量具有浪漫色彩作品的同时，他们也写了一定的具有较强现实性的作品。如恩格斯在写作《贝督因人》《佛罗里达》等浪漫主义色彩诗篇的同时，也写了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散文通讯《伍珀河谷来信》。王春元认为，《伍珀河谷来信》是恩格斯“第一篇充满了现实主义社会批判精神的既生动又深刻的通讯文学，其中关于乌培河谷各阶层的细节描写，不但显示了青年恩格斯对感性事物具有特别鲜明的形象感受力，而且也给他的文学意识中正在迅速萌生着的现实主义的自发倾向提供了有力的证明”[3]19（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浪漫主义的“不彻底性”，为他们后来转向现实主义提供了文学方面的基础。

其二，从时代的角度看，马克思生于1818年，恩格斯生于1820年，他们进入青年并从事社会活动的时候，欧洲资本主义已经全面确立，资产阶级已经全面掌握政权。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稳固，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弊病与阴暗面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如果在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还可将这些弊病推给封建制度，人们还可对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寄予希望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全面确立之后，则已不能这样做了。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犯罪现象一年比一年增多。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么，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那时只是还缺少指明这种失望的人，而这种人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就出现了。”[12]作为“指明这种失望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像浪漫主义者那样任凭自己主观，遁入理想或隐入过去，必然要面对现实。而从文学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活动的时代，浪漫主义已经进入尾声，现实主义在欧洲全面展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不可能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影响。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社会原因。

其三，从哲学思想上看，青年早期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均曾是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在黑格尔的体系和方法之间矛盾着。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的出现，帮助他们克服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结合起来，创造了辩证唯物主义;又从批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入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彻底的唯物主义必然要求关注现实，不仅要反映直接现实，而且要反映本质现实。刘森林解释说，“直接现实”是与具体性、个别性、经验实存相适应的现实，“本质现实”是与本质性、总体性相适应的现实。“富有个性的具体存在作为现实存在，一旦无限夸大，恰恰会走向现实性的反面，同自己所反对的普遍概念一样成为纯粹观念，或诗意想象。”只有将直接现实与本质现实结合起来，才能把握“真正的现实”。[9]9在文学上坚持唯物主义，就必然要求尊重、反映、表现客观现实，而浪漫主义侧重主观，只有现实主义才能满足这一要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特点是实践性。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137-138，140从事理论，解释世界，可以采取纯思辨的方式;但进行实践，改变世界，纯思辨的方式就远远不够了，必须得接触现实、进入现实、改造现实。自然，在进行实践、改造现实的过程中，主观的、理性的思辨活动不能缺乏，但这些活动必然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必须符合客观的现实。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指向是实践与现实，这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观也必然要侧重现实，根基于现实。这是其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又一原因。

其四，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是为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的一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坚信社会主义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这是历史的必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恩格斯指出：“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越是激烈地反对同这种生产方式密不可分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越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是怎么回事，它是怎样产生的。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应当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应当揭露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直还隐蔽着的内在性质。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4）资本主义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由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必然要在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弊病与阴暗面也必然会在社会现实中表现出来。因此，一部文学作品，只要真实地描写了现实，就必然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利，而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奋斗的最终目标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无产阶级的解放需要文学面对现实，他们的文艺观也必然会转向现实。

由此可见，青年早期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艺观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是必然的，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他们思想发展的必然。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实主义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长、生活在欧洲，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现实主义文艺观也是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是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中的精华。如果把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艺思想比作皇冠，那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就是皇冠上的那颗明珠。这既表现在他们的现实主义文艺观的先进与超前上，也表现在他们对于现实主义的关注与评论的时间上。

与浪漫主义大张旗鼓地进入文坛不同，现实主义进入欧洲文坛可以说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按照韦勒克的梳理，“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很早就在西方哲學中存在，主要指“一种与唯名论相对立的对于观念的现实性的信仰”。第一次将“现实主义”这个术语运用到文学上来的是席勒和F·施莱格尔，时间是1826年。1834年，H·福图尔在创作方法的意义上运用了现实主义这个概念，但福图尔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指的是“可以观察到的一种作家的描写方法的特征，这些作家我们称为浪漫主义者。”现实主义真正“用来指巴尔扎克和米尔热作品中那种对当代风习的细致描绘”是在19世纪50年代。“这个意义是在50年代那场围绕着库尔贝绘画的大论战中形成的，这个意义的形成也有赖于一位平庸的小说家尚弗勒里的积极的活动，他在1857年出版了一部题为《现实主义》的论文集。与此同时，他的朋友迪朗蒂在1856年7月至1857年5月之间编辑了一份名为《现实主义》的短命的杂志。”[13]217，218，219也就是说，直到1857年左右，现在通行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概念才正式形成。而这时，一些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1799—1850）、狄更斯（1812—1870）、司汤达（1783—1842）、萨克雷（1811—1863）等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创作已经进入晚期。

韦勒克对于现实主义概念的梳理应该是准确的。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实主义思想发展的梳理则可以商榷。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个术语也很晚才出现，无论是在马克思还是恩格斯的早期著述中我们都找不到它。1888年，恩格斯在给哈克纳斯小姐的一封英文信中评论了她的长篇小说《城市姑娘》，恩格斯批评这篇作品‘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在我看来，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应当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后来的一封信中，他使用了环境这个术语，在对典型与巴尔扎克的强调上，显示出泰纳的影响。”[13]221韦勒克的这一说法不大准确。至少在1859年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分别提到了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恩格斯说：“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14]442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到现实主义这一术语，但他在谈席勒式和莎士比亚化的时候，实际也表达了与恩格斯相似的意思。如果回溯到1844年，恩格斯在《大陆上的运动》中关注到狄更斯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并称他们为“时代的标志”，可以断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现实主义的关注和论述比韦勒克所认定的时间实际上要早得多。

由于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以及辩证的思维和革命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现实主义方面提出了许多精辟的思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

（一）表现现实的彻底性

现实主义要求作家如实地表现现实，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表现生活。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独创，他们超出一般现实主义作家与批评家的地方，是坚持表现现实的彻底性。由于主客方面的各种原因，许多现实主义批评家在如实表现现实这一方面往往不够彻底。巴尔扎克宣称，“我是在两种永恒的真理，即宗教与王权的照耀之下从事写作的……一切有理性的作家，都应当努力把法国引导到这两者所体现的必然方向。”[15]狄更斯喜欢在作品中抒情、议论，在形象之外表达自己的观点。[16]托尔斯泰喜欢将自己认可的问题解决方式在作品中告诉读者。在《复活》的结尾，他大段地引用《福音书》中的词句，表达自己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表现现实的同时，从三个方面对如何表现现实进行了阐述，坚持了表现现实的彻底性。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作家主观认识与客观现实发生矛盾的时候，作家的主观应该服从客观。在评论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时，马克思批评拉萨尔将济金根的失败归于领导者的智力过错，和他们的革命目的与狡诈的外交手段之间的矛盾，认为这是不对的。（5）指出：“济金根（而胡登多少和他一样）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他在骑士纷争的幌子下发动叛乱，这只意味着，他是按骑士的方式发动叛乱的。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发动叛乱，他就必须在一开始发动的时候直接诉诸城市和农民，就是说，正好要诉诸那些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17]436拉萨尔的主观思想与客观的历史事实不符，因而导致他的剧本创作的失败。通过对剧本的批评，马克思强调，当主客观产生矛盾的时候，作家的主观应该服从客观，这样才能创作出成功的作品。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作家的思想只能通过形象间接地表现出来，而不能离开形象直接地表达出来。马克思要求“莎士比亚化”，反对“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17]437恩格斯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18]579要求将作者的思想“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生动地、积极地、所谓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14]440这里的“场面”“情节”“剧情本身”，指的实际上就是文学形象。作家的思想、倾向之所以要通过形象表现出来，是因为现实主义要求以形象的方式表现客观现实。在形象之外表达作家的思想与倾向，一方面会破坏现实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也会破坏形象的自足性和内在完满性。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作家没有必要在自己的作品里指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恩格斯认为，“作者不必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一部作品只要真实地描写了现实，使读者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永恒性产生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18]579马克思反对将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也包含有反对作者热衷于在作品中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的意思。由此可见，现实主义作品成功的关键，在于如实地表现现实，作者是否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和倾向，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思想

恩格斯强调典型，希望作品的人物“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18]578恩格斯理解的典型，既要是“一定的单个人”，又要“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14]440。个性与共性的有机融合，才能形成典型。不过恩格斯的共性强调的不是人物之间的共通性，而是时代、阶级、历史、社会的思想、利益、倾向的代表性。这样，恩格斯就将典型同时代和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防止了脱离社会，单就“人的共通性”也即抽象的“共性”进行典型塑造的倾向。

自然，光是塑造典型还不够，还必须将典型人物放在典型环境之中。恩格斯指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9]590对于典型环境，恩格斯有一个重要的论述：“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階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无力自助，甚至没有试图作出自助的努力。想使他们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如果说这种描写在1800年前后或1810年前后，即在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时代是恰如其分的，那么，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50年之久的人看来，就不可能是恰如其分的了。工人阶级对压迫他们的周围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令人震撼的努力，不管是半自觉的或是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19]590恩格斯的这段论述，至少从四个方面对典型环境做了说明。第一，典型环境是体现时代本质和社会发展趋势的环境;第二，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不是必然相联的关系，人物典型不一定环境典型，反之亦然;第三，典型环境是因时因地变化的，在某一时间或地点典型的环境在另一时间或地点则不一定典型;第四，人物与环境不可分割。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8]134人物与环境是相辅相成、互相作用的。现实主义文学不仅要写出典型人物，而且要写出典型环境。只有达到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统一，才是成功的现实主义作品。

那么，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同如实表现现实的本来面貌是否矛盾？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实表现现实，要求作者按照现实的本来面貌对现实进行描写，尽量排除作者主观对客观现实的干扰。但是现实是芜杂的，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必然与偶然、深层与表层混杂在一起，现实主义文学应该表现能够反映主流、本质、必然、深层的生活现象，在其表现的现实中蕴含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前进的因素。这样，作家就必须对生活现象进行选择，选择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因此，强调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不仅不影响如实表现现实，相反，有助于如实地表现现实。毕竟，只有符合生活真实的现象，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现实。另一方面，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要遵循如实表现现实的原则，避免作者主观的介入。作者的责任在于正确地认识、表现现实，塑造典型，而不能用自己的错误观点歪曲现实。而且即使是正确的认识，也只能通过形象间接地表现出来，而不能直接地指点出来。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如实表现现实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

（三）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独立性的肯定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现实主义有助于作家克服自己的认识与立场偏见，正确反映现实。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无可阻挡的衰落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对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寄予了全部的同情。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起来的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赞赏的唯一的一批人，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人民群众的代表。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大的特点之一。”[19]591在这段论述中，恩格斯承认创作方法与世界观有不一致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利于作家克服自己思想上的偏见，表现生活的真实，创作出成功的作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所以能够帮助作家真实地表现生活，是因为现实主义强调如实表现现实。现实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这些内涵不可能被作家完全把握。一个作家只要能够客观如实地表现生活，就能够表现出一定的生活的真实。如果他能够在正确地认识生活的基础上表现生活，那其表现的生活的真实必然更多。在一些侧重主观表达的创作方法如浪漫主义那里，要达到这一点就比较困难。如果作者思想产生偏差，这偏差就容易在作品中表现甚至是放大地表现出来，而现实主义因为强调如实表现现实，因而会对作者思想的偏差产生一定程度的遮蔽与抑制。

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距今已经一百多年。世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并没有过时，它的当代意义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探讨。

其一，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转向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在青年时期从浪漫主义转到现实主义并坚持长达四五十年，是同当时世界特别是欧洲的现实和他们自己的思想与人生目标分不开的。这说明，作家与批评家采用什么创作方法，至少有两个坐标系：一是其所生活时代社会的现实与发展，一是作家与批评家自己的思想与人生目标。现实主义基本要求是如实表现现实。这一要求仍是当前社会对于文学的主要要求之一。因此，现实主义并未过时，当今社会仍然需要现实主义。当然，这并不影响现实主义吸收其他创作流派、创作方法的长处与经验，以丰富、发展自身。

其二，从哲学社会思潮的角度看。现实主义的关键是如何处理文学与现实、作家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其核心是作家如何认识、表现现实，属于认识论的范畴。随着时代的发展，哲学社会思潮已从认识论阶段发展到语言论阶段，并已处于技术论转向的前期。随着人工智能介入文学创作成为现实，技术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与所占比重将会越来越大，文学实践与文学理论也必然随之产生重大变化。刘方喜从宏观的角度认为，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技术论转向即将到来。李建盛则从学科的角度指出，現代“哲学诠释学所理解的真理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符合论’真理，即不是主观认识与客观对象相一致的真理，而是一种人文科学的‘理解真理’”，“文学的真理总是一种人类存在的自我理解”。[20]传统属于认识论范畴的“真理”就这样超出了认识论的范围。然而，认识论在今天虽然略显“陈旧”但并未过时。哲学社会思潮不是以后者取代前者而是以后者涵盖前者、后者与前者并存的方式向前发展的，时间的先后并不是先进与否、价值有无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实主义文艺观今天仍然发挥着其他文艺思想无法取代的作用，不仅说明建基在认识论基础上的现实主义理论没有过时，也说明作为其基础的认识论哲学与认识方式没有过时。

其三，从创作方法的角度看。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至今为止最主要的文学创作方法之一。现实主义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就西方来说，从古希腊到18世纪的前期现实主义，到19世纪的经典现实主义，再到19世纪以后的现代现实主义，不同时期的现实主义内涵与特点都有一定的不同，但在侧重表现客观世界、反映现实生活这一基本点上则是一致的。现实主义由于坚持表现现实，使人类能够认识、反思自己与社会，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今天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从很多先锋派文学绚烂一时，但最终归于平淡，很多先锋派作家在进行多种实验后，又重新回归现实主义道路可见一斑。而在不同阶段的现实主义中，经典现实主义一方面承接、发展了早期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方法，使现实主义精神与创作方法臻于成熟;另一方面，它又为现代现实主义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与方向，成为现代现实主义最重要的出发点和评判标准。对于20世纪后各种创作方法是否属于现实主义的判定，仍需回到经典现实主义的标准上来。经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如狄更斯、萨克雷、巴尔扎克、司汤达、托尔斯泰、契诃夫、易卜生等人的作品，仍是受人喜爱、难以企及的文学高峰。20世纪许多重要作家如托马斯·曼、辛克莱·刘易斯、约翰·高尔斯华绥、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约翰·斯坦贝克、米哈依尔·肖洛霍夫、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索尔·贝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纳丁·戈迪默、J·M·库切、奥尔罕·帕慕克、莫言、艾丽丝·门罗、石黑一雄等人的创作，也是符合或基本符合经典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理念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现实主义仍在现在时。作为经典现实主义的精华与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在现实主义的发展史上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在当代文学理论与实践中仍然举足轻重，是不可或缺的理论与批评基础。

其四，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本身的角度看。现实主义文艺观是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中最重要也最丰富的部分之一。马克思与恩格斯1844年左右开始关注现实主义，直到1895年恩格斯去世，前后长达50年之久。其间他们就现实主义发表了许多评论，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与概念，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充分的现实主义、莎士比亚化、席勒式、细节真实、美学的与历史的标准，等等。这些思想与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就是其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其价值得到更进一步的突显，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支柱，是讨论和引用最多的部分之一。

注释：

（1）1842年4月27日，在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马克思说包括《论浪漫派》在内的四篇文章“几乎已经脱稿”，“我将给您寄去”，但后来并没看到这篇文章发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2）恩格斯青年早期创作的诗歌、散文和戏剧大都收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里，如戏剧《科拉·迪·里恩齐》、散文《海盗的故事》、诗歌《诗稿一束》等。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王春元文章中说的“乌培河谷”在2005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中译为“伍珀河谷”。

（4）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6-797页。（引者注：马克思为这篇文章写了“前言”并在前言中对这篇文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明这篇文章的思想代表了恩格斯和马克思两人的观点）

（5）拉萨尔实际上是想通过对济金根失败原因的探讨，为1848年3月德国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判卖行为辩护，以兜售自己的机会主义政治观。他认为，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仅仅是由于资产阶级策略上的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意他的观点，在致拉萨尔的信中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悲剧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3.

[2]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3]王春元.恩格斯早期美学思想初论[J].文学评论，1983，（2）：15-29.

[4]马克思.致亨利希·马克思[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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