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峰 李土华

一、引言

自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面临重要机遇，迎来了快速增长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2021 年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指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受世界格局演变、产业变革加快、新冠疫情防控等影响，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环境复杂多变，其中海外华侨华人更是具有独特影响力的关键一环，研究文化与海外移民的互动机制对促进我国对外投资和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据联合国移民数据库统计，近年来我国海外移民数量增长迅速，2019 年我国海外移民存量已达1073.2万人，比2000 年增长了82.36%。与此同时，据中国“一带一路”网数据，截至2021 年12 月9 日，中国已同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包括145 个国家和32 个国际组织，其中和18 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a签订合作文件的18 个OECD 国家：奥地利、爱沙尼亚、匈牙利、意大利、韩国、新西兰、波兰、葡萄牙、卢森堡、智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希腊、拉脱维亚、土耳其、立陶宛和哥斯达黎加。签订了合作文件。通过与当地社会交流融合，海外移民网络具有促进我国与东道国相互了解、缩小文化差异，进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因此，本文将重点研究两个问题：一是海外移民网络如何调节影响我国在不同文化距离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二是海外移民网络的调节效应是否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更为显著。

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正式制度共同形成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约束因素，而文化距离量化了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荷兰学者Hofstede（1980）提出核心价值观不变的国家文化理论，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分类量化为六个方面的比较维度。aHofstede G.,Culture’s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1980,pp.1-328.Morris 和Jain（2014）在实证中构建衡量文化距离变量的不同指标，研究结果表明较远的文化距离会提高交易成本、增加贸易摩擦，从而阻碍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bMorris S.,Jain P.,“Empirical Study on Inter-Country OFDI”,MPRA Paper,No.56194，2014.孙俊新（2020）发现文化距离会约束对外直接投资，但在引入双边文化贸易作为调节变量后，这种约束作用减弱。c孙俊新：《文化距离,文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经济问题探索》2020 年第12 期。王霞等（2020）考察了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认为东道国的制度质量越高，文化距离对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越弱。d王霞、程磊、刘甜：《文化差异、制度质量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投资研究》2020年第11 期。海外移民网络主要指定居在某地的具有相同国家文化、语言特征的某国移民群体，他们通过协会、社团、家族等方式建立联系并形成社会网络。海外移民网络包含经济和文化交融的特征，其在文化差异下融入东道国，不仅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而且增加了双边文化交流，推动融合发展。Murat 和Pistoresi（2009）研究发现，意大利境外的移民网络在当期和滞后一定时期内，都显著促进了双向的直接投资。eMarina Murat,Barbara Pistoresi,“Emigrant and Immigrant Networks in FDI”,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vol.16,no.12,2009,pp.1261-1264.Lan 等（2013）考察中国高技能学生和学者群体的双向流动移民对投资的影响发现，该群体移民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Lan Gao,Xiaohui Liu,Huan Zou,“The Role of Human Mobility in Promoting Chinese Outward FDI:A Neglected Factor?”,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vol.22,no.2,2013,pp.437-449.铁瑛和蒙英华（2020）认为移民网络是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资源，其主要通过加强双边贸易流量来提升两国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可能性。g铁瑛、蒙英华：《移民网络、国际贸易与区域贸易协定》，《经济研究》2020 年第2 期。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大多认同文化距离、海外移民网络分别对OFDI 具有显著影响，但将文化距离、海外移民网络与对外直接投资置于同一理论框架进行讨论并做出实证检验的文献仍较为缺乏。有个别文献检验了三者关系，如袁海东和朱敏（2017）研究表明，海外华人网络能缩小国家间文化差异，进而间接促进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h袁海东、朱敏：《海外华人网络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东道国异质性的视角》，《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7 年第5 期。李妍和丁鸿君（2017）研究发现，海外华人网络有助于中国企业克服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差异。i丁鸿君、李妍：《中国OFDI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影响：基于文化距离的视角》，《文化产业研究》2017 年第2 期。但这些文献欠缺对三者理论机制的探讨，更为关键的是，在新时代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现有研究使用的基本是2015 年以前的数据，无法区分检验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海外移民网络对文化距离和OFDI 的调节效应，并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启示。因此，本文拟基于交易成本和外来者劣势理论，以海外移民网络作为调节变量阐述文化距离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机制，并利用OECD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二、理论分析

基于交易成本视角，不同经济体间的文化差异导致了投资合作过程需要更多的交易成本。短期来看，企业在投资区域选择上会基于成本考虑，减少对文化距离较远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长期来看，文化距离会产生“外来者劣势”和“外来者优势”。“外来者优势”是跨国企业依赖强大的企业国际化和文化整合能力，在东道国综合发挥跨文化资源的优势所产生的投资收益。文化距离提供了获得具有文化差异特征的资产、人力资源和多元文化认知等的战略机会，跨国企业通过实施基于跨文化管理和资源整合的战略，可以提高在东道国的投资收益。“外来者劣势”指文化距离会阻碍信息传递、生产要素流动，降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经营的吸引力，是相比本国公司的劣势。殷华方和鲁明泓（2011）指出“外来者劣势”与“外来者优势”两者的叠加效果可能导致“文化距离悖论”，即文化距离越远的国家反而对外直接投资越多，文化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复杂非线性关系。a殷华方、鲁明泓：《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S 型曲线假说》，《南方经济》2011 年第1 期。虽然文化距离具有“外来者优势”的积极影响，但我国近十几年来才开始大规模参与对外直接投资，跨国企业综合能力有限，还未能形成足够大的“外来者优势”。因此，为了降低投资交易成本，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主要集中于文化距离较近的亚洲地区经济体（2020 年末占比63.7%）。结合理论和实际，本文提出假设H1。

假设H1：文化距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

海外移民网络主要从克服外来者劣势和降低交易成本两方面来调节文化距离和OFDI 间的关系。社会网络在投资活动中广泛存在。我国海外移民网络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移民网络，定居外国的移民往往有参与双边贸易或投资经验。海外移民网络通过实现信息共享和契约执行监督，减少了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信息不对称，促进了它们的组织身份变革，提升了认知合法性。这减少了跨国企业“外来者劣势”的负面影响，增加了“外来者优势”。杜晓君等（2014）认为，海外移民网络的调节效应与种群密度的理论影响逻辑相同，即随着时间推移，海外移民融入东道国并得到认可后会形成社会网络，产生合法性外溢效应，弱化跨国企业在文化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和认知合法性缺失。b杜晓君、蔡灵莎、史艳华：《外来者劣势与国际并购绩效研究》，《管理科学》2014 年第2 期。减少信息不对称是克服外来者劣势的重点，而海外移民网络通过更高效的文化信息交流，减少了文化距离的外来者劣势。Kugler和Rapoport（2011）亦指出，国际移民会通过降低双边信息成本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cMaurice Kugler,Hillel Rapoport,“Migration,FDI and the Margins of Trade”,CID Working Paper,No.222,2011.因此，海外移民网络是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跨国企业对隐性知识和规则的理解，使跨国企业受到东道国社会的平等对待和形成认知合法性等来克服文化距离的外来者劣势。

从交易成本理论角度看，海外移民网络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移民网络内部的治理机制能够促进文化认知沟通、提高合约执行效率和构建长期合作关系。一方面，海外移民网络在企业的生产与经营中起到“润滑剂”和“桥梁”作用，可以缓解不同文化可能产生的冲突，减少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海外移民网络在对外直接投资双方执行契约的效率上发挥作用，为跨国企业适应东道国市场的非正式制度要求提供重要信息和知识支持，增加文化认知和双向认同，有助于形成长期合作关系。范兆斌等（2015）实证发现，海外移民网络正向影响OFDI 总体利润率，因为移民网络会通过监督、遏制跨国公司在东道国代理人的投机行为，来维护资产价值，降低投资合作中的交易成本。d范兆斌、杨俊：《海外移民网络、交易成本与外向型直接投资》，《财贸经济》2015 年第4 期。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可视为执行合约和构建长期合作关系，海外移民网络能够在其中有效降低由文化距离产生的交易成本。因此，海外移民网络在“一带一路”合作国家中的调节作用可能会更加显著。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2 和H3。

假设H2：海外移民网络能降低文化距离的负面影响，正向调节文化距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

假设H3：海外移民网络的调节作用在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中更为显著。

三、计量模型建立与变量说明

（一）基准模型

引力模型被应用于对外直接投资，最早由Anderson（1979）在对国际投资流量的分析中提出。aJames.E.Anderson,“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Gravity Equat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9,no.1,1979,pp.106-116.投资引力基准模型为：

（二）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在基准模型上，参照Mauro（2000）的研究模型设定，bDi Mauro F.,“The Impact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on FDI and Exports:A Gravity Approach”,CEPS Working Paper,2000.加入海外移民网络、文化距离等核心变量将模型转化成线性对数形式，引入海外移民网络作为调节变量，建立以下修改后的回归模型：

（三）变量选取和数据处理

1.被解释变量：对外直接投资（lnOFDI）。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选取2003—2019 年共17 年的面板数据。研究选取中国对29 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c29 个OECD 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日本、韩国、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英国、美国、卢森堡、墨西哥、智利、捷克、冰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的直接投资存量数据，其OFDI 金额占当年中国对全部OECD 国家投资存量的比重在90%以上，样本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数据来源于我国商务部历年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解释变量：文化距离（CD）。采用Kogut and Singh（1988）的KS 指数计算方法，dKogut B.,Singh H.,“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vol.19,no.3,1988,pp.411-432.利用一国的文化特征包括个人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男性或女性特征等四个维度对文化距离进行测算，计算公式如下所示，数据来源于霍夫斯泰德（Hofstede）洞察官方网站。

3.调节变量：中国海外移民网络（lnCOM）。采用历年OECD 国家移民流量数据的对数作为衡量指标，数据来源于OECD 国际移民数据库。

4.控制变量。东道国制度距离（INS）变量通过东道国与我国在法治水平和政权稳定性两项指标上的差异来衡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标报告（WGI）。东道国的法制水平越高和政权越稳定，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东道国市场规模（lnHGDP）变量以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相关数据从OECD 数据库获取。东道国市场规模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一国市场规模越大，我国企业越可能在该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地理距离（lnDIST）变量用北京和各个国家（或地区）首都城市之间的距离来表示，这是按照地球经纬度计算的球面距离，数据来自CEPII 数据库。人们投资经常有“本土偏好”，地理距离远对投资活动具有负面影响，如果两国的地理距离很远，直接的运输和沟通成本就会很高，不利于跨国企业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自然资源禀赋（RES）变量由东道国燃料、矿石和金属的出口额占商品出口额的百分比来衡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现有理论研究指出，寻求自然战略资源可能是中国企业OFDI 的重要动机之一。

四、实证分析

下文首先通过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如表2 中第（1）、（2）、（3）列所示。由于OLS 方法可能存在估计不一致和有偏等问题，为了使实证结果更加稳健可靠，本文还采用随机效应GLS 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2 中第（4）列所示。

表2 总体样本模型回归结果

（一）实证结果

对文化距离和海外移民网络变量进行拓展研究，以文化距离平均值3.534 为界限将样本细分为文化距离较小值组和较大值组。根据东道国是否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分为已签订国家和未签订国家两个样本组。汇总以上分样本的回归结果，如表3 所示。

表3 文化距离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国家分样本回归结果

2015 年3 月，国家多部委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和行动文件，明确共建原则和合作重点等，“一带一路”合作迈向新高度。本文为研究变量在共建“一带一路”不同时间段的变化特点，将样本划分成2003—2014 年、2015—2019 年两个时间段观察，表4 为回归结果。

表4 分时间段回归结果

（二）结果分析

如表2 所示，在模型（1）、（2）和（3）列的回归结果中，文化距离变量系数为负，文化距离和海外移民网络交互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这表明海外移民网络能有效调节文化距离变量，弱化文化距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就具体交互项系数而言，样本中海外移民网络均值是7.732。考虑到海外移民网络的调节作用，第（1）、（2）和（3）列文化距离的影响值分别从-2.546、-3.499、-2.498 变为-0.11、-0.0273、0.185（取值为）。以上结果证实假设1 和假设2 成立。文化距离负向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但海外移民网络的调节作用减弱了文化距离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关系。

从表3 的估计结果可知，与我国文化距离较近国家的海外移民网络调节作用呈现显著正相关，而文化距离较远国家的调节作用一般，仅在5%的水平下显著，文化距离回归系数甚至不显著。此结果表明海外移民网络的调节作用有局限性，对于文化距离越近的国家，海外移民网络的调节作用效果会越好，能较有效降低文化距离在OECD 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阻碍作用。此外，表3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分组的回归结果显示，相比未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海外移民网络的调节效应在已签订合作文件国家中更为显著。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与OECD 国家签订的合作文件基本在2015 年以后，签订后发挥作用时间可能会延迟，这说明海外移民网络的正向调节效用在长期内与共建“一带一路”高度相关。表4 回归结果表明，在2015 年前后的两个时间段，海外移民网络变量的调节作用是正向显著的，表现为交互项系数值都为正，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在2015—2019 年交互项和海外移民网络变量均通过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海外移民网络在降低文化距离的负向影响后，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执行海外契约的效率，在形成长期合作关系等方面发挥作用，使得海外移民网络调节效应在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OECD 国家更显著，并在新时代助力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综上所示，假设3 得到证实。

对于总体样本而言，模型回归估计显示东道国市场规模（lnHGDP）与我国对OECD 国家直接投资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东道国制度距离（INS）负向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地理距离（lnDIST）、自然资源（RES）对其影响则不显著。东道国市场规模系数符号为正，说明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助于促进我国对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与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相符。东道国制度距离与我国OFDI 成负相关，意味着中国企业更偏向于对OECD 国家中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进行投资。地理距离、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中国企业在投资OECD 国家时，地理距离和自然资源禀赋对其影响较弱。

五、结论与启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从中国出发的国际移民融入全世界，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互鉴，我国在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海外移民网络在促进缩小文化差异影响和协助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方面发挥的作用会愈加明显，进而对中国“走出去”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产生积极影响。本文基于交易成本和外来者劣势理论，以海外移民网络作为调节变量阐述文化距离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机制，并利用OECD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以OECD 国家作为东道国，文化距离阻碍了我国OFDI，海外移民网络的调节效应可以减弱文化距离对我国OFDI 的阻碍作用，正向调节文化距离与我国OFDI 的关系；海外移民网络的正向调节作用在文化距离较小、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中更为显著。

据此得到以下启示。首先，海外移民网络可作为中国在东道国（或地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资源”，具备参与区域或国际经济合作的资源优势，在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降低交易成本、增进文化交流、促进对外投资顺利实施中发挥显著作用。因此，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我国应主动发挥海外移民网络作用，团结海外移民力量，加强海外统一战线建设，通过增加文化理解和认同来降低文化差异方面的负面影响，形成共建国家互利共赢的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例如，跨国企业与当地华侨华人社团积极交流，在当地成立华侨华人企业家行业协会，通过中国海外移民了解实时投资信息，鼓励海外移民参与对外投资项目工作等。其次，为了更好地发挥海外移民网络的作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应从文化距离近的国家开始，逐渐拓展到文化距离远的国家。最后，海外移民网络的促进作用对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的OFDI 影响更大，因此要积极开展“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地区）的文化交流活动，进一步支持海外华侨华人在东道国建立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平台和社团协会，以降低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和认知成本，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上获得更多的文化认可，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更好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