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瑾

摘要：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是当今中国的社会热点，针对如何“减负”问题，许多学者发表了不同的见解。纵观世界，华人华侨居多的新加坡在“减负”问题上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1997年颁布“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政策，2004年提出“少教多学”教育理念，2018年推行“为生活而学习”教育改革。总体看来，新加坡基础教育改革中的“减负”具有以下三方面的价值取向：改进评估方式，转变教育价值观;减轻学生负担，兼顾教育质量;减轻教师负担，提高教学质量。

关键词：新加坡;基础教育改革;减负;政策;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G53/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22）02-0076-07

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是当前各国基础教育改革所面临的一大难题。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针对中小学生负担过重问题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但减轻学业负担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减负”再次进入大众视野并成为社会焦点。该政策的出台引发了极大的社会争论，众多学者就如何减负这一问题各抒己见。同样，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近年来也致力于减负，从1997年新加坡教育部出台“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Thinking School，Learning Nation，以下简称TSLN）政策，到2018年教育部部长王乙康发表“为生活而学习”（Learn for Life）主题演讲，新加坡基础教育改革正在逐步推进。新加坡基础教育以PISA（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考试而闻名，最新的PISA（2018）数据显示，新加坡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三门科目中均排名第二[1]，这个成绩较之前并未出现太大的波动。新加坡在推行减负过程中是否维持了质量和减负之间适当的平衡？由此本文试图探讨以下几个问题：新加坡为何推行减负政策？是从哪几个方面推进的？其实施效果如何？又具有何种价值取向？

一、新加坡基础教育改革中减负的由来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教育无疑会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在分析新加坡基础教育改革中减负的由来时，将儒家文化、精英教育等与减负密切相关的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并基于此推导出其改革前面临的现实困境。

1.儒家文化的影响

新加坡曾是英国殖民地，直到1965年才正式宣布独立，成立新加坡共和国。早期作为殖民地的新加坡吸引了大批移民来此谋生，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中国移民来到新加坡。这些早期在新加坡定居的华人大多是贫民和小商贩，并未接受过正规教育，但他们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长大，身上带有儒家文化的印记，把传统价值观带到了新加坡[2]。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成为中西文化融合的典型。新加坡在政治制度方面受到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影响，同时由于大量华侨华人的涌入，在思想文化上则受到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熏陶，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浸润。

新加坡的政治领导人也认识到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在一次全球战略会议上，李光耀总理分析了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经济上的成功，并表示这些成功的国家具有一些共同特征，而且这些特征都来自儒家伦理[3]。吴作栋总理也呼吁要制订一套所有新加坡人都应遵循的国家原则，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有助于新加坡人保持他们的亚洲特色。他告诫新加坡人不要只吸收外来价值观，不要成为一个“伪西方社会”，他们应该为属于亚洲文明而自豪[4]。1988年，吴作栋总理首次提出了“我们的共同价值观”（Our Shared Values）这一理念。在此基础上，1991年，新加坡正式颁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白皮书包括以下五个部分：国家在共同体之前，社会在自我之前（Nation before community and society before self）;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Family as the basic unit of society）;社区支持和尊重个人（Community support and respect for the individual）;求同存异，避免冲突（Consensus，not conflict）;种族和宗教和谐相处（Racial and religious harmony）[5]。以上共同价值观是新加坡对传统儒家伦理的吸收与改造，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新加坡人，但同时也使得某些传统观念深深根植于新加坡的文化之中，如“学而优则仕”“重分数”“重文凭”等。

2.精英教育的传统

作为一个小国，新加坡在先天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快速发展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标准化考试、层层分流为特色的精英教育。独立之初，新加坡就强调了教育的重要地位，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十分推崇以高效率为社会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精英教育模式。因此，自他执政起，新加坡就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精英教育之路[6]，精英教育逐渐被视为新加坡一种国家意识形态而被大众广泛接受[7]。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推行的课程与考试分流制度改革，是新加坡精英教育的主要体现。新加坡实行小学6年、中学4年、中学后（包括初级学院、理工学院或职业学院）2年或高中3年的基本学制。在此期间，学生需要参加小四、小六、中四等多次分流考试;通过考试学生被分成不同的“流”，以接受不同層次的、符合自身当前水平的教育，之后走上不同的岗位为社会创造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流并非僵化或完全固定，在小四、小六、中四每次分流之后，不同班级的学生满足一定条件后可以随时流动，以免形成阶级固化。但无法否认的是，在新加坡，作为“精英教育”的“大学”并非向所有人开放。新加坡教育的核心理念是每个人都应该待在合适的位置上，因此，分流制作为高效筛选的教育制度，本身就是偏向极少数的好苗子;而大多数学生则会在普通课程和职业课程中找到自身的定位，安于现状并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

3.现实面临的困境

自20世纪末以来，新加坡基础教育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在课堂教学方面。有研究指出，新加坡课堂上的语言教学有时会简化为拼写练习，而在小学高年级则简化为频繁的语法练习，以此作为掌握语法与句法形式的一种普遍方式。在这种课堂上，学生成为死记硬背的被动接受者，师生之间没有真正的互动和交流;教师教学和反馈的方法简化为作业批改，很少有时间在课堂上进行创造性教学或教学方法的改革[8]。这种僵化与结构化的教学方式几乎没有任何创造力或灵活性。

再者，儒家伦理中“学而优则仕”理念不可避免地为学生的学习注入了强烈的目的性：一方面，学生可能只是被动学习而并未真正投入，他们的学习动力主要是来自外部力量的驱使，而非内心深处产生的兴趣及好奇[9]。由此，学生很难在学习过程中提高自己的创造力与批判思维能力，相反则很容易停留于单纯的知识性学习。另一方面，强目的性也会导致比较大的竞争，分流制更为学生增加了学习压力。曾有学者到新加坡进行调研，试图分析其教育水平在全球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原因。他们关注到了新加坡独特的教育制度与竞争文化（Culture of competition），并对其是否给学生带来压力进行了访谈。有受访者表示，每个人都想进入一所好学校，以后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因而，他们会格外努力地学习以争取更好的未来[10]。

此外，私人补习（也称为影子教育）在东南亚的盛行也加重了学业负担。英国教育经济学家菲利普·布朗（Phillip Brown）在20世纪末提出了“家长主义”（Parentocracy）概念，即强调家长“自由选择”，孩子的教育依赖于家长的财富和意愿，其教育成就越来越取决于父母的期望和社会经济资本，而不是自己的能力和努力[11]。中上阶层的父母努力通过私人补习或其他途径为孩子的教育争取更大的优势，力图使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但并非所有父母都能负担起额外的补习费用，这也导致了更大的教育鸿沟[12]。

二、新加坡基础教育改革中减负的政策近二十多年来，新加坡政府为适应时代发展并保持其教育强国的地位，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包括减负政策。以下基于三个不同时段的教育政策，分析新加坡是如何应对减负问题的。

1.建立“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

1997年，面对快速发展的社会与全球化的挑战，时任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认为，加入劳动大军的新加坡年轻人必须具备批判性思维，才能在新的经济格局中取得成功[13]。基于此，他和教育部部长张志贤提出了建立“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TSLN）的教育模式，旨在鼓励年轻人将教育視为终身的事情，并培养其相应的思维能力和学习热情[14]。

随后，新加坡成立了课程审查委员会（Curriculum Review Committee）。由于新加坡部分学校依赖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或是参照标准答案让学生重复练习，因此，审查学生的学习方式、教师的教学方法，以及从小学到初中各级课程评估的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课程审查旨在减少用于事实性知识的时间和死记硬背的学习程序，而更加注重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及沟通、创新能力，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生的学业负担。针对之前僵化的课堂教学和学习方法，新加坡教育部还制定了教师培训计划，改进教师课堂教学模式，以使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学习知识，并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8]。课程审查委员会认识到教师在准备考试时要完成超负荷的课程内容，因此，建议将课程内容减少30%，并创建了“集群”（Clusters）学校网络，通过在集群内部和跨集群之间共享最佳课堂实践，以帮助学校持续改进课堂教学[15]。

然而，TSLN政策的推行与原有的教育体系似乎产生了一些矛盾。学校和教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考试驱动环境中促进学校创新，并使学生取得良好的学业成绩。但只要学校以学业成绩作为衡量标准，其创新方案、项目和课程仍然会是肤浅的，学生家长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可能也不喜欢那些虽有创新性但不帮助学生进入大学或获得奖学金的学校。尽管政府试图将创新精神融入学校课程，但学生仍然沉浸在知识主要来自教科书以及寻求教师“正确”答案的氛围中[16]。许多教师的教学重点也未发生转变，继续停留在课堂测试和练习方面，他们倾向于将“思考型学校”理解为借助“思维工作表”（Thinking worksheets）和“思维项目”（Thinking programmes）直接教授思维技巧的学校[17]。可见，TSLN政策的实施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尚未达到政府的预期目标。

2.倡导“少教多学”

为了改变在TSLN背景下仍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制度，李显龙总理在2004年国庆演讲中首次提出了“少教多学”（Teach Less，Learn More，简称TLLM）教育理念。他呼吁教师“少教”，让学生“多学”，并指出应该减少一些教学大纲。这将意味着减少孩子们的压力，减少死记硬背式学习，从而拓展他们探索和发现的空间。教师必须少教学生，这样他们才能学到更多。同时，教师应该反思、探寻让学生发挥最佳水平的教学方法，并最终取得高质量的教学效果。成绩很重要，但这并不是我们想在学校唯一获得的东西，因为生活中还有其他的东西[18]。TLLM提出减少对考试和学业成绩的关注，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和对终身学习的热情，旨在将课堂教学重点从“数量”（知识传授和准备考试）转移到“质量”（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为未来生活和工作做准备）[19]。该政策的另一目的是为教师提供帮助，如鼓励学校聘请更多的辅助人员，以减少教师的某些行政工作，让他们能够专注于课程教学[20];鼓励教师找到更高效和更多的方式来传授知识，并探索除了家庭作业和考试以外的其他评估方法[21]。2012年，李显龙总理在国庆演讲中重申了对TLLM的设想——让学生为人生的考验（Test of life）做好准备，而不是为一生的考试（Life of tests）做好准备[22]。

TLLM计划从2006年的29所学校发展到2012年的近百所[20]7。虽然TLLM鼓励教学创新，但教师也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备课。学生升学的压力及家长对孩子学习成绩的期望，迫使教师们只能继续强调成绩。他们发现，在完成教学大纲和让学生准备考试的迫切需要中很难达到TLLM的目标[23]，因此，TLLM对新加坡教学实践的影响十分有限。但新加坡教育部进行的一项评估结果表明，TLLM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和教师的专业水平：学生发现学习变得更刺激和更有趣，因此，也会更好、更细心、更积极地参与课堂;同时，教师的课程设计、课程开发和研究能力都有所提高，他们也愿意与同行一起分享和改进教学方式[20]12。

3.主张“为生活而学习”

2018年，为应对日益复杂的世界形势并缩小社会阶级差距，新加坡教育部实行了“为生活而学习”（Learn for Life）的教育改革。教育部从2019年起改进中小学的评估体系，以摆脱对学业成绩的过度强调。首先，要求减少校本评估（School-Based Assessments）的数量。目前，新加坡既没有小学一年级的平时考试，也没有小学二年级的年中考试（Mid-year Exam）。从2019年起，新加坡取消了对小学一、二年级学生的所有加权评估和考试，并且不形成任何总分或成绩。教师继续利用课堂测试来检查学生的理解程度，并及时提供反馈，以提高学生的学业水平。小学三年级和五年级、中学一年级和三年级是过渡年，在此期间学生将接触到新的科目或更深奥的内容，因此，这些年级的年中考试也会在2019至2021年陆续废除。其次，修正学生的“全面发展概况表”（Holistic Development Profile，简称HDP）。从2019年起，HDP不再提供某些学业指标，如学生的班级排名和职位等，其目的是让每个学生专注于自己的学习，并防止过度的同辈比较。教育部还将指导学校使用定性描述来报告学生在这些阶段的学习情况，以减少对分数的过度关注。最后，修订奖学金标准。奖学金评定将不再完全基于分数，而是综合考虑学生平时的表现，如勤奋、好奇心、团队合作以及对学习的热情等[24]。

随着新加坡总体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往分流制的弊端也逐渐凸显。由于分层的影响，教育资源被不自觉地投向快捷班（Express courses），从而导致社会阶级的固化;同时，过早分流也给学生带来了更多的学习焦虑，甚至可能影响他们的自我认知[25]。因此，2019年，新加坡教育部宣布改革中等教育的分流制度。從2021年开始，改革小学毕业考试（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简称PSLE）和中学一年级的评价体系。在新的评分系统中，学生会了解到他们的积分等级（Achievement Level，简称AL）而非T分数（T-scores）。之前的T分数非常精细地区别了学生的考试成绩，但现在它被分为8个等级的AL评分制所取代（详见表1）[26]。新的AL评分系统只反映学生的个人学业水平，而不考虑他们的同龄人表现如何[26]。新加坡还将于2024年在中学引入完全基于学科的分级制——“学科分级全面计划”（Full Subject-Based Banding，简称SBB），这将使原有的快捷班、普通学术班（Normal academic courses）和普通工艺班（Normal technical courses）标签被废除。在学习内容上，学生将有更大的灵活性，他们在学校的指导下，能够根据自己的优势、兴趣和抱负，选择同一学科的不同层次[27]。

三、新加坡基础教育改革中减负的价值取向通过梳理新加坡近年来一系列基础教育改革政策，可以发现，减负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得到调整与完善，总体来说体现了以下三方面的价值取向。

1.改进评估方式，转变教育价值观

教育评估作为衡量学生学习水平的重要标志一直备受推崇，因而，任何评估方式的调整都会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分析新加坡的基础教育改革可以发现，它并没有仅仅减少考试和课业负担，而是一并调整了教育评估方式，以避免出现“治标不治本”的现象。近几年，新加坡的基础教育改革不仅减少了加权评估和考试，还改变了原有的评估标准，从强调成绩转变为对学生思维能力、学习态度等方面的重视。教育部甚至调整了奖学金的评定方式以及对HDP的描述方式，要求用陈述性的语言描述学生在校表现，并且不再显示学生在班级中的排名等学业指标。另外，新调整的AL评分系统还改变了原有的精细分层，每个科目按照更多元的成绩等级进行评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同一层次的同辈比较，从而缓和了学业竞争的压力。同时，小学毕业考试成绩不区分及格或不及格，只是反映学生对某个学科的理解和掌握水平。虽然PSLE看起来是一项分班考试，但其目的并不是区分学生的等级，而是指导学生进入中学时选择最适合自己水平的科目，以帮助每个学生找准定位[26]。将于2024年正式推行的“学科分级全面计划”则能够缓和原有分流制度导致的标签化、分层化，进而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不同的标签上移开，将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标签带来的优越感或落后感，同时减轻学生的心理负担。

在学生的学习方面，家长和社会上的教育工作者往往发挥着重要作用。校外的环境同样会影响整个教育风气。新加坡教育部关注到了整体学习环境的价值层面，并力图确保其价值导向跟上政策变化。因此，教育部与家长、校外机构以及社会上的专业人员保持着沟通和交流，以帮助他们理解政策的真谛，改变原有“以分数为重”的价值观，并构建学校、家庭与社会三位一体的育人体系;同时，教育部还帮助学校和教师熟悉这些变化，使他们能够与政策方向保持一致，并为推动该政策的落实贡献自己的力量[24]。

2.减轻学生负担，兼顾教育质量

很多时候，政策制定者会发现教育的质和量是一对难以平衡的关系：一方面，减轻学生负担、减少考试次数，教育的质量及学生的知识水平会随之下降;另一方面，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多的人才，政府又不得不增加考核，强化学习内容，设置各种课程和活动，以培养学生的技能。面对这样的难题，新加坡教育部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将减轻负担和教育质量两者兼顾。

具体而言，新加坡基础教育中的减负是针对需要死记硬背的、事实性知识的学习，以及死板的教学大纲和一部分考试。新加坡教育部发现，在知识经济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事实性知识越来越“无用”，反之批判性思维、自主学习能力等越发重要。21世纪，新加坡核心素养的主要目标是“培养自信的个体、自主的学习者、有担当的公民及积极的贡献者”[28]。因减少学习内容和考试次数而空出来的时间并非用于玩乐，在这段时间里，学生会进行小组合作、跨学科项目、自主学习以及情境表演等，甚至参加一些非学术性的活动（Non-academic enrichment），如性格塑造和田园打理（Character-building programmes and pastoral care）等[29]。这一系列活动旨在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自信心以及社会责任感，以确保当前的教育能够应对21世纪的新挑战，并满足培养核心素养的要求。新加坡教育部还专门引入了“综合项目工作法”（Methodology of Integrated Project Work）教学模式，其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提高他们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协作学习能力、自主探究和终身学习能力等[8]。该教学模式有利于激励学生学习，提高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培养个人责任感及提升知识的应用能力。另外，精简教学大纲内容能够给教师更多的教学自由与空间，让他们思考如何改进课堂教学和提高课堂质量，以保证每堂课的独特性与个性化。“少教多学”教育理念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习过程，“更多”地为生活做好准备，“更少”地为考试做准备[20]5。由此可见，这种减负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教育革新。

3.减轻教师负担，提高教学质量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在强调给学生减负的同时，也没有忽略给教师减负：一方面，教师作为课堂的主导者，向学生传授知识和生活技能，充分发挥学生的潜力，他们身上的负担不可忽视;另一方面，教师作为评估的主体，需要时刻关注学生的表现，及时反馈和解决学生的困惑并改进教学，甚至帮助学生明确自身定位，调整学习方法和计划。评估方式的变革无疑给教师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与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主要尝试从三方面为教师减负：首先，精简课程内容及教学大纲。基础教育改革前，教师在课堂上很少有时间进行创造性教学或教学方式的改革，时间的限制和大量的课程使得教学方式逐渐走向僵化。新加坡1997年推行的“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和2005年推行的“少教多学”基础教育改革，都意识到教师面临的困境，并提出削减30%的课程内容和教学大纲，以及减少教师某些行政任务，以腾出时间给教师进行培训;同时也给教师更多的时间、精力及自由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以达到让学生快乐学习、轻松学习的目标。其次，注重教师教学法的培训。“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政策推行后，新加坡教育部提出了诸多教师培训计划，包括教学指导计划（Instructional Mentoring Programme）、教师实习计划（Teacher Work Attachment Programme）和杰出驻校教师计划（Outstanding Educator-in-Residence Programme）等[30]。同时倡导注重学习过程的教学法，并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如角色扮演、小组合作学习、情景表演、课堂辩论等，以帮助学生培养批判性思维与独立自主的思考能力。这样的教学方式也能够让教师贯彻“学生主体”的教育理念，将课堂的大部分时间交给学生自由学习，以减轻原有教师主导的压力和倦怠感。再次，构建教師学习共同体。新加坡教育部组建了教师学习团体，以便分享教学、课程和评估方面的实践经验，让教师们一起学习和共同进步。这些措施既减轻了教师的负担，又提升了教学质量;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加灵活、有趣的课堂学习，从而实现为学生减负的目标。

总之，中国正处于百年之未有的大变革中，全球化的冲击和数字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给教育带来了诸多挑战，在此背景下基础教育减负的新政策应运而生，其核心就是回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而减负本身并不是目的。新加坡推行的基础教育减负政策能否取得理想的效果，也有待实践的检验。

参考文献：

[1]OECD.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Results from PISA 2018[DB/OL].（2019-12-03）[2021-10-02].https：//www.oecd.org/pisa/publications/PISA2018_CN_SGP.pdf.

[2]HUAT T C.Confucianism and Nation Building in Singapor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1989，16（8）：5-16.

[3]World Peace Depends on Free Trade：PM[N].Straits Times，1988-10-25（NL）.

[4]HENSON B.A National Ideology — Govt's New Goal[N].Straits Times，1988-10-29（NL）.

[5]TAN C."Our Shared Values” in Singapore：A Confucian Perspective[J].Educational Theory，2012，62（4）：449-463.

[6]曾玉平.新加坡精英教育培养体系及其经验借鉴[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124-127.

[7]AARON K.Doing Class Analysis in Singapore's Elite Education：Unravelling the Smokescreen of "Meritocratic talk"[J].Globalisation，Societies and Education，2014，12（2）：196-210.

[8]VANITHAMANI S."Thinking Schools，Learning Nations"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Review in Singapore[J].Educational Research for Policy and Practice，2005（4）：97-113.

[9]于紅霞，何志波.素质教育改革：从量到质的转变——谈新加坡“少教多学”教育改革[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73-76.

[10]PETERSEN J.Inside the World's Most Elite Education System[EB/OL].（2019-10-15）[2021-11-20].https：//www.sbs.com.au/news/dateline/inside-the-world-s-most-elite-education-system.

[11]BROWN P.The "Third Wave"：Education and the Ideology of Parentocracy[J].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1990，11（1），65-85.

[12]TAN C.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and Parentocracy in Singapore[J].Interchange，2017（48）：315-329.

[13]TAN C.Creating Thinking Schools through "Knowledge and Inquiry"：The Curriculum Challenges for Singapore[J].The Curriculum Journal，2006（1）：90.

[14]NORRUDDIN N.Thinking Schools，Learning Nation[DB/OL].（2018-06-04）[2021-10-02].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018-06-04_154236.html.

[15]HWEI M W.Changing Assessments and the Examination Culture in Singapore：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Singapore's Assessment Policies[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2020（4）：433-457.

[16]DENG Z，GOPINATHAN S.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Teaching：The Complexity and Challenges of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ar Changes in Singapore[J].Asia-Pacific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 Development，1999，2（1）：29-39.TAN，C.Change and Continuity：Chinese Language Policy in Singapore[J].Language Policy，2006，5（1）：41-62.

[17]NATHAN J M.Making "Thinking Schools" Meaningful：Creating Thinking Cultures[C]//TAN.J，GOPINATHAN S，HO W K.Challenges Facing the Singapore Education System Today.Singapore：Prentice Hall，2001：35-49.

[18]JANICE L.Teach Less，Learn More[DB/OL].（2018-03-21）[2021-10-10].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018-03-21_105159.html.

[19]DENG Z，GOPINATHAN S，LEE C E.Globalization and the Singapore Curriculum[M].Singapore：Springer，2013：99-117.

[20]Ministry of Education.Engaging Our Learners：Teach Less，Learn More[M].Singapore：Ministry of Education，2013：6.

[21]ALMENOAR M.Shorter Syllabus May Mean[N].Straits Times，2004-08-24.

[22]LAM W L K.Singapore Teachers' Classroom Assessment：Preparing Students for the "Test of Life"，or a "Life of Tests"[M].Ann Arbor：ProQuest LLC，2014.

[23]NG，J Y，SUMITA S.Teach less，Learn More-Have We Achieved It？[J].Today，2012（8）：4.

[24]Ministry of Education."Learn For Life"-Preparing Our Students To Excel Beyond Exam Results [EB/OL].（2018-09-28）[2021-10-03].https：//www.moe.gov.sg/news/press-releases/20180928-learn-for-life-preparing-our-students-to-excel-beyond-exam-results.

[25]丁瑞常，徐如霖.统一下的多样：新加坡中等教育分流制度改革评析[J].世界教育信息，2021（7）：66-72.

[26]Ministry of Education.Five Things You Should Know about the New PSLE Scoring and Secondary One Posting Systems[EB/OL].（2021-04-27）[2021-10-02].https：//www.gov.sg/article/five-things-you-should-know-about-the-new-psle-scoring-and-secondary-one-posting-systems.

[27]Ministry of Education.The 2 Ways Singapore is Making Learning Enjoyable for Students[EB/OL].（2020-03-23）[2021-10-02].https：//www.gov.sg/article/the-2-ways-singapore-is-making-learning-enjoyable-for-students.

[28]陳雪芬，蔡瑞琼.为生活而学习：新加坡基础教育改革新动向[J].比较教育研究，2021（5）：45-51.

[29]LIM L.More Free Time[J].The Straits Times，2005（9）：10.

[30]Ministry of Education.Our Teachers[EB/OL].（2021-10-18）[2021-10-03].https：//www.moe.gov.sg/education-in-sg/our-teachers.

Abstract：Nowadays， reducing the excessive academic burde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s a hot-spot social issue in China. Many scholars have expressed different views on how to "reduce the burden". Throughout the world， Singapore， the country with a large overseas Chinese population， has also made many useful explorations on this issue， such as the "Thinking Schools， Learning Nation" policy in 1997， the "Teach Less， Learn More" concept in 2004 and the "Learning for Life" education reform in 2018. In general， the policies of "reducing the burden" in Singapore's basic education reform have the following three value orientations： improving assessments and changing educational values; reducing the burden on students and keep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reducing the burden on teachers and improving their teaching qualities.

Key words：Singapore; basic education reforms; burden reduction; policy; values orientations

（责任编辑：杨波钟昭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