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特特：

北京作协签约作家，著有百万级畅销书《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一日，我看到一则视频，视频中，台湾作家蒋勋提到他最欣赏的女性——丁玲。

丁玲的书，我自然看过，从早期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后期著名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毛主席夸丁玲的诗句，耳熟能详。然而，蒋勋在视频中提到的，则是写作外的丁玲。

蒋勋说，1981年，他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访问见到丁玲时，丁玲已是满头白发，在一间酒吧，丁玲的打扮完全是个中国乡下老太太，而酒吧里，年轻的女郎叼着烟、披着狐皮大衣，走来走去，怎么看，丁玲与环境都格格不入。可是，丁玲完全不怵，她气定神闲，指着女郎们，对蒋勋说，你看那些人，我在上海时，就这样。

写作之外的丁玲吸引了我。我不禁想起她的几个片段——

为了上学，她和表哥解除婚约，义无反顾去上海，之后走上革命道路。

第一任丈夫胡也频被害，她带着幼子，在好友沈从文的陪同下，把孩子送回老家，整理完悲痛，重回工作秩序。

被国民党关押时，她和第二任丈夫、做了叛徒的冯达决裂，哪怕已经有了冯达的骨肉。

坐完牢，她被放出来，只身去了延安，变成“武将军”。

她主动向比自己小十几岁的陈明求爱，不顾别人的眼光，与之成婚。

她冒着风险，写下有可能遭灾，但不吐不快的文章。

经历过冤屈，渡完牢狱之劫，重归平静后，碰到非议，她的自我评价只有一句，“依然故我”，正如早年间，她的朋友瞿秋白形容她的“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她是一粒草籽，被风吹，被随意洒落，却哪怕在顽石缝中，也要挣扎着走出来、长出来。她的美，在于杂草精神，可它从何而来？

我去书架上找和丁玲有关的书，丁玲著《母亲》、沈从文著《记丁玲》，李向东、王增如撰《丁玲传》。重读时，我发现，杂草般的丁玲，身后有个更像杂草、坚强到近乎坚硬的女性，是她的母亲余曼贞。

余曼贞，湖南人，20岁时嫁给蒋家的公子蒋保黔，生下一子一女，女孩即丁玲。蒋保黔去世，婆家容不下他们，余曼贞带着孩子回到娘家。

蒋保黔生病时，没有收入，求医问药，花钱如流水。母子三人，面对着“早已捉襟见肘，仅留屋门前秧田一块，并且还欠有账”的情形，可听说常德有女子师范速成班，心动的余曼贞卖田筹措学费，对亲友们的异议置若罔闻，以32岁的高龄、青年寡妇、两子之母的身份入学;第二年，又正式进入湖南省立女子第一师范学堂。

余曼贞上师范，把7岁的丁玲安排在幼稚班。在学校，余曼贞放了小脚，每日挑灯夜读，还和八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结拜为姐妹，她年长，排行第一，老九名叫向警予。日后，丁玲在上海见到这位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妇女运动的先驱，“九姨”向警予同丁玲谈起余曼贞，“你母亲是一个非凡的人，是一个有理想、有毅力的妇女。她非常困苦，为环境所固，不容易有大的作为，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

14岁时，丁玲小学毕业，余曼贞已在常德一间学校做学监，她送丁玲去桃源县报考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经济能力有限，她变卖了手上唯一的金戒指，给丁玲交了考试所需的保证金，剩下两元，交给丁玲。

苦，可步履不停，是余曼贞。

此时，丁玲成了余曼贞唯一的孩子。她的弟弟不幸夭折，余曼贞继丧夫之后，再一次遇到毁灭性的打击，可那几年，她做了很多事——

在常德，她籌建“妇女俭德会”，任临时主席;她创办常德第一所私立女子学校，任校长;她成立女子工读互助团，学生免费学习，课余通过手工，挣工钱，贴补家用。1919年，五四运动，她带领学生游行、喊口号，参加各种活动。1922年，她发起成立“常德女界联合会”，喊出“还我天足”的口号，公开反对以缠足为代表的一切陋习。

作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女性，余曼贞不只是女儿丁玲的榜样，还是她的依靠。

1922年，19岁的丁玲要远赴上海，进入陈独秀、李达创办的平民女校学习，她未来的公公、也是她的舅舅坚决反对，他希望丁玲尽快与儿子成婚。余曼贞坚决站在女儿这边，掀起家庭内战，帮助丁玲解除婚约。

丁玲的学费、生活费，全由余曼贞承担。当丁玲与胡也频相恋，两人除去微薄的、时有时无的稿费，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日常开销仍靠余曼贞拿出一部分薪水支持。胡也频被害后，若余曼贞不代女儿抚养幼子，丁玲无论写作，还是革命，都分身乏术。

被国民党囚禁于南京时，余曼贞冒险探访丁玲。

丁玲获释再婚后，把与冯达生的女儿，又交给余曼贞，带回湖南老家。没有余曼贞从经济到人力的支持，女儿丁玲无缘延安，更枉谈“文小姐”到“武将军”。

合上与丁玲有关的书，我看见两个人影。

前面的清晰些，是短发的丁玲，任何时候，自信、勇敢、我行我素，笑声敞亮。后面的模糊些，是她的母亲余曼贞，亲切、坚决、能忍、能扛。

什么是女性的美，你想从前人身上沿袭何种美，又想把什么样的特质传递给后代？像杂草一样顽强，是我在余曼贞和丁玲母女身上，看得见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