逯新红

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深度影响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近岸化、本地化趋势明显，很多发达国家开始考虑把供应链安全置于效率之上，开启产业链集群垂直整合的重构进程。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政策，以安全为由加大技术流出限制，加快产业链布局转向，美国、日本支持本国企业从我国迁出，并联合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欲构建日澳印新产业链联盟、科技联盟围堵中国。西方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的迹象，使得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当前，我国产业链发展之痛在于“缺芯”“少核”“弱基”，特别是高端芯片等“卡脖子”压力突出，产业升级难度较大，而中美长期战略博弈将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持续压力。面对新形势，我国应借鉴美德日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经验，既要优化双循环发展格局下我国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又要坚持与其他国家的优势互补和开放合作，逐步形成以我国市场为导向的产业链供应链一体化网络。

日本：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

二战后，日本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演变基本经历了本土重建、走向东亚、走向全球、回归本土四个阶段，近年来出现产业链供应链意识形态化联盟趋势。日本不断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在政策制定、战略导向、基础研究共性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法律法规、人才支撑等创新生态链的构建上，积极主动为企业自主创新打造良好环境。

（ 一 ）通过产业政策构建国内产业体系，通过产学研模式推进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形成

一是二战后日本产业政策发挥了产业链布局作用。上世纪50—70年代是产业重建、发展与转型阶段，日本主要通过倾斜式生产方式，推动钢铁、石油化工、汽车及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上世紀80年代以来，在科技立国战略下推动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推进新材料、医用电子器材、生物技术、替代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2008—2019年，金融危机和日本大地震让日本更早警觉产业空心化和产业链供应链断链风险，日本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和产业复兴计划重新布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2020年至今，在全球疫情冲击和国际竞争加剧影响下，日本加速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回迁本土。日本实施以保持前沿尖端产业世界领先地位为导向的产业政策；推动重建“高效+经济安全”韧性供应链体系，与美印澳新等国家打造产业链供应链联盟，配合美国围堵中国，日本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出现意识形态化。二是日本的官产学合作研究模式，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鼓励科技创新、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推动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日本组织产业联盟作为突破工业基础技术的重要途径。

（ 二 ）通过产业海外布局，打造全球产业链

一是通过产业转移互补合作，打造东亚产业链供应链格局。20世纪70—90年代，日本加快布局东亚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了以日本财团为“雁头”，掌握上游技术和产品，以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为中游的技术配套企业，以中国大陆和越南等经济体为“雁尾”的下游加工组装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二是与欧美等国家在高端产业链供应链领域强强联手，加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1985—2007年，日本海外投资布局从传统的水平投资和垂直投资向生产网络投资转变。

（ 三 ）通过科技创新，保持产业链供应链主导地位

二战后，日本科技创新发展轨迹和战略主线主要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技术立国”战略、上世纪90年代的“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和21世纪以来的“知识产权立国”战略三大阶段。日本科技创新发展经历了由技术引进、模仿为主向自主研发、创新、引领为主的转变，通过技术创新，保持尖端领先，逐步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科技强国之一，保持着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主导地位。

（ 四 ）通过规则制定（ 区域协定 ），加强规则和标准话语权

一是推动区域自贸合作，掌握全球高水平贸易规则标准。近年来，日本主导CPTPP（ 即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力促日欧EPA（ 即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达成生效，力争主导和更强的贸易投资规则话语权。二是提出全球数据治理概念，积极谋求数字经济规则制定主导权。

（ 五 ）形成高端产业价值链闭环，抑制其他国家产业链上升机会

首先，日美欧等发达国家通过自贸协定形成高端产业价值链闭环，发展中国家则形成低端产业价值链闭环。最终带来财富单向转移，发展差距逐步拉大。其次，供应链布局转向。日本加强能源、原材料供应链风险管理。完善物流供应链体系。再次，日本联合美、澳新等构建产业链联盟、科技联盟围堵中国。美国联合澳日等“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

（ 六 ）以安全为由加大技术流出限制

首先，提出科技创新“安全”理念。其次，出台尖端技术相关法律。再次，强化尖端技术出口管制。日本出台防止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外流的措施。2020年日本呼吁美国、德国等42国收紧半导体尖端技术出口管控，并在其国内86所大学建立技术输出管制部门，避免技术外流。

（ 七 ）完善知识产权战略和国际标准化战略

日本制定《知识产权战略大纲》，颁布《知识产权基本法》，出台知识产权相关法案，建立全球最为系统化的知识产权战略体系。随着日美等国加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发展中国家获取先进技术的成本大幅提高，反向破解和技术仿制受到限制。

（ 八 ）重视创新人才培养与储备

人才和技术等是支撑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要素。日本早在1995年出台的《科学技术基本法》中强调基础研究和科学家的重要性。科技六五计划提出了要强化研究能力和培养人才，大力培养不惧失败、敢于挑战的人才，鼓励挑战性研发活动。

德国：重视强化技术和工业领域的全球领导力

德国重视强化技术和工业领域的全球领导力，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以欧盟区域内循环为主，同时谋求供应链多元化、本土化，减少对外依赖。

（ 一 ）打造以德国为核心的欧盟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与亚太、北美国家间产业链供应链整合

随着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和非关税壁垒的持续减少，欧盟区域内贸易比重不断提升，形成了以德国为中心，以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为外部圈层的欧盟贸易结构，形成德国与英法意等欧盟国家间的产业内垂直分工合作（ 同类产品的跨国进出口 ），推动欧盟核心国家与中东欧、南欧国家间产业链供应链整合。同时欧盟加强与亚太、北美区域间合作，形成了水平分工合作，推动了欧盟与亚太、北美国家间产业链供应链整合。

（ 二 ）强化科技创新举国体制，积极引领深化欧洲科技合作进程

德国长期以来一直将创新置于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不断强化战略规划的宏观引领作用。2006年首次发布《德国高科技战略》报告，2010年出台《思想·创新·增长——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2013年推出的《德国工业4.0战略计划实施建议》是德国面向未来竞争的总体战略方案。2014年出台的《新高技术战略——创新德国》，提出要把德国建设为世界领先的创新国家，提出继续将能源、健康、电动汽车、安全作为创新优先领域，增加“智能交通”与“智能服务”等与数字化经济和“工业4.0”相关的科技创新作为优先发展领域。德国政府加强对研发创新的投入力度，根据每两年发布的《联邦研究与创新报告2020》，2018年德国政府和经济界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升至3.13%，预计2025年将提高至3.5%。

（ 三 ）官产学研发聚焦关键共性技术，注重制造业高端环节的本土化和生产制造与研发设计服务的融合

德国官产学创新体系具有结构完整、分工明确、协调一致的特点。政府承担立法、规划、管理监督等职能，高校、科研组织和企业研究机构协同研发。德国官产学研究聚焦关键共性技术，基础研究发达，培育了大量极具创新性企业，促进众多中小企业成为某些微小领域的隐形冠军，为打造“德国制造”立下汗马功劳。

德国注重制造业高端环节的本土化和生产制造与研发设计服务的融合。戴姆勒、宝马等德国汽车企业的高端品牌由德国本土制造，而成熟低成本的中低端型号则由海外市场完成。2017年德国汽车业由海外市场制造的汽车数量是本土生产汽车数量的2倍。在研发设计服务方面，2016年制造业研发设计服务投入超过500亿欧元，是其他经济部门投入总和的5倍。

（ 四 ）德国转向“再工业化”，重构制造业产业链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德国加速新一轮产业链供应链调整。重视强化技术和工业领域的领导力，推动德国制造业发展向高新技术、高附加值及新兴产业转移，推动制造业振兴不仅聚焦新兴产业，更加注重结合技术应用和生产方式智能化带动现有制造业高附加值环节再造，重构工业和制造业产业链。重点布局未来产业，重点开展数字化与技术主权、医药技术、气候保护科技三大领域研究，推动德国成为全球创新领导者。

（ 五 ）重视提升供应链效率和安全性

德国推出工业4.0战略（ 2013年 ）、《德国国家区块链战略》（2019年）、修改《对外贸易和支付法》（ 2020年 ）等措施，在形成供应链全球标准、提升供应链安全等方面做出规定。2021年德国通过《供应链法》草案，要求企业确保在其供应链中不会发生污染环境或侵犯人权的行为，该法案从2023年1月1日起生效。

美国：通过掌控规则主导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基础，以金融资本为动力，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掌握世界经济游戏规则，制定全球高科技发展标准，主导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形成与演进。

（ 一 ）主导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主导全球自由贸易投资规则

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其主导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相继建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全球化机构，牢牢掌握了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的规则制定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与这一时期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造业转移密切相关。20世纪50—90年代，美国等西方跨国公司推动了贸易、金融、信息等产业的全球布局和低端产业转移，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承接西方的产业转移成为“新型工业化国家”，推动全球基本形成发达国家掌握核心技术和产品、发展中国家加工组装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全球自由贸易市场体系。

（ 二 ）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近岸化、本土化发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欧等西方国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贸规则深刻演变，正在改变全球化背景下的协作分工格局，全球价值链面临重构，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近岸化、本地化趋势明显，出现了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的迹象。美国提高对制造业的重视程度，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提出“让制造业回归美国”，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回归本土。

美国主导新的国际经贸规则，强化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中的竞争优势。美国主导的TPP（ 2017年因美国退出未达成 ）、美墨加协定（USMCA）、美日自贸谈判等，出台的排他性的区域协定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产生重大影响。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三零”贸易规则将对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带来显著影响。“三零”贸易规则将强化美欧日价值链主导国的话语权，发达国家依靠高端制造业和专利技术垄断继续保持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将继续被禁锢在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中承担原料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地角色，导致发展中国家崛起成本攀升。

（ 三 ）引領全球科技创新，占据全球价值链制高点

美国是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其优势在于基础研究强、高科技和军事产业发达、位于全球价值链高端、对盟友和国际规则有较强的影响力。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基础研究，1962—1980年，联邦资金资助了70%基础研究项目。1980年《拜杜法案》（Bayh-Dole Act）及后续一系列法案的推出，是美国技术转移的里程碑事件，打通了政府、大学和工业界之间的技术转移限制，从而加速成果的商业化。同时美国的反托拉斯政策反垄断政策倒逼企业创新，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激活了企业的创新。

长期以来，技术进步的外溢使美国占据全球价值链中的制高点，并从全球分工中获取最大化的全球化红利。2018年发布《先进制造领导力战略》，强调美国在全球科技创新中居于领导地位，提出开发和转化新的制造技术，教育、培训和集聚制造业劳动力，扩展国内制造供应链的能力三大战略目标，并指出智能与数字制造、先进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高性能材料、半导体设计供给和制造等13个优先支持领域。2021年6月初，美参院通过了《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授权动用约2500亿美元以加强半导体、电信设备、5G等领域的技术和研究。

（ 四 ）破坏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遏制中国崛起

美国将全球供应链战略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2012年，美国发布《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将全球供应链列为国家战略。美国出台政策，不断提高制造业、国防、高技术领域的供应链弹性，对供应链安全立法，加强与盟国供应链安全合作，其中不乏针对中国的审查措施、出口限制和技术断供。

美国持续打压中国创新和高科技产业，除传统限制对华技术出口、投资的科技战外，美国还甚至可能采取中断两国科技交流、禁止中国理工科学生赴美留学、扩大科技“长臂管辖”范围、以间谍为名起诉更多与我国有交往的科学家、继续动员盟国加大对我国技术限制和封锁等措施，遏制中国崛起。

我国如何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布局

面对美欧日等国家技术封锁、产业链脱钩和供应链阻断，我国要做好长期博弈的准备，争取更大的战略机遇期空间。借鉴日德美经验，主动在固链强链延链补链、吸引全球一流人才、聚焦大学和研究机构竞争等领域寻求多赢合作，加快对标对接公平合理的竞争规则，利用签订的RCEP、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等协定，积极考虑加入CPTPP，持续推进国内产业政策调整和竞争制度改革，在开放竞争中建立高标准高质量的规则、标准和体制，在规则竞争管理中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基础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水平，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加快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高端跃升。

（ 一 ）做最好的自己，补齐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短板

抓住全球产业重构机遇，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及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机遇，加快补齐国内产业链短板，着力固链强链延链补链，实现我国制造业核心产业链自主高效，促进产业链加快向全球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跃升。做优做强制造业核心产业链，强化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增强核心产业链环节的协同带动性。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推动核心产业链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抓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延伸制造业核心产业链，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提升核心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补齐制造业核心产业链，加大相关基础设施投入，提升本土产业链配套能力。

（ 二 ）被动中争取主动，争取规则竞争主动权

在中美竞争背景下，规则之争显得尤为重要，谁掌握了规则制定权，标准制定权，谁就拥有了未来贸易规则的主导权、产业发展的主导权、经济可持续发展主导权和国际经济政治话语权。面对美日等国家的围堵，我国要加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率先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申请加入CPTPP，推进中日韩高质量FTA谈判，对标国际高标准推进国内改革，在开放竞争中建立高标准高质量的规则、标准和体制，积极应对非市场经济导向、毒丸条款、长臂管辖等对手发起的规则战，在规则竞争管理中提高产业供应链基础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水平。

（ 三 ）以世界一流體制机制，吸引全球一流人才

加快引进国际高端人才和团队，加大高技术人才培育。构建创新激励机制，试行职务发明实行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落实科研人员股权奖励递延纳税、职务创新成果转化获得的现金奖励减半计入计征个税等优惠措施。实施国际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减免政策。

（ 四 ）聚焦大学和研究机构竞争，赋予研究机构更大自主性

积极推动创新战略、科技、人才和知识产权的统一的官产学合作，推进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联合攻克关键共性技术和公共技术研究，构建由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试验研究、关键共性技术和公共技术研究组成的创新链。设立专项基金，用于人才培养和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建设，提升我国科研体系质量，增强科研水平、创新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打造由国家实验室，关键共性技术、基础共性技术、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平台，企业研发中心组成的新型研发机构；推动基础研究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加强对研究人员的支持保障和人才培养，充分发挥其创造性。

（ 五 ）抓住数字经济新机遇，积极布局数字经济产业链新基建

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夯实工业发展基础，加快“制造强国”建设，以“全面数字化”为目标，加快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新基建”。加快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加速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物联网建设等“新基建”，建立数字经济产业链的集群优势。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构建多层次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