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晶莲

内容摘要：汪曾祺可以称得上中国的“短篇之王”，抛开他的散文集不论，他的小说几乎全是短篇，篇幅虽短但可读性极强，值得人们细细研究。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极力渲染温情和美，他以文白相间的语言描写小人物的酸痛苦辣、互帮互助，本文主要探讨汪曾祺短篇小说的创作风格，从朴素的题材和富有特色的语言两方面展开论述。通过剖析其小说的创作风格，可以让我们对汪曾祺的小说有整体性的认识，沉醉于他笔下独特的艺术世界，从而感受到汪曾祺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和对生命的乐观豁达。

关键词：汪曾祺 短篇小说 创作风格

汪曾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绕不过的重要人物，师从沈从文，文笔清新温润、沁人心脾，有小说集、散文集、文论集和京剧剧本现存于世。在小说方面以短篇为主，他将故乡高邮作为故事背景，把记忆中的人和事进行润色成为小说的题材，表达了自己对故乡的眷念之情、对美的向往。翻阅汪曾祺的小说很难不会被这份干净纯粹的爱所打动，进而唤醒人们对当下生活的珍惜。

一.朴素的题材——平凡人平常事

纵观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大部分都是以故乡江苏高邮的民风民俗为背景，他选取乡土生活的方方面面、边边角角，通过小人物的点点滴滴书写爱与美、温情和淳朴。在汪曾祺的记忆中往事被岁月过滤掉世间的喧嚣与浮躁，筛选出其中的美好与温暖，形成独特的艺术空间。

汪曾祺曾说过：“我写的人物大都有原型。移花接木，把一个人的特点安在另一个人身上，这种情况是有的。也偶尔‘杂取种种人，把几个人的特点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但多以一个人为主，当然不是照搬照抄”。[1]中国古代传统小说往往将目光聚焦于才子佳人、王侯将相，但汪曾祺小说里的人物几乎都来自“民间”。他描写小人物的琐碎生活，关注他们的命运。

1.故乡小镇的女性风姿

汪曾祺笔下女性或天真活泼、或率真随性、或坚韧热情。环境不仅塑造人物形象而且推动人物命运，例如《大淖记事》中的巧云，她虽生长于江南水乡但性格并不像一般江南女子那样柔弱，而是在温润清秀中多了几分坚韧。当她被刘号长玷污后没有掉一滴眼泪，更没有想跳到淖里淹死，而是默默担起家庭的重担，甚至依然勇敢追寻自己的爱情。还有《辜家豆腐店的女儿》里的“豆腐店的女儿”，她面容姣好，身上也带着微微的豆腥气，看似羸弱但为了父亲的医药费而忍辱负重。汪曾祺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兼具天真和智慧，她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但她们从不自怨自艾，而是通过辛勤的劳动改善生活，她们踏实、善良、贤惠、真诚，于平凡中透露出点点智慧。例如《侯银匠》中与父亲相依为命的侯菊，小小年纪便撑起了全部家务，面对婚姻也有自己的安排和打算，生活催促侯菊的成长但她从不曾怨天尤人。

汪曾祺始终以平等眼光看待女性，对于她们大胆且勇敢追求爱情的行为给予充分的肯定，展示了女性身上的本性之美。“在其短篇小说中某些人物的行为看似出格，但经过作者的描写已然成为必不可少的美好追求，充分赞扬了健康的人性。”[2]汪曾祺在多篇小说中数次写到为了追寻爱情，主人公抛开世俗和偏見，例如《薛大娘》里，薛大娘“偷吃”，按照常理是被人们所唾弃的。但在作者笔下的薛大娘是率真大胆的代表，作者不仅是赞扬这种人类本性的追寻，更是肯定男女地位的平等。

2.下层的文人墨客

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塑造了一批中国古代传统的士大夫形象，这些文人墨客有一些不计较钱财多寡、不在意身份地位，在寡欲清静的生活中与中下层百姓和谐相处。例如《鉴赏家》中大画家季匋民，他拒绝当众作画，但因认为叶三是真正懂自己画的人，而在他面前画画且将自己的画作赠与叶三，大画家与小果贩的交往，不关乎学识和地位的悬殊，两者只有最朴实的知音关系。

“汪曾祺短篇小说汲取中国古代小说和现代抒情小说的传统，关注文人内心中的诗意和美德及这种美德的丢失。”[3]他笔下的文人形象有一部分深陷困境，但依然坚守自我，不曾同流合污。例如，《徙》中以高北溟为主线，串起淡甓渔、高雪等三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表达了当知识分子理想高于现实，又不愿向生活屈服时容易陷入两难的困境。作者借这群知识分子展示了文人坚毅和淡泊宁静的品格，而在这品格之外，作者其实是向读者展现了知识分子心灵中诗意和美德正被残酷的生活损耗，逐渐丧失了从过去继承的这些宝贵传统美德，心灵日益变得粗俗。汪曾祺作品中的文人墨客不在庙堂，而在乡间，他们亦不求取功名仕途，知识分子的高洁脱俗在此描写的一览无余。

3.技艺为生的小商贩

在汪曾祺的短篇小说中很少出现达官贵族，他对小商贩有浓厚感情，往往花大量笔墨来刻画各色各样的小商贩，在他们身上倾注自己对生活和人性的美好向往。

这些远离城市生活，身处社会底层的小商贩，不曾接受都市文明的熏陶，始终保持自己本真的状态，但为了生计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绝技”，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光辉事迹，不过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大淖记事》中无论是锡匠还是挑夫，都有自己赖以谋生的独门绝技;“《鸡鸭名家》里的余老五和陆长庚更不用说：余老五依靠自己的本领可以孵出比别家鸡大一圈的小鸡，而将散落于芦苇丛各处的鸭子赶到一起对陆长庚来说则是易如反掌”[1];还有凭借一门手艺在一个行业中劳作终生的如《侯银匠》中的侯银匠和《戴车匠》中的戴车匠;《异秉》中卖卤味的王二，凭借一个熏烧摊子而慢慢发达起来，他不仅手艺好而且勤勤恳恳;《鉴赏家》中的果贩叶三，他是一个卖果子的鉴赏家，每个从他手里出售的果子都很大、很香、很甜，而且得四时之先，这使得大家都愿意买他的果子。这类小商贩不胜枚举，他们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厉害人物或成功人士，但凭借自己的看家本领立足于家乡，并且代代相传。

汪曾祺专注描写这些带有本领的小商贩，他们辛勤劳作、乐于助人、善良果敢，通过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介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从而展现自己对生活的追求。gzslib202204021034

二.富有特色的语言风格

汪曾祺曾说：“语言便是内容本身”，[4]文章内容要通过语言来呈现。其短篇小说的语言独具风格，书面语和口语交替使用，大多数文章还间杂些民间方言，文白相间的语言使得文章兼具朴实性与趣味性。

1.语言文白相间

（1）口语和书面语高度糅合

汪曾祺主张文学语言要做到书面语和口语的融合使用，浓淡适度，不留痕迹，才有韵味。因此他的短篇小说既注重书面语言也不忽略日常口语，在这交叠使用的过程中别有一番味道。他许多短篇小说的开头都像老人讲故事的语调，如《大淖记事》写道“这地方的地名很奇怪，叫做大淖。全县没有几个人认得这个“淖”字。县境之内，也再没有别的叫做什么淖的地方。据说这是蒙古话。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渺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1]一段介绍地名的文字，不同的句式错落有致，话语的前因后果、起承转合在这寥寥几句被安排得巧妙又合情合理，读起来如同畫卷一样徐徐展开，余味无穷。

汪曾祺短篇小说的题材主要选取乡村小人物，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小说语言会有大量的口语使用，《鸡毛》中的文嫂，她没受过什么文化因此说话也不会像知识分子一样文绉绉，她的一词一句基本都是日常口语，如“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鸡呀！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鸡呀”。[1]文嫂被偷鸡后的自白与人物形象完美贴合，使得文嫂这一人物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2）民间方言、短句子的使用

汪曾祺的小说全文很少有重复的句式，词藻也不甚华丽，但仔细品读却别有一番韵味，民间方言和短语的使用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受戒》作为汪曾祺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全文语言展露清新爽朗之感，贯穿民间风味。文中穿插了许多民间歌谣，用本地方言为文章添上一层民族色彩。如“姐和小郎打大麦，一转子讲得听不得。听不得就听不得，打完了大麦打小麦。”[1]农家的歌谣都发源于生活，将生活某个片段截取，编成朗朗上口的歌谣，传唱度极高，无人不晓，深刻反应着这个地方的风俗人情。无论是民间方言还是歌谣，对于大众读者来说都是格外新奇，在很大程度上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有助于读者对文本的理解。

短句简洁、明了，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小说中短句的运用则为小说增添了更多生活的气息，汪曾祺明确表示：“要使语言生动，要把句子尽量写得短，能切开就切开。”[5]通篇阅览《王四海的黄昏》，不难发现在全文众多的语言句式中，短句占据了重要比重。如“卖烂藕的，卖煮荸荠的，卖牛肉高粱酒，卖回卤豆腐干，卖豆腐脑的，吆吆喝喝，异常热闹。”“妨碍恁生儿育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全凭一句话，提醒懵懂人。买几帖试试！”[1]层出不穷的短句让文章极富层次感，且与日常生活十分贴近，将读者与作者的关系大大拉近，同时，也避免了文章的枯燥单调，使文章更具有活力。

汪曾祺在其短篇小说中用一系列的短句和民间方言将原本普通的故事和人物组合到一起，带给读者直观的冲击，同时文章不乏诗情画意，刻画了一个又一个的世外桃源，这份人生追求和美好向往也深深感染读者。

2.语言的朴实性与趣味性

（1）语言的朴实性

汪曾祺看重语言但并不追求语言的华丽，他很少使用生僻的词句，没有夸张的色彩和修饰，主张语言的朴实自然，一点儿也不故弄玄虚。但是“朴实不同于小说的呆板乏味，因为朴实的语言是配合着细致的描写进行的，所以完全弥补了语言朴实的缺陷。”[6]《职业》中以独特的叫卖声和外貌来描写不同的职业，不同职业根据工作的特性，吆喝叫卖声、穿着打扮也是各色各样，例如卖杨梅、卖玉麦粑粑的苗族少女，“卖杨梅——！玉麦粑粑——！她们都是苗家打扮，戴一个绣花小帽子，头发梳得光光的，衣服干干净净的，都长得很秀气”。“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是一个孩子。他斜挎着一个腰圆形的扁浅木盆，饼子和糕分别放在木盆两侧，上面盖一层白布，白布上放一饼一糕作为幌子，从早到晚，穿街过巷，吆喝着：‘椒盐饼子西洋糕。”[1]这种外貌描写生动形象，不仅把场景画面展现的活灵活现，并且将各种职业人的特点完全凸显出来。

汪曾祺深受尊师沈从文的影响，他们从中国传统文化获取营养，追求含蓄之美。沈从文主张“语言贴合人物描写”，[7]小说语言是在小说结构中自然生长，避免一切矫揉造作。汪曾祺短篇小说的语言始终践行这一原则，他的叙述娓娓道来、语言朴实清新，使原本琐碎的日常变得趣味横生。

（2）语言的趣味性

汪曾祺短篇小说的语言表面看起来平淡无奇，实则生动形象，富有意蕴和趣味性。他讲究对仗、“炼字”，注重词句颜色、声音的搭配。这样的语言安排既使文章读起来活泼有趣，也让读者感到耳目一新。如《受戒》最后写到明海受戒回来，小英子摇船去接他，忽然把浆放下，爬在他耳边小声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你说话啊明子说：‘嗯。‘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明子大声说：‘要‘你喊什么？明子小声说：‘要——”[1]又比如《故里三陈》中的“陈四”篇，“高跷队前面有两个“开路”的，一个手执两个棒槌，不停地‘郭郭，郭郭地敲着。一个手执小铜锣，敲着‘光光，光光。他们的声音合在一起，就是‘郭郭，光光;郭郭，光光”。[1]这些普通的话语经过汪曾祺巧妙的组合焕发出别样的光芒，使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明，故事更显得真实。

汪曾祺的“炼字”不是对字词意义的推敲，而是注重其音韵、节奏，并且不拘于某一格式，使得小说的语言简单却妙趣横生。如“夏天一地浓郁，秋天满株黄柿”[1]（《收字纸的老人》）对仗工整，朗朗上口，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脑海会不自觉感受这种变幻。季节更替，形态变化，颜色变换都在这寥寥数字得到充分体现。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是俗中带雅气，淡而有趣味，初读是惊奇诧异，反复咀嚼后流连忘返让人记忆深刻。

早在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就开始了小说创作，但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汪曾祺一度暂停创作，直到1980年《受戒》发表后，他的作品如雨后春笋，与日俱增，并逐渐产生诸多追随者。时光飞逝，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如同酒酿的好酒在经过岁月沉淀后更显芬芳，质朴中透着诗意，通俗又不失深度，一字一句都牵动着读者。

由于家庭环境、恩师沈从文、传统文化以及汪曾祺自身的心态和追求的影响，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将目光聚焦于故乡生活，用散文化的结构、文白相间的语言来记叙小人物的悲欢喜乐，在作者留下悬念的故事中凸显未经雕琢的美与纯粹质朴的爱。在时下浮躁的社会，人们如果能沉下心认真阅读汪曾祺的作品，深入了解汪曾祺本人，必定获益匪浅，学习其中的随和从容。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四）[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94.

[2]孙雅婷.论汪曾祺乡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J].大众文艺，2018（6）.

[3]梁瑜.传统文化与汪曾祺小说创作[D].广西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6.

[4]徐明明.论汪曾祺短篇小说创作[D].上海外国语大学学位论文，2013.

[5]陆建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6]蒋瑞.谈汪曾祺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J].辽宁师专学报，2004.

[7]陶方宣.最后的士大夫——沈从文与汪曾祺[M].新华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