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少华， 杨开烨

(1.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2.南京师范大学 中北学院，江苏 丹阳 212300)

一、体认语言学的主要创新和贡献

一直以来,体验哲学被视为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基于此，狭义的认知语言学被定义为“一门坚持体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着力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作出统一解释的、新兴的、跨领域的学科”[1]。认知语言学家Lakoff和Johnson在《体验哲学——基于身体的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一书中阐释了具身认知观，提出心智的多重特征，即有具身性(embodied)；依赖具有特殊感觉运动能力的生理结构；存在身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涉及直觉、思维和情感活动[2]。这与传统认知主义观截然不同，后者仅将身体视为刺激感受器和行为效应器。

之后,认知研究的对象开始由个体转向社会、文化等宏观语境[3]，并逐渐呈现出本土化的演变趋势。以“认知社会语言学”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兴边缘性学科随之诞生。然而，虽然认知语言学尝试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但皆不可避免地因缺乏统一范式而导致对有关“认知”概念的模糊界定[4]。

受“后现代哲学”(post-modern philosophy)思潮影响，王寅提出以“体认”替代“认知”，并在系统阐释其定义时表示，“体”重在“身体力行”，凸显“互动体验”之义；“认”强调“认知加工”，虽继承了乔姆斯基“心智研究”的视角，但也批判了其“天赋、普遍、自治、模块、形式”等立场[5]。与“体验观”相比，“体认观”以一字之差，突出了“人”作为体认主体的双重属性，从而顺应并发展了新时代的人本观。一方面，人与现实的关系反映了“物质决定精神”的唯物论；另一方面，人可借助语言加工反映意识并反作用于物质，凸显其主观能动性。这种辩证法的视角将客观与主观有机结合，能更好地阐释语言之本质。自此，认知语言学经过本土化,转变为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简称ECL)，推动了语言哲学的延续，并在后续学科融合的过程中将认知社会语言学修补为体认社会语言学[6]。

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可归纳为一种单向型的线性推导公式，即“现实—认知—语言”[7]。其中，现实世界与语言表达之间增补了认知这一链接[8]，实现了对Frege语义三角[9]的修补，即将处于三角顶端的“涵义”(sense)向下拉，以阻断语言符号(symbol)与指称对象(referent)之间的直接关联。也有学者指出“认知”这一概念在阐释过程中的局限性易导致因偏重认知加工(“认”)而忽略互动体验(“体”)与互动主体(“人”)，提议以体认者为中心构建一种双向互动模式，即“现实↔体认者↔语言”[7],从而凸显出三者之间的互动与制约。

除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愈发得到凸显，主观和客观趋向融合统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基于特定的社会文化维度来考察体认语言学的阐释力并深挖其认知理据。例如，内在与外在、心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等不同组别的概念都来自人们的感知体验和抽象概括。而通过研究发现,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与之高度契合,即作为世界有机组成部分的人,是处于世界之内而不是处于世界之外,是以主客交融的方式而不是以主客绝对对立的方式参与世界活动[10]。下文将先探讨政治话语的主要特征，再以习近平讲话为例，阐释其体认性。

二、政治话语的基本特征

“话语”是由社会建构并由社会形成的：它构成情景、知识对象和社会身份，以及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11]。政治话语是一种支持或反对特定行为方式，并赋予决策合理性的论证形式，具有宣传政治理念、形成舆论导向、建构民众心理的重要作用[12]。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说服手段分为三种：诉诸人品(ethos)、诉诸情感(pathos)和诉诸理性(logos)，分别对应于道德、情感、逻辑[13]。

除了亚里士多德的经典理论，批评话语研究关注语境对话语的作用，致力于建立语言理论和社会理论的关联，常以各类题材的政治话语为语料，揭示政治话语背后隐蔽的权力和意识形态。

认知语言学的各种理论，如架构理论(framing theory)、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意象图式理论(image schema theory)、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等，为阐释话语的认知机制提供了新的理据。Lakoff提出，以既定派别划分政治观点的行为是危险的，因为人的大脑承载着冲突性的思维模式和复杂的价值观集合，能依据不同情境激活并凸显相应的内容[14]43-47。架构正是人们用以理解现实并时而建构我们以为是现实的心理结构[15]。因此，政治话语的分析归根结底在于解析架构的认知机制，以揭示潜在的受众视角。

政治话语具有一系列特征，包括形象性、逻辑性、故事性、创新性，具有感召力和塑造力。并且，特定语境下的研究范式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需要打破所谓的“普世文明”(universal civilization[16])。研究政治话语需要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群体在价值观立场、话语策略、语用效果方面不同程度的差异。尤其当面临话语陷阱、污名化等现象时，受众有必要从历史、文化的认知维度阐明视差之见。例如，习近平在出席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时多次明确表示：

(1)这其中没有什么权力斗争，没有什么“纸牌屋”。中国愿同国际社会积极开展反腐追逃合作。(《人民日报》2015.9.24)

(2)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人民日报》2015.9.24)

不论是将中国政党体制比作所谓的“纸牌屋”、将中美关系喻为“修昔底德陷阱”，还是以“金德尔伯格陷阱”之名追究导致全球供给失衡的潜在危机制造者等[17]，都是西方学者炮制的概念和架构。一味套用这些扭曲的架构只会加速错误信息的传播，并加深误解或加剧不必要的恐慌。因此，当下我们既要快速反应，对诸如此类既定架构的本质进行批判和揭露，又要摆脱此类架构的预设，找准定位，创造性地对相关议题进行再架构。

新时代中国政治话语除了具备政治话语的普遍特征以外，还突出表现为鲜明的人民性，以日常体验驱动对抽象概念的社会认知，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例如，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曾以“穿鞋子”譬喻道路选择，并紧接着在澳门回归15周年之际，换用歇后语形式以类似的譬喻重申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3)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人民日报》2013.3.24)

(4)只有这样，才能把路走对了走稳了，否则就会左脚穿着右脚的鞋——错打错处来。(人民网2014.12.20)

在上述例子中，鞋子是紧是松，是软是硬，最有发言权的当属试鞋人自己，不可能由别人代为决定。这种排他性并非意味着个体标准的恒定。即便是同一个人，选鞋的标准也有可能依据时机和用途的不同而产生变化，有时还需要考虑周边环境进行灵活调整。同理，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也需要关照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状况做适当的调整。由此可见，运用叙事进行说理，可以最大限度地引发听众的共鸣。并且，不同情境下的表述彼此呼应、相互补充，有助于政治概念在具象化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其内涵，从而促进受众实现道德内化，做到举一反三。

三、政治话语的体认性

(一)人的身体经验

客观世界中存在的各类物体均占据着一定的空间位置，位置的变动通常对应为位移事件[7]。然而，描述位移事件需要参照认知过程，存在现实与非现实之分。体认语言学继承了认知语言学主张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语言并非是一个对事实进行客观反映的自足的认知体系，而是认知机制和外界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概念、判断、推理的形成多基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身体体验。其中，最基本的体验便是对身体部位、空间关系、力量和运动等的感知。

尤其当阐释具有抽象意义的单个概念时，很难直接对应确切的身体经验，必须借助隐喻的间接表达，在整个概念系统中进行关联性识解。例如，在阐释“爱是一种情感”(Love is an emotion)的时候，需要参考以下与身体经验相关的概念隐喻的集合，例如“爱是旅程”(Love is a journey)，“爱是一种力”(Love is a physical force)，“爱是战争”(Love is war)，等等[18]。如此，抽象的概念可对应于日常生活经验，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旅程隐喻属于典型的“事件结构隐喻”，由基本的概念隐喻组成，表现为“起点—路径—终点”图式(the source-path-goal schema[19])。其中，“起点”象征着事件起因，“路径”象征着事件沿时间轴线的发展过程，而“终点”象征着行动的预期目的或事件的最终结局。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巧妙运用旅程隐喻激活了有关长途旅行的出行经验：

(5)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光明日报》2021.7.16)

其中，国家被比作正在前行的“赶路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被视为“目的地”，两个百年计划的阶段性目标被当作“通往目的地的沿途站点”。这种“分步走”的战略论述使民众对国家的长远规划做到心中有底，并通过阶段性回顾聚焦已取得的成就，从而增强民众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这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

“力量动态”意象图式(the image schema of force dynamics)基于语言结构中隐含的两种基本力，即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表示力倾向的实体是作用力，而反向施力的实体为反作用力。依据基本隐喻“事因即力量”(Causes are forces[14]188-189)，人们可还原动作发生的场景，推导出事件的主体和起因。上述例子中，“实现了”“建成了”“解决了”表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完成，也因此施加了一种作用力，推动国家各项事业打破停滞的局面，按照第二个百年计划有序开展。而“动点观察”方位词“向着……迈进”暗示受力物的走向，既指代现有成果的延续，又预示着发展趋势的向好。

(二)物的感知经验

普罗泰戈拉曾言“人是万物的尺度”(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人类在自然界中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能突破其他物种的局限性进行推理，居于存在大链条(the great chain of being)的顶层[20]。从古希腊的城邦生活至今，人类语言积累了大量的政治隐喻，见证了人的能动性发展。由定义可知，隐喻是由源域(已知、具体的概念域)到目标域(陌生、抽象的概念域)的系统映射。隐喻的语义基础正是在于两个认知域的相似性。这说明隐喻并非简单地反映现实，而是凸显部分信息，建构想象的现实或推测可能发生的行为。

(6)领导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真正锻造成为烈火真金。(《人民日报》2019.10.29)

上述例子运用了人们对物体硬度、强度与韧性的感知，将复杂严峻的斗争考验比作淬炼、锤炼、火炼等锻造工艺，并将提升的能力素质比作真金，从而阐明了“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这也与先哲总结的有关力量感知的箴言“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的寓意不谋而合。

此外，动物、植物也常出现在政治话语中，被赋予人的生命体征、动作与情感进行阐释，能迅速引发民众的普遍共识，并基于概念原型衍生出更多分类，形成庞大的语义网。

其中，动物隐喻多见于廉政话语。腐败分子或腐败现象常被比作各类擅潜伏且具有危害性的动物，并按体型大小、力量强弱等区分其危害程度。体型硕大、独霸山林的猛兽常用来比喻大贪官和大祸害，而体型微小的害虫则用来比喻小贪官和微腐败。例如：

(7)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大力查处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就是要顺应人民要求。(《人民日报》2015.9.24)

除了“打虎、拍蝇”以外，反腐还涉及“猎狐、捕鼠、勒马、网鱼、灭虫、关猫”等一系列举措。其中，腐败分子按照类别被细分为潜逃藏匿的偷窃者、错误指引的领头者、遭遇遗漏的逃脱者、灵活穿梭的钻空者、结群分食的同谋者等。一些新奇隐喻的出现，引导受众突破传统的认知局限，通过对比探知变化的语境，积攒新的感知经验。例如，成语“牛栏关猫”的创造性使用将不合规的制度比作错置的“牛栏”，凸显出“猫”作为偷腥者的狡黠。

(8)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如果空洞乏力，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再多的制度也会流于形式。牛栏关猫是不行的！(人民网 2014.10.23)

植物隐喻常见于廉政话语以及外交话语。例如：

(9)这么多年，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一些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人民日报》2015.1.16)

(10)“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世界各国联系紧密、利益交融，要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人民日报》2013.4.8)

将不良作风比作常割常长的韭菜，暗示了腐败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而将世界比作群花绽放的绚丽花园，则是以自然界的生命共同体比喻现实中以国家为单位的命运共同体，号召各国结成休戚与共的亲缘关系，和谐共处。

神话隐喻贯穿于扶贫话语、廉政话语与外交话语，可追溯至上古天地混沌之时，源于早期农业文明时期的自然崇拜，通过塑造反抗神集中展现出人类原始本能中的斗争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例如：

(11)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心怀梦想、不懈追求，我们不仅形成了小康生活的理念，而且秉持天下为公的情怀，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中国人民相信，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人民日报》2020.5.16)

上述例子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耳熟能详、富于传奇色彩的神话角色为榜样参考，通过凸显其超凡的神力与毅力，激发民众蓄力当下，弘扬家国情怀，不畏艰险，执着奋斗。

(三)概念和经验的整合

架构整合可创设出与现实平行的虚拟空间，并通过将信息以类比或非类比形式进行压缩、整合、解压与回射，形成新的认知启示[21]。这有助于引导人们以史为鉴、借古喻今，以间接的言语行为达到预期的话语效果。

成语在汉语中经长期使用、反复锤炼形成固定的四字格短语，言简而意深。作为独立的语言单位，成语以保留类似词的语法功能为前提，最大限度地将不同概念、寓意和人物的经历和故事以省略的形式高度浓缩，再借助完形想象补足意义的留白，是典型的概念整合。例如，习近平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首次引述成语“愚公移山”：

(12)中国有个寓言叫“愚公移山”。讲的是几千年前，一个交通不便的山村里有位叫愚公的老人，下决心将挡在家门口的两座大山移开。亲戚和邻居都说不可能，但他力排众议，带着子孙日复一日挖土移山。他说，山不会加大增高，人却子孙无穷，只要持之以恒，总有一天会把大山搬走。愚公的精神感动了天神，两座山在人和神的共同努力下被移开了，愚公的家乡同外界实现了互联互通。自古以来，互联互通就是人类社会的追求。我们的祖先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许多互联互通的奇迹。丝绸之路就是一个典范，亚洲各国人民堪称互联互通的开拓者。(新华网2014.11.8)

依据体认语言学理论，现实中的角色关系(亚洲各国之间互联互通)类推为成语中的角色关系(愚公的家与外界互通)，继而不同话语空间之间形成互动，推衍出新的寓意，即号召各国不断加强合作，增进共识。具体关系如图1所示。图中以虚线的矩形方阵划分出现实、认知、语言三层结构。现实层分指两类现实：一个是住所门前有太行、王屋二山的虚拟现实；另一个则是亚洲各国地域间隔的客观现实。认知层主要进行概念压缩后的概念整合，左右两侧纵列中的各要素分属源域和目标域，存在人物、起因、手段、结果、寓意五个方面的映射关系。语言层代表实际的话语表征，即语言，是概念整合的最终呈现。经由层状结构，语言建构出的新现实将被回射到原初的现实层，借愚公成功移山的结局启发当下，即各国发挥“愚公精神”，同心协力共同打通“一带一路”新渠道，实现区域间的互联互通。

图1 成语“愚公移山”的体认层创图

一些新兴的政治术语同样具有整合性，表现为不同历史时期的理念在新情境下的再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便是融通马克思主义(“共同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人类命运”)的当代重构。马克思主义类哲学思想将“共同体”视为个人发展的必要前提，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2]。“人类命运”这一概念是对儒家思想中“天下”观的继承与弘扬，可追溯至战国末年孔子答问时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当今的“天下”不再局限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更多指涉一种关于世界的整体观，涵盖“协和万邦”与世界“大同”的思想[23]。结合《孟子》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分级入世理念进一步推知，“天下”还暗示着一种道德进阶过程。这从侧面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递进式的演变历程，其终极目标是实现一种超越个人利益的、更崇高的价值追求。

(四)历史经验

历史经验往往对应于已发生的单一事件，涉及明确的对象和教义，并不适合直接拿来使用，缺乏在社会文化方面的一般性(socioculturally shared generic[24])意义。政治话语创造性运用蕴含历史经验的典故、成语、谚语等，巧妙借用历史事件中因果、时空、表征、身份、意图、属性、变化、相似性、独特性、部分-整体、类比和非类比等逻辑关系，从而将历史经验转化为更具现实启发意义的政治经验。这既有助于激发和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又能推陈出新，将深奥的道理娓娓道来。

习近平在2013-2014年间的多种场合引经据典，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如：

(13)人的思想和作风有了毛病，也必须抓紧治。如果讳疾忌医，就可能小病拖成大病，由病在表皮发展到病入膏肓，最终无药可治，正所谓“禁微则易，救末者难”。(人民网2014.9.11)

(14)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人民网2014.1.15)

上述例句中，“禁微则易，救末者难”援引自范晔《后汉书·桓荣丁鸿列传》中的古训，阐明了反腐需要防微杜渐。这与《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刘备临终所嘱托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皆强调了向善与趋恶的渐进性。相比于直白说理,典故蕴含了更丰富的情节，能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代入预设的角色，从历史规律的必然性中反思现实、推导未来。并且，基于人们的生存经验，愈是攸关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愈容易引起人们对危机的高度警觉，引发强烈的情感波动，产生以更高的标准约束行为的紧迫感。

“讳疾忌医”与“刮骨疗毒”两则成语典故激活了两类性质相近、结局却截然相反的治疗架构。“讳疾忌医”激活的是消极的治疗架构，讲述了战国时期蔡桓公错失治疗时机而身亡的悲剧故事。与之相对，“刮骨疗毒”激活的是积极的治疗架构，讲述了三国时代关羽接受医治而重获新生的传奇故事。生死逆转的巨大反差能增强人们对于反腐倡廉的自律和自省，意识到即便是再小的祸患，若不及时诊治也会危及性命；反之，再险急的病患，经过及时、彻底的诊治也有可能提升身体的免疫力，从而转危为安。

(五)社会认知

体认语言学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原则与新时代中国政治话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高度一致。认知是语言反映现实与建构现实的纽带。社会认知既基于事实，反映现实，使人们遵从客观规律，受其制约；又超越事实，建构现实，激发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对抗外界的误导和干扰。随着认知对象范围的扩大和认知程度的加深，人们对复杂概念中的跨文化特征和矛盾现象进行识解、推导、记忆等认知能力提升，并产生相应的群聚效应，推动更大范围共识的达成，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例如，战争隐喻贯穿于我国各项重要改革议题的规划，最大限度地激活了集体主义价值观,争取了最广泛群众对国家立场的理解，从而以群众路线带动政策的落实，在脱贫攻坚、污染防治等方面均取得胜利成果。

(15)越是进行脱贫攻坚战，越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脱贫攻坚战考验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干事能力、工作作风，既要运筹帷幄，也要冲锋陷阵。(《人民日报》2021.2.24)

(16)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8.5.21)

时局变化不断生成新的“战场”。在对抗疫情的新语境下，战争隐喻对决胜疫情、占领舆论高地、鼓舞民众凝心聚力起到了关键作用，见证了社会认知的新飞跃。例如：

(17)全面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人民日报》2020.9.8)

参照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可知，“人民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从词组搭配上来看，修饰语“人民”凸显了决策代表的群众性，突出了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在于保障人民的权益；从战争本身的结局来看，最终结束了长达多年的战争，取得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胜利结局。历史上的“人民战争”是一场化解内乱，捍卫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大规模的正义战争。而今以“人民战争”比喻对抗疫情的斗争，是对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的弘扬。在这场战争中，有奋战在防疫前线的英雄，有各地派往重点疫情区的“援军”，有千千万万宅家抗“疫”的老百姓，还有跨洋输送物资的侨界青年。随着战“疫”进入新的节点，“人民”指涉的群体由中华民族拓展为全世界其他各民族，展现出中国的大国担当与世界情怀，有效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这充分印证了现实与认知之间的互动关系：新出现的问题填充了人们的认知空白，进而引发新的思考，产生新的行动，建构更贴近理想的现实。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争隐喻及其弘扬的斗争精神还将延续到对更多新挑战的应对上。在战斗力储备方面，年轻人才将成为新战场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中坚力量，以昂扬的精神面貌抵制不切实际的幻想，坚守底线，迎难而上。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

(18)年轻干部要自觉加强斗争历练，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斗争中成长提高，努力成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勇士。(《人民日报》2021.3.2)

四、结 语

上文回顾了体认语言学的基本观点和主要贡献，并结合当代中国特色政治话语，证实了体认语言学对于阐释中国政治话语的可行性和重大意义。研究表明，体认语言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补充回应了认知语言学未曾详尽阐释的问题。例如认知具体指什么、有何作用、认知与现实如何互动，以及认知如何形成与提升等问题，强调关注人与现实、语言的双向互动关系，以揭示“人”所具备的多种能力，包括感知力、想象力、能动性、创新性和表现力。

通过对习近平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一系列讲话的阐释，我们能更加深刻地感知习近平的语言风格。引经据典、汇通古今、共情同理、平易近人的话语策略彰显了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以及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从长远来看，体认语言学的发展有助于强化受众的体认者意识，激发潜在的文化基因，并为推动新时代中国政治话语的系统性阐释，扭转对外传播过程中的“认知赤字”提供一定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