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繁华落尽之后，邱华栋以其具有深度现代性的精神透视、复杂多样的文学样态，以及文本形体的开拓性实验，成为新生代作家以及新写实作家中更具先锋性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以自己持续的写作，与其他许多优秀小说家一起，凭借在小说创作诸多方面的进一步开掘，使得先锋文学的余韵甚至是黄金时代的荣光一直持续至今。

我们知道，19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年代，更是先锋文学的辉煌时期，先锋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可谓风生水起，成績斐然，他们以书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或生存本相，在价值取向、叙事风格与审美趣味方面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特别是“革命”现实主义小说，形成了自己的主要特征，从而获得了文学的巨大生机。至90年代，因为中国改革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和文学的必然前行，以及由此必然带来的中国社会生活、审美对象和审美感受发生的变化，所以各个方面包括文学创作上新的调整就显得是势出必然了，因此可以说，先锋文学的转型或者说精神流变，既是文学创作个人化的结果，又是这一历史进程的要求。从这一时期起，随着探索的逐步深入，先锋作家们很多都力图走出自己为自己设置的困境，作出适时的调整，由此就形成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既相互平行又彼此交叉、重叠的文学态势，在此过程中，这些小说家尽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独创性，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世界。作家邱华栋便在这样的背景中，在文学的围场中站立起来，接过先锋文学的大旗，以其深刻的文化透视或者价值重建，重新树立起从先锋典范到现代主义写作的文化坐标。其中他的《正午的供词》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应该说，《正午的供词》就是中国文学的《罗生门》。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中国电影导演和一个著名的电影明星二十年的成长和爱情之路，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将主人公潘岳和夏百灵的死作为小说的起点，通过采访与两人曾经有过交往的不同时期的各种见证人，以及主人公生前留下的各种痕迹，来探寻现代人的个体意识和社会意识，使得这部好看的小说成为当时社会繁杂景象和人群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邱华栋在写作中，将报告、文件、日记、散文、书信、访谈、诗歌、剧本、回忆录、札记、评论、消息等十多种文体融汇聚合，浑然一体，迷幻而又清晰。在其创作中，邱华栋一直试图通过对个体和他者的批判与反思，来确认自己作为作家的主体价值以及写作的意义与尊严。在其中，他强调个性，表现自我，逼近人内心的真实，既带有先锋文学的诸多特质，又带有那一时期，人们对于文学回归写实主义呼唤的集体精神和群体主体性的特点，他用他的作品在先锋文学近乎走向告别之后，以一种作为一名优秀作家天然就具有对于精神创造性、自由性的集体记忆的复苏，支撑着自己创作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情怀。

邱华栋作为与中国新时期文学同步前行的作家，首先也必然具有与先锋作家一样的写作原点。我们知道，在20世纪90年代那个特定的时期，对于物质越来越强的强调，和与之相对应的精神世界渐渐现出的溃败迹象，使很多人的主体观念随同往日信念一起日趋萎缩，功利、粗鄙、虚假也越来越成为文化的常规标签，于是，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是保持冷漠，还是保持觉醒，就成为那一时期作家绕不过去的抉择。在当时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初期，略显贫困的生活和孤独的处境，带来人的精神痛苦、心灵创伤、精神裂变，“文革”带来的个人的仇恨，自卑与自尊交互影响，不断冲击着人们的内心。因此，表现那些孤苦无依的人生经历和忧郁阴暗的情感体验，以及曾经的被遗弃感、沉重的孤独感、无法排遣的恐惧感、对家庭的陌生感，还有对友情的渴望、幻灭的心灵创痛等，都成为邱华栋的写作在哲学层次上对灵魂的拷问。在其写作中，他与同时期的其他作家一样，是以爱与死的形而上思考作为切入角度的，由此来表达对人类精神原痛苦的感悟，反思人类面临的根本性精神危机。毫无疑问，在《正午的供词》中，潘岳和夏百灵的情感纠葛和死亡结局就成为这种观念的具体表现。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那一批先锋文学的作家们，曾一度沉浸在文体实验中不能自拔，这样创作出的作品，必然带有浓郁的文学自娱化倾向，从而忽略了文学创作中对意义的明晰性和终极性的表达，内在的精神价值指向让位于符号代码系统。但是，邱华栋却能在前面众多作家的写作经验中掘进一步，他找寻到了自己更为深入的表达方式，于是，他的写作就能够在此基础之上，在形式的消解中进行着意义的重建，这就是他写作中的深度现代性的明证。应该说，现在回头看来，邱华栋的写作，如在《正午的供词》中，就已经有一种预示的色彩，这是一个时代理性的深层迁徙，也是一代作家无比向往的必然前行的现实想象，他在对人的多面而深入的思考上，昭示出人们在那一时期精神实践的破碎和共同价值规范的碎裂与崩溃。在此部小说中，他既触及人性阴暗、丑恶一面，更揭示了主体人的多面性、复杂性，力争使得笔下的人物实现新的精神更生，他对于人们精神上的局促、困顿状态，总是以独特审美方式的追寻，使之最终又蜕变为人们的一种精神慰藉与寄托，我想，这应该是从先锋文学超拔出来的写作特征。

我们知道，文学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如何完成自己所担当的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这一神圣的使命。邱华栋自有自己的创作方法，这就是他笔下众多人物的“孤儿角色”，在他那里，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比如潘岳的父亲潘向前、母亲胡英子，他的兄弟姐妹潘小云、潘方，还有前妻白冰媚、邻居老太太等人，都是孤儿。而“孤儿意识”，是在个体面对巨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压力之下，无法改变自我的命运时，弃绝一种生命的选择。于是这些人物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对于他者和这个世界的躲避、逃逸、退缩乃至走向封闭和孤独，最终只会去追求神秘主义和虚无主义了，就像海德格尔说：“无家可归的状态变成了世界命运。”正是对于现代性带来的这种异化的表现，成为邱华栋在《正午的供词》中的写作指向。也就是说，他要通过书写这些人物的孤儿角色和孤儿意识，通向对于人类异化的反思。我们知道，异化最早是由霍布斯提出的，经卢梭、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那里，都曾做过不同程度的阐释。马克思认为，异化现象表现为劳动者自己生产的产品，非但不肯定自己，反转来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否定自己。这种力量巨大，就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的那样，它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①。关于此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人的异化劳动时指出，异化会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变成“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他的对象性的关系”②。邱华栋笔下的人物鄙俗、委琐、猥亵、丑恶和迷乱，更多的时候是口蜜腹剑、心怀鬼胎、奸伪机诈、阴森可怖，完全就是一种异化的结果，而邱华栋在文字中要充分展现、决绝清算的，恰恰就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孤独感、隔膜感、威迫感、苦闷感、焦虑感而带来的令人窒息的低咽和悲鸣，他要探讨的最终目的，也自然就是物质至上中人的解放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到现在也依然是个大难题，每个人的态度和判断不尽相同，但邱华栋在文本中所努力进行的深入追寻和叩问，即使所取得的结论不尽准确，但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和具有启示意义的。

从一定的层面和意义上说，邱华栋写作的主要锋芒是指向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人伦传统和文化传统，即使他的文本是以现代性或者先锋性的姿态示人，也不影响这种指向。在那个历史变革和社會转型时期产生的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之间的矛盾，必然萌发一代知识分子对于人文情感和社会理性、人文关怀和历史规律之间的冲突的反思，邱华栋也不例外。在这一点上，邱华栋脱离了先锋文学最初的冲动、粗陋和无奈，扭转了他们的本能欲望写作与私人化写作，即如果说先锋文学过于强调私人写作，写本能、写欲望、写生存的话，邱华栋的写作还是向前走了一步，因为在邱华栋之前的很多先锋小说家，一般是打着现代性的旗帜，以与现代性相对的世俗化为依据，进行情绪式的否定的，他们否定一切崇高、神圣和一切有关价值的问题，几乎是全身心地告别精神而回到私人性的欲望化写作。而邱华栋的写作，这些特点也具有，但又慢慢远离了泛审美时代中颓败的先锋姿态，他的写作作为一种承上启下的特定文学现象，表现出了某种文学思维方式的调整和转换。他的写作一方面不同于在现代性情绪的迷雾下笼罩的文学，而是从天空回到了大地，具有现实的和肉体的性质;另一方面，他的写作又不单单满足于肉体的纵情享乐，而是试图给文学罩上某种高尚和理想的光环，在精神和理性方面有所追求，强调理性、节制和普遍的人性。由此他的作品也渗透出了一种先锋所没有的光芒，就是《正午的供词》一类的作品里所显现出的生命意识，超越以个体为特征的生命存在，这类似一种神启的精神写作。

我知道，人类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首先被预先赋予的是肉体的意义，以及肉体对于物质的无限求取，但是，作为一名优秀的作家，在写作中并不单单去关注这一点。胡塞尔的现象学认为生活世界是由根本性的意向性构成的，这个根本性的意向性即精神，一个作家也是要具有这种自己意识的。在邱华栋的作品中，精神作为主体自我的共同意向性，强调生活世界的本质性的意向性统一，因此，在写作中，邱华栋更注重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众多复杂多变、此起彼伏的物质关系和精神关联，他在小说中虽然也张扬人的感性肉身，但又注重人的精神对存在状态的内在表达，应该说，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现代人在追寻现代性中所戴的层层“面具”的虚伪性，这正是人们在经历困顿之后，毅然决然走向“身体之欲”的更大的困顿，《正午的供词》所要展示的就是人们从欲望肉体走向精神意象的历程。

在今天看来，经历过先锋文学的作家的创作无异于是一种奢侈，探讨中国现代意识的发生，对原有文化资源的考掘和重造、现代意识与个体性承担、现代主体的确立及其位置、现代主体内部的精神世界等问题，其依然如同在20世纪80年代所做的探讨一样具有非凡的意义。一代作家邱华栋们对于“现代性”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的思考，依然是当代文学现代性操作的一种有效参照系，这也是与邱华栋一样的诸多作家写作的重大意义和价值所在。任何一种文学价值观念的形成和确立，都脱离不开与之相契合的历史观、哲学观、人生观等诸多观念的支持与制约。历史性的伟大变革的四十年，是传统与现代文化观念激烈碰撞和中外文学思潮、流派对话、交融的四十年，邱华栋的写作，就是这一段纷繁复杂又绚丽多彩的历史进程和写作历程的代表性展现。如果将邱华栋颇具现代性的写作放在这样的历史进程和巨大文学场域中来进行考量，他创作中的深度现代性和由此而来的熠熠生辉，就更是显得很有一番味道和意义了。

【注释】

①《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37页。

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91页。

（王冰，《诗刊》、中华辞赋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