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星明

2020年10月的一天，退休在家的王一民突然接到上海电话：经中国电影文学学会评定，决定授予他“第五届中国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已是82岁高龄的王一民，对这个意外的惊喜难以置信。

2020年11月19日，當王一民捧着金灿灿的奖杯，站在承办单位—上海戏剧学院庄重的领奖台上，笑容可掬地面对来自全国媒体的摄影镜头时，人们不禁回忆起20世纪80年代，这位风度翩翩的电影人曾在中国影坛叱咤风云的往事。

王一民1938年出生于江西九江湖口县，一个临近鄱阳湖的普通家庭。他1957年毕业于九江师范，当过几年小学老师。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酷爱诗歌，26岁出版诗集《鄱湖渔歌》（1964年，江西人民出版社）。他先后调到《红花》月刊社当编辑，九江采茶剧团任编剧，九江地区创作室任创作员。“文革”期间，他下放武宁山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些经历，后来都成为王一民电影编剧的功底积累及生活积累。

“文革”浩劫，足足耽搁了王一民十年的大好时光。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文艺春天重回大地。王一民精神亢奋，压抑多年的创作欲望像井喷式地爆发出来。他拿起了笔，满怀激情地向电影领域发起进攻。

自1980年至1984年，王一民一口气创作了4部电影文学剧本：《乡情》（1980），《乡音》（1982），《乡思》（1983）及《家庭琐事录》（1984）等。5年创作4部电影，而且全部被搬上银幕，对于一个初入电影编剧领域的人来说，算是一个奇迹。

此后，王一民历任九江市文化局副局长、九江作协主席、江西省文联副主席。他一面处理行政事务，一面潜心电视剧创作。他前后创作的电视剧有：《魂牵柳桥镇》（10集），《云梦庐山》（20集，与人合作），《县委书记》（16集，与人合作），《背水一战》（4集），《生活不是谜语》（2集），《来历不明的姑娘》，《聊斋故事》（10集），《三言二拍故事》（4集），《桂林故事》（4集），等等。

王一民文学创作影响最大、贡献最突出的，还是他的电影创作。虽然搬上银幕的只有5部电影，但是含金量很高：《乡情》获第五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1981年度文化部优秀影片奖，第32届柏林电影节优秀影片提名奖;《乡音》获第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1983年度文化部优秀影片奖;等。

王一民电影创作的高潮期是20世纪80年代初，时光已逝近40年。今天我们看王一民编剧的电影，仍然兴致盎然。可以说，与近些年上映的乡土题材电影相比，毫不逊色。

取材农村，体现作者的乡土情结

王一民的5部电影作品，讲的全是发生在农村的故事。

一个作家的少年生活，会深深影响他的文学创作。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鼻祖，他几乎所有小说都取材于他的家乡—绍兴老家。沈从文是我国小说大家，很早到北京谋生，但他绝大部分作品也都取材于他的家乡—湘西凤凰。王一民从小在鄱阳湖边上长大，耳闻目睹湖边农民的辛劳生活。1968年至1972年，王一民下放江西武宁山沟，一待就是4年。王一民说：“那4年，我生活在农民中间，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若干年后，只要一闭眼，农村的山山水水，农民的生活点滴，活生生地浮现眼前……”乡土，是王一民根深蒂固、挥之不去的创作情结。他与农民建立深厚情谊，作为一个作家，他觉得有责任去表现那些朴实善良的农民。

王一民的第一部电影《乡情》，讲述一位农村大娘田秋月，收养了老红军匡华夫妇战争年代留下的男孩田桂和一个被遗弃的女孩田翠翠。没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在一起过着普通宁静的生活。田桂和田翠翠青梅竹马，渐渐萌生爱情。后来，匡华夫妇通过民政局找到田桂，要把他接回城市，安排工作，介绍女友。影片围绕田桂何去何从展开一系列故事，非常吸引人。

王一民第二部电影《乡音》，写农村里一位朴实、善良、勤快的中年妇女，特别依赖丈夫，家中大小事情全由丈夫做主;丈夫习以为常，毫不关心妻子，直到妻子患上癌症，才后悔不及，但一切太晚了……整个故事扣人心弦。

王一民第三部电影《乡思》，描写一位农村妇女凉姑，她当过知青的丈夫李鸣调回城里，吃上商品粮，地位变了，提出离婚。凉姑成全丈夫，不但同意离婚，依然关心他的身体，为其采摘中草药。其大度、隐忍的品性令人咋舌。好在村中学陈老师，同情并喜欢凉姑，给影片留下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

以上三部电影是王一民的代表作，被称为“三乡”或“乡土三部曲”。

王一民其他两部电影《家庭琐事录》、《果实》（与人合作）也同样是农村题材。《家庭琐事录》写一个农村家庭的故事，这个家庭的一切，都是母亲说了算。她包办大女儿婚姻，拒绝小女儿读书的请求，引起一阵阵家庭风波。《果实》写的是乡级干部的官僚主义，导致农民与乡政府的冲突;县领导了解情况后主动道歉，消解风波，坏事变成好事。

故事性强，擅长挖掘戏剧冲突

王一民每部电影都有一个令人思索的故事。故事的悬念，令观众欲罢不能。除悬念之外，剧情跌宕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充满矛盾冲突。正是悬念与冲突，牢牢抓住观众眼球。

比如《乡情》，田桂被当领导的生身父母从农村接到城市，住进别墅，父母张罗着给他安排工作，介绍门当户对的女友。这一切来得突然，却又顺理成章。田桂念及恩重如山的养母及青梅竹马的翠翠，但此举遭到田桂生母反对，构成激烈的戏剧冲突。

再看《乡音》，贤妻良母陶春依附丈夫，一切听丈夫的。他们夫妻生活十几年，一路顺顺当当走过来。如果剧本这样写下去，毫无悬念，毫无冲突，剧情将平淡如水。王一民笔锋一转，写陶春患上了癌症，剧情突然紧张起来，顿时产生冲突。这种冲突不是性格冲突，不是言语冲突，不是肢体冲突，而是心理冲突。加上前面剧情的铺垫，观众同情陶春，丈夫后悔不已。这种内心冲突比起性格、言语、肢体冲突更深入，更痛楚，更扣人心弦。

《乡思》的故事并不新鲜：一个农民进城了，要抛弃同甘共苦的乡下老婆凉姑。按常理，这一矛盾可以闹得天翻地覆，人仰马翻。但是王一民冷处理了。凉姑内心十分痛苦，但理智地同意离婚，一个人带着孩子，默默地忍受负心郎的背叛。剧情到这里，已经断了，没什么可以抓住观众了。王一民设置了另一个人物—村中学陈老师，是凉姑前夫的同学，对凉姑遭遇由同情演变成爱情。为了使戏更好看，王一民又设置了中学一位女性梅老师暗恋陈老师，矛盾关系更复杂，内心冲突更激烈。

还有《家庭琐事录》，一个封建家长式的普通农村家庭，一切由家长说了算，这在农村比比皆是。影片中母亲包办大女儿菊花的婚姻，菊花不乐意，但逆来顺受。王一民设置一个叛逆者—小女兒雪花，再加上贤达明理的大嫂春杏，这个家庭戏顿时热闹起来了。

《果实》是王一民作品中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一部电影。乡级干部的官僚主义引发冲突，农民冲到乡政府，把乡政府的牌子都砸了……这部电影关键是如何化解矛盾，最后以县领导向农民道歉，帮农民解决苹果积压问题，化解了矛盾，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王一民写的电影大都是农村故事，不是什么大题材，为什么能够吸引人？我认为关键是他善于挖掘戏剧冲突。换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有“戏”，好看、耐看。这是一个剧作家的写作功底，归功于王一民戏剧创作经历。

王一民先后在九江采茶剧团及九江歌舞团担任专业编剧长达10年，创作了戏曲《小姑与彭郎》《浔阳江涛》《向前看》《捞草迎亲》《光辉的道路》《战龙岗》及话剧《前仆后继》《红花草》《炮声隆》等。多年的戏剧创作，磨炼了王一民对“戏”的掌控能力。他把写“戏”的功底运用到电影创作中，手到擒来，得心应手。

情有独钟，女性形象熠熠生辉

看过王一民电影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闭眼回忆，里面女性形象特别深刻。

《乡情》一号人物是田桂，但观众印象深刻的却是田翠翠和田秋月。田翠翠是一个淳朴、腼腆的乡村姑娘，淳朴得像山间的小白兔。她感恩养母田秋月，挚爱苦水里一起长大的田桂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田秋月是一个农村里的中年妇女，年轻时漂亮有加，但红颜薄命。因为漂亮，被抓去当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后被抛弃。她一辈子没结婚，一生心血全部用在抚养田桂和田翠翠这对苦命孩子上。当田桂亲生父母找上门来，她并不阻挡，反而成全他们团圆。一个忠厚、善良、明事理、晓大义的女性形象呼之欲出。

《乡音》是围绕陶春这个人物展开的，这个形象在中国农村司空见惯。陶春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平日在地里拼命干活，回家挑起沉重的家务担子。她一年忙到头，却舍不得给自己添置一件衣服。家中事情丈夫做主，丈夫自得其乐。最后陶春查出肝癌晚期，生命危在旦夕……陶春是千千万万农村妇女的代表，王一民把她搬上银幕，震撼了无数观众的心灵。《乡音》主要人物六七个，唯有陶春一枝独秀，其他都是陪衬人物。一个看似普通的农村妇女，身上传承着“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这个人物真实可信，具有典型性。作者把她写出来，客观上起到了批判作用，颇有现实意义。

《乡思》一号人物是凉姑。她与《乡情》中的田秋月、《乡音》中的陶春一样，勤劳、朴实、善良、隐忍。三个人物中，凉姑命运更悲惨，她直接被进城老公抛弃，一人带着孩子艰难度日。与众不同的是，凉姑的遭遇感动了剧中的陈老师。剧本的处理符合“好人有好报”的传统观念。

还有《家庭琐事录》，看完之后，印象最深的除了小女儿之外，还有大嫂春杏。在家长式的沉闷家庭中，这两个女性形象是新思想、新习俗的代表，是农村的希望和未来。

由于几千年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中国农村妇女处于社会最底层。熟悉农村生活的王一民，对农村妇女充满深切的同情，对她们的命运特别关注。他用手中的笔，细腻地刻画她们的喜怒哀乐，赞美她们淳朴善良的品性，热情歌颂她们进步向上的新思想。王一民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生动感人，熠熠生辉。

注重细节，人物刻画入木三分

哲人说：没有细节，就没有艺术。

王一民深悟其道，在他的电影创作中，特别注重选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来刻画人物，烘托环境，展示性格，推动剧情。王一民电影细节设置分为言语细节、道具细节、动作细节等等。

电影《乡音》，没有复杂曲折的情节，主要靠细节来表现人物性格，展现矛盾冲突，推动剧情发展。

丈夫余木生白天在河里撑渡船，妻子陶春送饭到河边;木生晚上回到家，陶春端上一盆热腾腾的洗脚水;木生坐上饭桌，等着陶春盛饭递上;陶春养的猪130斤了，丈夫说要卖掉，陶春说“我随你”;家里鸡长大了，丈夫说把成鸡卖掉去买鸡仔，陶春说“我随你”。“我随你”成了陶春的口头禅，内涵丰满，给观众印象深刻。

木生卖猪的钱108.54元，把零头8.54元给了陶春。陶春用这些钱先给女儿买一支圆珠笔，再给木生买两包“大前门”香烟，然后赶到服装店，想给自己买一件心仪的“的确良”上衣。她对着镜子左试右看，十分满意，一问价，14.5元，陶春口袋里只剩下5元多……此时，木生赶过来，说买猪仔钱不够，把陶春手里的5元多拿走了。影片就是通过这些细小的动作及对话，把丈夫的强势霸道与妻子的唯唯诺诺形象地表现出来。

影片还有一个经典细节：陶春经常腹部疼痛，每次发作，木生就叫她吃“人丹”。有一次，陶春痛得厉害，女儿龙妹跑到河边告诉木生，木生掏钱给龙妹：“赶快到镇上去买两包人丹”……后来，陶春到医院检查是肝癌晚期，观众才恍然大悟：陶春腹痛原来是肝癌！丈夫如此漠视妻子，这个细节入木三分。

《乡情》主人公田秋月，带着小田桂和小翠翠在自家院子里种了一棵桂花树。由此引申到饮桂花茶，喝桂花酒，做桂花糖。这个“桂花系列”贯穿影片始终：村长到家，田秋月递上桂花茶;田桂与翠翠筹备结婚，口口声声请乡亲们喝桂花酒;田桂要去城里见亲生父母，田秋月精心制作桂花糖，让田桂带给他父母尝尝。别看这小小的“桂花”，它既可以烘托乡村氛围，自然又贴切;又可以勾起田桂对过去生活的回忆，表现田秋月与田桂、翠翠的岁月亲情，还可以把这种患难中的亲情通过“桂花糖”带到城里，不经意展示给田桂的父母。

到了《乡思》，王一民依然在细节上下功夫。比如凉姑与李鸣分手后，独自带着4岁的小女儿莲莲。陈老师同情凉姑，给莲莲抓了只鹦鹉，装在笼子里送给莲莲。这既是陈老师爱意的传递，又是陈老师与凉姑的联络物品。物品比言语更自然，更含蓄，更有回味。

又比如凉姑在陈老师宿舍，看见床单有一块白色补丁。后来在小河边，凉姑看见梅老师洗这个床单，引起联想，误认为梅老师与陈老师谈恋爱。回家后，她对莲莲说：“以后不要再找陈叔叔了。”“把鹦鹉放掉。”……王一民把细节运用到了极致。

还有，学校买了一台电视机。那个年代，电视机是个稀罕物。凉姑带莲莲去学校看新鲜，与陈老师有接触，引起凉姑父亲担心。父亲因李鸣的变故，反对凉姑与陈老师来往，怕凉姑心灵再次受伤，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买电视机，不幸摔伤……

王一民在设置电影细节上，不是用完就丢掉，而是多用，一句“我随你”反复运用，体现陶春依附丈夫习惯成自然;一个鹦鹉鸟笼多次出现，由联络感情到断绝感情（放鸟归山）;一台电视机，既创造凉姑与陈老师接触的机会，又引出她父亲的强烈反对的举动……

王一民还十分注重道具设置，这是他从传统戏曲吸取养分的结果。传统戏曲善于用道具推动剧情，如《桃花扇》中的桃花扇，《锁麟囊》中的锁麟囊等。

王一民在《乡情》里设置廖一平留下的那把梳子，后来成了田秋月就是当年阿月大姐的凭证。《乡音》里那件“的确良”上衣，既是陶春的伤心物，又成了木生痛改前非的补偿品。《乡思》里的雪花日记，成了冲突爆发及人物关系改变的象征物。

诗人素养，融进电影创作始终

王一民最早进入文学创作领域的是诗歌，他26岁出版诗集《鄱湖渔歌》，初显文学才华。

摘录《鄱湖渔歌》其中一首《渔女》：“岸上桃花开，/我不戴，/笠帽圆又扁，/我偏爱。//脚踩浪花手持桨，/万匹丝绸任我裁，/做件绿罗裙，/系起来。//阿哥教我撒渔网，/打得鱼儿大又长，/阿嫂教我撑船篙，/一篙撑到湖中央。//湖天阔，鱼虾广，/太阳亮，暖心房，/爹娘笑，我也笑，/哥嫂唱，我也唱，/自编渔歌一百首，/留一首我不唱，/偷偷唱给小鱼郎。”这是他58年前写的诗，今天读来，依然兴致盎然，颇有味道。仅仅一百余字小诗，一个爱打鱼、爱编歌、爱唱曲的农家渔女活泼俏皮的形象顿时跃然纸上。“还有一首我不唱，偷偷唱给小鱼郎”，这位“小鱼郎”何许人？如何唱给小鱼郎？诗没写下去，留下一个空间，让读者去填补，去想入非非。这是诗歌的最佳意境，有着“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魅力。

《鄱湖渔歌》注重人物描写，注重场景烘托，注重意境营造，注重结尾含蓄。王一民诗作中的艺术追求，在他的电影创作中愈发成熟，愈发老到。

王一民的“三乡”系列电影充分体现了他的诗人气质。这三部农村片，反映的是改革开放前后的年代。王一民营造了诗化般的环境：块状的田地，简陋的农舍，古老的小桥，自然的山水……这种田园牧歌式的乡间景致，正是传统农村的真实写照。

电影主要人物基本都是家庭成员：《乡情》中的田秋月带着田桂和田翠翠;《乡音》里面的余木生、陶春夫妻以及他们的女儿莲莲龙妹、儿子虎仔;《乡思》里的凉姑、陈老师，父亲周道山。把时代故事浓缩到家庭内部展现，这是王一民的强项。

王一民笔下的电影人物也有诗化倾向。田秋月与周道山属农村长辈，他们的共同特点：本分善良、勤俭持家、挚爱儿女，刻画出老一辈农民的忠厚形象。

田桂、翠翠、木生、陶春、凉姑是年轻一代，他们年纪轻，有理想，有朝气，骨子里跟父辈一样，具有诚实、善良、执着、隐忍的品性。他们有矛盾，有误解，有冲突，那是剧情需要。没有冲突，便没有戏剧。矛盾冲突并不影響人物诗化，就像诗歌《渔女》一样，他们是王一民心目中理想的年轻农民形象。

王一民有写诗的功底，写电影歌词水到渠成，颇为精彩。如《乡情》主题曲《盼哥》：“阿妹给阿哥写封信，/不拿纸笔拿起针，/一行行针脚一行行字，/行行都是相思情。// 阿妹给阿哥写封信，/不拿纸笔拿起针，/针儿走来线儿跟，/日思夜想盼亲人。”短短几句歌词，意象贴切，比喻生动，用缝衣做鞋来表达内心情感，符合农村生活，极富形象性。

王一民追求电影诗化，还有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电影结尾。中国诗歌讲究“意犹未尽”，讲究“含蓄蕴藉”，艺术审美讲究“不要说透，留有回味”，王一民深得其道。

《乡音》中，陶春肝癌晚期，木生无比痛悔，他决心在妻子的最后时光，满足陶春想去龙泉寨看火车的愿望。路上没通汽车，木生只得用独轮车，推着陶春去……影片最后一个镜头：乡间曲折小路上，木生吃力地推着“吱吱呀呀”的独轮车，两边是巍峨大山，走着走着，音乐骤起……陶春听见远处隆隆火车声，由衷地感慨：“你听，这声音，震得心都动了。”独轮车渐行渐远的背影……看到这里，观众很想知道：陶春看见火车没有？陶春知不知道她患绝症了？陶春的最后日子怎么度过？木生为陶春还做了些什么？等等。电影戛然而止，结局让观众遐想，这种诗化效果正是作者追求的风格。

《乡情》结尾：田秋月把田桂、翠翠送到城里，廖一平流露出不欢迎的意思。匡华发现田秋月，就是当年帮助廖一平逃脱魔窟的阿月大姐。第二天，他们四处找不到田秋月……一家人赶到火车站，火车已启动，大家找遍了每个车厢，不见人影。最后一个镜头：呼啸远去的火车背影……影片留下许多疑问：田秋月为什么突然离去？这两个家庭以后会在一起吗？廖一平如何感谢田秋月救命之恩？田桂与翠翠还会回乡下吗？影片有必要交代吗？王一民显然不愿意，影片像诗一样，留有余想……

再如《乡思》的结尾：

村长发旺带凉姑来到长江大桥：“凉姑，快看，这就是长江。”

凉姑兴奋地：“噢，长江，我终于看见长江了。”

村长：“凉姑，这桥比家乡‘女儿桥’大多了。”

凉姑：“不知怎么，这几天我老想起咱家乡的那座小桥。”

此时，镜头转回家乡的小桥……

凉姑画外音：“爸爸说，这长江要流到大海里去，那海就不知有多大了……”

银幕慢慢推出“再见—”

这个结尾意味深长，余音袅袅……像诗歌一样，有预示，有展望，有回味。影片结束，观众思维还留在银幕中。

王一民最早步入诗坛，随后进入剧坛，改革开放之后才闯入影坛。他一生酷爱文学，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诗人、戏剧作家及影视剧作家。他先后创作的电影剧本十多部，影视剧达百集以上，常年伏案工作，像老黄牛一样在影视界辛勤耕耘。王一民还担任过十几部电视剧制作的出品人，制作发行的电视剧达80多集，把一辈子都贡献给了中国的影视事业。

中国影坛五彩缤纷，人才辈出，王一民执着于中国乡土电影创作，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王一民82岁高龄获中国电影文学学会授予“第五届中国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可谓实至名归，也说明中国影坛没有忘记这位老剧作家。

中国历届获“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有梁信、史超、艾明之、苏叔阳、周民震、玛拉沁夫、白桦、徐光耀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在中国文坛闪耀着灿烂光芒。王一民能在众多的电影编剧中脱颖而出，值得探讨。

我认为王一民的成功主要有三点：

其一，深厚的生活基础。他长期扎根底层社会，特别是农村，他用一个艺术家的心灵去感知客观社会，去感知农民所思所想，然后用艺术手法把他感知的体验编织成一个个生动故事。

其二，扎实的艺术功底。前面说过，他有写诗的经历，又有写戏的经历，为他转行从事电影编剧积累了坚实的写作基础。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他一接触电影创作，便得心应手，硕果累累。

其三，勤奋的工作态度。他说过，一个剧本的诞生，就像女人生孩子，没有十月怀胎是不行的。他还说：我每个剧本起码要改五六稿，才敢拿出去，否则，对不起自己的名字。

王一民所有剧本都是原创的，这比小说改编要难得多。我国著名文艺评论家、电影美学理论家钟惦棐非常赞赏王一民的原创精神。他说：“王一民作为一位中国电影文学家，执著于从他对生活的实际感知出发，从事电影文学活动，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值得倡导的。”（《电影艺术》1985年12期）

2019年，九江市委市政府成立了“王一民文化名家工作室”，培养电影编剧接班人。在他的指导下，四个年轻人完成了三部电影剧本，何沫编剧的《门槛》，准备搬上银幕，九江市委宣传部已将其列入人才工程重点资助项目。

我们期待着王一民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

（作者单位：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