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文艺家：王一民，江西湖口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编剧。1957年毕业于九江师范学校，历任教师、记者、编辑、专业剧团编剧、九江市文化局副局长、九江市影视艺术中心主任等职。兼任江西省文联副主席和九江市作家协会主席。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鄱湖渔歌》、电影文学剧本集《乡情 乡音 乡思》、《王一民文集》等文学作品。发表与上演歌剧《捞草迎亲》、话剧《红花草》、戏曲《光辉的道路》等戏剧作品，创作电视剧本多部，其中《县委书记》（合作）、《云梦庐山》（合作）和《聊斋》系列剧等16部均已拍摄播出。电影《乡情》荣获第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和文化部1981年度优秀影片奖，电影《乡音》荣获第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和文化部1983年度优秀影片二等奖。1984年评为江西省劳动模范，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20年荣获中国电影文学学会颁发的中国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

采访人：李志川

李志川（以下简称李）：王老师，《创作评谭》杂志约我来给您做访谈，可能是因为我俩是湖口老乡，有着水土根源上的亲近;又曾合作过两部电视连续剧，在创作理念上也有共识;我虽离开江西多年，但我俩一直保持联系，交往频繁，希望我能更深层次地了解您的创作生活。

王一民（以下简称王）：除了你说的以上原因之外，我想还有你虽然小我些年纪，但却是正在我创作旺盛时期接触文学并开始创作的，对当时我的创作一直有所关注。你是我的老乡，我俩也算是忘年交，我们的交谈沟通更容易些吧。

李：谢谢您的认可。记得您2020年荣获中国电影文学学会颁发的中国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时，曾微信与我：志川，告诉您，很意外收到一个通知，得了一个荣誉奖。还要去上海领奖。有点像天上掉下一个馅饼。

王：你是我较早告知此消息的人。

李：注意到您用了“意外”一词，还说了句：“有点像天上掉下一个馅饼。”

王：于我来说，这确实是个意外。我创作 “乡土三部曲”（电影《乡情》《乡音》《乡思》）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造成的轰动影响也基本在20世纪。虽说后来又陆续创作了《家庭琐事录》等电影剧本;在90年代我主持九江影视创作中心的工作时，转入了电视剧的制片和创作，编剧了一批电视剧;在2006年也曾与人合作编剧拍摄了电影《果实》，但影响都不是很大。再后来我退休赋闲了，就只做些散文随笔的写作。可以说，进入新世纪后，我是远离了中国电影创作的中心的，站到了电影圈的边缘，我想怕是被人遗忘很久了吧。但没想到，竟突然来了这么一个编剧终身成就奖，对我来说很是个意外。感觉是像天上突然掉下来了一个馅饼。当然，这只是一个自我调侃。

李：是意外也不是意外。一个好编剧创作的好电影作品，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呈现出特定的艺术光彩，在中国电影史上显现和留存下独特的价值与地位。这个馅饼是您早年自己揉粉和面烘烤做成的，只是时间借助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之手现在给您罢了。

王：我很感谢中国电影文学学会授予我的这个荣誉，也很感谢专家观众还能记得我。这是对我的电影创作的肯定，更是对我这个电影编剧的肯定。我很珍惜这份荣誉。

李：2020年11月您来上海领奖时，在第五届中国电影编剧荣誉表彰颁奖典礼的会场上，用手机拍摄了对您的颁奖词，发给我看，是印在一张红纸上的。我还记得：

“王一民具有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又能以穿透的眼光发现生活中潜在的底蕴。他直接以感知的生活创作电影剧本，用诗性的语言铸造了《乡情》《乡音》《乡思》三部曲，为我们还原了神往已久的乡土世界，把观众的审美习惯从“八股”语境拉回到自由的精神秩序，拉回到仅仅属于中国人特有的对人生超时空的凝视中。他的电影充满山河气息和日常意蕴及对生活盲点的开采，融汇了对纷繁时代的记录与描摹，即使微小的点缀也举轻若重，潜藏着与生俱来的精神力量。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决定授予王一民先生终身成就奖。”

王：颁奖词是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先生亲自审定的。他是一位创作丰厚的编剧，创作过《离开雷锋的日子》《建国大业》等30多部电影，获奖无数;又为电影文学学会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从2005年起，颁发了四届中国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我这次是第五届。他对这份颁奖词的肯定，说明他对我的电影创作是做了深入了解和研究的。

李：在您的电影创作中，“乡土三部曲”是最重要的作品，又都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那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您的三部乡土电影的出现，是有着特殊意义的。您能谈谈吗？

王：20世纪80年代初，正处在“文革”结束不久，新的电影创作正处于逐渐百花齐放的时期。我创作的电影《乡情》（1981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出品）、《乡音》（1983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出品）、《乡思》（1984年江西电影制片厂出品）在这时段出现，都是农村题材，都是表现人性人情的，写母亲的中华传统美德，写夫妻的朴素情感，写女人的自身价值，呈现的是鄱阳湖区纯朴静美的田园生活。后来有评论说电影《乡情》是在电影盛宴的一桌大鱼大肉之中，端上了一盘翠绿的青菜，让人耳目一新，胃口大开。这固然是一说，但也说明我的电影在当时有着别开生面的特点，这就有着打破了“文革”多年来形成的“三突出”“高大全”审美习惯。电影表现这样的题材和内容，扩大了创作的空间，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为人处世的道德修养，朴素内敛的情感，含蓄深沉的爱恋，纯粹实在的真、善、美。这是讲究天人合一、自然融汇的生存状态和人生追求。

李：《鄉情》是您“乡土三部曲”的开山之作，是当时您对题材的新开发、生活的深挖掘的首部电影剧本，您是怎么想到创作《乡情》的呢？

王：这里面有一个契机，也可以说是一个触发点吧。

1974年我曾参加过长春电影制片厂举办的电影学习班;1975年珠江电影制片厂的编辑也曾来九江，想把我写的话剧改编为电影剧本。这两次的“触电”经历，让我对电影有了一定的感知和感悟，打下了一些编剧基础。改革开放后，珠江电影厂的编辑再次约我写电影剧本，并指出现在创作形势很好，题材可以宽松，我可以调动生活积累放手写剧本。我反复思考，觉得我出生于农村，何不就用自己最熟悉的农村生活写一部电影剧本呢？于是，记忆的闸门打开，生活之水奔涌而出，创作的灵感也随之而来，水到渠成，很快就写出了《乡情》的初稿。《乡情》是反映鄱阳湖地区农村题材的电影，写了一个女人养大了一个老干部的儿子，忍痛割爱，送他回去的故事。这是鄱阳湖母亲的形象，也是鄱阳湖区妇女的形象。后来经过五次修改，才由珠江电影厂拍成了电影。

李：修改了五次？

王：是的。这是一部反复推敲、精心修改的剧本。电影光有一个好故事还远远不够，还要有几个丰满的人物、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以及独特电影语言。这都是要努力去追求的。在这方面我下了一些苦功夫，每一次修改几乎就是重新写过，原来的文稿只能作为素材。修改后的剧本相对完善，细节很真实，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正是当时的价值取向所需要的。我很感激这些经历。对创作者来说，这是很宝贵的成长过程。

李：现在回想起来，《乡情》给我的印象是恰逢其时，顺势而起。在20世纪70代末期，全国正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平反昭雪，您借用这个时代大背景，写了一个鄱阳湖区的农村母亲养子送子的善良与仁爱，也写出了进入新时期，人际关系的新的人性碰撞。这碰撞让人怦然心动，共振共鸣。电影问世后，如一阵清风吹拂影坛，引起了广泛关注，产生了轰动效应，并获得了第五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王：百花奖是由观众投票产生的，可见《乡情》有一定数量的观众基础。

李：电影《乡音》是《乡情》之后的作品吧？

王：是的。《乡情》的成功激励了我，也鼓舞了电影厂。珠江电影厂想约我写一个姐妹篇。时隔不久，我以鄱阳湖边一对夫妻的情与爱、悲与喜的故事，创作出了《乡音》。女主角陶春的口头禅“我随你”，是中国劳动妇女表达爱情传统而独特的言语方式，也是农村熟悉并习惯的乡音。这部影片1983年出品发行，同样让观众产生了共鸣，广获好评，并获得了文化部1983年度优秀故事片二等奖、1984年第四屇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

李：相对“百花奖”而言，“金鸡奖”被坊间称为专家奖。《学术·民主·争鸣—第四届电影“金鸡奖”故事片大奖评选纪实》里面提到：“在最佳故事片奖的提名表决中，《乡音》是唯一一部以全票而获得评委会提名的影片。”[1]并指出：“影片总体构思完整，格调比较高，同时又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这是不是可以被认为您在电影创作思想和编剧艺术上的臻于成熟？

王：只能说是有些进步吧。我是戏剧编剧出身，在《乡情》的创作中多多少少还带有戏剧编剧的痕迹，但在《乡音》中我克服得较好。就如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先生所说：“到了《乡音》，情况不同了。王一民颇为成功地去掉了那种戏剧性的巧合。从《乡情》到《乡音》，王一民对生活的感知在质量上前进了一大步。”[2]

李：我对当年《乡情》《乡音》获奖时的印象是：家乡人奔走相告，好像是自己获了大奖似的，那份湖口人的骄傲在人们脸上闪耀。

王：这两部电影，《乡情》的导演胡炳榴、王进与《乡音》的导演胡炳榴都功不可没。他们下了很大功夫，把这两部电影拍得那么出彩。我很庆幸与他们合作。

李：您后来又创作了第三部乡土电影《乡思》。

王：我创作《乡思》的缘由，却是因为省里的一次会议。

那是1984年6月，江西省文化厅召开了一次对我个人的表彰会，省政府授予我“江西省劳动模范”称号，并晋升两级工资，省长还亲自为我戴上大红花。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省文化厅领导邀请我为本省的江西电影厂写个剧本。我欣然领命，回家后我继续前面两部剧本的思路，创作了《乡思》，通过一个乡村青年妇女与下放男知青离婚后自我奋斗的故事，表现了新一代女性自立自强的精神。该片1985年由江西电影制片厂拍摄出品。

李：“乡土三部曲”至此完成。

王：《乡情》《乡音》《乡思》三部电影一起构成了一个乡村电影系列，描写了时代妇女的命运。后来，人们把这三部影片称之为《乡土三部曲》，也有叫“三乡”的。

李：在这以后您的电影创作仍是以家庭生活为主要内容的。

王：“三乡”之后，峨眉电影制片厂约我写剧本。我和导演张其见面。他刚刚拍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这在当时是一部很有影响的电影。我跟他说想写写农村改革后的家庭变化，他欣然同意。于是我创作了电影剧本《家庭琐事录》。影片讲述村民李大婶一家的家庭琐事，以及她的思想转化。张其导演接受了剧本，于1984年拍摄出品。

在《家庭琐事录》这部电影里，我改编了一首湖口民歌，名为《新十二月花》，由彭丽媛演唱，反响很好。1984年在全国电影一次会议上，时任电影局局长石方禹说，一般的电影插曲都是外加的起烘托作用，而《家庭琐事录》这个剧本，《新十二月花》那首歌是与主题紧扣在一起的，花季更移比喻老一代把事业传递下一代。这首歌的前面两句是：“正月梅花斗雪开，二月杏花报春来……”我便把剧中人物设计为母亲叫李月梅，媳妇叫吴春杏。

李：好像您的几部电影里的人物都有花名。

王：有几部是吧。《乡情》里的田桂;《乡音》里的陶春，其实是谐音“桃”春，我在电影里给她设计了屋后一片桃林，以哀其人面桃花，芳年早逝;《乡思》里有个孩子叫莲莲;《家庭琐事录》的婆媳名梅名杏，有着花季变化、各领风骚、替代交班的意思。

李：我上次回家乡湖口，朋友领着我去您的老家马影镇新屋王村转了转。在村里的门口塘边，看到了两棵大桂花树，树冠高大蓬勃，树干遒劲盘缠，正在开花。两树金花灿烂，香气浓郁，您在《乡情》里给老干部的孩子取名田桂，是不是有这两棵桂花樹的启示？

王：我喜欢桂花，有一点渊源。幼年我在老家私塾读过两年书，学校门前植着两棵桂花树，长得像两朵绿色的大蘑菇，一边一棵对称而立，伟岸而庄严。花开的季节，满村飘香，我们坐在课堂里，自然是滋心润肺。因了童年的记忆，我给电影人物取名田桂。家乡给了我取之不竭的生活源泉和创作灵感。

李：您老家在农村，您写的电影也是乡间事，充满了乡土气息，这都是在诉说您的乡村记忆呀！

王：是的。我是个农村人，从小在农村长大。我老家新屋王村，村庄不大，却五艺俱全。村里人主要从事农耕，忙时下田，闲时还做手艺。有木匠，有弹棉花匠，有做油榨房师傅的，有会厨艺的，还有会讲传（说书）的，等等。我父亲是做郎中的。祖父中过晚清秀才，虽然死得早，但留下了家训：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不为良医，便为良师，总得有一门出息。父亲少时一边读私塾一边学医，成家后选择了做郎中立业，一直到老仍在为乡里人治病，在周边几个乡镇颇有人望。

我母亲是流泗镇下秦村人。外公也是读书人，中过秀才，所以母亲初通文字，带着“三从四德”嫁到王家，就像《乡音》中的陶春，一辈子“我随你”。

我们村最显眼的是一座榨油坊，祖上留下的公屋里有一套设施，大碾槽、蒸料锅、榨油筒，和高高吊起的大撞……上半年油菜籽收上来后，各家各户排队去榨油，不够一榨的农户可以和别人拼着合伙进榨。下半年棉花籽可以榨棉油，都要忙乎一阵子。既然有油榨就有榨木匠，那可是技术活儿。有一家祖孙三代都会修榨，传男不传女。

我从小就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直到13岁上初中才离开，老家的风土人情于我是刻骨铭心。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村的青壮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组织了一个采茶戏业余剧团，请师傅教戏，过年的时候就搭起高台唱起来。这对我影响很大。我虽然在学堂读书，却有许多戏段子听听就会了。我与戏剧从小结缘，谁知道后来进了专业剧团搞编剧，再后来写电影剧本、电视剧本，一辈子搞戏。

李：您的家乡情结全在您的电影剧作中体现了。您提到的《乡音》中口头禅“我随你”的陶春，这里面既有您母亲的影子，也是鄱阳湖区千千万万的农村妇女的形象，甚至可以放眼处于封建伦理下的中国妇女。这是一种对生活的全面概括和高度提纯。这样的“夫唱妻随”的农村妇女在当时是生活常态，非常普遍。您用艺术的形象揭示出来，让这些在那个时代司空见惯、不为人注意的平常人的平常事突现在银幕上，这就为电影表现生活开辟了一个新视角。这也可以说是影片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王：是的。在当时，人们的观赏思维还没有从事件重大突出、矛盾尖锐复杂、人物“高大全”的“文革”审美模式中完全走出来，我的这种情节淡化、人物平常、语境朴素的电影，打开了一个新的艺术窗口，让人们看到了云淡风轻、日月悠悠，自然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审美感受。

当时也有不同意见的。有人对20世纪80年代农村是否还有“陶春”这样的人物表示怀疑;有人说影片《乡音》反映不出时代的声音，对封建意识的批判是不彻底的。这些意见我都虚心倾听、认真思考了。可惜电影是个“遗憾”的艺术，影片放映出来了，就是“盖棺定论”。只有在以后的创作中加以注意了。

李：电影是有它的时代局限性的。您的思考也体现在后面创作的《乡思》《家庭琐事录》等电影中。《乡思》里的凉姑，在被返城知青李鸣抛弃后，勇敢地直面艰难人生，用自己的奋斗实现自我价值;《家庭琐事录》（1984年峨眉电影制片厂出品）以一个家庭中的婆媳关系，从正面表现了时代变革的不可逆转性;还有《家庭圆舞曲》《生活不是谜语》等剧本，都是直面改革开放的。

王：《家庭圆舞曲》和《生活不是谜语》两个剧本都在影剧刊物发表了。《家庭圆舞曲》峨眉电影厂也建组筹拍，却因故搁浅了;《生活不是谜语》后被福建电视台拍成三集电视剧。

李：此次我重新翻看1988年江西人民出版社为您出版的电影剧本专集《乡情·乡音·乡思》，感觉您很善于运用细节。在这三部电影里，比如《乡情》中的圆口布鞋、《乡音》中的洗脚盆、《乡思》中的女儿桥等等，您把它们恰到好处地糅合在电影故事中，反复出现，层层递进，小细节起了大作用。特别是《乡音》中陶春的口头禅“我随你”，更是一种高度提炼，成为深化主题的关键词。

王：我的创作向来比较注重细节的提炼和运用。这些细节看似不经意，陶春随口说出的“我随你”，这句约定俗成的口头禅重复三次，就大有深意，隐隐地将这个人与人的依附关系勾画了出来。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个生产力决定因素之重，是用“我随你”三字轻轻托出的。《乡音》中，男人收工回家，女人立即一手提洗脚盆一手提鞋，服侍丈夫洗脚，看似平常。这个细节很轻，但重复运用几次，就有了量到质的变化，变重了，有男尊女卑的寓意。一个口头禅，一个细节，都是生活中最普通的小事，但在影片中反复突出，就形成一个强烈的视觉冲击。有着俗话所说的“放下来四两，提起来千斤”的批判意味。

李：您用大量的乡村文化符号和语汇，在电影中呈现了鄱阳湖湖畔的乡间田野、湖滩、放牛、扳虾、打猪草、小石桥、桂花树、荷花塘、石磨、油榨坊，种田种地、夜打药水、打撞榨油、弹棉花，以及数蛋、纳鞋底、洗脚等等，还有穿插其间优美动听的湖谣山歌，萦绕在整部电影中，给观众构筑起田园诗般的画卷，构成一股浓郁的乡土氛围。这些獨特的电影语言，充满了诗意。

王：这也是我有意为之的，用诗意般的“桃花源”来强调那种封闭式的小农经济环境造成的人物思想狭隘封闭性，也用恬淡静美的田园来展现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生活，折射出 “世外桃源” 如何面对时代的外来冲击。这在当时的观影年代，是给了观众新鲜感的。

李：是的，“乡土三部曲”的电影画面都是极美的，外景也很美。

王：《乡情》《乡音》的导演胡炳榴也在农村长大，是湖北黄冈人。看外景时，我把他带到彭泽县湖西乡，他一眼看到绿茵茵的一片湖滩，看到了牛群，就像回到了家乡，高兴得合不拢嘴。我的原剧本写的是荷塘、采莲，他征得我同意后，在湖滩上大展身手，拍出了风光无限的好戏。

李：我注意到了“金鸡奖”评委对《乡音》导演的肯定：“导演较好地运用了声与画、声与声的有机组合，去强化视听形象的表现力，进一步丰富了影片的思想内涵;影片的艺术处理很和谐，声音总谱的构成确有独到之处。”[3]

王：胡炳榴确是位优秀的导演！

李：说起彭泽县，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彭泽县令、后挂印归去的陶渊明。您的乡土电影呈现出来的鄱阳湖区特有的田园风格，应该说是有着陶渊明开创的田园文学的遗传基因，继承并延续了陶渊明田园文学的创作。

王：陶渊明是中国文学的绝世伟人。我不敢说继承和延续，只能说陶渊明和他的田园诗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李：我知道您以前是诗人，您这种诗意的电影语言和以前写诗也有关吧？

王：我的文学创作就始于诗歌。1958年，九江专区文联创办了文学杂志《红花》，20岁的我成了《红花》编辑部一名年轻的文学编辑，开始走近文学，尝试着写了一组诗歌《鄱湖渔歌》，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刊登了5首，有了一定的影响力;紧接着《人民日报》《长江文艺》《诗刊》陆续刊发了几十首。1964年，江西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了诗集《鄱湖渔歌》，这是我文学之路的第一个阶段。写诗也为我打下了文学创作的坚实基础，诗意的文学也是我一直的追求。

李：我翻看了《王一民文集》，特抄录下一首您写的诗《炊烟》：“夕阳半落晚晴天，/船泊芦苇浅水边，/一缕炊烟轻袅袅，/飘渺融入彩云间。//一勺儿油，半撮儿盐，/老妇笑把鱼儿煎，/老头呷了一口酒，/耐不住，先夹一箸到唇边。//‘哟，湖水煮湖鱼，/够美，真鲜！’//三杯下肚劲头添，/月上芦梢，正好夜战，/小船欸乃一声摇，/钻入芦花看不见。”这简直就是一部微电影剧本呀，有人物有动作有对话更有意境，架起摄影机就可以开拍了。

王：这是我的早期诗歌，虽然浅淡，但富有镜头感，还是比较优美的。

李：在前面您说做过剧团编剧，这对您的电影创作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吧？

王：我的文学创作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上面说到的诗歌吟唱是第一阶段—作品就是《鄱湖渔歌》。

第二阶段从1959年开始，我被调到九江专区采茶剧团当编剧。那年我21岁。尽管小时候乡村看戏对我有感染，但是当编剧对我来说绝对是个外行。好在剧团有充足的时间和丰富的戏源，我有机会去看戏、学戏，去看国内外的剧本，有机会实践写戏。《金印配》是我整理的第一个传统戏剧，整理后戏剧唱词很美。成功演出了多场，我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此后，我写了十几出戏：根据民间传说写就了《小姑与彭郎》;与人合作的《向前看》参加了1964年全国汇演;小歌剧《捞草迎亲》在全省文艺汇演获奖还出版。“文革”时下放武宁县，帮武宁京剧团写的剧本《光辉的道路》在全省演出获奖。1972年返回九江后，在九江歌舞团当编剧，写了《前仆后继》《红花草》等三部戏，其中《红花草》给我带来了电影的机缘。珠江电影制片厂编辑看了话剧《红花草》的演出，认为基础不错，让我把《红花草》改编成电影剧本，我这才走进了电影编剧这一行。可以说，当戏剧编剧的多年实践，我学会了确定戏剧的结构，懂得了构架一个故事框架，学会了如何去写戏，明白了戏剧中一定要有“戏”。“戏”是个很微妙的东西，这个“戏”指的是人物与人物碰撞产生的火花。戏剧中的人物是带着历史上场的，在特定的场景碰撞，再走向新的历史。这也是电影创作的基本要素。

李：您的文学创作第三阶段就是电影编剧了？

王：对的。

李：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您的乡村生活和情感积累是在做基础准备或者说是内容准备，诗歌写作是在做语言准备，戏剧创作是在做结构“戏”的准备，最后在您的电影创作中全部运用并爆发了出来，才成就了您的“乡土三部曲”，成全了您的全部电影创作？

王：可以这样说吧。

李：以前曾听人说过，王一民很幸运，赶上了一个好时机，碰到了一个好题材，才有了走红的“三乡”。但回顾了王老师您的创作经历，深感不然。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王老师您是勤奋的，是刻苦的，是努力的，甚至可以说是拼命的，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功夫不负有心人，所以才有您的成功！

王：几十年的文学创作，其中的辛酸苦辣一言难尽，还是不多说了吧。我应该说还是幸运的吧，有生活给我的慷慨馈赠，有家庭给我的深情厚爱，有时代赋予我的机遇契合，有社会给我的关怀帮助，我才能取得一点成绩。我是永怀感恩之心的。

李：现在再看您的“乡土三部曲”，感觉到的是浓浓的乡愁扑面而来，那种田园氛围，那种纯朴情感，那种诗意生活，那种淡静的安宁，是离我们已经久远了的，是我们渐渐淡忘了的，是让人心醉神迷、怀念羡慕，更是情感上心灵上需要的。时代变了，但老电影却传递出来了新时期的特殊意味。常看常新，这就是好电影的魅力所在。

王：我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投入电影剧本创作的，处在一个新时期与传统的交接口，因此既要传递人民群众喜爱的传统的人情美、人性美，又要透露社会变化的未来美。田桂进城读书，陶春坐着独轮车去龙泉洞听到了火车声，周凉姑进城开劳模会看到了宏伟的长江大桥，都是未来的景色。

李：可是后来您转向了电视剧的创作。

王：是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艺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电视剧的需求量大了起来。我应邀参与福建电视台《聊斋》系列剧的剧本创作，从1987年至1990年，根据原著《聊斋》先后改编了《陆判》《荷花三娘》《阿绣》《书痴》《杀阴曹》《地夜娘娘》等六部电视剧;进入90年代，我又应邀改编了《拍案惊奇》和《醒世恒言》中的《李方哥卖酒》《人情恩怨》两部电视剧。其间还另外创作了好几部电视剧，其中就有和您合作编剧的《县委书记》。

李：这是部16集电视剧，后来在中央一台播出了。

王：80年代后期，组织决定我出任九江市文化局副局长，分管艺术;除了承担一些行政事务外，还成立了九江市影视戏剧研究所，我担任所长，从而开始了电视剧的拍摄和制作。在10年间，共创作拍攝了7部共45集电视剧。

李：我也又被您邀请参加了20集电视剧《云梦庐山》的创作，这是我俩第二次合作编剧，由福建电视台和您主持的研究所共同拍摄。这个十年，是不是可以说是您文学创作的第四阶段？

王：是的。十年的制片兼编剧生活，有苦恼，也有欢乐;有失败，也有成就感。忙啊，累啊，有时候焦急得吃不下，睡不着，但往往在山重水复时又柳暗花明，所以活得很精彩。

李：您是个干事的人。我看了您的创作年表，从1980年开始，直到2000年，您每年都有剧作问世，有时一年多部，共创作了30部影视剧。您可真是个劳模呀！

王：这其中也有几部影视剧没有拍摄，有的都成立剧组了，但最后还是因这样那样的缘故未能成品。

李：影视是个综合艺术，受多方面制约，有遗憾是正常的事情。

王：后来我就退休了，退休后也陆续写了几部电影和电视剧本，其中《果实》，2003年由北京北粤同辉影视公司和广东电视台合拍出品。

李：您人退休了，但创作却没有停止。据我所知，您还经常创作发表散文、诗歌。

王：那不过是我退休生活的点缀，文学创作是我的生命，一辈子的爱好，不写点东西就手痒。

李：但更主要的，是您随时在关注、影响、支持、鼓励着九江的文学创作。这几年我回家乡时，湖口的文友都会特地把您请来，在一起聚谈。家乡的后辈文学人都视您为一面文学旗帜，聚集并激励着我们的文学创作。您也一直在鼓舞着我们，深入生活，努力创作。

王：我衷心地希望我的家乡湖口、我们的九江市、我们的江西省文艺人才辈出，多出好作品！

注释：

[1]夏虹、陈剑雨：《学术·民主·争鸣—第四届电影“金鸡奖”故事片大奖评选纪实》，《电影艺术》1984年第6期。

[2]仲呈祥：《感知，是有质量的—和钟惦棐老师谈王一民的电影剧作》，《电影艺术》1985年第12期。

[3]夏虹、陈剑雨：《学术·民主·争鸣—第四届电影“金鸡奖”故事片大奖评选纪实》，《电影艺术》1984年第6期。

（作者单位：王一民，九江市文化创作研究中心;李志川，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文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