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坤 胡东婉 刘扬

摘要：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科学评价政策实施的效果尤为重要。以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提倡一对夫妻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生育两个子女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1982～2013年省级年度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和门槛模型评估生育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及机制问题。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生育政策与人口出生率显著为正;生育政策和生育成本社会化的交互项与人口出生率显著为正。说明生育政策有效，可以提高人口出生率，且生育成本社会化转移越多，人口出生率越高。从地区分组来看，东、中部地区的政策有效性更强。从门槛效应看，相对于低房价地区，高房价地区的政策效果更明显;相对于低文化水平群体，高文化水平群体的政策效果更明显。

关键词：“二孩”政策;成本社會化;政策评价

文章编号：2095-5960（2022）02-0069-10;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自1982年实施计划生育以来，我国人口增长放缓，老年化问题严重。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11月，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64亿，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为1.91亿，分别占总人口比例的18.70%和13.50%。依据联合国预测数据，到205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峰值并突破5亿。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人口综合素质显著提高，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城乡差距却越来越大，生活压力有所增长，在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居民生育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少生优生成为社会主流，越穷越生的现象反而有所缓解。人口的结构性失衡和生育观点的转变严重影响了劳动力的供给规模和结构，劳动力供求矛盾严重，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减弱，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对经济的冲击，中国政府早在2001年1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提倡一对夫妻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生育两个子女，各省（市）启动“二孩”政策，不断为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劳动力。同时，经济结构转型，我国加快了利用计划生育政策引导人口结构调整的进程。2013年11月，中共中央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启动了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2021年8月，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决定，国家提倡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生育政策成为社会讨论的重要话题。部分学者担心生育政策全面放开又将重新燃起生育高峰，重蹈我国人口多资源少的发展困境。实际上，本文观察“二孩”政策实施后全国人口出生率数据，却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即人口出生率不增反降（详见图1），是否意味着“二孩”生育政策是无效的？答案肯定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家庭生育孩子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政策仅仅是其中一个因素。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可能原因是政策没有效果，也有可能是其他因素对人口出生率的不利影响超过了生育政策带来的正向作用。因此，现有文献通过出生率的时间变化趋势作出生育政策无效的推断不可靠，有必要剔除其他因素干扰，验证生育政策的有效性。

同时，本文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自“二孩”政策实施以来，较为富裕的家庭和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养育第二个孩子的意愿更强，人口出生的家庭和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原来越穷越生转变为越富有才生，生育大军从农村向城镇转移，这些新的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度思考。本文认为产生此类现象原因：经济发达地区的家庭一般收入比较高，有较强的经济抚养能力，在传统中国大家庭的观念下往往更愿意也更敢生二孩。但是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抚养孩子的成本也越高，成本包括生活费用支出、时间成本等。根据天风证券研究报告，一线城市生育成本高达200多万。面对这个问题，这些地区的家庭往往基于强大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借助社会资源把生育孩子的成本向社会转移，有效缓解家庭的私人负担。

基于以上观察现象和事实，本文研究了生育政策的有效性及其机制问题。一是采用金融计量模型对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基于2001年“二孩”政策事件，选取1982～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主要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研究发现“二孩”政策的实施对人口出生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研究结论有助于指导现阶段全面放开政策的推广与落实。二是研究了生育政策影响人口出生率的机制。基于生育成本社会化指标构建，首次提出生育政策有效性的成本社会化机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论有助于解释当前富裕家庭和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出生率较高的新现象。三是首次采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了房价、学历对生育政策效果的门槛效应。研究结论有助于解释经济发达地区和高学历人群政策效果更明显的原因。

二、文献综述

一是生育政策的动因及其实施效果的理论探讨。老年人口占比的上升将增加社会养老负担，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国民储蓄率的降低从而对经济增长不利。[1]陈友华、王丰、左学金、沈可、马骏等学者认为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增加劳动供给和延长人口红利，提高潜在经济增长。[2-6]生育政策的调整引起了研究的热潮。自生育政策调整以来，大量学者关注了生育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价，但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分歧，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二孩”生育政策的调整明显“遇冷”，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7-9]部分学者认为，生育需求才是决定生育率变化的核心因素，以放松“二孩”生育管制为核心内容的政策改革着眼于生育供给因素，不可能取得实质性效果，我国人口增长正面临“断崖式”下滑的巨大风险。[10-13]第二种观点认为政策符合预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乔晓春指出在试点地区，“单独二孩”政策使得地区近3年的人口生育率分别提高10%～20%。[14]翟振武等认为“单独二孩”政策基本符合预期，其判断依据是在2014年出生人口数量增幅出现“跳跃式”上升。[9]第三种观点认为政策效果难以判定，风笑天对“单独两孩”政策实施的结果究竟是“遇冷”还是“正常”进行了讨论，认为结论的差异主要是对“现实的申请结果”的理解和采用的“衡量和比较的标准”不同。[15]

二是人口出生与生育成本关系的研究。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生育成本成了人们最关心的事。夏志强和杨再苹认为我国未来的生育保障制度需要促进生育成本的多元分担，从而促进成本分担的公平性。[16]王志章和刘天元认为为了减轻生育二孩家庭的负担，保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应构建由政府、社会和家庭多元参与的生育分摊机制，明确各自主体责任和义务，推动和实现二孩生育基本成本分摊社会化。[17]近年来，随着生育成本的变化，农村家庭生育的成本压力快速上升，城镇家庭的生育成本压力缓慢下降，农村家庭生育二孩意愿下降，城市家庭生育二孩意愿在上升。[18]王丽莉和乔雪则认为生育成本的上升会大大降低放松一孩政策的有效性。[19]宋健和周宇香认为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涉及国家、家庭和用人单位三方，應该认真权衡并积极应对政策执行中生育成本的分担问题。[20]黄少安认为在现代的福利社会下，生育抚养子女的成本很大部分由社会和政府承担，但是生育子女的收益回报由家庭享有，生育政策会影响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21]为了进一步释放城镇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政府应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为起点，积极推进生育福利政策改革。[22]

总之，文献在生育政策实施现状及其预测方面成果丰富，一些学者也提出多元化生育成本分担机制，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是已有文献的研究深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尚存在不足。一是更多的基于政策出台前后人口出生率的对比，或基于简单的预测数据与真实数据的差距等作为评判生育政策效果的依据，这样的结论显然是不可靠的，缺少采用政策评价的金融计量建模。二是更多提倡建立生育成本分担机制有利于政策效果，但尚未提供经验证据，且尚未涉及生育抚养成本分担机制，而这又是影响出生率的重要因素。实际上，通过观察二孩出生家庭及其所属地区的特点，容易发现生育和抚养成本的分担机制已经存在，只是这种分担机制更多的是家庭个人行为，“二孩”家庭通过对拥有更多社会资源城市的选择，以家庭个人实力实现生育和抚养二孩的成本向社会的转移。本文的研究将致力于解决以上两个问题。

三、模型的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由于本文研究生育政策的效果及其机制，所以样本中排除了不受生育政策限制的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最后样本包括了北京、上海、广东、湖北、四川、山西等全国29个省（市）地区。由于“三孩”政策刚刚实施，无法对其进行评估，因此以“二孩”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2001年1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具体“二孩”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或常务委员会规定，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全面放开“二孩”政策。通过对生育政策的梳理，本文发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为各省（市）实施“二孩”政策提供了可能，各省（市）先后推出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开始启动“二孩”政策，2013年放开“单独二孩”。因此，为了获得更加干净可靠的样本，本文数据选取1982～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共获得928个样本。此外，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参考主流文献工具变量的寻找办法，本文采用卫星灯光数据作为工具变量，该数据来自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提取并采用了1992～2013年共22年的全国各省（市）夜间灯光数据。

（二）指标选取

1.核心解释变量

生育政策（policy）：该指标为0-1离散变量，主要用于表示“二孩”政策是否实施。如果某省（市）在某年颁布了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明确提出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子女，则该省该年及以后年份取值为1，否则取0。

成本社会化（rate_costtran）：该指标主要用于衡量家庭生育二孩成本社会化的转移情况，考虑到本文所指的成本社会化包括医疗、教育、各类政策补贴津贴等方面，本文采用公共财政支出/居民消费支出比值表示。为了数据的平稳以及消除异方差，本文采用增长率表示。该指标的值越大，说明转移的成本越多。

2.被解释变量

人口出生率（Rate_pop）：为了数据的平稳以及消除异方差，该指标采用增长率表示。该指标的值越大，说明人口出生率的增长越快。

为了控制宏观因素、人口结构对模型的影响，本文还选取了如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1）人均GDP的增长率（rate_pgdp）：该指标反映了地区经济水平，该指标的值越大，说明地区经济越发达。一般来说，人均GDP与人口出生率正相关，地区经济发展越好，家庭经济承载能力越强，越有可能生二孩。（2）CPI的增长率（rate_cpi）：该指标反映了地区物价水平的变化情况，该值越大，说明物价上涨得越快，代表家庭的生活负担越重。（3）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rate_culture）：该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数据，该值越大，说明地区平均文化水平越高。（4）1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rate15_pop）：该数据也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数据，该值越大，说明地区成年人人口占比越高。（5）房价（hou_pri）：该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统计数据，该值越大，说明地区房价水平越高。（6）住房销售面积（rate_ha）：该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统计数据，该值越大，说明地区销售面积越大。

（三）模型构建

1.面板数据模型

yit=α0+α1Dt+βX+νit，νit=ηi+εit

模型中i和t分别表示省（市）、时期。yit为人口出生率（Rate_pop）。Dt是以2001年为时间节点的虚拟变量，若某地区未实施“二孩”政策Dt为0，若实施了“二孩”政策Dt为1，其系数α1度量了生育政策对于人口出生率的影响。X为影响人口出生率的一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均GDP的增长率（rate_pgdp）、1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rate15_pop）、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比（rate_culture）、未婚人口占比（rate_unmar）以及Year时间趋势变量，其系数β度量这些因素对于人口出生率的影响。ηi表示截面固定效应，以控制无法观察的影响人口出生率的个体因素;εit为随机扰动项，它与个体截面固定效应以及自变量不相关。

为了进一步探究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影响的机制，本文构建了如下的面板数据模型：

yit=α0+α1Dt+α2Dt×Cit+βX+νit，νit=ηi+εit

模型中i和t分别表示省（市）、时期。Cit表示生育成本社会化（rate_costtran），Dt×Cit为生育政策与成本社会化的交互项，其系数α2度量成本社会化与生育政策交互项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

2.面板门槛模型

（1）模型设定

本文的模型构建基于Hansen的面板门槛模型，其基本方程为：

yit=αi+β′1itI（qit≤γ）+β′2itI（qit>γ）+βX+εit

模型中i和t分别表示省（市）、时期，qit是门槛变量，γ是未知门槛，εit～iid（0，σ2）为随机扰动项，I（·）为指标函数。上述方程等价于：

yit=αi+β′1it+βX+εit，qit≤γ

αi+β′2it+βX+εit，qit>γ

该模型实际上就是一个分段函数模型，当qit≤γ时，it的系数是β′1，当qit>γ时，it的系数是β′2。

根据Hansen的门槛模型，本文的门槛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Rate_popit=α0+ηXit+β1p_pitI（qit≤γ）+β2p_pitI（qit>γ）+εit

（2）门槛值的确定

根据Hansen的面板门槛，当门槛模型中的门槛值γ已知时，我们就可以对门槛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得到变量的参数估计值，进而可以得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1（γ）。同时，随着门槛值γ越接近真实的门槛水平，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1（γ）就越小。因此，本文可以通过连续给出不同的门槛值，观察残差平方和S1（γ）的变化。所需要的门槛值是使残差平方和S1（γ）最小的门槛值，即γ^=argminS1（γ）。在估计出γ^后，就可以进一步估计出其他参数。

（3）门槛效应检验

在得到参数估计值以后，我们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检验：一是门槛效应的显著性检验，二是门槛估计值的真实性检验。在第一个检验中，设定原假设为：H0：β1=β2，对应的备择假设为H0：β1≠β2，假设检验的统计量为：F1=[S0-S1（γ^）]/σ2（γ^）。在原假设成立的条件下，门槛值无法识别，所以F统计量的分布是非标准的，本文采用Hansen的“自助法”（Bootstrap）来获得其渐进分布，继而构造p值。在第二个检验中，设定原假设为：H0（：γ^）=γ0，Hansen提出使用极大似然估计量检验门槛值，相应的似然比统计量为：LR1（γ）=[S0-S1（γ^）]/σ2（γ^），由于该统计量也是非标准的，Hansen指出，令c（a）=-2ln（1-1-α），α指顯著性水平。当LR1（γ0）≤c（a）时，则不能拒绝原假设。

（四）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从表1中可以看出，rate_costtran、Rate_pop、rate_pgdp、rate15_pop、rate_unmar、rate_cpi、rate_stuff、rate_ha、ln_gdp和rate_culture的中位数和平均值都很接近，说明各变量基本满足正态分布。

四、模型的估计和结果

由于面板模型可以采用差分估计或者组内去心的方法对模型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修正，所以为了减少估计方程内生性问题可能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决定在OLS估计方法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模型。面板模型一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因为随机效应模型假定面板数据中的个体效应随机且与解释变量不相关，这些要求在研究现实经济问题时很难被满足，除非样本数量足够庞大，但是本文研究的问题是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对生育成本社会化转移机制的验证，样本数量有限，无法满足随机效应模型的假设条件，所以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一）生育政策与人口出生率及其影响机制

1.生育政策与人口出生率

表2中列（1）和列（2）是混合OLS估计的回归结果，列（3）和列（4）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回归结果。从表2可以看出，在模型（1）～（4）中，不管是采用OLS估计，还是固定效应模型，生育政策变量的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生育政策提高了人口出生率，即政策有效。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结果，说明在2001年出台的“二孩”政策有效地提高了人口出生率，减缓了人口出生率下降的速度，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中国老龄化速度。长期来看，随着生育政策全面放开，新一轮高素质人口红利将助推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速。

为了进一步考察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影响的地区差异，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组回归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生育政策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生育政策提高了东部、中部地区的人口出生率。从参数估计值来看，与中部相比，生育政策在东部地区作用效果更好。而在西部地区，生育政策在10%水平上不显著。总体来看，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在经济较好省（市）更加有效。

2.生育政策与人口出生率的影响机制：成本社会化

表4中列（1）和列（2）是混合OLS估计的回归结果，列（3）和列（4）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从表4可以看出，在列（1）～（4）中，生育政策与成本社会化交互项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生育成本的社会化进一步提高了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的积极影响。这是一个有趣的结果，表明若生育成本可以实现向社会转移，家庭生育意愿将更高。对家庭来说，如果生育孩子的成本可以部分转嫁给社会，比如免费接种疫苗等医疗服务、九年义务教育等教育服务，表现为生育成本下降，或找到舒适的月子中心，雇佣到满意的保姆等使自己从生育孩子的负担中部分解放出来，更多由社会承担，则家庭生育的可能性更大。

表5考察了不同地区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影响机制的差异。从表5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生育政策与成本社会化交互项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中部地区生育政策与成本社会化交互项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而西部地区并不显著。研究结果说明相比于西部地区，东部和中部地区生育政策通过成本社会化机制促进人口出生率的效果更显著。总体来看，生育政策影响人口出生率的成本社会化机制在经济较好省（市）更加有效。

（二）工具变量

本文主要考察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及其成本社会化机制。在前文中，我们以CPI增长率的滞后项、未结婚人口占比、gdp的对数值滞后项以及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等作为控制变量，发现生育政策有效，即生育政策提高了人口出生率，同时发现生育政策成本社会化机制成立，即生育成本社会化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的积极作用。但是上述分析只提供了一个经验证据，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选择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加以解决。在第一阶段构建了生育成本社会化的设置模型，第二阶段考察生育政策实施之后生育成本社会化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

为了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照卢胜峰等、杨艳等学者的研究，构造了一个工具变量：卫星灯光数据（p_l）。[23，24]卫星灯光数据可以成为生育成本社会化的合适工具变量，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卫星灯光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区在娱乐消遣方面的情况，同时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在医疗、教育等非娱乐设施上的支出和娱乐设施上的投入存在替代关系，所以一个地区卫星灯光数据越多，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地区政府对于教育、医疗资源的投入占比相对较少。因此，该工具变量与生育成本社会化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从而克服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卫星灯光数据与人口出生率之间具有一定外生性。人口出生率主要取决于人们的生育意愿，生育意愿又主要受家庭收入水平、政策法规等因素的影响，所以人口出生率不受一个地区灯光数据多少的影响，卫星灯光数据只通过影响生育成本社会化来影响人口出生率。我们以卫星灯光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得到结果如下：

表6报告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第一阶段的实证结果。工具变量卫星灯光数据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显著为负的符号符合我们的预期，说明卫星灯光数据越多，生育成本的社会化越小。同时，模型的F统计量显著大于10。根据工具变量系数的T检验和模型的F检验的结果，说明工具变量较好地克服了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表7报告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第二阶段的实证结果。主要关注变量生育成本社会化在使用了工具变量后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该系数说明生育成本社会化会使得人口出生率显著增加。因此，生育成本社会化显然有助于提高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的正向影响。

（三）面板门槛模型

本文认为房价和文化水平是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影响的结构性因子。为了验证经验判断的可靠性，我们选取房价水平和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作为生育成本社会化的门槛变量，依次从房价、知识文化水平两个方面分析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的门槛效应。

1.门槛检验

首先是对门槛效果的检验。根据门槛的个数来确定模型的形式。本文依次假定无门槛、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对门槛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得到的F统计量和采用Bootstrap方法得出的P值見表8。

由门槛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对房价水平变量来说，单一门槛效果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但双重门槛效果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它存在单一门槛值。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的单一门槛效果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双重门槛效果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但三重门槛效果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它存在双重门槛值。

2.门槛结果估计

模型（1）以房价水平作为门槛变量进行参数估计，房价水平的门槛值为8633元。当房价水平低于门槛值时，交互性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当房价水平高于门槛值时，交互项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从参数估计值来看，当房价水平低于门槛值时，交互性每增加一个单位，人口出生率增加0.0794个单位;当房价水平高于门槛值时，交互性每增加一个单位，人口出生率增加1.024个单位。回归结果说明在成本社会化率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于低房价地区，高房价地区生育政策效果更加有效。这个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期，高房价地区一般为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社会福利相对较好，常住家庭不动产财富多，生育意愿更强，人口出生率更高。

模型（2）以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作为门槛变量进行参数估计，两个门槛值分别为0.0571和0.0587。当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例低于第一个门槛值时，p_r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当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介于第一个门槛值和第二个门槛值之间时，交互项在10%水平上不显著;当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高于第二个门槛值时，交互项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从参数估计值来看，当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低于第一个门槛值时，交互项每增加一个单位，人口出生率增加0.0919个单位;当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例高于第二个门槛值时，交互项每增加一个单位，人口出生率增加2.101个单位。回归结果说明相对于低文化水平地区，高文化水平地区生育政策效果更加有效。这个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期，对于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低的地区，一般都是地理位置较为偏僻、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地区，为了脱离贫困，往往会有较强的生育意愿（这也是人们常说的“越穷越生”），导致人口出生率有显著增长;对于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例高的地区，一般为经济资源较为发达地区，社会福利水平高，人们生活水平高，往往有更强的生育意愿，人口出生率也更高。

五、结论与建议

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实施的效果及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成为热门话题。本文选取1982～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及其面板门槛模型对生育政策的有效性及其成本社会化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得到以下结论：一是从政策有效性看，生育政策有效地提高了人口出生率，说明生育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家庭生育意愿，从而形成有效的劳动力供给，缓解中国人口老年化问题。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符合国家的初始目的，有着非常积极的结果。二是从影响机制看，通过面板模型验证了生育成本社会化机制。意味着随着生育成本更多地向社会转移，家庭的负担随之减小，家庭的生育意愿不断增强，从而使得人口出生率不断上升。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即人口出生率的变化可能不是由于生育成本社会化引起，而是其他未知影响因素引起，所以本文以卫星灯光数据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生育成本社会化确实有助于提高生育政策有效性。三是从门槛效应看，发现与低房价地区相比，高房价地区政策效果更显著，人口出生率上升得更多;与较低的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地区相比，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高地区的生育成本社会化占比越多，人口出生率越高。研究结论对我国正在实施的“三孩”生育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出生率显著上升，有效地缓解了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政府应该加大宣传并积极鼓励家庭生育，同时出台相应的奖励、津贴和补偿政策，积极配合生育政策落地。例如延长母亲产假和哺乳假，给予“二孩”和“三孩”父亲陪产假，给予生育家庭父母更多的早期陪护时间，提高他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同时出台相应的政策，消除社会长期以来对女性找工作的歧视，给予女性更多的关爱，鼓励企业出台更多关爱孕期和产后女性的政策。加大社区对于生育家庭的关注和关爱，建立相应的奖励措施，给予生育家庭更多的经济帮助。此外，对于新政策出台前的黑户，政府也应该积极协调，尽可能一次性地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第二，为了积极响应并协助计划生育政策的顺利落实，地方政府特别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政府应该提高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城市基础设施等建设的投入，提高城市居住舒适度，提高城市服务的便捷性，建立更加完善和有效的劳动力供求市场，降低生育家庭获得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类社会服务的成本。例如在教育领域，政府部门应该做好适龄儿童对于教育需求的预测方案，扩充公立学校的数量，或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办学，建立与人口增长相适应的教学资源，同时打破户籍限制，帮助更多的家庭解决子女无法就地上学或上学难的问题;在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该增加公立医院的数量，或提高社区医院的医疗水平和供给能力，小病社区看，大病医院看，并建立社区医院和大型医院的互通机制，帮助更多的家庭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提高家庭医疗资源可获得性，消除家庭生孩的后顾之忧。

第三，创新财政支持方式。政府在加大公共财政支出的同时，也要及时做好预测方案，充分借鉴国内外先进理念和做法，创新财政扶持方式方法，持续优化财政政策，扩大财政专项资金规模，优化资金用途，积极发挥财政的杠杆撬动效应，积极引入社会资本，防止過高的财政支出给政府带来过高的财政压力，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同时，加大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联动，强化财政政策落实情况跟踪，建立相关政策实施反馈和效果评估机制，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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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FamilyPlanningPolicy，CostSocializationandFertilityRatio

XUKun1，HUDongwan1，LIUYang2

（1.Southwest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Chengdu，Sichuan610074，China;2.Central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Beijing102206，China）

Abstract：

TheadjustmentofChina’sfamilyplanningpolicyhasarousedgreatconcerninsociety，anditisparticularlyimportanttoscientificallyevaluatetheeffectofpolicyimplementation.Thispaperusesthe2001FamilyPlanningLawtoadvocateacouplehavingtwochildrenasaquasi-naturalexperiment，basedontheprovincialannualpaneldatafrom1982to2013，thispaperusesthepanelandpanelthresholdmodeltoexploretheeffectivenessandmechanismoftheimplementationofthefamilyplanningpolicy.Theempiricalresultsshowthat：First，thefamilyplanningpolicyissignificantlypositivelyrelatedtothebirthrateofthepopulationatthelevelof10%;ThecrossovertermbetweenthefamilyplanningpolicyandthesocializationoffertilitycostsissignificantlypositivelyrelatedtotheFertilityRatioatthe10%level.ThisindicatesthatthefamilyplanningpolicyiseffectiveandcanimprovetheFertilityRatio.Besides，themorethesocializationofcosttransfers，thehighertheFertilityRatiois.Fromtheperspectiveofregionalgrouping，thepolicyeffectivenessoftheeasternandcentralregionsisstronger.Second，fromtheperspectiveofparameterestimates，comparedwithlow-househousingareas，themoreobviousthepolicyeffectisinhigh-housingareas;comparedwithlow-literategroups，themoreobviousthepolicyeffectofhigh-literacygroups.

Keywords：

thefamilyplanningpolicy;socializationoffertilitycosts;policyevaluation

收稿日期：2021-12-09

作者簡介：许坤（1982—），男，安徽全椒人，经济学博士，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金融计量;胡东婉（1983—），女，贵州赤水人，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微观经济学;刘扬（1998—），男，湖南长沙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量化投资、金融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