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超

高明，字则诚，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至正四年参加乡试，次年考中进士，任处州录事，此后为官多年，不见显宦。《琵琶记》写于其旅居宁波栎社沈氏楼中，高明少有大才，抱有儒家传统的入仕为官的有为思想。且高明出生于一个诗礼之家，自小接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后来又就学于大儒黃溍，其思想内核中的理学观念影响着他的言行与创作。

通过研读《琵琶记》，不难发现其本身存在着一些矛盾之处。首先，是《琵琶记》的主题矛盾，这一矛盾屡屡形成对《琵琶记》的大讨论;其次，是《琵琶记》中蔡伯喈形象之矛盾，这一矛盾也是历代戏曲名家讨论的重点。两大矛盾又以作者对科举制的矛盾态度相联结，对读者把握《琵琶记》的主题、形象、内在动力造成了相对的困难，因此也产生了许多争论。值得注意的是，当高明的生平遭际被引入到戏文阅读中，这些看似对立的矛盾却有了同一性的内核，表现出合理化的倾向。

一、《琵琶记》主题矛盾的合理性

《琵琶记》的主题历来有两种相悖的理解，体现着《琵琶记》在主题方面的矛盾。高明在《琵琶记》第一出“副末开场”的《水调歌头》一词中点明剧本主题是“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宣扬伦理道德是高明创作这一戏文的目的;刻画“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是其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和方法。但是，在具体的戏文内容中，作者要表现的主题发生了偏差。赵贞女依旧“有贞有烈”，但是其形象核心却深化为“孝”。赵贞女的贞烈并未被鲜明地突出，但是贤惠、坚忍、吃苦耐劳，竭力赡养公婆的典型孝妇形象却出现在舞台中心。而蔡伯喈，“全忠全孝”实则沦落为不忠不孝，本以考中科举尽忠尽孝，但因科举忠孝难两全。由此，《琵琶记》的主题被解读为是揭露封建社会旧道德、旧制度的不合理性，指出悲剧的来源就是封建礼教观念的束缚。为何作者明确提出此剧“关乎风化”，却在内容上发生矛盾呢？观照高明生平遭际和思想观念，大致可以得到以下合理化解释。

（一）“全忠全孝”主题在道德层面的实现

观照高明生平可知，他深受家庭诗教观和师学传承的影响，在理学体系影响下，他立身处世都符合儒家道统要求。在戏曲创作上，突出发挥文学的社会功用，关乎风化，宣扬伦理道德。从这个层面来看，蔡伯喈确是“全忠全孝”的。“三不从”就是蔡伯喈“全忠全孝”的表现。

首先，“辞试不从”体现了蔡伯喈的“孝”。在第二出为二老祝寿时，蔡公就说：“卑陋，论做人要光前耀后。劝我儿青云，万里驰骤。”在第四出，蔡公更是强迫新婚燕尔的蔡伯喈上京赶考，说：“孩儿，天子诏招取贤良，秀才每都求着科试。快赴春闱，急急整着行李。”面对父亲的强烈要求，恪守“父父子子”伦理观的蔡伯喈只得遵从。虽然蔡婆极力反对蔡伯喈远游，说“万一有些差池，教兀谁管来？你真个没饭吃便着饿死，没衣穿便着冻死”，但是在封建家庭“夫为妻纲”的伦理准则下，蔡婆的意见却无关紧要。因此，遵顺了父亲意愿，进京赶考的蔡伯喈在当时是“全孝”的，只是这种愚孝的行为反而造成了不孝的后果。

其次，“辞官不从”体现了蔡伯喈的“忠”。当蔡伯喈“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时，本来皆大欢喜的高中，却让蔡伯喈陷入两难。入仕为官表明他完成了父命，实现了孝道，但是入仕之后的牛丞相逼婚，使他身恼心烦，一方面他担心牛丞相上奏皇帝，请求赐婚;另一方面，蔡伯喈已从牛丞相势大压人的行为看到了官场的艰难。所以，他上旨辞官，请求回乡，结果却被认为是嫌官小，皇帝驳回蔡伯喈的请求，而蔡伯喈只能卑微顺从。单单就蔡伯喈这一顺从的行为来看，蔡伯喈在君臣纲常上做到了“忠”，并且他在请旨的时候，只说“听得，家乡里遭水旱，遇荒饥”，要“事父母，乐田里，初心愿如此而已”，这些无力的请求和决心，或许表现了他潜意识下不愿辞官，只是借助外力消解自我矛盾中的一种方式。

最后，“辞婚不从”也表现了蔡伯喈的“表面道德”。一方面，在儒家道德观念影响下，糟糠之妻不可抛这一道德要求是造成蔡伯喈矛盾心理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花容月貌的丞相千金又时刻激发着蔡伯喈的本我情欲，在道德和情欲的冲突下，蔡伯喈选择借道德收获情欲的方式，再次借助外力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在道德外衣下，他多次辞婚，搬出许多道理，试图为自己寻找道德站位，并从道德层面消解自己富贵忘妻的愧疚感。但是，牛丞相的权势无视蔡伯喈的道德攻击，“强鸾就凤”中蔡伯喈完成了道德和情欲的双重收获。

因此，光从道德层面看，蔡伯喈听从并完成父命，他是“全孝”的;他辞官未遂，入仕为官，是“全忠”的;他试图从道德层面瓦解牛丞相的逼婚之举，却迫于丞相势大而屈从。在表面上，蔡伯喈的道德形象是无法否认的，他的行为都是在顺从，都符合作为孝道主体的父亲和忠义主体的皇帝的要求。

（二）“全忠全孝”在情欲层面的破碎

在道德层面，蔡伯喈是“全忠全孝”的。但是从情欲层面来说，他的“全忠全孝”消融于“不自由”之中。从“三不从”来看，蔡伯喈本身就是矛盾的结合体，他既想要“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的功名富贵，又推掉举荐，想着“人爵不如天爵贵，功名争似孝名高”;他既在《杏园春宴》中对金榜题名喜不自胜，又以“事父母、乐田里，初心愿如此而已”为由辞官回乡;他既幻想“未许姮娥爱少年”，痴醉于牛小姐的花容月貌，又纠结于富贵不忘糟糠之妻的道德伦理。在情欲与道德的碰撞中，他是不自由的。

反观高明的一生，他似乎也对此深有体会。高明入仕元朝，在至正八年时，参与镇压方国珍义军，但是他与主帅意见不合，深感于自己官微言轻，所以再不管事。当被镇压者招安翻身，摇身变作封疆大吏时，面对方国珍的招揽，高明或许心有芥蒂，自己入仕八年，仍是一谋士。于是，他推辞告归，旅居四方。在当时那个年代，文人在政治上是极不自由的，延及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戏剧家，他们只得用戏曲文艺寄托情怀，以剧中人物表现自己的不自由。对于高明来说，蔡伯喈这一形象就是极好的代表。蔡伯喈的原型是东汉末年的蔡邕，东汉末年的时代背景与元末的时代背景相似，蔡伯喈的文人身份与自己相似，同时蔡少有大名，博学强识，而高明认为自己也是博学多闻之人。此外，对儒家道统的信服也是高明选择蔡邕的原因。因此，在东汉末年不自由的蔡伯喈成为在元末不自由的高明的化身，他寄托着高明想要科举入仕，功成名就的政治理想，也是高明理学思想影响下重视风化的道德化身。

“不自由”是时代背景下文人的普遍状态，蔡伯喈在戏文中的不自由，或许可以看做是当时文人生态环境的现实投射。

总之，《琵琶记》主题的矛盾在道德方面是可被消解的，在情欲方面是可被理解的。不论是表面道德，还是情欲上的不自由，或許都是造成蔡伯喈忠孝矛盾的原因。

二、历史和戏文中蔡伯喈矛盾形象之合理性

《琵琶记》本于南宋早期南戏《赵贞女蔡二郎》，高明在这部南戏的基础上，对其内容进行了大幅的增改，且丰富了戏文的曲词。《琵琶记》的男主角蔡伯喈是东汉末年名士蔡邕的戏文化身，但是对比二者形象，历史中和戏文中的蔡伯喈差别较大。《后汉书·蔡邕传》中的蔡邕少年博学，孝行、人品、学问冠名当世，司徒桥玄征辟蔡邕为官，后又任河平长，拜郎中，迁议郎，迫于董卓势力，担任侍御史、侍中、左中郎将等官职。这与《琵琶记》中的蔡伯喈有差距，与南戏《赵贞女蔡二郎》中的负心汉更是相去甚远。在《赵贞女蔡二郎》戏文中，东汉名士蔡邕的为人和结局被极尽贬低，据徐渭《南词叙录》载“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蔡邕被冠上忘恩负义、天罚身亡的耻辱标签。但同为文人，高明应该对传统戏文中的恶形象蔡伯喈排斥且弃用，为何高明在写这一戏文时，仍选取蔡伯喈为男主人公？虽然作者心目中的蔡伯喈是“全忠全孝”的代表，但是戏文却为何多次表露出蔡伯喈这一形象的人性弱点？从高明视角出发，或许可以得到以下合理解释。

（一）历史形象与戏文形象相映照

《后汉书·蔡邕传》载蔡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这说明历史中的蔡邕本身就是大孝子。同时，蔡邕博学有名，才华卓越，是当世公认的名士。这非常符合高明的创作初心，“性笃孝”满足“全孝”的条件，拥护汉朝，反对董卓是“忠”的表现，才学突出是高中状元必备的条件。历史中的蔡伯喈在这些方面都符合作者的要求。

此外，历史中的蔡伯喈也不自由，他反对董卓，但是迫于董卓势大，只得在董卓手下为官，一生遭遇坎坷，最终死于狱中。从情欲的不自由层面来看，历史中的蔡伯喈也与戏文中矛盾的蔡伯喈相契合。

而戏文中的蔡伯喈在南宋就被赋予负心形象，《陆游》曾作《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其中有“死后是非谁管的，满村听说蔡中郎”。这说明在陆游之前，蔡伯喈在戏文中被打成负心汉就已出现。陆游的这首诗，似乎是为蔡邕鸣不平。当高明开始创作这一题材时将“背亲弃妇”的蔡二郎改写成“全忠全孝”的蔡伯喈，试图为蔡伯喈洗冤。这不仅是出于对古代贤人被恶意诽谤行为的不满，也是借蔡伯喈浇自己胸中块垒。

这种为蔡伯喈洗冤的说法早已有之。明人黄溥言在《闲中今古录》中写到“元末，永嘉高明……编《琵琶记》，用雪伯喈之耻”，徐渭在《南词叙录》中也说“（高明）惜伯喈之被谤，乃作《琵琶记》雪之”。由此看，为蔡伯喈雪耻的说法广泛流传，虽然在李贽看来这纯粹是高明用来解嘲的“鬼语”，沈德符明确表示“雪冤”不可能，但是从高明的儒学观念和《琵琶记》的戏文可以看出，高明对蔡伯喈这个形象是认可的，虽然包蕴着许多矛盾，但是很可能是借之抒发自己的不自由。从这一角度来看，高明仍然选取蔡伯喈作为男主人公既是为古代贤者洗白，也是寻找一个与自己相似的形象寄托情怀。

（二）文人相惜意识下对蔡伯喈形象的洗白

在相似性格、相同遭遇之外，高明将自己的遭遇寄托其中，在自视、他视中完成了蔡伯喈这一形象的再创造，这是高明的创新。

在养亲方面，蔡伯喈在大孝科举和小孝守家的矛盾中被撕裂，最终大孝战胜了小孝，落了一个功名换伦理的悲剧结果。造成这一悲剧的因素有封建家教的愚孝观、金榜题名的功利观、文人怀才的社会观，这些观念都被科举至上的社会理念所统驭，其结果就是蔡伯喈落得一个忠孝难两全的境地。在《琵琶记》中，高明为蔡伯喈的养亲行为做了很多辩解，如在《高堂称庆》中蔡伯喈唱道：“十载亲灯火，论高才绝学，休夸斑马。风云太平日，正骅骝欲骋，鱼龙将化。沉吟一和，怎离却双亲膝下？且尽心甘旨，功名富贵，付之天也。”这说明蔡伯喈在赡养父母和实现个人价值二者间是极其矛盾的，因而产生了逃避心理，将功名富贵寄托于天命。思索再三，他选择了孝，为了父母放弃了个人理想。但蔡父“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的大义逼试蔡伯喈，使之再次为了父母改变个人决定。可以说，在高明心中，蔡伯喈是孝的，只是忠孝难两全，文人的命衰体现于此。

蔡伯喈的科举之难反映了古代读书人的普遍境遇，高明也不例外。高明出生书香门第，从小接触的文化熏陶就是“学而优则仕”的儒家仕宦观，在人种限制的元蒙王朝依旧科举入仕，虽未能显宦，但也经历着仕宦之痛：一是怀才不遇之痛，二是游宦离乡之痛。因此，戏文中的蔡伯喈既呈现着这种痛苦矛盾，又寄寓着作者未就的梦想。金榜题名、榜下捉婿、皇帝重用、娇妻贤妇，这是文人的梦想;忠孝难两全、游宦思乡、高官压迫、难有自由，这是现实之痛。且高明受到理学思想节欲修理的观念影响，对能激发功名观的科举本就矛盾，所以，体现在蔡伯喈身上也必然是矛盾的。因此，在文人共同命运的观照下，高明笔下的蔡伯喈形象是矛盾重重的，这些矛盾不尽然是文人自身的懦弱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观念下的不自由。

《琵琶记》的矛盾之处还有很多，以知人论世的方式去推敲其中矛盾的合理性是可行的。不论是主题矛盾，还是形象矛盾，都统一于高明的创作机制和创作心态。甚至于，将《琵琶记》放到元末的大环境中，可以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价值观念观照戏文，从而找寻到《琵琶记》诸多矛盾的内在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