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京京

（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24）

修学旅行活动可以使学生在集体生活中开阔视野、增长见闻，培养学生团队观念和整体意识，使所学的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深度融合。我国有着悠久的游学传统。在民国时期，六所高师的师范生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范围域广的修学旅行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得益于相关政策的支持和经费的保障。当前关于以民国时期参观考察等为主题的研究，更多聚焦在知名人士和教育官员群体，而对于学生群体，尤其是师范生的修学旅行或参观考察的研究关注还不够。此外，关于当今修学旅行的研究，更多关照中小学生群体，对于大学生关照较少。因此，探究民国时期六所高师学生的修学旅行活动，可以为当今大学及师范院校的学生开展研学旅行提供历史镜鉴和现实启示。

一、活动产生：民国时期师范生修学旅行活动兴起的历史背景

中国有着悠久的游学传统，甲骨文中已有有关游学活动的记载，之后各朝代都有游学活动的延续。在近代，“游学”被“修学旅行”的说法所取代，受日本和欧洲国家修学旅行的影响，学生修学旅行活动开始盛行。修学旅行活动得以广泛开展，受益于当时相关经费政策的支持和相关制度的保障。

（一）国内游学传统和国外修学旅行的影响

“修学旅行”是指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为了配合教学而开展的以丰富知识、增长见闻、扩大视野、培养素质、增进交流和学科实践等为目的的一种旅行活动。修学旅行与游学存在着很大的关联性。“游学”一词最早出自《史记》中的《春申君列传》，其内容为：“游学博闻，盖谓其因游学所以能博闻也。”意思是：游历经验丰富的人必定是知识广博的人。游学，即通过“游”的手段和方式实现“学”的目标，是书本知识学习之外的重要构成。［1］中国有着悠久的“游学”传统，甚至最早可以追溯到甲骨文记事时期。甲骨文中记载：“丁酉卜，其呼以多方小子小臣其教戒。”丁酉这一天占卜，召集多个国家的子弟到殷都来学习“戒”。春秋时期，孔子携众弟子周游列国，四处讲学，完善发展了儒家学说。

近代时期，“游学”一词更多被“修学旅行”的说法所取代。1905年5月2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生赴烟台海滨采集动植物标本，开中国学堂实地教学、外出考察之先河。近代学生修学旅行的兴起，源于欧洲学生的“大旅行”和日本等国家开展的修学旅行的影响。“英国大学学生毕业大学课程后，有余暇而其财力足以自给者，即出而游历欧大陆各国，习以为常。”［2］日本学生修学旅行活动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已经兴起，贯穿在大、中、小学校。黄炎培曾指出日本学校，“每于春秋二季大远足，每月小远足”。［3］经亨颐也指出：“学校远足旅行之目的，在使学生活泼精神。”［4］民国时期学生修学旅行得以盛行和开展起来，国外修学旅行活动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二）有关修学旅行办法的实施与颁布

民国时期学生修学活动的开办，得益于一系列相关政策的支持。1917年，全国教育行政会议制定了假期修学旅行办法，其中，对专门以上和师范学校的组织活动规定如下：“专门以上学校，调查、采集、旅行、研究、参订编著论文，讲演学术；师范学校，调查、采集、旅行、温习课业、讲演教育。”［5］1918年，第四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决议案做出对“中等以上各校学生应于假期内实行调查案”的规定：凡中等以上各学校学生，应于假期内，由校中给以各种调查表格。各就其乡里或旅行地点内做实地之调查。调查成绩于假期届满时，报告学校，由教员评定其优劣。［6］1919年，教育部训令第508号规定，令直辖高等师范及私立专门以上各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参照中等以上各学校学生应在假期内实行调查一案所拟办法执行。［7］1919年，颁布的《专门以上学校学生竞技旅行讲演方法案》，关于修学旅行的内容包括：“旅行时就实地事物，以学理说明之，以引起旅行之趣味。……列竞技旅行讲演为学校必行之年中行事，并将举行状况呈报教育官厅，其修学旅行则应将心得作报告呈主任教员。”［8］

此外，各高等师范学校制定了具体的修学旅行规章制度，如武昌高师要求学生在旅行过程中必须穿校服；学校会派有专门的教师负责组织和管理学生，也会委派学生负责各项具体事务。［9］旅行经费的保障是修学旅行工作得以开展的重要条件。北高师规定，旅行经费经审批后可报销，以缓解学生的生活压力。在其制定的《修学旅行规程》中规定：“旅行出发之前五日，由教员做预算书呈校长核准，然后交会计课，出发之前一日支给旅费。”［10］旅行结束后，学生需要按时向教师提交旅行报告或旅行日记。

二、活动内容：民国时期师范生修学旅行活动的开展

师范生仅在课堂学习理论知识，难免会产生乏味之感，也容易导致所学知识与社会脱节。有鉴于此，高等师范学校组织学生参观国内外教育和实业发展状况，了解不同地域、不同学校的办学特色、教学方法以及社会发展状况等，以期增进学生的知识以及对社会现实的理解。

（一）参观考察国内教育和实业发展状况

第一，参观考察近距离的学校、工厂等机构。南京高师曾组织教育科三年级学生参观本城的中等学校，包括第一女师及其蒙养园、第四师范及其附属小学、第一中学等。如某学生对一所乡村农校进行了考察。他从学校的地理位置、校舍、学级编制、学科、教员和学生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考察。［11］北京高师物理化学部组织三年级学生参观航空学校工厂，使学生对飞机的构造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螺旋板，是机纯系木制，乃以厚半寸许之木板七片，使之密合为一，由人工刻成，磨之使极平滑，外围以漆，每件所费约八九十元。”［12］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在实际中得到验证，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吸收与理解。

第二，参观考察跨省域、远距离学校和工厂等机构。北京高师学生高兴伟选择参观江浙七所学校，并撰写了详细参观笔记。上海私立民立中学校招考方式令其印象深刻，“应试科目预科为国文、英文、算数，但英文需能做短篇论文，算术则须用英文答案。本科试验科目与预科同，所异者，算数为代数耳。”［13］考察了解当地学校教育实况、教师教学方法等，有助于加深师范生对教育教学的认识。沈阳高师张一清、凤琴台带领二十三名博物部学生参观鞍山制铁厂。据学生刘荣甫记忆，工厂有铁工、木工两大部门。［14］部分高师学校安排的参观考察时间较长，师生可以选取多地学校进行参观，对不同地区学校加以比较，使学生意识到不同学校存在的教育问题。成都高师张先生率领姜亮夫等三十位同学，从重庆乘船一路向东，最后抵达南京。期间师生考察了重庆女二师、武昌高师等学校，在南京探访了南京高师、金陵大学和东南大学。［15］姜亮夫认为这次旅行开阔了眼界，使其精神生活得到了极大满足。

学生在参观的同时，还需要完成学校布置的调查任务。教育专攻科的申鸿涛利用假期走访了浙江省多所学校，并依据学校的基本状况完成了暑期调查表，分别对学校的学生人数、职教人数、学校经费、教授情形以及学校的历史沿革进行了调查。如嘉兴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位于嘉兴城内荐桥街，学生人数180，职教人数10人，经费3500元，学费500余元，采用自动教授法，清光绪念九年开办，民国元年改归县立。［16］学生曹配言由北京出发，先后前往天津、济南、南京、无锡、上海、南通、杭州等地参观学校和工厂，并依据当地教育特点，撰写了十分详细的旅行笔记。［17］通过该生的旅行日记，可以发现他参观了多地的学校、工厂和图书馆等机构，并对各地的教育、实业发展有了一定认识和评价。

此外，国内一些著名的大学同样也吸引着全国高师院校的师生。南京高师多次组织学生访问北京大学，开展学习交流活动。1921年6月3日，南京高师教员柳诒徵带领文史地部三年级十三名学生参观北大，并在道家哲学、中国通史各教室听讲，约二小时而去。［18］由于各高等师范学校具有不同的培养方式和办学特色，学校之间也会相互参观考察。北京高师因其名气之大，吸引着诸多高师学子。南京高师的学生多次前往沈阳高师参观，“该校（南京高师）国文史地部三年级同学十人，定于六月九日来奉旅行”。［19］此外，武昌高师也接待了多批成都高师考察的学生。

（二）参观考察国外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发展状况

学生的修学旅行活动不仅局限于国内，部分学生还会远赴国外进行考察。日本与中国文化相似度高，地理位置近，成为多数高师学校学生修学旅行的目的地。成都高师校长吴玉章特意写信给教育总长，希望学生能够受到照顾：“拟请钧部转咨交通部，通令考察路线所经各轮船公司、各铁路公司，凡本校考察学生，一律免费，以示优异而恤寒畯。拟请钧部转咨外交部照会各该国外务省，通令各该国海关，勿得留难阻止。”［20］在书信中，吴玉章校长表现了对学生贫苦生活的体恤，对学生出国考察的担忧，希望政府出面联络各国文部省，对外出考察学生多加照顾，以免发生不测。学生主要对日本多所学校进行参观考察。北京高师徐元良在日本考察期间曾到广岛、大阪、西京和东京等地，重点对当地的各类教育进行考察，如：“广岛停一日半：参观地方有广岛高师、附中、附小及县立高等女校。”［21］通过对日本多地学校的参观考察，他认为日本的小学教育尤为出色。虽然小学教师的教学方法不同，但都是切实可行的，能取得一定的教育成果。教师与教师之间相互信任，彼此协作，密切配合。家庭与学校间相互尊重，联络紧密，关系融洽。

（三）参观考察自然风光、人文古迹为主的修学旅行活动

修学旅行活动使学生与自然空间有了更近距离的接触，使他们在自然环境中欣赏自然、感受自然、理解自然，进而实现了自然教育的价值。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因学科属性的差异，参观考察的目的也不尽相同。南京高师农科学生在夏天时都会安排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在江苏、安徽等处的农场实地调查，“谋所以增进其岁殖者”。［22］对于博物科的学生而言，外出考察自然景观和收集动植物标本是检验书本知识的重要途径。1917年，北京高师教员陈映璜、吴续祖、魏崇峻率领博物部三年级学生16人前往烟台开展修学旅行活动。他们在海边收集动植物标本，“于烟台山下得水藻数十种，而藻以大叶一种最多，积满海岸。动物则莬葵莃寄居蟹、藤壶、石鳖、海蛆等为最多。”［23］外出修学旅行加深了学生对本专业的认识和基础知识的掌握，同时提升了学生的求知欲。

对于史地专业的学生而言，他们更青睐于参观自然风景和具有深厚人文底蕴的景观。自然风景有其独特魅力，学生姚裕源曾描写潭峪沟景色所带来的情感体验，“踞坐危石，俯掬流水，清澈可饮。静听水声，胸怀为畅。”［24］自然景观以其独特的方式带给人们净化灵魂的精神感受。北京高师史地部学生游览泰山，“检测高器已达一千五百九十米突，温度骤降，摄氏表七度。风寒特甚，肌肤栗然。残雪飘飘，天色欲暮，风力甚大，欲摄‘日观峰’之景而不能。”［25］1914年，地质学教师章演群、植物学教员彭型百率领学生赴泰山考察。关于泰山地质，学生回校后作了详细的报告：“其岩石概得分为三级，最古者为片麻岩及片岩，次为种种花岗岩，最后为种种脉岩。”［26］曲阜成为史地等专业学子修学旅行的目的地。北京高师的学生陆承贾、张大鉌记录了参观孔林的情形，“孔林围墙的南门，外有石坊，左右守林人户，聚族而居，即史记所谓‘孔里’者也。”［25］

三、活动特点：民国时期师范生修学旅行活动的具体表征

修学旅行活动是民国时期师范生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其他学习活动，这一活动带有极强的实践特性，兼具“游”与“学”的双重目的。在结合“师范性”与学生所修专业的基础上，六所高师开展了有保障、有目的、范围域广的修学旅行活动，实现了师范生理论知识学习与现实社会考察的相互联结。

（一）活动基础：兼具师范性和学术性

通过师范生的修学旅行活动可以发现，师范生的修学旅行多以学科专业为基础，同时兼顾参观考察教育的目的。北京高师历史地理系学生指出了修学旅行兼顾专业与教育的双重目的：“史地系的修学旅行，不用说就偏重史地方面，对于古迹之考察，地势之现状，而尤注意地文与人文之关系，社会经济受地理环境之支配如何，人民思想受历史习惯之影响如何。师范学生，好研究教育，三句话离不了本行，诚然如此。”［27］如博物科的学生以所学专业为基础，更倾向于参观采集标本等活动，如沈阳高师刘荣甫及同学赴大连参观关东厅水产试验场，其场中陈列的水产鱼介等标本及捕鱼之钩铒网穴、渔舟模型等，且列有其本场所有水产物干制品与罐头制造品等。［28］参观学校和调查教育现状为当时师范生修学旅行的主要活动主题。如沈阳高师的学生参观大连旅顺等地的学校，包括日本小学校、日本女子高等学校、工科学堂、师范学堂、日本中学校等。［29］国立武昌高师的学生在参观山西学校教育后，对该省的教育进行了评价。“各小学教师，皆师范毕业生，教授、管理、训练，虽多可指摘之处，大致已入轨道。已完全脱除昔日私塾教育之弊害矣。”［30］通过参观大中小学校，有助于师范生审视不同地区的教育发展现状。

（二）活动范围：国内外多场域参观考察

修学旅行活动的开展需要特定的空间环境和物质基础。旅行环境和旅行吸引物是开展修学旅行的物质载体和活动基础。师范生开展修学旅行的场域不仅限于本省境内，也会参观其他省域，甚至远赴国外进行参观学习。如武昌高师在1916年至1922年间多次组织学生到国内外进行参观考察。［31］学生参观场域比较广泛，包括实业机构和各类学校等。1915年，北京高师的修学旅行活动主要在学校所在地附近进行，史地部学生参观交通博物馆、京师通俗图书馆等；理化部学生参观京师自来水厂；博物部参观农事试验场和农产品展览会；考察学校多参观女高师附小、女高师附中、第四小学、第四中学、北京师范附小。［32］此外，北京高师的学生去日本参观，日本文部省协助编订考察日程，帮助联系参观地点，自然“乐将工厂、试验场、学校等解放以令其视察”。［33］这种修学旅行的方式对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扩展知识领域、增加对社会现实理解具有重要作用。1920年，北京高师学生赴日考察之时，专门绕道朝鲜，考察了该地日本殖民地教育情况。同时对比日本殖民朝鲜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教育对策，得出“宗旨大致相同，均注重职业教育、初等教育；实行愚民政策、同化主义，不过在台湾方面，其施行之手段尤辣”［34］的结论。

（三）活动目的：兼顾参观学习与社会调查

修学旅行活动可以使学生增广见闻、开阔视野，也可以开展社会调查，增进对现实社会的了解。第四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决议案做出了对“中等以上各校学生应于假期内实行调查案”的规定，指出了学生进行各类调查和修学旅行的益处。第一，可以培养学生开展调查的能力。第二，可以唤起学生爱国爱乡的心理，以及振兴地方事业的理念。第三，可以为国家社会调查及学校教材提供参考。［6］北京高师利用暑假让学生开展调查，“放暑假前发给各班学生调查表格式纸二份，一为关于学校之调査表，一为关于社会之调查表。”［35］学生的调查成绩，需要在入学时送交各教务主任评定分数。可以看出，北京高师将学生修学旅行与社会调查结合起来，并对其活动进行相关考核。

学生在修学旅行活动中获得了直接体验，可以通过在场主观感知风土人情和社会文化等。北高师的学生在南京开展修学旅行之后，对南京的学校教育有了一定了解和认识。“此地教育发达，犹似北京，故星期日见街上男女学生络绎不绝，由可知教育之空气浓厚，或可挽救民气之衰弱也。”［36］可以说，学生在学习参观的同时，也增进了对不同地区人文社会的理解。通过外出修学旅行活动，学生将书本理论与实践知识相结合，成为学生学习方式的重要补充，既增强了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本国国情的了解，也通过外出活动锻炼了自身生存能力和独立品格，同时极大丰富了自身精神世界。

（四）活动保障：多方支持减免学生出行费用

为了保障学生修学旅行的开展，高师学校、教育部、交通部等出台了专门举措减免学生出行费用。北京高师制定的《修学旅行规程》规定：“校长得斟酌情形增损旅费。凡关于公共费用如运送行李等费由学校支给。学生享有每日旅馆费及零用一元。”［10］为了给学生旅行乘车提供便利，武昌高师曾专门制作了旅行执照，学生可以凭此进行减价，虽然教育部呈请交通部并未批准，但这也表明学校为了学生修学旅行所做的一些专门举措。为了保障学生顺利出行，1920年，交通部出台并实施了学生团体旅行乘车减费规则，“在放假期内结人旅行不得少过十人者，出外研究学业或参观名胜地方，若系单程者，其票价则准照普通票价核减百分之二十五，若系往返者则核减百分之五十。”［37］

多途径解决出国修学旅行的高昂费用。北京高师的学生去日本修学旅行，由学生所在县给予相应旅行费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上两届四年级学生于毕业前赴日本修学旅行，均由各生本籍县署筹给旅费，历次请准在案。”［38］此外，私人捐助也成为学生修学旅行费用的来源渠道之一。教育部规定，“嗣后凡有捐助私财于各学校，指明专充假期内派遣学生旅行修学费用，或捐储特款以备津贴成绩优良学生所需学费者，无论个人团体并得准照重修捐资兴学褒奖条例之规定办法给予奖励，用期兴学育才益加精进。”［39］由此可知，为了保障学生修学旅行，教育部、交通部、学校均出台了相关政策保障其活动顺利开展。

概而言之，师范生的修学旅行活动是其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六所高师在师范生培养中的重要环节，其活动兼具师范性与学术性。师范生在参与修学旅行活动的过程中，构建了理论知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实现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的真正结合。此外，民国时期高师学生的修学旅行活动能够顺利开展，得益于教育部、交通部和学校相关政策的支持与制度的保障。目前我国正在构建以实践为导向的师范生培养体系，六所高师学生的修学旅行实践活动可以为我国师范生开展修学旅行提供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