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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亥的回避性人格及对法家学说的终极思考

2022-03-24王绍东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2年5期
关键词:赵高二世法家

王绍东

(内蒙古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秦朝短命而亡,二世胡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章炳麟在《秦政记》中写到:“借令秦皇长世,易代以后,扶苏嗣之,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1]14对于二世胡亥与秦朝速亡的关系,学界多有探索[2-5]。胡亥的成长经历、人格特点、心理活动也直接影响了其政治作为,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 “胡亥少习刻薄之教”

秦始皇子女众多,数量究竟是多少,史学界尚有争议。胡亥是秦始皇的少子,王霄云、贺润坤考证,胡亥上有17位兄长,均被他杀害,胡亥是秦始皇的第18子[6]。对于胡亥的年龄,《史记·秦始皇本纪》有两种记载,一说他21 岁即位,一说他12 岁即位。秦始皇13 岁即位,到了22 岁才开始亲政。胡亥即位后,没有看到其委政他人、不参与政事的记载,他即位的年龄当在21岁,那么胡亥应该出生于秦始皇十六年(前231),也就是统一前的十年。

胡亥出生及成长的年代,正是秦朝统一前后的关键时期。秦始皇忙于国家大事,胡亥的其他兄长也可能参与了统一战争和国家事务。胡亥作为幼子,很少得到父亲的直接关怀,也很难与其他兄长嬉戏玩耍,其产生孤独、自卑的心理难以避免。心理学认为,排行有时会对性格造成很大影响,“老幺不可避免地要在哥哥或姐姐的阴影下生存,受到哥哥或姐姐的影响,而且作父母的对老小常有放任自流的倾向。这就造成排行最小者通常比较胆小、害羞,大部分是多愁善感型,对别人不轻易相信,也不太会交朋友,比较清高。老幺一旦遇到困难和挫折会不知所措,有的爱对别人吹毛求疵”[7]。

贾谊《新书·春秋》中记载了有关胡亥幼年时的一则故事。“二世胡亥之为公子,昆弟数人。诏置酒飨群臣,召诸子赐食先罢。胡亥下陛,视群臣陈履状善者,因行残败而去。诸侯闻之,莫不大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之弃之也。”[8]250按照秦的礼仪,宴会在堂上举行,参加宴会者要把鞋子放在堂前台阶下。胡亥等诸公子吃饱先行退席,他看到台阶下摆着大臣的鞋子,便将那些好看的鞋子搞乱弄坏离开。这件事传到各诸侯国,大家没有不感慨叹息的。各诸侯国的存在,说明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是在秦统一前,也就是胡亥10岁以前。胡亥参加宴会时,很可能感到受了冷落,参与感不强,所以才会在宴会后发生这样的行为。这样的行为被记载下来,或许是胡亥性格的惯常表现。王子今认为:“如果说,胡亥‘贱败’‘群臣陈履状善者’故事表现出这位政治人物幼时就暴露顽劣心性,有恶意破坏损毁美好事物的心理特征,那么后世政论家在秦政批判中发表的有关秦二世胡亥早期教育有偏失的议论,也值得我们在分析其心理素质时有所注意。”[2]

再来看胡亥的受教育情况。按照秦汉时期的规定,学童17岁入学室接受教育,那么,胡亥接受教育的时间则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秦朝下达了焚书令,焚烧了《诗》、《书》、百家语及各国的史书,并从国家层面确立了“以吏为师”的原则。可想而知,胡亥从一开始接受教育,就不可能接触到儒家、道家、墨家、农家等诸子百家学说,他接受的只能是法家学说和具体的刑狱案件的处理方法与技术。

胡亥接受教育的时候,秦已将国家的指导思想——法家思想发展到“以吏为师”、焚书坑儒的极端,意在控制思想、专制文化。秦始皇为胡亥选择的老师是赵高,“赵高向胡亥所传授的,无疑是法家学说中最负面、最暴虐的内容”[9]。贾谊指出:“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固非贵礼让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为之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如艾草菅然。岂胡亥之性恶也?其所以集道之者非理故也。”[8]185胡亥即位后,对法家学说情有独钟,并发展到专制独裁、肆意享乐、随性杀戮的地步,其所受的教育起到了重要引导作用。正如北魏正始年间曹冏在上书中所说:“胡亥少习刻薄之教,长尊凶父之业,不能改制易法,崇任兄弟,而乃师谟申、商,咨谋赵高,自幽深宫,委政谗贼,身残望夷,求为黔首,岂可得哉!遂乃郡国离心,众庶溃叛。胜、广倡之于前,刘、项毙之于后。”[10]347指出胡亥性格的形成、残忍行政以及国破身亡的悲惨下场,都与他所受的教育有关。

二 胡亥的回避性人格

回避性人格一般有下列特征:“(1)因害怕批评、不赞成或拒绝,回避需与人接触的职业活动。(2)不愿与人交往,除非肯定自己会被喜欢。(3)因为害怕、害羞或嘲弄,限制建立亲密关系。(4)在社交场合总想到会受到批评或拒绝。(5)同时担心情感不恰当,在新的交际场合表现抑制。(6)将自己看成是社交笨拙和无吸引力的人或不如别人。(7)因为可能发窘,特别不愿意个人冒险或从事任何新的活动。”[11]619胡亥身为少子,与其他兄长相比,历练、知识、能力、功业都难免处于下风;再加上他木讷拙笨,不善表达,所谓“辩于心而诎于口”[12]2550;依靠政变登上皇位后,时时担心阴谋败露,企图回避矛盾,将政事交于赵高,以躲进后宫享乐的方式来麻痹自己恐惧的神经。回避性人格特点,在胡亥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秦始皇病逝沙丘,赵高告诉胡亥,皇帝已经下诏书给长子扶苏,如果扶苏立为皇帝,胡亥将会因为无尺寸之功沦为平民百姓。胡亥对此只是被动接受,没有表现出异议。如果没有赵高的鼓动,依照胡亥的性格,他断然不会去主动改变现状。政变成功,胡亥登上皇位。执政之初,他没有想过如何改变秦朝残暴苛刻的统治政策,扭转天下苦秦的被动局面,逆取顺守,争取民心,巩固统治,提高自己的威望,而是被动地遵循秦始皇的各种统治政策,不敢稍有变动,其所作所为一如秦始皇生前,巡行郡县,修筑阿房宫,“用法益刻深”[12]269,对改变局面、解决问题,明显持回避态度。

胡亥即位初期,面对的局面十分复杂,他对此多有担心,“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12]269赵高也有同样的忧虑,在他看来,朝中大臣多为统一作出了贡献,功高权重,而自己官职低微,地位卑贱,大臣自然不服,不如对他们大加杀戮,提拔亲近之人。因此,他建议二世以大换血的方式来树立权威:“明主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12]268本来,赵高的建议主要是针对大臣,而胡亥最担忧的却是自己的诸位兄长,他害怕沙丘政变的阴谋暴露,兄长们会对自己进行清算,所以一不做二不休,“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12]268,不仅杀害大臣,而且对自己的兄长姊妹也大开杀戒,导致“宗室振恐。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12]268,加剧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为秦朝灭亡敲响了丧钟。

在赵高的唆使下,胡亥铲除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并将反对的声音压制下去,但他内心的恐惧不安并没有减轻。赵高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诱使胡亥退居幕后,由自己操控权柄。“赵高说二世曰:‘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于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于是二世常居禁中,与高决事。其后公卿希得朝见。”[12]271胡亥也认为自己年纪轻、历练少、经验不足,担心在众人面前露怯,想躲避起来。胡亥的行为十分符合“回避性人格障碍患者不愿参加集体活动。他们认为自己社交笨拙,个人没有吸引力,或者不如别人。由于可能发窘,他们尤其不愿意在别人面前冒险或做没有把握的事情。因为害怕批评,得不到赞同或被拒绝,他们常常回避明显需要与人接触的工作或学习”[13]50。赵高的建议,契合了胡亥的回避性人格,胡亥便乐得将政事交于赵高,自己避免因上朝与群臣打交道而产生畏惧和恐慌心理。正如心理学家所说的那样,“为了在心理上保护自己,他在人群中撤了,只有躲在一边,他似乎才自在,才有安全感”[14]124。

“指鹿为马”事件是胡亥回避性人格的典型体现。赵高将鹿说成马,群臣为了自保纷纷附和。面对常识,胡亥不是进一步求证、检验,追求事实真相,而是迟疑、退避,认为自己得了疯病,不能明辨鹿马,甚至想通过占卜算卦的方式加以破解。其缺乏自信、退缩回避的心理可见一斑。

胡亥即位后,国家治理日坏,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对此,二世胡亥不是积极应对,而是设法回避矛盾,不敢直面问题。他的应对策略包括:一是装聋作哑,采用鸵鸟策略。陈胜、吴广起义的消息传到二世胡亥那里,二世召集博士、儒生讨论。“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于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12]2720-2721胡亥对说真话、指出问题严重性的人下狱处置;对指出问题存在的人罢免职务;对以谎话掩饰问题、文过饰非的叔孙通大加奖励。如此荒唐的做法,体现的是秦二世内心深处企图以回避问题的办法筑起心理防线,说明了他对农民起义的极端恐惧和无能为力。二是诿过他人,推卸责任。随着各地反秦起义军的迅猛发展,局势面临失控。朝中大臣一起劝谏秦二世胡亥,希望他能调整统治政策以挽救危机。“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进谏曰:‘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12]271这些大臣都是朝中元老,大家联合进谏,按照常理,应该能够引起二世胡亥的重视。但胡亥根本不敢面对和解决问题,一心只想纵欲享乐。他将责任推诿给各位大臣,“‘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责他罪。去疾、劫曰:‘将相不辱。’自杀。斯卒囚,就五刑。”[12]271-272不能解决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二世逼迫朝中忠臣自杀,目的是为了躲进安乐窝中不被干扰。殊不知,二世的选择,如同享受危楼上的盛宴,只顾推杯换盏、大快朵颐,而不去管楼体的晃动坍塌,已是末日将临。

二世胡亥不敢面对问题,臣下遂报喜不报忧,结果,当阎乐率兵攻入望夷宫时,胡亥身边的侍卫或被杀,或逃命,只有一名宦官追随在他左右。二世退入内廷,责问身边的宦官,你怎么不早告诉我赵高的阴谋,以至于到了这种地步。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诛,安得至今。”[12]274只要谁说出局势危机,影响他纵欲享乐,二世便诛杀谁。实际上,追求过度纵欲,也是胡亥自卑回避性人格的另外一种表现,因为“只有尽情地放纵,他们才有在心理上把让他们自卑的东西踩在脚下的感觉”[14]293。

二世胡亥被包围在望夷宫内廷之中,“阎乐前即二世数曰:‘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为计。’二世曰:‘丞相可得见否?’乐曰:‘不可。’二世曰:‘吾愿得一郡为王。’弗许。又曰:‘愿为万户侯。’弗许。曰:‘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阎乐曰:‘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麾其兵进,二世自杀”[12]274。在威逼与死亡面前,二世胡亥没有义正辞严的指责、拼死一搏的反抗、凛然就义的慷慨,而是一味退让,直到退无可退之时,只好选择自杀。刘敏认为:“正是由于这个被佞臣‘指鹿为马’便轻易欺瞒的糊涂虫身居君位,他才成了秦朝速亡的加速剂。他的死,实系罪有应得,不足惜也不足怜。”[15]31

三 胡亥对法家思想的终极思考

法家学说诞生于春秋战国的“大争之世”,主张削弱贵族势力,加强君主集权,以适应列国并争的局面。商鞅变法,加强君主专制,尊崇法术,奖励耕战,将秦国带上了富国强兵之路。韩非主张法术势并重,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法家思想逐渐由“法律本位”向“君主本位”发展。在韩非看来,民众、大臣甚至国家都是实现君主专制的工具,君主的利益高于一切。到秦始皇统治时期,将法家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唯一思想,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焚诗书而坑儒士,法家思想的负面效应逐渐被强化。胡亥出生时距离秦国统一六国仅有10 年,此时法家学说已在秦国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秦始皇为胡亥选定的老师是赵高,“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12]264。可以说,胡亥几乎没有接触过法家以外的学说,他不仅是法家学说的忠实学子,也是法家学说负面效应的终极思考者与实践者,法家思想深深影响了胡亥及其政治统治。

发展到韩非时期的法家学说,主张一切以君主为中心。在韩非看来,“故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16]137。君臣之间是相互利用、相互算计利害的关系。要想大臣为君主尽忠效死,只有依靠法律的强制和利益的诱惑。“至夫临难必死,尽智竭力,为法为之。故先王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16]137君主不仅要用各种手段防范大臣,而且要能够对自己无法操控的大臣痛下杀手,“势不足以化则除之”[16]310,对象包括“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16]312。臣下对君主要绝对服从,君主既要像天影响万事万物那样控制臣民,也要用变幻莫测的手段对付臣民,“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16]448-449。

秦二世即位后,面对的多是在秦统一过程中为秦始皇出谋划策、屡立战功的功臣名将,这些人功高权重,二世感觉自己很难驾驭他们,他们也很难与自己同心同德。他问赵高:“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12]268赵高亦认为自己虽然得到了二世的器重,但群臣并不买账,“臣固愿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今高素小贱,陛下幸称举,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从臣,其心实不服”[12]268。他建议胡亥:“今上出,不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时不师文而决于武力,愿陛下遂从时毋疑,即群臣不及谋。明主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12]268在赵高的引导下,二世采取“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12]2552的措施,对大臣进行了屠杀和清洗。李斯上《督责书》后,更加坚定了二世胡亥“税民深者为名吏”“杀人众者为功臣”[12]2557的做法,秦朝的政治愈加黑暗。

秦时,法家思想发展到以君主为尊的时代,一切为了君主,一切服务于君主。举国上下,都应该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以君主之利益为利益。作为法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胡亥无疑做了进一步思考,那就是,君主为了什么呢?

按照儒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逻辑,君主只有做好自己的心性修养,服务于国家和百姓,起到带头表率作用,才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但在二世胡亥看来,这样社会就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即民众为了君主而辛勤劳苦,君主也要倾心尽力为民众服务。君主以一己之力为大众谋福,那么君主自然会更加辛劳。他责问李斯:“吾有私议而有所闻于韩子也,曰‘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斫,茅茨不翦,虽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粝之食,藜藿之羹,饭土匦,啜土铏,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矣。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渟水致之海,而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会稽,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然则夫所贵于有天下者,岂欲苦形劳神,身处逆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贤者之所务也。”[12]2553在胡亥看来,如果按照儒家的理想,君主的生活连驻店的旅者都不如,吃的像守门人一样简朴,工作像奴仆一样辛劳,这样的君主只有傻子才会去做,聪明人绝对不会选择。君主就应该把天下作为满足自己私欲的工具,享受别人无法企及的人生乐趣。

法家倡导君道无为,也就是说具体事情要让臣下去做,“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16]32。慎到将此上升为君臣之道,“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故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17]3-4。君主越是无为,越能更好地控制臣下,“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乎下”[16]30。君主如果辛勤工作,就如君臣之位颠倒,大臣反而处于逸乐之中了,“人君自任,而务为善以先下。则是代下负任蒙劳也,臣反逸矣”[17]4。君主甚至不能带头做好事,否则就会出现君劳臣逸的情形。申不害进一步推论,君主应该任情妄为,否则犹如自设牢笼,“申不害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诤)[谏]争绝,桎梏脱,则虽日劳于刑名文籍之中,而耽酒嗜色、佚游骄乐,可晏享而不辍。苟未忘逸豫之情者,恶能不以此为两得之术哉!”[18]5只有不听任何劝谏,才能摆脱牢笼束缚,做到既控制政权,又纵情享乐。

法家思想深深影响了胡亥,在他看来,既然无为就可以治理好天下,那么君主就应该纵情享受,在吃喝玩乐中痛快地度过一生。胡亥甚至过滤掉了控制政权的重要性,将政事完全交于赵高,自己只管无度逸乐,“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态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12]2552。

法家学说的君主本位论,必然发展到君主独裁,君主独裁必然发展到君主利用不受制约的权力穷奢极欲,把国家作为满足私欲的工具。受法家学说浸淫已久的二世胡亥,竟认为君主越是纵欲享乐,天下越是太平安定,越能显示君主的无比英明。“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身且不能利,将无能治天下哉!故吾愿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12]2553-2554这样的结论是胡亥对法家学说君主本位论进一步思考推理的结果。为了迎合二世心理,保住自己的官位俸禄,李斯上《督责书》,建议二世对臣民行督责之术,严刑酷法,轻罪重罚。“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12]2557皇帝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可以任意找借口处罚臣民,让他们随时在死亡线上挣扎,如此才能对君主所为不提反对意见,君主才能不受任何制约地纵欲享乐,“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12]2554。李斯的无耻迎合进一步坚定了二世胡亥的认识,使他在个人纵欲享乐和对臣民严刑酷法的道路上走得毫无顾忌、理直气壮,直到把秦王朝带入灭亡之境。由此可见,法家学说在赋予君主无限专制权力的同时,也埋下了君主必然腐化堕落,从而导致国家快速而亡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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