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顺

（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作为一部文史典籍，《汉书》记录了西汉一朝的历史人物，展现了西汉的历史风云，也反映了儒家正统的封建思想。这些思想中包含着的“英雄观”也值得人们关注。

一 班固“英雄观”的思想基础——封建正统思想

作为史学家，班固及其父班彪“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可见当时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汉书》体现儒学正统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合法性。班固认为，文章典籍应当褒颂盛世王朝，因而像赞颂前代帝王那样赞颂汉代诸帝。他在《汉书·叙传》中说：“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1]4235对此，王充也予以了肯定，《论衡·须颂》：“孝明之时，众瑞并至，百官臣子，不为少矣，唯班固之徒，称颂国德，可谓誉得其实矣。颂文谲以奇，彰汉德于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与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2]198班固在《典引序》中还说：“臣固才朽不及前人，盖咏云门者难为音，观隋和者难为珍。不胜区区，窃作《典引》一篇，虽不足雍容明盛万分之一，犹启发愤满，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戆，顿首顿首。”[3]2158-2159可见，“光扬大汉”是班固宣汉思想的表达。因此，其“英雄观”也应具有封建正统性质，符合封建道德伦理，为君权统治服务。下面，以班彪的《王命论》、班固有关论说见正统观念对其“英雄观”的影响。

首先，帝王的统治地位是“天命所授”，其能称为“英雄”是“天命”“神意”。班固《汉书·叙传》中录其父班彪《王命论》：“昔在帝尧之禅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济四海，奕世载德，至于汤武，而有天下。虽其遭遇异时，禅代不同，至于应天顺民，其揆一也。是故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为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若然者，岂徒暗于天道哉？又不睹之于人事矣！”[1]4208-4209在班彪看来，历史上唐尧虞舜的帝位继承都是天命，后稷、契受天命辅佐唐尧虞舜，其荣光泽于四海，美德被于后世。尽管商汤、周武改朝换代的方式不同，但也都应天命，顺民意。汉高祖刘邦续接火德，彰显赤帝符应，加之明圣显懿的德行、世代累积的基业、精诚通达的智慧等，最终能为鬼神所佑护，天下百姓归附。

班彪认为，无论是达官富贵，还是贫贱平民，都应当知命以顺应天子。他说“夫饿馑流隶，饥寒道路，思有短褐之亵，儋石之畜，所愿不过一金，然终于转死沟壑。何则？贫穷亦有命也。”[1]4209一时得势的权贵也不能违背天意去夺取王权，“故虽遭罹厄会，窃其权柄，勇如信、布，强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润镬伏锧，烹醢分裂；又况幺么，尚不及数子，而欲暗奸天位者乎！”[1]4209帝王天命之分决定了一切，“穷达有命，吉凶由人，婴母知废，陵母知兴，审此四者，帝王之分决矣。”其《王命论》曰：“当秦之末，豪桀共推陈婴而王之，婴母止之曰：‘自吾为子家妇，而世贫贱，卒富贵不祥，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祸有所归。’婴从其言，而陈氏以宁。王陵之母亦见项氏之必亡，而刘氏之将兴也。是时陵为汉将，而母获于楚，有汉使来，陵母见之，谓曰：‘愿告吾子，汉王长者，必得天下，子谨事之，无有二心。’遂对汉使伏剑而死，以固勉陵。其后果定于汉，陵为宰相封侯。夫以匹妇之明，犹能推事理之致，探祸福之机，而全宗祀于无穷，垂策书于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1]4210-4211说明帝王乃是天命安排，这样的道理连匹妇都明白，从而能够“全宗祀于无穷，垂策书于春秋”，明白如“大丈夫”者，更应该明晓。

其次，文臣武将“英雄”的辅佐只是对帝王成就帝业这一“天命”的顺应。班彪陈说汉兴的原因：“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1]4211汉高祖刘邦之所以兴汉的五个原因中，三个都有“神”的特征，“宽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则是高祖自身的修为。而这种修为的具体表现是：“以信诚好谋，达于听受，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从谏如顺流，趣时如响赴。当食吐哺，纳子房之策；拔足挥洗，揖郦生之说。悟戍卒之言，断怀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举韩信于行阵，收陈平于亡命。”[1]4211正因为如此，才能使得“英雄陈力，群策毕举”，而这些都是“高祖之大略”。更何况有灵瑞符应为证：“初，刘温妊高祖，而梦与神遇，震电晦冥，有龙蛇之怪。及长而多灵，有异于众。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吕公睹形而进女；秦皇东游以厌其气，吕后望云而知所处；始受命则白蛇分，西入关则五星聚。”[1]4211-4212因此，淮阴侯韩信、留侯张良都说高祖刘邦承接帝位，乃“天授，非人力也。”

再次，“英雄”也应当“知天命”“畏天命”。班彪《王命论》：“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稽帝王之世运，考五者之所谓。取舍不厌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于权利，越次妄据，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则必丧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寿，遇折足之凶，伏斧钺之诛。英雄诚知觉寤，畏若祸戒，超然远览，渊然深识，收陵、婴之明分，绝信、布之觊觎，距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毋贪不可几，为二母之所笑，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1]4212就是说，考察古今得失、成败、兴衰之理，都应当“取舍与地位相称，灵验的征兆符合天命之意”，如果“不安本分”“不自量力”“不知天命”，就会遭遇凶险，受到诛杀。哪怕是“英雄”，也应当暗自醒悟，弃非分之想，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不信征伐，相信帝王的权柄自有天授，只有这样，才能使福分延及子孙后代，永世享受天赐之福。

班固亦有相似论说，《汉书·刑法志》：“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揽英雄，以诛秦、项。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1]1090这与其父班彪所论如出一辙。刘汉乃是正统统治，是“英雄”施展才能的舞台。正如有的学者所论：“东汉时期，史学开始成为一种权力话语。光武帝时期，对史学尚重视不够。明章之世，随着机构化和组织化的官方史学的建立，以及历史著作审查制度的形成，这一时期的历史编撰特别是《汉书》受到皇权的格外眷顾，深深打上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烙印。权力不仅关心史家写作的内容，更关心史家写作的目的，其中既有皇权的监管、审查，又有宗室外戚的监督、指导，这些方面正体现了‘虽任英贤，犹援姻戚。亲疏相错，杜塞间隙’的‘汉家之制’。权力的介入和审查制度，对历史写作进行了一种区分：什么是可以记录的，什么是不可以记录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是呈现也是遮蔽，是暴露也是压制，两方面都显示了历史写作背后绝对权力的存在。”[4]《汉书》实乃正统思想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史书显现，这也是班固“英雄观”的前提和基础。

二 班固《汉书》载录“英雄”的标准

尽管班固《汉书》没有明确提出“英雄”的标准、条件和载录原则，但我们仍可通过各人物记述看出班固正统观念下的“英雄”标准。

（一）帝王“英雄”的卓越功勋

班固在《汉书》中，对诸位帝王取得的卓越成就予以记载并弘扬，甚至认为汉高祖堪比周文王、周武王，其他诸帝也胜过周成王、康王、宣王。对于高帝，《汉书》论曰：“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1]80-81对于惠帝，记载其减民租、城长安等史实，评价惠帝“内修亲亲，外礼宰相，优宠齐悼、赵隐，恩敬笃矣。闻叔孙通之谏则惧然，纳曹相国之对而心说，可谓宽仁之主”[1]92。称颂景帝说：“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1]153称赞元帝能善用人，“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1]298-299。就记载和评价帝王功绩而言，既体现了班固宣汉的思想，也体现了实录精神。

班固《汉书》对帝王治世之功进行赞颂，以表“帝王英雄”之功德的诸记述中，尤以文、景、武、昭帝的论赞最能体现班固“帝王英雄”的载录标准。如《文帝纪》：“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1]134-135汉文帝注重节俭，施行仁政，减轻刑罚，“以德化民”，乃“仁德”之君。《宣帝纪》：“赞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1]275赞扬宣帝善于治理，吏治清明，“功光祖宗”，乃“中兴之君”。《武帝纪》：“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襢，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1]212颂赞汉武帝文治武功，雄才大略。《昭帝纪》：“赞曰：昔周成以孺子继统，而有管、蔡四国流言之变。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盍、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尊号曰“昭”，不亦宜乎！”[1]233赞颂昭帝与民休息之策，体恤民间疾苦之举。

（二）人臣“英雄”的忠心、节义

帝王“英雄”业绩的取得，要靠忠诚人臣的辅佐，因此，班固在对帝王功绩予以肯定的同时，对忠臣良将也予以了称颂。在《汉书》中，班固采用了两种方式阐发其对人臣“英雄”标准的定义。

一是以记述人物言行反映出其“英雄”标准。如在《苏武传》突出了人臣的忠贞爱国。“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屮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积五六年，单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网纺缴，檠弓弩，於靬王爱之，给其衣食。三岁余，王病，赐武马畜、服匿、穹庐。王死后，人众徙去。其冬，丁令盗武牛羊，武复穷厄。”[1]2463苏武被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北海牧羊，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他手握汉节，在九死一生中坚守着一个使者的使命。而“李陵劝降”一节则更加凸显了苏武可贵的气节。“初，武与李陵俱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单于使陵至海上，为武置酒设乐。因谓武曰：“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故使陵来说足下，虚心欲相待。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前长君为奉车，从至雍棫阳宫，扶辇下除，触柱，折辕，劾大不敬，伏剑自刎，赐钱二百万以葬。孺卿从祠河东后土，宦骑与黄门驸马争船，推堕驸马河中，溺死，宦骑亡。诏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饮药而死。来时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阳陵。子卿妇年少，闻已更嫁矣。独有女弟二人，两女一男，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子卿不欲降，何以过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愿听陵计，勿复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无复再言。”后李陵与苏武饮酒数日，复曰：“子卿壹听陵言。”苏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李陵见其至诚，喟然叹曰：“嗟呼！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沾襟，与武决去。”[1]2464-2465详细记述了李陵苦口婆心的劝说以及苏武坚决的态度，升华了苏武忠君的形象特质。

再如于《霍光金日磾传》体现人臣“英雄”的忠君勤恳。霍光初以门荫，选为郎官，历任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所为公正，勤劳国家。汉武帝临终时，拜大将军、大司马，受命托孤辅政，封为博陆侯。辅佐汉昭帝，解除上官桀拥立刘旦阴谋，昭帝死后废立昌邑王刘贺，拥立汉宣帝即位。苏轼曾评价说：“霍光又有忘身一心，以辅幼主。处于废立之际，其举措甚闲而不乱。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于天下，击搏进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则必有卓然可见之才，而后可以有望于其成。至于捍社稷、托幼子，此其难者不在乎才，而在乎节，不在乎节，而在乎气。天下固有能办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则有侥幸之心，以一时之功，而易万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节’。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马仲达是也。天下亦有忠义之士，可托以死生之间，而不忍负者矣。然狷介廉洁，不为不义，则轻死而无谋，能杀其身，而不能全其国，故曰‘不在乎节，而在乎气。’古之人有失之者，晋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节气有余，此武帝之所为取也。”[5]63金日磾作为降汉的匈奴人，被封为御马监，迁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平定马何罗叛乱。后元二年（前87），汉武帝病重时，随霍光、上官桀等人接受顾命，辅佐太子刘弗陵，班固《汉书》：“金日磾夷狄亡国，羁虏汉庭，而以笃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将，传国后嗣，世名忠孝，七世内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为祭天主，故因赐姓金氏云。”[1]2967王夫之《读通鉴论》：“金日磾，降夷也，而可为大臣，德威胜也。武帝遗诏封日磾及霍光、上官桀为列侯，日磾不受封，光亦不敢受。日磾病垂死，而后强以印绶加其身。”[6]86

又如于《何武王嘉师丹传》体现人臣“英雄”的直言极谏。《何武王嘉师丹传》乃是何武、王嘉、师丹等忠臣合传。何武，两任刺史，能了解下情。为大司空，与丞相孔光议限民名田及奴婢，因外戚丁、傅用事，遂寝不行。后因反对王莽免官。因昌宽之狱见诬，自杀。王嘉，刚直严毅，官至丞相，见哀帝欲封宠臣董贤，上封事切谏，封还诏书。被哀帝借故下狱，乃绝食呕血而死。师丹，哀帝时为大司马，徙大司空，因贫富悬殊，乃建议限民名田及奴婢。以反对傅太后尊号忤旨，为外戚丁、傅诬陷，被罢官。该传以此三人皆忠鲠切谏终致祸患，合为一传。班固赞曰：“何武之举，王嘉之争，师丹之议，考其祸福，乃效于后。当王莽之作，外内咸服，董贤之爱，疑于亲戚，武、嘉区区，以一蒉障江河，用没其身。丹与董宏更受赏罚，哀哉！故曰‘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者也。”[1]3510西汉末叶，王莽专政，董贤用事，武、嘉所为，实是“以一蒉障江河”，必然失败。所谓“违俗则危殆”，意思是个人难以挽回大势。言之成理。

二是通过论赞直接表达“英雄”标准，称颂贤能良臣。《李广苏建传》赞曰：“李将军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流涕，彼其中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将，道家所忌，自广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1]2469李广为天下人所悼念，已见其为人影响。苏武作为忠君之士，其“不辱君命”的行为得到颂扬。

《张陈王周传》赞曰：“周勃为布衣时，鄙朴庸人，至登辅佐，匡国家难，诛诸吕，立孝文，为汉伊、周，何其盛也！始吕后问宰相，高祖曰：‘陈平智有余，王陵少憨，可以佐之；安刘氏者必勃也。’又问其次，云‘过此以后，非乃所及’。终皆如言，圣矣夫！”[1]2063称赞周勃以智勇辅佐高祖平定诸吕之乱。

《盖宽饶传》赞曰：“盖宽饶为司臣，正色立于朝，虽《诗》所谓‘国之司直’无以加也。若采王生之言以终其身，斯近古之贤臣矣。诸葛、刘、郑虽云狂瞽，有异志焉。孔子曰：‘吾未见刚者。’以数子之名迹，然毌将污于冀州，孙宝桡于定陵，况俗人乎！何并之节，亚尹翁归云。”[1]3269赞扬盖宽饶的直言谏诤，近于“古之贤臣”。

《王商史丹傅喜传》赞曰：“自宜、元、成、哀外戚兴者，许、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将，穷贵极富，见其位矣，未见其人也。……史丹父子相继，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辅道副主，掩恶扬美，傅会善意，虽宿儒达士无以加焉。及其历房闼，入卧内，推至诚，犯颜色，动寤万乘，转移大谋，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无言不雠’，终获忠贞之报。”[1]3510史丹直言不讳进行谏诤，获“忠贞之报”。

《霍光金日磾传》赞曰：“霍光以结发内侍，起于阶闼之间，确然秉志，谊形于主。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当庙堂，拥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权制敌，以成其忠。处废置之际，临大节而不可夺，遂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光为师保，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昔霍叔封于晋，晋即河东，光岂其苗裔乎！”[1]2967霍光忠于朝廷，其匡扶汉室的辅佐之才得到了充分肯定。

三 《古今人表》与班固“英雄观”

《古今人表》以古代人物为经，以品第人物为纬，按九品分了九栏。根据表序“上智”“下愚”的层次及表所分品第标准具体情况来看，表以人的品行为主，参之以事功的大小和学术的高低。表名“古今人物”，实际上列古人而无今人（汉代人）。尽管如此，也可从中推断班固对“英雄”标准的界定。

第一，重视“人”的存在。《古今人表》收录了历史上各个类别、各个阶层的历史人物，包括帝王、诸侯、文臣、武将、逸民、人师、诸子、商人、医者、工匠等等。“把古往今来的历史人物统统当作‘人’来审察评价，反映出班固所具有的理性精神和重人事的人文主义思想。”[7]班固《古今人表》把人物分为上上圣人、上中仁人、上下智人、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愚人三科九品，“上上”居首，上三品分别是“圣人”“仁人”“智人”，“下下”居末，为愚人。《古今人表》所收录人数众多，社会阶层广泛，既有远古先民氏族部落代表，又有帝王诸侯、文臣武将；既有游士刺客，又有先秦诸子；既有史官，又有商人、门吏、舟人、渔父。可以说，表中所列乃是历史上活动着的“人”的全记录。从这点可以看出，班固注重“人”的历史存在。

此外，《古今人表》评价人物，不以尊卑贵贱确定等级。君主被列在臣下的不在少数。如管仲被列为仁人，鲍叔牙被列为智人，而齐桓公却仅仅被列为中中。再如狐偃、赵衰和介之推被列为上下智人，而晋文公却被列为中上。诸如诸侯列在帝王之上，大夫列于诸侯之上，士人、平民列于大夫之上等品评结果比比皆是。

再看，《古今人表》从上古传说的伏羲氏到秦末，选取1 931人，上自三皇五帝、诸侯王臣，下至平民百姓，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职业汇辑于表，范畴广，体现了重视人，以“人”为中心的观念。

第二，不以尊卑、而以人物品格道德高低确定人物品评等级。班固在《古今人表》序中说：

自书契之作，先民可得而闻者，经传所称，唐虞以上，帝王有号谥，辅佐不可得而称矣，而诸子颇言之，虽不考乎孔氏，然犹著在篇籍，归乎显善昭恶，劝诫后人，故博采焉。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又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未知，焉得仁？”“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又曰：“中人之上，可以语上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传曰：如尧舜，禹、稷、契与之为善则行，鲧、讙兜欲与为恶则诛。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是谓上智。桀纣，龙逢、比干欲与之为善则诛，于莘、崇侯与之为恶则行。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是谓下愚。齐桓公，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是谓中人。因兹以列九等之序，究极经传，继世相次，总备古今之略要云。[1]861

引孔子的话，如“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何事于仁，必也圣乎！”“未知，焉得仁？”将“仁”作为评价的依据。再有“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把学的智慧作为评价的根据。同时，把“善恶”作为评价人物等级的标准之一，体现了以“道德修养”评判人物的“人格平等观”。如同样是帝王，《古今人表》将圣明与昏聩相区别，如周文王、周武王为圣明者，周穆王、周敬王为平庸者，周幽王、周赦王则为愚者，也是以道德评价人物的体现。

班固《古今人表》不以位高者就评为上等，如孟曾、蔡中胡、卫康伯、陈申公皆被列为中下等，在“愚人”一等中，如卫共伯、宋场公、鲁魏公、齐胡公、楚熊挚、齐献公、宋厉公等就在其中，君王和贵族并不少。相反，普通的平民并没有因为地位低下等位就低下。被列为“上下”等的就有子贡、弦高、范蠡，“中下”的有白圭、秦武阳，“中上”的有豫让、计然，鲁仲连被列“上中”，荆轲被列为“中中”，聂政被列“中上”，专诸被列“下上”。可见，班固并不以地位尊卑评价人物。

第三，以事功作为评定人物等级的重要依据。班固在《古今人表》序言中说：“齐桓公，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这也就是以“霸”“乱”的事功评价人物。《古今人表》把五帝列为“上上圣人”，乃是以他们为社会创造发明的贡献而论。还有勇于变革的政治家，如魏国的李悝、齐国的邹忌、秦国的商鞅，分别被列为上下、中上、中上。对于班固《古今人表》以事功评价人，有学者论道：“譬如‘五伯’中的齐桓公、晋文公，根据德、才，班固把他们列为‘中人’。孔子曾替评论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已对二人有所抑扬。‘孟坚最尊信《论语》’，但他却把晋文公排在中上，齐桓公排在中中。杨慎认为‘首霸者齐桓’排在晋文以及秦穆公、楚庄王之次，殊为不当。其实，仔细体会，班固这样安排的‘予夺之意’，主要是以事功论人。诚然，齐桓公是春秋首霸，事功多可称道，但他晚年用人不当，怠于政事，及病，‘五公子各树党争立’，及卒，‘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不能‘令终’。故班固置齐桓于晋文等人之下，亦不无道理。”[8]分析得极为透彻。

总的来说，从《古今人表》看，“班固对于不同社会阶级、等级、阶层的人们，都尽量用智愚、善恶、事功的标准衡量，使历史人物得到比较合理的抑扬”[8]。一定程度上，《古今人表》所分层次及品第标准，也可看作是班固《汉书》“英雄观”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