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易安

（苏州市职业大学，江苏 苏州 215002）

织造府是明清时期皇室在江南设立的负责督造皇家丝织品的管理衙门，其雏形最早可追溯到宋朝。明清沿用宋朝之旧制，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最终形成了名噪一时的江南三织造，除了现在保存最为完整的苏州织造府，另有江宁织造府和杭州织造府。

明清时期，以蚕桑丝绸产业为代表的苏州城市支柱型产业开始崛起，并进一步推动苏州城市近代化的进程。而在这其中，苏州织造府作为苏州地方丝绸产业的关键核心和纽带，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围绕苏州织造府展开的丝织产业运作，不仅推动了民间手工作坊的大量出现，改变了生产方式，更是实现了城乡间丝绸技艺的大交流，直接带动了民间丝绸产业技术水平的新突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苏州为中心的城镇群体的崛起。另一方面，生产方式的变革，产业工人地位的提升也使产业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无不体现了市民阶层的壮大以及在封建高压统治下，市民阶层反抗意识的觉醒。除了经济与市民思想的发展，地域文化的传播也是城市近代化起步的重要表征。依托苏州织造府的“品牌效应”，苏州昆曲、苏帮菜等一系列苏州特色文化内容也得以借助此股“东风”传播中外，在全国掀起苏式文化热潮。

1 “买丝招匠”造就苏州近代城市发展新机遇

元末明初，百废待兴。洪武元年，苏州织染局创设。江南地区的丝织产业终于在多年战乱中寻找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然而不断增大的皇室对织品的需求，使苏州织染局不堪重负。成化十九年，“领织制”在苏州织染局出现。领织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工方式，即包揽人领取丝料，发放给机匠，待织成后以织品获得一定的收益；另一种是订货方式，即包揽人直接领取丝料价银，发给机匠，由机匠完成包织。[1]目前学界普遍认为，“领织制”实现了从强制徭役到雇佣分工的过渡，为“买丝招匠”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到了清朝，由于织局矛盾的突出，为进一步整顿织局工作，顺治八年“买丝招匠”指令得以下达。“买丝招匠”在“领织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这时的织造局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型手工工场，丝织品的织造从原料到加工完全建立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由持有机张执照的领织机户购买原料，并在民间雇佣织机工匠织造缎匹，织成后再由机户将成品返还织局。统治者只关心缎匹的供应，对如何生产以及生产方式的变化并不感兴趣，这反而营造了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的织品生产环境，丝织从业者得以基本摆脱官营企业的人身依附而独立营生[2]。

苏州织造府的发展历程以及“买丝招匠”制度的确立，直接导致了苏州城市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官府织造从原来的独立营生到主动将民间织匠纳入其中，官营织造技术得以辐射到周边农村和乡镇地区，加快了城乡间技术的融合和经济的发展，使苏州民间丝绸产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这为苏州丝绸产业发展与城市经济提供了重要的依托。此外，自明代开始，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民间手工作坊大量涌现，并随着需求量的激增，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手工业制造产业，到了清朝，已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在这种分工协作的生产过程中，雇佣与被雇佣的生产关系涌现，劳动力同商品一起被推向市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正式出现，以自给自足为代表的小农经济在与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较量中逐渐被瓦解，资本主义萌芽得以产生。“买丝招匠、领机给帖”还实现了在生产过程中对人员用工、劳动分配进行合理化管理，打破了上百年来传统的一家一户式的农家生产方式，规范了当时的生产管理模式，催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代“产业工人”。

除了推动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这一时期民间丝绸织造业的井喷式发展也使以苏州城市为中心的城镇群体开始崛起。由于皇家对丝织品的大量需求，不仅加大了官营织造的工作量，更是对蚕桑原料的需求不断递增。官府在将织造生产业务转移至民间的同时，也使太湖流域周边地区种桑养蚕业得到快速发展。此时，一大批以丝绸为主业的乡镇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比如苏州的镇湖、震泽和盛泽等地。乡镇地区蚕桑业和织造业的繁荣，带来了大批的客商，客商经销各类丝绸产品。蚕桑种植与织品生产贸易的空前繁荣提升了丝绸乡镇的产业技术，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高度发展。可以说，苏州织造府的官营织造生产不仅使苏州周边地区得以受惠，大批丝绸重镇横空出世，更是奠定了今天苏南地区城乡体系的雏形。

2 产业矛盾激化衍生苏州市民阶层新思想

明清时期，在织造府的带动下，苏州及周边地区蚕桑丝绸业进入了黄金发展期。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形成与激化，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有时甚至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直接影响着苏州社会、城市阶层及其思想文化的分化与发展。

明神宗时期宦官孙隆成为苏州征税的负责人。孙隆不顾当时江南地区连发水灾、许多桑田淹没的现状，仍巧立名目，强行增加税目，导致大批机户关门，机工失业。以葛成为首的丝织手工业者遂展开了一场反税监的武力斗争，在当时影响极大，这也是苏州织造工人与封建统治阶级的一次正面交锋。随后在天启年间，苏州各地先后爆发了多次反对封建织造局专权和剥削的抗争。这一时期苏州地区丝织产业矛盾主要集中在机户与官府之间，苏州民间丝织产业虽然已经得到了一定发展，但与强大的封建专制统治势力相比仍显弱小，无法与其抗衡。但是随着民间丝织产业的壮大，手工作坊主、商户等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此时丝织产业矛盾也出现了新的转移，逐渐演化为丝织手工作坊主、商人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而不断盘剥工人剩余价值与底层织机工人要求生存的社会矛盾。这一时期，各种矛盾的不断恶化，全行业罢工罢产的势头愈演愈烈，手工作坊主不得不反过来依附于封建官府势力，镇压手底下工人的反抗，以求进一步实现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榨取。两股矛盾的交织与混杂使从清康熙年间开始，产业斗争不断升级，社会阶级关系日趋复杂。据有关史料记载，光是康熙九年到道光二十七年，苏州丝织手工业者展开的较有影响力的罢工斗争就多达十九次，逼得封建政府不得不一再通过立碑进行约束，保证原有生产秩序和劳资关系的维持。如康熙九年《苏州府为核定踹匠工价严禁恃强生事碑》、雍正十二年《长洲县永禁机匠叫歇碑》、道光二年《元和县严禁机匠借端生事倡众停工碑》等。

可以说，苏州地区丝织产业的发展，不仅冲击了原来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更是造就了新的生产关系，劳动生产者实现了分化，一大批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得以涌现，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分裂和重组。在新型的社会形态下，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农、工、商等级秩序开始动摇，市民阶层力量逐步强大，这种强大尤其体现在思想意识领域。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统治下形成的阶级意识带有明显的小农经济特点，尤以分散性、封闭性、自足性为代表。而伴随经济发展与新型生产关系的确立而形成的市民阶层，其思想意识方面有了较大进步，例如反对封建礼教束缚、追求民主平等，自主意识与商业意识不断觉醒等。而明清时期，苏州地区丝织产业工人一次又一次地反抗封建专权和利益剥削的斗争正是体现了中国最初的朦胧民主思想，不得不说这是市民阶层逐渐成长壮大的重要表现，也是城市近代化历程中迈开的重要一步。

3 借“织造府”之载体孕育地域文化传播新路径

城市近代化的重要表征之一是文化元素的有效传播与双向融合。而苏州织造府恰成为了苏州文化传播与融合的重要载体。作为江南地区皇家丝织贡品生产的重要基地，织造府向来受到中央统治阶层的重视。明代皇室委派信任的宦官前来管理织造府的大小事宜，而到了清代，皇帝则是选择心腹大臣前来接掌织造府的具体工作，既负责为皇帝督造采办绸缎，同时也是暗中了解地方具体情况。著名文学家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和舅公李煦先后担任过苏州织造，以曹氏为核心的家族集团先后掌控江南三织造长达六十余年。在这期间，康熙帝曾多次南巡，下榻之地都选择了苏州织造府。为更好地招待皇帝一行，曹李两家可谓煞费苦心。康熙钟爱昆曲，由此昆曲也成为了康熙来苏南巡的“必读课目”，织造府上下对昆曲格外重视，保留了大量与昆曲有关的历史记载。例如曹寅任苏州织造三年，曾创作《北红拂记》、《表忠记》、《续琵琶》和《太平乐事》四个剧本，还曾演出了《李白登科记》。此外，曹寅和李煦还在织造府中设立昆曲小班，每当康熙南巡，便挑选戏子入内侍奉。苏州织造为迎合封建帝王的喜好，而大肆发展和演绎昆曲，虽然是投其所好，但也客观上起到了推动昆曲文化传播的效果。这一时期，昆曲文化在全国，尤其是京城获得了很多达官贵人的青睐，上流贵族阶层纷纷学习和传唱昆曲经典剧目，昆曲的有效传播还促使其与许多地方戏曲文化融合，形成了新的戏曲发展样式。

除了昆曲，苏帮菜也利用苏州织造府这一重要载体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应。众所周知，乾隆皇帝最喜江南，曾先后六次到访游览。每回来苏州，苏州织造府都承担着接驾的重任。为更好地服务于皇帝，织造府内设有专门的御膳房，御膳房主要烹饪制作的是正宗的苏帮菜。据说每次来苏州，乾隆都要来织造府一尝苏氏美食，满足舌尖味蕾的享受。而苏帮菜也随着乾隆的六下江南，知名度更胜从前，直至今日，故宫博物院还保存有大量皇帝在苏州织造府用膳的“御底档”。

无论是昆曲还是苏帮菜都是苏州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借助苏州织造府这一传播载体，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苏州文化都实现了跨地域的传播与交融，为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从文化层面为苏州城市近代化的起步提供了重要的助推力。

4 结语

明清时期是苏州城市近代化起步的关键期，而在这其中，苏州织造府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一直以来，学界关注的焦点始终放在苏州织造府与蚕桑丝绸产业发展的关系中，但我们的视野需要进一步打开。苏州织造府不仅是皇室督造织锻生产的重要基地，更是联结城市近代化发展的重要纽带。正是织造府产业生产原动力，催生了新型生产关系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新的社会阶层与群体由此诞生，同时诞生的还有中国最初的朦胧民主思想。此外，这一时期，织造府不仅承担着皇室织物生产的重任，更是接待皇帝南巡的重要场所。为迎合封建帝王的喜好，凡是帝王钟爱的苏州文化元素也恰借助此契机，得到大力发展与传播，并进一步与其他各地文化融合，实现了城市文化的多元可持续发展。无论从城市经济结构、市民思想意识觉醒还是从文化的交互与融合，苏州织造府都对苏州城市近代化的起步起到了关键作用，有力地推动了苏州城市近代化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