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廷勇

(1.重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44；2.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 400710)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既着眼长远，又立足当下，既通过扎实推动精准扶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解决了困扰中国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又“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标志着新时代我国将迈进坚持大扶贫格局的新阶段”[1]117。既“树立战略眼光，顺应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适应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又“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2]4,“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3]66，作出“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4]的重要判断。这些重要论述，既从理论维度回答了共同富裕的学理逻辑，又从实践维度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初步的制度安排；既从历史维度回溯与勾连了共同富裕的历史源流与未来方向，又从价值维度回答了为什么要推动共同富裕的行动取向，形成了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基于中国历史的长时段、世界历史的宽视野和人类发展的总趋势的历史视域，站在新的历史阶段，坚持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准确把握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的历史渊源、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以理论上的清醒、政治上的坚定、策略上的得当、制度上的耦合、路径上的配套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彰显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的理论伟力与实践伟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建构的文献生成及研究背景

纵览党的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锚定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两大历史任务,坚持把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伟业,深化了对包括共同富裕在内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系统思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的高度，在多个重要场合深刻阐述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本质要求、目标安排、实现路径和重大举措，指明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前进方向，描绘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蓝图，为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在积极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作出了新贡献。

伴随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化，学界围绕这一研究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也有不少人对共同富裕产生了误读，进而对政治思潮、学理阐释、舆论意见、政策制定等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必须对其进行固本培源、正本清源，并在此基础上真正做到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从文献生成而言，现有研究涉及共同富裕的“内涵论”“意义论”“实质论”“关系论”“战略论”等多个维度。(1)内涵论。有学者提出，共同富裕具有严密的马克思主义历史逻辑和丰富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内涵[5]。共同富裕应当包括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这几个关键的核心要素[6]。(2)意义论。有学者认为，把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重要目标，表明党对共同富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邃认识和准确把握，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7]。(3)实质论。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丰富了新发展阶段的目标内涵，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昭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求，升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意蕴[8]。(4)关系论。共同富裕作为一个特定范畴，包含“共同”和“富裕”两方面的内容，两者的关系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9]。追求共同富裕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形成和拓展的历史过程、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丰富发展的奋斗目标中、明确了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必然要求、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10-11]。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道路上一个不能掉队，体现了富裕的全面性[12]。(5)战略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把高质量发展落到实处、把共享发展理念落到实处、把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办事的要求落到实处[13]。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必须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可逆性以及可改革度，建设高效的共同富裕体制机制[14]。要构建科学的指标体系加以测度和引领[15]，夯实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16]。同时也要充分认识这一艰巨任务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坚持实事求是、理性务实的态度，不急于求成，不搞大冒进，稳扎稳打[17]。可以认为，现有研究体现出视角多样、思路开阔、学科交叉、内容广泛、研究深入等基本特点，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借鉴。

然而，当前学术界、舆论界也对共同富裕存在一些误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其一，对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把握不准。把共同富裕简单地理解为单一维度的物质层面、经济层面的富裕，认为有钱就是共同富裕。没有从反映特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战略高度，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18]502，“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4]。其二，对现阶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认识不足。没有站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高度，打通对“先富”“共享”与“共富”阶段性、持续性与连续性的逻辑关联。没能科学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进入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3]502。其三，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认识不足，认为共同富裕就是杀富济贫、搞“你有我有全都有”式的平均主义。共同富裕，既不是“齐步走”，也不能“跑步走”，其目标是缩小差距，而不是消灭差距，不是通过简单的运动式方法，推进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同时、同步与同等富裕，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其四，对中国式的共同富裕与西方福利社会的本质区别认识不清。有人认为西方福利社会就是共同富裕，认为共同富裕就是要搞福利主义。没有科学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既避免像一些拉美国家那样盲目进行‘福利赶超’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又避免像一些北欧国家那样实行‘泛福利化’导致社会活力不足”[3]528，对共同富裕必须依靠共同奋斗的认识不足。其五，对规范、支持和引导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运用财政税收等调控手段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取向认识不准。资本作为一种运动中的价值，作为创造财富与参与财富分配的重要前提与要素，在共同富裕中起着重要作用。“资本的占有是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分界线；财富多少是富裕与贫困的分界线”[19]197。错误认为共同富裕就是要限制私营资本发展，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理解不深，对“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把握不准，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理解不透。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总结中国共产党推动共同富裕的根本立场、历史经验，深化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理论研究，要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深刻理解共同富裕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科学把握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建构的历史渊源、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紧紧抓住收入分配、均衡发展、改革创新、制度保障、政策支持等实践热点加以突破，并基于对共同富裕先行试点总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形成更多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和制度成果，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理论资源、实践养分和制度支撑。

二、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建构的历史渊源与思想进展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谱写了从“打土豪、分田地”到“脱贫困、奔小康”的共富曲，在缩小三大差距，致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方面进行了矢志不渝的探索与奋斗，为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提供了历史镜鉴、现实基础与未来方向。

党的一大党纲明确提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资料，归社会公有”[19]320。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消灭私有制、解决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些目标导向，就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党的二大，提出了我们党的最高纲领为“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20]414。

毛泽东同志早在1925年12月所撰写的《<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就强调,“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21]。首次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崇高初心和使命。土地革命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开展的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运动，践行了“耕者有其田”与“平均地权”等民生主义思想。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并提出了其原则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的要求，否则“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22]。在解放战争时期，通过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等制度，推进全面土地改革运动，基本上消除了封建土地制度，改变了农村旧有的生产关系，特别是新中国的成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1953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中提出“团结一致，发挥集体主义精神，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粮食及其他农作物的产量，增加收入，争取共同富裕的生活”。这是在党的重要报刊中第一次出现“共同富裕”概念。1953年12月16日，中央文件首次提出“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23]。“一化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则标志着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多劳多得、按劳分配方式，以消灭剥削、推动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正式建立，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邓小平同志对“共同富裕”进行了系统思考，将其上升为社会主义本质论与“证明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高度对其不断丰富和发展。一是从时间维度来看，“共同富裕”构想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同志重点关注的是按劳分配这个社会主义的原则问题，强调这“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能“按政分配”与“按资格分配”。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1990年3月邓小平同志正式辞去军委主席职务，先后提出了“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集体富裕”“共同富裕”与“共同致富”等核心命题，并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原则区别的角度进行了持续思考。1984年11月9日，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24]，首次提出共同富裕这一重大命题。第三阶段，从1990年3月至其逝世前，将共同富裕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中心课题的高度，强调“分配问题大得很”，“这个问题要解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5]373。二是从战略构想及路径推进维度看，提出以“两个大局”为重点，逐步解决地区共同富裕的策略。1988年9月，他在《中央要有权威》一文中强调，“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23]277-278。在南方谈话时，再次对“两个大局”的思想进行了强调。三是从价值维度看，既要从“证明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高度来逐步推动共同富裕，又要避免所谓“福利”误区。1980年,他就提出“我们也反对现在要在中国实现所谓福利国家的观点，因为这不可能。我们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解决这类问题，步子一定要稳，要对群众很好地进行引导，千万不能不负责任地许愿鼓动”[26],“如果我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23]195-196。

江泽民同志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促进共同富裕进行了创新思考。一是将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作为关系全局的大事来抓。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先富带动和帮助未富，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7]405-406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问题进行强调。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27]466。1996年，江泽民同志指出“要把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作为关系全局的大事来抓”[27]543。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大会上，他强调“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和群众，最终达到全国各地区普遍繁荣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重大政策”[28]256。二是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分配制度进行不断探索。“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27]227，“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水平”[29]550。三是对“两个大局”战略构想进行理论创新。指出“我理解，邓小平同志提出通过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不是终点”[28]340-341，并在世纪之交推出了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发展战略。四是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如何在推动共同富裕中发挥作用提出了新期待。2000年，他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提出“要加快企业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活动，帮助更多的人走上富裕之路”[29]152。五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如何对待先富与共富的关系敲响警钟。强调“在逐步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党员干部必须正确处理好先富与后富、个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29]280。

胡锦涛同志就新形势下“必须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重点围绕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问题，在理论、制度与实践创新上就共同富裕进行了全面推进。一是对关于工农城乡关系的两个趋向作出判断，明确提出“我国在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30]248。二是将共同富裕纳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将“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31]4作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求，作为“以人为本”的重要内容。三是将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要“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28]291。四是提出了“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的重要论断。“在继续坚持发展并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重视通过深化改革和完善制度促进收入分配公平，逐步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31]453-454。五是在缩小城乡、区域与行业三大收入差距方面进行了全面实践探索。包括取消农业税，建立以工补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坚持统筹区域发展，推动东中西部良性互动。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城市最低居民生活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缓解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等等。

三、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建构的价值意蕴与立论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党和国家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克服党群干群关系中的“塔西陀陷阱”，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中等收入陷阱”，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努力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32]，实现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创造了人民经济及其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并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建设理论的新境界，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的思想基础、物质基础和体制基础日益坚实。

从思想基础来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理论、分配理论为指导，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自觉加深共同富裕的理论思考，并对其进行持续的理论建构。具体而言，将“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18]502作为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九大重点内容之一；把“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33]列为中央经济工作会需要关注的五大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之首。党的十八大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把“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八个必须”的基本要求之一，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29]621,624。党的十九大提出“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3]35，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提出“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3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18]16，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35]。新时代以来，共同富裕从“道路”“方向”到“目标”再到“实质性进展”的定位调整，从“稳步前进”“稳步迈进”到“不断迈进”，从“不断推动”到“扎实推动”的战略取向，无不深刻反映出对共同富裕理论的系统性建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彰显了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徐徐展开的逻辑生成。习近平总书记对共同富裕的谋划，化为新时代中国的勇毅笃行[36]。

从物质基础来看，既包括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成就与历史性变化，又包括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以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优势互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限高”“提低”“扩中”等处用力，不断缩小群体收入差距，还包括在教育平等、就业优先、医疗保障、社保医保兜底等基本民生福祉的保障与社会保障网的建立上。就整体经济实力而言，中国经济总量从2012年的54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逾114万亿元，占全球经济比重预计超过18%；人均GDP突破1.2万美元，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就体现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为重点的具体指标而言：2021年全国中等收入群体超4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2年实际增长78.1%；2013年至2021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始终保持在1 100万人以上；义务教育入学率接近100%；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2015年的76.3岁提高到2019年的77.3岁；到2021年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分别覆盖10.3亿人、13.6亿人[37]。就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权重指标而言:一是2021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值由上年的2.56缩小至2.50，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比上年增长9.4%，增速分别快于东部、中部、东北地区居民0.3、0.2和1.4个百分点。二是2021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8%，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38]。三是2011—2020年，收入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逐年下降，收入比由2011年的4.62降低到2020年的3.55。四是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后，2009年至今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20年降至0.468，累计下降0.023[39]。五是区域之间义务教育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最高与最低的省份之比从2010年的6.9下降至2019年的5.1[40]。六是劳动报酬占比趋于稳定，按GDP法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1990年达到54.1%的峰值后，2007年降至44.9%，2017年维持在47.5%的水平[41]。

从体制基础来看，既包括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再界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再定义，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再发展，又包括缩小城乡、区域与居民收入三大差距的制度安排、政策取向与措施落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促进共同富裕进行了框架性的体制设计，比如，“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75，强调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并将“促进共同富裕”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责和任务之一。“通俗化的解释就是让市场干市场的事，让政府干政府的活儿”[42]。强调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强调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针对城乡、区域和居民收入三大收入差距依然较大的客观实际，强调将“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六个重大课题进行专门研究，将“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将原来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调整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加注重政府与市场二者之间的互相依存与相对独立性，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界限更加清晰。要“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3]36-37。“两个同步”的制度设计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供了有力支撑，并对区域发展、脱贫攻坚、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进行具体安排。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擘画了“中国之治”的宏伟蓝图，在进行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总体设计时，突出了“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制度耦合。比如，既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1]3上升为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又“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新概括，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43]。这个“三位一体”框架，标志着我国经济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此外，还就“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决定报酬机制”，“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1]15等作出制度安排。

四、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进路

马克思曾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44]。理论清醒是政治上清醒的基本前提，政治上清醒是政策清晰落地并且见到实效的重要保障。进入新发展阶段，不论是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无缝衔接，从建党百年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浙江试点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先行区，再到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谋篇布局，“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已经从理念层面上升为国家战略，已经从学理层面的原创性概念、判断、范畴、理论的研究，进入到实操层面的道路选择、目标设定、战略布局、政策选择、制度保障与试点推进的落地阶段，呈现出抽象层面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层面的功能落地“双线思考”与“双向促进”特点。

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最新体现，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的鲜明标识。马克思主义依据社会经济形态而把社会划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或时间经济)三大形态理论。其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期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我们分析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依据。“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即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产能力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任何个体成员都不能脱离其所赖以生存的集体。“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商品经济又使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普遍化，而这种普遍关系是通过物即金钱来实现的，物的依赖关系取代了人的依赖关系。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基础的产品经济社会，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社会形态中，人既是自然界的自觉的主人，也是社会的自觉的主人，因而成为人自身的主人[45]。“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既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定的社会生产力的要求，也是对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要求，共同富裕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点。将“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46]作为共产主义原理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所提供的价值坐标，其正向度是人类的解放和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其负向度则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在各种“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来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47]673-674式的两极分化成为现实图景[47]708。资本积累规律成因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异化,其首先体现为“劳动主体的异化”,进而体现为“财富分配的异化”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致使出现“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替换了”[48]，致使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盛行。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导向，不仅要求人类从人对人的“依附性”中解放出来，而且要求人类从人对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49]。坚持以正当的方式分配“收入与财富、义务与权利、权力与机会、公共职务与荣誉等等”这些物品，它给予每人以应得的东西[50]。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3]19。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对内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外推进世界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文明发展新形态,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同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走出的是一条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价值旨归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36]。

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与中华民族“大同”梦想一脉相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历史自信的历史主动精神，必将奋力书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史诗。儒家首提“天下大同”理想，强调社会和谐的关键是财富分配公平。针对西汉时期“富者田边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极端两极分化现象，董仲舒提出了限民名田、薄赋敛、轻徭役、宽民力、盐铁皆归于民，禁止官宦与民争利等“调均贫富”的策略。在封建统治的王朝更替中，衍生出均田制、常平仓等制度措施，也留下了对“大同”理想的诗意表达。但基于“人的依赖关系”的维护地主阶级和皇权统治的封建社会，所追求的只是实现小富、均富的梦想。代表农民阶段的太平天国起义,“把天下田亩，按口均分；二十五家立一国库，婚丧等费用，都取给国库，私用有余，亦须缴入国库等；全是极简单的思想，极灭裂的手段”[51]。代表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宣告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的结束，建立了以倡导“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中华民国，力求建设国富民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也因没有切实的行动纲领、具体举措而被历史、时代与人民所淘汰。“两千多年中国只有‘大同世界’理想而没有丰富的物资来谋‘大同世界’的现实”[52]。但“小康”和“大同”的美好梦想，已成为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集体记忆与共同追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论是从理论、制度还是实践创新，都进行了不懈探索与实践，铸就了第一个百年的辉煌史诗。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总结了第一个百年的重大成就与基本经验，绘就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二个百年”必须致力实现包括共同富裕在内的新蓝图。比如，将“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新时代五大特征之一；将“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十个明确”重要内容之一；将“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作为“坚持人民至上”等“十个坚持”基本经验的重要内容；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作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将“促进共同富裕”与“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并列，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标注历史航向，指引未来发展的历史决议，必将见证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的最好致敬，就是书写新的奋斗历史”的庄严承诺。

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是走出经济增长下行周期的科学指引，是降低“新技术对社会财富分配和社会凝聚力”[53]57负面影响，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的行动指南。当前,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相互交织,世界经济整体处于下行周期,“全球经济蛋糕不容易做大，甚至变小了，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18]153，三大矛盾所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日益彰显。经济增速下降,直接导致就业岗位减少,虽然对高技术高薪岗位与低技术含量低薪岗位冲击不大，但对绝大多数“好工作”产生直接冲击，致使总体就业形势更加严峻,直接冲击通过出卖劳动所得到的工资收入。而先富起来的群体更可发挥自身拥有的资本优势，通过多种投资方式、多种金融工具应对已经到来或可能到来的风险，既在增量上拉大年均收入的差距，又在存量上致使累积的财富差距越来越大，更难遏制长周期内贫富差距在代际之间的传递，因为“上一轮市场竞争的结果必将成为下一轮市场竞争的起点，于是已有的实际上的机会不均等又为今后的实际上的机会不均等准备了前提”[54]。加之“在经济增长减速时，社会对不平等的容忍度会减弱，贫富差距更容易触发社会矛盾”。正如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沙伊德尔指出，“历史上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几乎都难以善终,最后往往以大规模的暴力和灾难重新洗牌”[55]。与此同时，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和基因技术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推进人类共同福祉的同时，也出现“机器驱赶人”“算法替代人”等新的问题，“这种转变可能导致财富进一步集中到资本和知识产权者手中”[53]71。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一方面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蛋糕，使整个社会的财富水平极大提升；另一方面强调在“共同端”发力，利用三次分配理论，在充分尊重市场，注重体现效率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发挥政府的力量和道德的力量，主动克服“市场的道德局限”和“福利陷阱”，致力于在促进公平上做文章。其将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通过“水涨船高，大家受益”式的共同提升，进一步降低三大差距的不良影响，进一步扩大社会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进一步提升福利政策的边际递增效应，不断促进社会的正向调节，克服“内卷”“躺平”等消极影响，进而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如何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共同富裕从战略目标变成策略路径，防止“急性病”“慢性病”“口头秀”“客里空”“中梗阻”“打折扣”，真正将其从纸上的计划变为行动中的过硬措施，奏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共鸣曲，需要做好打总体战、持久战甚至阻击战的准备，防止以下三大原因影响甚至阻断共同富裕的进程。即“首先，问题可能过于困难，不是我们现有能力所能解决的；其次，虽然有解决办法，但代价太大；最后，我们的努力可能太少或为时已晚”[56]。

具体而言，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有五。

一是要树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了包括共享在内的五大发展理念，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正成为在新发展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范式。 必须在共享理念的指导下划清国家、企业、个人与社会的边界，充分发挥各方的积极性，切实发展人民经济[57]，把“归根结底就是让全体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真正落到实处，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中充分体现“先富—共享—共富”的中国特色治国理政之道。

二是要树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新财富观。既要克服小国寡民与安贫乐道，又要克服“经济人”假说与财富异化；既要克服不注重生产力发展而一味追求公平的低水平的“平均主义”，也要克服不注重社会分配只注重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正确处理资本与劳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防止资本主义式的劳动异化、资本异化所带来的财富异化，打破“社会财富的增长与创造财富的劳动者的贫困成正比”的财富分配怪圈，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调整和优化生产关系中，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国家的新财富观既重视个人财富，更重视社会财富；既重视物质财富，更重视精神财富；认为财富来自社会，也要回归社会”[19]193-208。

三是要树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分配观。就是要充分发挥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与第三次分配的综合作用，在初次分配中，要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彰显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充分体现注重效率的价值取向；在第二次分配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调节作用，通过税收政策与转移支付等手段，防止“三大差距”鸿沟的继续扩大；在第三次分配中，要积极发挥道德的力量，激发社会各界人士与企业界人士伸出援助之手，在慈善与志愿等服务中发挥好重要作用。

四是要树立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观。具体而言，就是要正确处理做好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关系，只有在生产发展的前提下，分配才有基础，只有做好分配工作，生产才有积极性。要正确处理好近期与远期的关系，防止一哄而起，一上就乱。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正确处理试点推进与面上推广的关系，既要考虑顶层设计，又要考虑基层创新，还要考虑各地可能。要正确处理机会平等与规则平等的关系，通过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与充分的就业岗位，提高社会整体活力。同时，要从法制上入手，“努力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58]。

五是要织密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网。要适应社会老龄化现实需要，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真正把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建立在经济和财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之上，充分考虑需要与可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不脱离实际、超越阶段，防止“漏保”“脱保”“断保”“穿低”等现象发生，真正发挥好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