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钦，朱少云

(1.广西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柳州 545000；2.西南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泸州 646000)

一、研究背景与学术路径

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指出，“当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给人类提出了必须严肃对待的挑战”[1]。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政治面貌，加剧了前疫情时代的诸多矛盾，尤其是在此次全球疫情中，西方部分国家在对外话语议题设置能力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他们通过设置、包装、假造议题等，不断抹黑、打压我国在全球民众中的国际形象[2]。在如此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让其他国家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准确理解中国国家治理对全球治理的作用与意义，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制度的质疑和攻击，解决好失语、挨骂的问题依然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事实上，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依然是后起者，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并不丰富。因此，中国亟待站在全球治理的视域下，立足话语权比较与评价视角，思考如何在全球治理中提升中国话语权，促进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同步，进而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针对话语权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同时国内学界围绕话语权主题的研究成果也不断积累。目前，学者们主要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展开研究，体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1)价值论角度，主要针对国内外环境变化，探讨中国话语权提升的重要意义及现实需要。徐国亮认为，提升中国话语权有助于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同时，对于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展示中国国际形象及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重要意义[3]。(2)内涵论角度，致力于中国话语权的理论内涵研究。张北坪认为，按照时代发展要求及中国的具体国情，应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理论底蕴的话语体系[4]。(3)主体论角度，围绕马克思主义遭遇的“失语”“失声”问题，探讨中国共产党强化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应对之策。尤文梦提出，要通过强化中国共产党话语主体责任，推动意识形态领域相关制度的坚持与完善，不断激发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创造力[5]。(4)方法论角度，学界主要从回应现实问题、加强话语传播等方面，研究增强我国话语吸引力和引领力。肖晞、杨依众提出，要从深耕理论领域，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提升国际化话语引导力等方面加快构建中国话语权[6]。(5)传播途径角度，学术界致力于网络媒体平台治理，增强对网络舆情的研判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影响力。岳爱武提出，在网络时代，话语权面临网络环境的复杂性、网络信息的碎片化、网络建设的滞后性等问题，因此，要做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7]。

可以认为，学者们的研究积累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作出了一定的思想贡献，但还需从全球治理、中国治理等角度，尤其是从话语权的比较与评价视野深入挖掘中国话语权面临的国内外思潮交锋与冲突，反思影响当代中国话语权提升的因素。基于此，本文将中国话语权置于全球治理、国家治理视域下，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着眼于“两个大局”和国内外发展趋势，站在政治立场和国家发展的长远角度，以全球治理与中国话语权的内涵和逻辑比较为切入点，阐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针对全球治理呈现的一些新特点，深入分析全球治理视域下提升中国话语权的风险与考验，并进行理性评价分析，力求就提升中国话语权在国内外的感召力、影响力，以及实现我国话语创新和提升路径等方面做出创新性研究，为学术界探索一种新思路和新视角，为提升我国话语权“有话可说”“如何来说”提供路径参考。

二、全球治理与中国话语权的内涵和逻辑

(一)全球治理与中国话语权的内涵

20世纪90年代初，在冷战结束后全球化逐渐加深和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全球治理”一词被提出。1992年，经西德前总理勃兰特倡议，瑞典前首相卡尔松等28位国际知名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创办《全球治理》杂志，并于1995年发布《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报告。该报告指出，全球治理是个人、机构、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共同管理事务方式的总和，具有持续调和冲突或多样利益行为的过程，既包括正式组织机构和机制，也包括被人们和相应机构在自身利益上认可或同意的非正式制度安排[8]。从理论层面上看，全球治理被视为是应对全球共同利益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挑战以及运用多权力中心采取的多元协调行动。全球治理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重要议题。我国在国家治理与参与全球治理方面的目标、立场具有一致性，都是以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为方向。目前，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完善并经受了实践检验，但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尤其是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仍然任重而道远，中国共产党仍然需要在全球治理中主动参与、积极表达、明确立场，从“失语”状态向积极“发声”“主动表达”转变，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中国方案。

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的“话语即权利”思想是其最经典也是最重要的命题，根据福柯的观点，话语是指团体通过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来确立团体的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9]。同时，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哈贝马斯的话语对话理论等涉及话语与权力关系的著述中，亦不难理清话语与权力的逻辑关系。综合来看，话语权涉及权利与权力两个属性，话语权问题成为学术界及政治领域探讨的热点话题。目前，学界对话语权的概念有很多种阐述，本文所界定的话语权概念偏向于福柯的话语权概念。因此，在全球治理视域下，中国话语权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学者围绕国家治理以及全球治理议题，通过学术研究、文化传播等渠道，对我国治理理念、制度体系等进行解释、评价以及规范的权利和权力，其话语场域不仅是对内的主流话语权，而且包括对外的国际话语权，甚至后者更为重要。

(二)全球治理赋予中国话语权以全球视野和现代化品质

中国国家治理立足于国内，全球治理则立足于全球，二者在具体目标上虽然有明显差异，但是中国为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是基于人类整体发展提出来的，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延伸，因此，二者在根本目标及价值取向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基于此，在全球治理视域下，中国话语权也被赋予了全球视野和现代化品质。

一方面，全球治理拓展了中国话语权的全球视野。各国之间的发展息息相关，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能脱离其他国家而独立存在。立足国内、面向全球是中国话语权的基本姿态。全球治理视域下的中国话语权是以人类共同价值为导向，旨在统合我国发展与全球发展的双重语境。同时，中国话语权也体现了我国国家治理的内在素质，中国话语权在全球治理格局中构建才能有效获得世界认同，而在全球视野中构建的话语权也必将成为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可以认为，中国话语权正是基于中国国家治理实践和全球治理视野而得到进一步增强。

另一方面，全球治理为中国话语权赋予了现代化品质。现代化进程是指在历史发展中，一个国家所展现出的在各个领域的重大变革，其实质是国家治理问题。中国话语权构建必然要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蕴含着丰富的国家治理理念及经验，但是这些理论、经验不能直接用作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论来源及实践基础，而是要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赋予其现代化品质，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力量源泉，进而在全球治理中发出中国声音，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相对来说，西方国家最早实现现代化，西方推进现代化发展的成功经验能够为我国现代化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当然在话语权方面也不例外。因此，我国现代化进程是在全球化及世界现代化不断深化过程中生成的，由世界多样性文化交流、碰撞而凝聚成的现代化品质必将“回馈”和助力中国话语权提升。

(三)提升中国话语权是在全球治理中讲好中国故事的必要途径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0]。在全球治理视域下，中国当下无论是政治话语还是学术话语，在唱响“中国制度”“中国道路”等方面都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称。因此，在适应新时代环境改革变化的场景下，要发挥好我国国家治理优势、效能，提升中国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第一，提升话语权有助于巩固我国治理实践成果和提供正确的前进方向。话语权具有很强的价值规范和利益整合功能，能够将社会成员凝聚成有共同意志的整体，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消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对巩固我国治理实践成果和保证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稳步前进具有积极作用。中国国家治理，对内在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外在于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社会共同发展。因此，在全球治理中，我国现代化建设必然要面对很多风险和挑战，要保证国家治理效能，就必然要提升中国话语权，强化社会共识、坚守意识形态阵地。

第二，提升话语权有助于宣扬我国国家治理的合法性，维护国家政治安全。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把我国发展视为对西方价值观、制度模式的威胁，运用一些热点话题进行炒作[11]，他们通常善于运用西方理论和价值观在国际社会上解读、评价我国国家治理，给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极大威胁。因此，维护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全，就需要运用话语权来论证、宣传我国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前进。

第三，提升话语权有助于增强世界各国人民对我国国家治理的认同感。在国际社会上，话语权依然是由西方国家主导，这种情况必将造成“有理说不出”“有理说不清”，难以让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有客观、理性的认识。如何让世界人民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不可代替性，就需要基于全球治理与我国改革发展的双重场景，用话语传播这种方式来解释好、讲好中国治理故事，将社会发展、民族利益与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讲清楚。

三、全球治理视域下提升中国话语权的风险与考验

纵观国内外发展大势，话语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目前，我国话语权构建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绩，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然而伴随着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我国话语权提升仍然面临诸多风险与考验。认真剖析、比较与评价这些风险和考验，是思考如何在全球治理中提升中国话语权的前提。

(一)西方话语霸权打压中国话语空间

过去500年，随着西方率先进行的几次工业革命，西方国家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长期以来，西方以自我认知为“中心”强化自身形象，由此奠定的国际秩序也就有了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无形中便垄断了国际事务话语权。近年来，争夺话语权成为中西方意识形态斗争的显著表现。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主动参与全球事务的诉求和能力极大增强，这给长期习惯于以世界霸主和全球中心地位自居的西方国家带来了极大的焦虑，同时，出于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等思维作祟，西方国家惧怕看到中国这个国家制度与其完全不同的国家发展强大，由此，西方国家凭借自己所拥有的全球网络传播能力，不时出现各类怀疑和警惕报道，肆意破坏国际合作的多边机制，极力维护话语霸权，抢占道义制高点。

一是关于治理本体论的话语霸权。西方国家话语主张的是“制度单一论”“制度优越论”等观点，其本质在于强调西方制度模式中心论，认为自己国家的制度模式具有现代化和文明特性，世界各国最终都要以其制度模式为归宿和唯一选择。同时，他们主张将这样一种模式推广到其他所谓传统的、落后的国家，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只要采用西方制度模式就会实现现代化文明。针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在西方部分别有用心的学者眼中，他们不承认中国制度、体系的独特性，认为中国能有今天的成就是移植西方制度的效应所致，并常常用“历史终结”“别无选择”这样一些话语来判断中国未来的发展。

二是关于治理类型论的话语霸权。西方国家善于采用主观思维、形式主义这种方式看待中国治理，并进行简单定性、归纳。部分西方学者善于借助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国家治理进行归类、定性，实际上，这些学者很少甚至从不深入到中国国家治理的调查研究中。具体表现为：西方部分学者将中国国家治理存在的某个要素与西方话语相关联并进行比较，从而对中国治理进行“类型学”研究。同时，在解读中国国家治理问题上，西方话语善于采用两种比较普遍的“定性范式”，一种是将中国国家治理定性为不同于西方的某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另一种是将中国国家治理定性为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非民主类型。

此外，部分西方学者认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卓越成就，对中国制度、中国道路等问题极具兴趣，纷纷对中国奇迹背后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探寻。但是，中国发展往往被以西方经验、西方思维模式为导向的话语解读，难以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同时，西方话语霸权也呈现出新变化、新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政治话语霸权延伸到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二是从国际学术领域话语霸权扩展到公民日常生活、娱乐等空间，淡化民众对本国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的认同；三是从简单粗暴地宣扬普世价值发展到利用柔和、隐蔽的方式去影响其他国家和民众，试图消解社会主义制度价值。这些新变化、新特点对国家治理、政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以及公民的民族认同等构成了严重威胁。

(二)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依然存在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马克思主义经过直接或者间接的翻译，来到了中国大地，经过中国革命实践、文化等因素的融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当今世界的变化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想象，但是当今人类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时代之中，即从资本主义经过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我国制度优势还没有完全转化为话语优势，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仍然在遭受着冲击。

一方面，多元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和挑战。在改革开放持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各种大众文化产品鱼龙混杂，社会思潮暗流涌动，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话语围攻。比如：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刻意丑化英雄人物，把历史娱乐化，盲目否认一切历史观点；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进行断章取义，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甚至企图误导社会主义制度的构建；后现代主义重新界定本质、权威等一系列概念，把共产主义引向乌托邦主义等。这些社会思潮给我国民众的思想、观念造成一定干扰，严重侵蚀着广大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同感，使得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信息碎片化现象，影响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升。

另一方面，在解读中国国家治理问题上存在新儒学解读范式。这种解读范式错误地认为在改革开放之后某些领域出现的价值失落等现象，是因为放弃了“本土”儒学而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认为应当以儒学置换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想主张其实质是“文化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神化和夸大儒学的功能，导致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割裂，造成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些偏见，这些问题极大地挑战着我国主流话语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对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话语权造成巨大冲击。

(三)诋毁社会主义制度话语不绝于耳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话语权的提升回避不了社会主义这个话题，制度上的差异使得有些国家刻意将中国排除在“志同道合”者之外[12]，在国际上搞“新冷战”。在改革开放持续深入过程中，各种质疑、冲击纷至沓来，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天然抵触和排斥造成中国话语权提升面临文化、思想观念等方面的障碍。近年来，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为西方社会思潮进入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国际社会上部分敌对势力借机大肆对我国进行干涉，部分国家手持“普世价值论”大棒评价中国国家治理，他们善于运用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贬低、诋毁社会主义制度。

首先，用所谓的“自由”价值观批判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在西方，“个人自由”是“普世”的最高价值诉求，是衡量一切社会制度的根本标准，在他们看来，公有制是对个体自由的压制，代表的是一种奴役的力量。他们还认为，公有制由于产权不清晰，会导致低效率、浪费与腐败。同时，部分国家认为中国的治理还不彻底，中国应该在经济领域彻底实行私有化，在政治领域实行西方宪政民主、多党轮流执政等。总之，西方是要用“私有制—自由—高效率”的话语批判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为中国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其次，用所谓的“民主”价值质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治理制度，试图引导中国治理体制改革方向。有的学者甚至将民主与选举划等号，认为西方的选举是合法性政治，从而对中国的治理实践充满质疑和攻击。部分国外学者用抽象的民主两分法解读中国国家治理，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等与以选举民主、多党制为核心要素的民主治理模式不符，因此，中国国家治理被定性为非民主的[13]。再次，用所谓的“人权”价值攻击中国的主权观念及相关制度安排。西方一些国家用自己的人权标准评判中国制度，用“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批判国家主权、文化主权、网络主权等观念，进而质疑我国的国家安全体系、意识形态制度、网络管理制度等。

同时，部分国外学者普遍囿于现代性的强权逻辑解读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在国际社会中大肆渲染“文明冲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新殖民论”等话语。如亨廷顿曾错误判断，“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14]。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人类的生命与健康，在全球各国抗疫的同时，国际舆论场中也在进行着一场话语权的博弈，美国针对中国的一些抗疫话语出现了泛政治化的倾向，如“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等话语，不断利用病毒污名化中国治理。

四、全球治理视域下提升中国话语权的多维进路

在国际力量的历史性变革中，中国越来越成为引领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针对我国话语权提升面临的困境，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的治理实践、制度优势等，实事求是地看待提升话语权所面临的挑战，增强中国治理在国内外的自信心、影响力和感召力。

(一)坚持把我国治理实践转化为话语权力

经过新中国建立后7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构成了我国话语权构建的坚实基础。因此，我们应努力将我国治理实践成就积极转化为话语权力，理直气壮地阐释和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主动解释、回应和消除外界对我国的误解。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面临各种风险考验面前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发展需要出发，对国家治理作出科学部署，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是历史和人民赋予的，党的领导保证了人民享有更广泛、更充分的自由和权利，有利于调动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在提升话语权过程中，必须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使我国治理实践与经验转化为话语权力。

第二，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信任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政治传统。我国国家治理始终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以人民利益和对美好生活要求为价值标准。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话语原本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体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状态，因此，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从广大人民日常生活中提炼话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将我国国家治理的发展方向、制度建设等方面用老百姓愿意听、听得进去的方式向人民解释清楚，提高人们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积极性，化解人民群众的思想困惑，增强人民群众对国家政策、法规以及党和政府主导话语的理解和支持。

第三，强化话语体系的法治保障。全面依法治国是重要保障[15]。在我国国家治理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及全球治理给中国带来的各种风险挑战，都需要依靠法治建设的进步来规范。中国在国家治理中之所以要越发重视法治思维，归根到底，这样的治理模式符合中国制度化发展需要，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便于维护国家和法律的权威，让党的决策、领导等都置于法治的管控之中[16]，使人民享有和行使民主权利的途径更加便捷、形式更加多样，为我国话语权提升发挥重要作用。

(二)坚持把我国治理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

当今时代风云变幻，世界格局急剧变化，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话语体系亟待出场[17]。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经过实践验证的结果[18]。因此，要根据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显著优势，进一步挖掘我国话语优势的本质所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并将其转换为国内外更易理解、接受的语言。

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扩大中国治理影响力、感召力。2021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中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19]。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文明智慧在当代中国实践中相结合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需要专家学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勇于站出来，着力讲述我国的国民故事，增强话语表达的学术论证和学理支撑，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表述，凝聚话语价值共识，如法治、民主、合作等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天下大同”理念代言，树立大国形象，让国际社会逐步形成全面客观认识，从而拓展中国话语权的话语言说场域。

另一方面，彰显国际道义，有效回应世界人民关切。大国之间的博弈必须道义先行，道不行则名不正、言不顺、事难成。以英美两国为例，英国在国际社会上为了牟取暴利，进行赤裸裸的军事征服，践踏人类文明基本准则。美国精英则以美式国际道义为旗号，率先确立若干“国际道义”原则，通过精心打造官方话语及其话语体系，并对国际舆论实行引导和控制，实现对国际话语权的把持，这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通常做派[20]。为此，我国必须摒弃英美等西方国家话语霸权的遗毒，在话语权中应该首先阐明中国治理的正义性，体现人文关怀和人类共同体意识，实现对英式、美式话语权的创新与超越。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国及时同各国进行交流沟通、分享抗疫经验，力所能及地对其他一些遭受病毒威胁的地区和国家提供援助，有力支持了全球疫情防控工作。我国抗疫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协调的“天下情怀”出发，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道义担当，在国际社会上引起其他国家共鸣。

(三)坚持把我国制度自信转化为话语自信

中国制度自信生成于中国与时俱进的制度改革与创新，并在世界发展大局中保持制度定力。同时，中国制度自信还生成于在制度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成果及被实践反复验证的真实性、有效性。此外，在全球治理中，制度性权力的作用日益凸显[21]。因此，在当代中国发展中，坚定制度自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话语自信，有利于破解话语滞后于制度的现象。

一方面，充分激活我国制度体系的内在力量。国家治理是一个纵向深化、横向联动的系统性工程，因此，在制度设计和运行过程中，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权威，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强化分层对接，有效规避各领域治理间的冲突，提升各领域治理优势的联动性，彰显“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总体力量优势，将制度自信转化为话语自信。此外，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22]。目前，中国已经意识到培养全球治理人才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此，加强人才培养，做好治理方面人才储备是当务之急。

另一方面，做好我国制度的国内外宣传教育工作。从宣传教育工作中，引导全党全社会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及其优越性，帮助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划清是非界限、统一思想认识。一是要做好对内制度宣传工作，尤其是要做好大学生的教育工作，可以利用在本次抗击疫情中，不同制度条件下的国家基于制度差异和执政理念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抗疫方式，最终产生了不同的抗疫效果作为生动教材。通过亲身经历的事件，让年轻一代真正认识到西方部分国家的险恶用心，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弥合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制度认知的偏差和盲区。二是要做好对外制度宣传工作。目前，各种跨国社会运动、社团和学术共同体等组织经常针对全球问题发声、募款，其政治行动可以跨越国界，在动员社会力量方面的影响不容忽视，但是，目前中国社会组织的数量、质量和影响力都比较有限，因此，如何加强社会力量在我国话语权构建中的作用，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四)坚持把我国治理愿景转化为世界认同

当前世界秩序处于深刻变革调整时期，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中面临西方发达国家的防范、排斥甚至遏制，因此，超越西方话语体系，建构“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适逢其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提出，“我们要共同应对全球治理挑战”[1]。中国作为世界大国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统摄中国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努力构建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围绕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发声，提出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方案，理性、务实参与全球治理，将我国治理愿景转化为世界认同。

一是要精准设置议题，选择国外普遍关心、急需回答的现实问题。治理议题的设置可以直接决定哪些议题可以进入全球治理议程中，哪些议题可以被排除在外。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中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景象，而西方国家自工业革命发展到现在，其根深蒂固的弊端和危机正日益凸显，这两种不同的发展景象，自然而然引起了国际社会对当代中国治理的关切和探究。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23]。因此，我们要进行相关的调查研究，了解国外对新时代中国治理的认知度、兴趣点和疑问点，精准设置议题，深入研究和应对国内外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提供富有创造性、可行性的中国方案，让话语的表达更具针对性，使其能够解决和回应国际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难题，参与到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之中。

二是要选择恰当的方法，围绕设置的议题进行多维度阐释，力求使话语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渗透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和第三世界国家相比表现不俗，和发达国家相比也不逊色[24]。新时代中国话语面向世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让世界认识和领会中国国家治理，因此，在对外话语中，要突破僵化的话语表达方式，避免简单的被动话语应对。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基于自己本身的能力，针对不同的问题选用恰当的方法，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协调合作，注重从人类价值通约性视角来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循序渐进、有序提升话语权，克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鸿沟，打破全球治理的“中心—外围”结构，以充分的战略定力和耐力，在国际议题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推动和引领全球治理。

五、余论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国家治理也面临深层次的转型与变革，同时，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世界经济正经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与此同时，民粹主义、单边主义、霸凌主义行径上升，更是加剧了大国之间话语权的争斗。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曾说过，“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中起重大作用”[25]。毫无疑问，目前中国在外交话语方面成果突出，如“一带一路”倡议和“新型大国关系”“正确利益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话语成为国外学界和政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但是从全球治理整体格局来看，目前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仍处于部分“失语”状态。话语权，是国之重器[26]。因此，如何让世界各国准确理解和真正认同中国国家治理、重塑中国形象、回应社会关切，依然是新时代亟须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百年恰似风华正茂”，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既要充满信心，也要居安思危，在认清提升中国话语权面临挑战的基础上，发现问题、提出观点，通过多种途径提升话语权，向世界发出我们的时代强音，扎实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进程，并逐步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而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目标，以更加昂扬自信的大国形象站在世界舞台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