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世婧，张 贵

(1.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天津 300270；2.南开大学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院，天津 300071）

1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前期，为适应商品生产的网络分工形式，在全球生产分工浪潮中，我国通常以制造大国的形象出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贸易方式的改变，我国提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由此引发思考：多年来，我国贸易结构是否真的朝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发展，新发展格局是符合企业发展趋势的有效之举吗？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通常以依靠国外直接投资或技术指导起步，随后发展出支持性产业，但在这一阶段仍然需要国外先进技术指导，并且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跨越“天花板”。为了实现工业化的赶超，发展中国家需要从技术吸收转变为创新创造着手，通过掌握管理技能和科学技术，依靠企业自身充分的创新和产品设计能力制造出高质量的产品［1］。

20 世纪末到21 世纪初期，全球贸易增长平均增速超过7%，是同期经济增速的两倍多［2］。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贸易方式的改变，全球贸易增速逐渐放缓，有研究将全球价值链进行分解发现，纯国内生产的部分和最终贸易品的占比在逐渐提高［3］；有研究发现以电子光学行业为首的诸多行业有明显回退到本国进行纯国内生产的趋势［4］。因此，本研究结合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和微观层面的企业进出口数据对我国企业的生产位置进行定位，试图理清贸易对企业创新表现的影响是否真的朝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发展，并对影响企业创新的宏观环境和微观机制进行研究，力图从宏微观两个方面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2 文献回顾与提出假设

2.1 进出口位置的衡量

按照技术内生的国际贸易理论，进出口贸易通过物化的中间品转移附加在商品中的知识，进而提升贸易商品质量［5］。为了度量我国企业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学者构建了多样的衡量指标，本研究主要将其归纳为“基于增加值”和“基于生产阶段数”两类。

基于增加值的测算方法涉及国内国外两个部分，企业的出口中为本国带来的增加值记为“国内增加值”部分；如果被贸易国用于进口再生产，则这一过程带来的增加值被记为“国外增加值”部分［6］。有研究提出了垂直专业分工下的企业出口地位测量框架［7］，但是这种方法忽略了国外利用本国出口中间品生产的最终品流入国内的情况。针对这一问题，有学者如Johnson 等［8］、Koopman 等［9］对垂直专业化指数进行了修正，在增加值贸易的框架下可以通过分离出口总值中国内增加值的部分来衡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但是孤立地测量全球价值链分工并不能反映部门内部、部门之间的产出关系，因此，Kee 等［10］构建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指标来衡量我国微观企业层面的出口国内附加值，以此衡量与企业自主创新的关系，该指标在考虑中间商贸易、企业国内投入所含进口比率异质性以及资本品折旧率等问题上具有明显优势，但这种方法未能提供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具体位置指数，对于探索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攀升具有局限性。

基于生产阶段数法的关键在于将生产过程视为若干工序，从供给或需求的角度衡量产品距离最终品的生产工序数，以此作为生产链上的位置坐标［11］。在生产阶段数衡量方法的基础上，Antràs 等［12］根据产业上游度指标计算平均值得到贸易上游度指标。上游度指数可以赋予行业或者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坐标，对于研究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表现提供了相对位置的可靠参照。进一步地，为避免单一指标对测量产生误差，本研究参照沈鸿等［13］的做法，从企业出口、进口上游度以及净上游度指标3 个方面描述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用净上游度衡量国内生产的过程。

2.2 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有关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的影响可归纳为促进效应理论和俘获效应理论两个方面。从出口角度来看，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可以接触到相对更广泛的市场，拓宽市场渠道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降低边际成本、提高边际利润率，形成规模经济［14］。另外，有研究表明，参与全球价值分工的企业能够在知识、教育、管理能力等无形资产方面获得提升，或者通过国际直接投资（FDI）、劳动力流动等方式产生技术溢出［15］，从而支持企业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表现［16］。除此以外，参与全球价值分工的正向作用途径还包括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获得高技术含量的中间生产要素，在生产相同产品的情况下改善产出效率［17］。同时，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企业会面临更加激烈和复杂的竞争［18］，国际市场的压力会通过倒逼机制促进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19］。相对于进出口产生的促进效应，俘获理论认为参与国际生产分工会加剧企业的国际竞争压力［20］。面对与发达国家技术的差距，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更有可能立足于本国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优势，直接进口发达国家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间品，开展粗放型的加工生产，因此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产生“竞争俘获”，长期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除了竞争带来的俘获效应，另一方面，相比于投入资本生产中间产品，企业进口国外中间品进行生产的成本较低，因此这类企业通常放弃中间品的自主研发，产生成本俘获效应。还有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往往受限于设备配置、资金投入、宏观环境等因素，对全球价值链中新技术的吸收能力较弱，因此学习效应通常是不显著的［21］。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是通过生产投入的重组而形成的创新函数，其中包括对新的或者尚未开发的市场的利用［22］，因此对于那些尚未进行国内市场开发的企业来说，国内市场的回退或者兼顾或许能够为其带来新的商业模式。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说1：企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工会带来俘获劣势，而回退到国内生产有利于企业创新。

创新的内外动力理论认为，考虑到创新活动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促进企业创新的关键在于企业的内在主体意识和外在创新扩散环境［23］。在内源创新动力方面，有研究表明FDI 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23］；李成友等［24］将人力资本纳入分析框架后发现，进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效率的促进会产生积极作用；凯恩斯在《放任自由主义的终结》一文中热情地阐释了政府支持贸易自由的重要性，更加强调企业自身的作用［25］，然而，多数学者的研究却表明政府的创新政策正是企业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如有研究指出政府在回报周期长且比较关键的领域具有高效筹措公共资金、最小化个体价值提取的优势，能够在新能源、物联网等具有正外溢性的项目中提供早期资本支持［26］。因此，本研究在研究企业进出口创新表现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宏观层面探讨政府的作用。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处于不同生产分工位置的企业可以通过物质和人力渠道影响企业行为，进而影响企业创新。

假说3：除了企业内源创新动力，地区的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企业生产链位置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

3 计量模型、数据说明和变量描述

3.1 模型设定

本研究构建以下计量模型考察企业上游度与企业创新的关系：

3.2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企业专利数据库、《世界投入产出表》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由于2008 年及之后的工业企业数据统计口径发生变化，以及企业法人代码、工业增加值、中间投入等关键变量存在缺失，无法进行跨年匹配和测算，因此，当前的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是 1998—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而海关数据始于2000 年，所以将样本区间选为 2000—2007 年。将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按照Brandt 等［27］的做法进行数据处理，并使用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地区生产总值（GDP）平减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等对中间投入、利润总额、工业产值现行价固定资产等进行平减，平减数据来自《中国价格统计年鉴》。

为避免误差、异常值等对计量结果的影响，对数据进行了如下清洗：（1）删除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净值、中间投入、应付工资总额、销售额小于0的数据；删除销售额、职工人数、总资产或固定资产净值缺失的数据；（2）删除流动资产大于总资产、总固定资产大于总资产、累计折旧小于当期折旧、固定资产净值大于总资产的数据；（3）删除企业编码缺失的数据；（4）删除企业成立时间无效（成立时间小于0）的数据；（5）删除员工数小于8 人的数据；（6）剔除西藏自治区的数据；（7）删除利润率低于0.1%或者高于99%的数据。

3.3 变量描述

3.3.1 企业创新和上游度指标

本研究以企业专利衡量企业的创新行为，核心解释变量为企业出口上游度、进口上游度和净上游度，即从供给端的角度来测算进出口要素以及在国内进行加工生产的要素距离最终消费品的距离。首先测算行业层面的上游度，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世界投入产出表》涵盖了2000—2007 年43个国家56 个行业的投入产出情况，可结合计算出对应的行业出口上游度指数。借鉴赵春明等［28］的方法，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中海关编码（以下简称“HS 编码”）八位数的产品编码进行中间品和最终品的识别后，匹配世界投入产出表的ISIC 行业编码，计算每一家企业f在t年i行业中的出口价值（进口价值），以及公司f在t年的总出口（总进口，进一步计算企业层面的出口上游度（进口上游度为：

由式（4）（5）可看出，将企业在行业i中的出口占比作为权重，与各个行业的上游度加权平均后即得到企业上游度指标。进出口上游度指标反映了企业距离最终消费品的距离：如果企业的出口上游度高，则反映企业生产的产品更多以中间投入品的方式进入全球价值链生产；如果企业的进口上游度高，则反映企业投入的产品更多的是中间产品。二者之差定义为“净上游度”，表示在国内生产环节的数量，用以反映对国内生产的依赖程度。出口上游度相同的情况下，净上游度越高意味着越多的生产环节处于国内，进口的商品更靠近上游，多为原材料生产要素，通过在国内进行生产加工后出口。

3.3.2 控制变量

遗漏变量会产生内生性问题，本研究结合其他相关研究成果引入以下控制变量：

（1）企业年龄。不同年龄的企业面临不同的研发决策，以测算当年年份减去企业开业年份表示。

（2）企业规模。一定的规模有利于企业创新，且企业创新与规模市场竞争存在倒“U”型关系［29］。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自带的变量存在较多年份缺失，借鉴赵伟等［30］的做法，以企业职工数的对数来表示企业规模的大小。

（3）人均工资，用应付工资除以职工人数表示。人均工资可作为劳动力质量的近似替代，一般而言，劳动力质量越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创新［31］。

（4）外包因素，用中间投入和销售收入的比值表示。此处假设中间投入品外包占比越高则企业对创新的需求越小，进而阻碍企业创新。

（5）资本密集度。有学者认为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作用不同［26］，大多数学者以固定资产净值除以职工人数表示。

（6）负债率，表示为负债与资产的比值。负债率反映了企业的外源融资约束［32］。

（7）利润率，表示为利润总额与销售收入的比值（2004 年销售收入用主营业务收入代替）。利润率反映了企业的内源融资约束。

（8）市场竞争程度。在行业二位码层面计算赫芬达尔集中度，用来反映市场的竞争情况［33］。

（9）劳动生产率，用工业总产值现价平减后除以职工人数表示。其中，2004 年和2006 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缺少工业总产值数据，用企业所在行业相邻两年数据平均值替代。

在回归时，对上述控制变量均取对数处理，以控制异方差对回归结果有效性的影响（含有零值的变量先加1 再取对数），并在99%的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 所示。

表1 各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4 回归结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2 列示的是利用Probit 模型研究企业所处生产链位置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表3 报告了采用Poisson 模型研究企业创新强度的表现。表2、表3中的M1、M3、M5 均分别是将上游度指标和企业创新指标单独回归的结果，M2、M4、M6 均分别表示加入控制变量和年份、行业、地区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时，企业出口上游度每增加1 个单位，企业参与创新活动的概率下降0.71%，,企业的创新强度下降11.80%，并且回归结果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出口的商品距离最终消费品越远越不利于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企业进口上游度每增加1 个单位，企业参与创新活动的概率增加0.31%，,企业的创新强度增加3.36%。进口上游度高的企业大多进口资源类、材料类等粗加工或未加工的要素，这些初级产品容易受到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供需波动的影响，短期而言，这类企业为保证稳定的供给，有动力寻求技术的创新以获得产品成本的降低；长期来说，企业会谋求创新以获得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优化。企业净上游度每增加1 个单位，企业参与创新活动的概率增加0.44%，企业的创新强度增加6.27%，表明国内生产过程有利于企业创新。从控制变量的层面来看，企业存续时间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本劳动比、人均工资等的增加和行业竞争，均有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基于全球价值链角度的出口上游度和进口上游度指标回归结果，印证了企业目前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程度的水平有待提升的现状；基于国内价值链角度的净上游度指标回归结果，说明了无论是创新行为还是企业创新强度方面，企业在国内进行生产和价值创造均有利于提升创新能力。

表2 生产链位置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表3 生产链位置对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

4.2 内生性处理

企业上游度变量如果不是严格外生的，将会使回归结果存在有偏性和非一致性的问题，为处理回归结果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借鉴陈琳等［34］做法，以企业出口上游度、进口上游度和净上游度的行业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工具变量和内生性变量以及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矩阵表明选用的工具变量和内生性变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而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较弱，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回归结果如表4 所示，创新行为角度的回归结果可以从M1、M2、M3 看出，基准回归低估了企业上游度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创新强度角度的回归结果如M4、M5、M6 所示，基准回归高估了企业上游度对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2SLS 方法在第一阶段回归的结果工具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选用的工具变量不存在明显的弱工具变量问题；另外沃尔德检验的结果P 值也小于5%，验证了2SLS 进行内生性回归的有效性。

表4 用行业均值做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4.3 稳健性检验

由于创新行为属于二值选择问题，以企业是否申请专利作为被解释变量，用Logit 模型代替Probit模型。关于创新强度，由于专利的申请数为计数变量，采用负二项回归代替泊松回归，回归结果依然稳健（见表5）。

表5 替换模型后的稳健性检验

4.4 异质性检验

按照中国企业专利数据库中对专利的分类，将专利类型分为发明创造型、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型3 种类型。限于篇幅，此处略去创新强度的分专利回归结果。创新行为的回归结果如表6 所示，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并且对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类创新活动的影响更大；进口上游度越高，对不同专利类型的创新行为和创新强度起到促进作用；净上游度对企业是否参与3 种专利的创新行为均显著为正，说明进行国内生产的价值增值过程有利于3 种类型的创新行为，并且企业参与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创新活动的动机更强。

表6 生产链位置对企业不同专利类型创新行为的回归结果

按照企业注册类型分为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3 类来研究企业上游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民营和外资企业均受到出口上游度较大的创新抑制作用，同时投入国内生产的环节数越多，越有利于民营和外资企业的创新表现。其中，对于外资企业来说，其通常具有诸如海外母公司等较丰富的国外资源和出口优势，拥有更强的技术获取能力，因此其出口的商品越靠近终端越有利于出口创新表现；民营企业表现出与外资企业类似的创新势头，并且相较于其他企业类型，国内生产环节数的增加可以较大程度地增加民营企业参与创新活动的概率。而无论是在创新行为还是创新强度上，国有企业的创新表现均不具有显著性，这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政策保护的作用，也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样本数量较少，存在无法消除的自选择效应。

4.5 企业主体能动性的中介效应

在上述异质性分析中发现，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企业上游度水平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为验证假说2，证明企业本身可以通过内源动力推动企业创新，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理论上将中介变量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中介效应模型设置如下：

4.5.1 物质资本的中介效应

物质资本可能产生的中介效应为：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通过影响外商投资获得研发的物质条件，从而更多地参与研发活动、提升创新水平。为了识别这一机制，加入城市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7 至表9 所示。各表中的M1、M4 均分别是对式（6）的回归，结果表明中介变量对因变量在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表明FDI 的引入有利于企业的创新；M3 均是对式（7）的回归结果，表明企业的出口上游度对FDI存在负向作用，进口上游度和净上游度对FDI 存在正向促进作用；M2、M5 均是对式（8）的回归，FDI 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验证了中介效应的存在，此外通过Sobel 检验也验证了这一点。同时各上游度变量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该中介变量属于部分中介，即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能够通过影响FDI，进而影响企业创新行为和创新强度。

表7 出口上游度的FDI 机制检验

表8 进口上游度的FDI 机制检验

表9 净上游度的FDI 机制检验

4.5.2 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

人力资本可能产生的中介效应为：处于全球价值链不同位置的企业希望通过吸引高科技人才参与科研活动以提升企业的创新表现。针对这一机制，采用城市人均工资水平衡量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限于篇幅，略去人力资本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结果印证了中介效应的存在，并且属于部分中介效应，说明处于价值链不同位置的企业可以通过改变人力资本投入吸引高科技人才加入，从而提升企业创新水平。

4.6 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

为了验证假说3，在基本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上游度指标的交乘项，以此检验经济发展水平对上游度作用于创新的调节效应。检验模型形式如下：

对于宏观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选取了城市人均GDP 作为代理变量。限于篇幅，只展示宏观经济指标在创新行为层面的调节效应，略去创新强度的回归结果。如表10 所示，M1 是检验城市人均GDP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回归结果，证明城市经济水平能够正向促进企业的创新水平；M2、M3、M4 分别是对式（9）的回归结果，出口上游度、进口上游度、净上游度的交乘项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城市经济水平对企业3 类上游度指标作用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均起到抑制作用。这说明，城市经济水平越高，越可以弱化企业出口上游度对企业创新的负向作用。换言之，出口要素距离最终消费品越远的企业，通常受到低端锁定的影响，如果该类企业处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则可以降低这类不利影响；同时，企业进口上游度对企业创新的正向作用也会减小，处在经济发达城市的企业可能更偏向于谋求进口技术溢出机制来获得生产效率和产品价格的有效提升，而减少投入周期更长的自主创新途径；净上游度越高的企业，在出口上游度相同的情况下，其进口上游度越高、在国内生产的环节越多，而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国内生产环节的增加有助于企业创新，且净上游度的交乘项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城市经济水平促进了企业在国内生产时的创新表现，由此形成“强化正向，弱化负向”的调节作用。

表10 创新行为的调节效应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利用企业的进出口上游度描述企业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位置，用净上游度描述企业在国内生产的过程，利用上游度指标与表征企业创新的专利变量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1）出口产品距离最终消费品越远的企业，其创新动力越不足，而进口原材料进行加工生产的企业更有动力提升创新能力，在国内生产环节数的增加促进企业的创新行为，由此验证了企业参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意义。（2）国内生产链的增长有力地促进了企业3 类专利的创新；分企业类型下的企业生产链位置对企业创新存在差异性，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影响比国有企业更显著。（3）宏观经济政策会影响上述变量的作用效果，城市发达的经济水平可以弱化出口上游度对企业创新带来的抑制作用、强化国内生产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4）处于生产链不同位置的企业通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渠道影响企业的创新表现。

5.2 政策建议

依据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摆脱被俘获困境的突破口在于通过国内的竞争形成本土企业自主创新和本土市场竞争优势的良性互动后，利用对国内市场的有效控制再争取国外市场的拓展。第二，酌情降低发明类专利的审核门槛，提高专利的审核效率。第三，改善营商环境可以从宏观层面对企业的发展起到有效的支持作用。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大力引进FDI、提升高素质人才待遇等方式形成地区优势，以此吸引创新程度较高的企业落户，并因此拉动经济发展；经济发达的宏观环境又会进一步促进企业的发展，从而实现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