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 瀚， 钟俊丽

(安徽农业大学 a.人文社会科学学院;b.马克思主义学院，合肥 230036)

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正给我国农村带来巨大变化，也对我国农村教育产生巨大影响。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的关键资源，乡村教师的生活方式接影响着乡村教育质量。因此，在对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教育考察时，可以选择乡村教师群体为观察对象，考察城镇化进程给乡村教育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以往的乡村教育研究中，很少涉及到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师居住模式的变化，以及由此给乡村教育带来的影响。本研究选择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师的居住模式变化，以讨论城镇化给乡村教育带来的影响。本研究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于2015年12月20日—2016年2月20日深入到安徽省皖北J镇开展乡村教师居住模式的访谈和考察，并立足于中国当前的城镇化背景，对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师住宅与工作学校的距离进行考察，揭示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师居住模式变化给乡村教育带来的影响。

J镇地处淮北平原南部，气候温和湿润，冬冷夏热，四季分明。当地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盛产小麦、水稻、棉花，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经济为主的乡村集镇。教育事业发展较为迅速，全镇3所初级中学，20所小学，在校学生8 800多人；教师学历合格率达95%以上，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8%，成人脱盲率达98%。

J镇共有三所初级中学，分别为镇中心学校、镇东中学和镇西学校，其中镇中心学校固定在编在岗教师为72人，镇东中学在编在岗教师为14人，镇西学校在编在岗教师为26人，该镇中学教师人数较为稳定，调出教师人数和退休人数的总和与新进教师人数总体持平。该镇没有高级中学，三所中学承担该镇的初级中学教育任务。三所中学中，镇中心学校是该镇最大的初级中学，镇东中学承担该镇的职业教育和部分初级中学教学任务，镇西学校是一所五年制小学和初中在一起的混合学校。三所中学均靠近乡村集市，并均紧贴省级公路干道，交通方便。J镇初级中学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业成绩在某县居于中等位置。

1 数据搜集

数据搜集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J镇三所中学教师的居住状况数据。居住状况数据来自J镇三所中学提供的学校文件档案资料。档案资料能提供确切的住址信息，以搜集J镇三所中学教师的居住状况，共采集到某镇三所中学所有112位在职教师的居住状况数据。另一部分是访谈数据，从112位教师选择目前居住距离较远的12位在职教师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其中J镇中心中学6人，镇西学校4人，镇东中学2人。访谈数据主要是为了调查乡村教师居住模式变化后，它对乡村教育发展是否产生影响，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影响程度又如何？

2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统计三所乡村中学教师居住模式的变化，采用卡方检验对乡村中学教师居住模式的变化进行显著性检验，以判断城镇化进程中J镇乡村中学教师居住模式变化的显著性程度，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访谈记录进行编码处理。

2.1 乡村教师居住状况数据分析

表1是J镇三所中学教师2002年住宅与学校的距离状况表。表1可以看出，2002年三所中学的教师住宅多数距离学校在4千米以内，102位教师中，有87人的家庭住宅和工作学校的距离小于4千米。

表2是J镇三所中学教师2016年住宅与学校的距离状况表。由表2可以看出，2016年三所中学的教师住宅与学校距离开始多样化，居住距离在10千米以上的教师人数增多，部分教师住宅与学校距离达到20千米以上，甚至接近40千米。

表2 三所中学教师2016年居住的“家校距离”表

表3是J镇三所中学教师2002年和2016年住宅与学校距离的对比状况表。对2002年和2016年的某镇乡村教师“家校距离”变化进行卡方检验，卡方值为49.16，p<0.001，统计差异极其显著，说明2002年和2016年J镇乡村中学教师的居住模式，在家庭和学校的居住距离上发生了极其显著的变化，揭示了城镇化进程中乡村中学教师的居住模式发生了极其显著的变化。

表3 J镇2002-2016年期间教师“家校距离”变化情况

对当前居住距离超过4千米的65名乡村初级中学教师进行电话访问，询问其居住距离对其教育教学工作和乡村教育发展的影响程度，65名教师均认为“家校距离”对其教育教学工作具有影响，其中认为影响很大的有22人，认为影响较大的有38人，认为影响较小的5人，说明乡村教师居住地与学校的“家校距离”对其教育教学工作和乡村教育发展具有显著影响。表4是“家校距离”增大对乡村教育的影响程度表。

表4 “家校距离”增大对乡村教育发展的影响程度表

2.2 访谈数据分析

从65位“家校距离”较远的教师中随机选择12名进行访谈，访谈时间每位乡村教师大约90分钟。为保证访谈效果，在访谈之前，访谈人与访谈对象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熟悉和交流，以防止访谈过程中出现掩饰现象。访谈结束后，对访谈内容进行独立内容分析、编码和维度提取，并约请了另外两位专家对内容分析后的维度进行内部一致性评定，两位专家评定的一致性系数为0.91，专家评定的内部一致性较高，说明访谈内容的编码和维度概括合理。

表5是对12位访谈者的内容分析概括，其中12位教师中有9位认为“家校距离”会影响精力，影响教育教学投入时间，使得投入教育教学的时间减少；5位教师认为影响与学生交流，影响与乡村老乡们交流，使得与学生交流时间减少、与家长交流时间减少；1位教师认为校内没有居住地方。

表5 12位访谈者的内容分析概括

3 调查结果

3.1 乡村教师居住地与学校的距离显著增大

在中国没有进行大规模城镇化之前，中国乡村教师的居住大致模式可以概括为“家校邻近”模式。这种居住模式的特征是乡村教师住宅和学校基本上是在同一个社区内，或者教师住宅本身就在学校内。这个时期乡村教师的居住地与学校所在地是相邻相近，乡村教师的家庭住宅与学校的距离一般不超过4千米。

随着城镇化进程，乡村教师大都搬迁到县城或附近的城市居住，居住地和工作学校的物理距离增大变远，形成教师居住在城镇，工作在乡村学校的居住模式。这种模式的特征体现在教师居住地与其工作学校的距离远，家校的物理距离变长，部分乡村教师居住距离学校达到40千米。表3是J镇三所初级中学教师的“家校距离”情况，表中时间节点选择2002年和2016年。从表中可以看出2002年后，该乡镇乡村教师的“家校距离”发生显著变化，教师的居住地和学校工作地的人均距离明显增大。到2016年，教师住宅和任教学校的距离在4千米以内的仅有37人，且这37人大都为刚入职不久、入职年限4年之内的教师，而在2002年，“家校距离”为4千米以内的教师为86人。城镇化进程中，在以“家校距离”为指标的乡村教师居住模式上变化显著，乡村教师居住模式已发生巨大变化。

3.2 乡村教师居住模式对乡村教育发展具有显著影响

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影响一，增加了乡村教师工作负荷，影响了乡村教师精力，影响了乡村教师教育教学时间投入。“累？怎么不累？每天在路上跑的时间一两个小时，都跟上课的时间差不多了，想把工作搞好，精力跟不上了！哪有那么多精力哦！不过好在我工作已经好几年，对所带课程熟悉”，镇中心学校一位数学教师这样说他搬迁到县城居住之后的工作感受。乡村教师“家校距离”的增加，对乡村教师的日常工作而言，形成了新的交通空间，而交通空间的形成是以教师支付通勤时间为成本，增加了乡村教师的时间负担，增大了乡村教师因“家校距离”而产生的工作负荷，影响了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可支配时间。

影响二，影响与学生交流时间，导致与学生交流时间减少。“(与学生)交流当然少了很多，原来住的近，回去晚点也不怕，课下交流的就多些。现在住的远，课下没那么多时间(交流)，得做公交车回去，还得考虑公交车班次和时间。学校提供的临时休息房少，条件简陋，几个人住在一起，休息不好”，镇西学校的一位老师说。

影响三，影响与乡村老乡们交流时间。居住模式变化后，乡村教师与家长们交流沟通时间减少。“原来(住的近的时候)，在学校附近就能碰见家长，在杂货店、菜市场都能碰见，见面时很自然聊到孩子(学生)；现在，不住在这边(指学校附近)，与家长们见面就少了，一般孩子不出现大问题，也就不跟家长讲了”，镇中心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说。

4 讨论和结论

4.1 教师居住模式变化：“家校邻近”到“家校远离”

4.1.1 乡村教师原有居住模式的合理性和价值

目前就居住模式的定义而言，在相关学科内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定义，多以描述性为主。就教师居住模式而言，也没有相关的研究资料可供参考。因此，本文对乡村教师的居住模式也采用描述性界定，以“家校距离”为标准把乡村教师的居住模式分为两种：一种是教师住宅与学校邻近，往往在同一个社区内，教师住宅可能就在任教学校内，可以称之为“家校邻近”模式。这种居住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乡村教师的居住地与所工作学校的距离很近，教师家庭住宅与工作学校邻近。在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时期内，教师住宅就在任教学校内，这种住宅往往被称为“单位房”，包含有单位分配的福利住宅房含义，也包含有住宅可能就在单位内或单位附近社区的含义。另一种居住模式是“家校远离”，教师住宅与学校不在同一个社区，教师选择在校外居住，住宅与所工作学校有较远的距离。

在中国货币化住房启动后，居住地点选择和住房购买是一种市场化的经济行为。城镇化进程后，乡村教师为改变生活状态、提高生活质量，也开始了自己的居住地点选择和住房购买行为，形成了乡村教师住宅与工作学校不在同一地点的“家校远离”居住模式。

乡村教师的原有居住模式对促进乡村教育发展有其积极的一面。原有居住模式，教师在校园的居住区内生活或在附近的社区生活，教育空间和生活空间近在咫尺，教师的日常生活空间、教育工作空间、个人心理空间是高度重叠的，甚至是重合的。这种居住模式便于教师开展教育教学工作，教师工作与生活的日常路径短、便捷，从日常生活空间转换到学校的教育工作空间极其容易。在空间社会学看来，这种居住模式使得乡村教师的日常生活具有较强的教育性特征，这种居住模式是有目的的教育实践。同样，在环境心理学看来，人的行为是人的动机和人所处的空间环境的函数，空间和环境远远不是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背景，还影响着环境中个体行为的塑造。乡村教师的原有居住模式的教育性特征也正是来自于环境对教师个体行为的塑造。乡村教师的原有居住模式在其教育行为特征塑造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能起到教师行为角色内化和角色稳定、身份认同和身份自觉的作用，这些都有助于乡村教育的发展。

另一方面，原有居住模式也使得乡村教师能更好地融入乡村社区，并依托乡村社区开展学校教育。因为邻近乡村社区、贴近乡村生活，原有“家校邻近”居住模式使得乡村教师能快速理解和掌握本乡本村的地方性知识，并与自己的普遍性知识相整合，并把整合后的知识传递给乡村儿童，这些整合后的知识包括科学、文化、技术知识。原有“家校邻近”居住模式也使得教师能以自己的知识促进地方性知识的发展，进而实现乡村教育和乡村社会的共生发展。

4.1.2 城镇化发展促使乡村教师居住模式发生显著变化

伴随城镇化的发展，乡村教师从个人生活需要的角度，以及对城乡生活质量、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的综合考虑，主动搬迁到县城或附近城市。城镇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城镇消费购物的便捷性和选择性，使得乡村教师越来越倾向于在城市购房居住。“我们喜欢乡村的这份宁静！我们也喜欢城市的那份繁华！”一位乡村教师这样说他们为什么要在县城购买房屋，并搬迁到县城居住。另一方面，部分乡村教师出于对所在乡村的基础教育不自信，带有对城镇教育质量较高的盲目迷思，而搬迁到城镇，认为城镇能给自己的孩子带来更多的高质量的现代教育。这些，都促使了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师的居住模式变化。在现实中，乡村教师在县城买房，其居住空间、消费空间和休闲空间与工作空间发生了远离，乡村教师的居住模式从“家校邻近”模式转变为“家校远离”模式。他们的居住地和工作学校之间的距离也不可避免的增加，这对乡村教育发展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

4.2 乡村教师居住模式变化对乡村教育的影响

4.2.1 影响乡村教师的工作投入时间

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师的居住模式由原来的“家校邻近“模式变化到家庭居住地与工作学校所在地分离的“家校远离”模式。“家校远离”模式中的家庭日常生活空间和学校工作教育空间不再同一，学校和居住地之间的物理距离把乡村教师的居住空间、工作空间、消费空间和休闲空间撕裂，形成乡村教师居住在城镇、工作在学校的日常情境。这种日常情境在不同的场合和空间中转换，使得原来相对静止的空间日益成为运动变化的空间，也使得乡村教师必须要借助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才能缩短这种空间的距离，形成了乡村教师的交通空间。交通空间的实质是因为“家校距离”的增大而使得乡村教师的通勤时间延长，乡村教师必须要支付时间成本，才能满足交通空间，弥合居住地空间和学校的工作空间的距离裂缝。

社会空间具有对行为的塑造性，这在齐美尔的空间社会学、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库尔特·列文(K.Lewin)的环境行为理论中都有所体现。在相应的空间内，人们往往会表现出与空间相适应的行为，空间影响和制约了人的适宜性行为。齐美尔认为空间具有“排他性、分割性、对社会关系的固定效应、空间接触对行动者之间关系的改变、行动者空间流动与社会分化”[1]等特征。在乡村教师居住模式变化后，城镇居住地空间和乡村学校教育工作空间被增大的“家校距离”撕裂，乡村教师通勤在居住的城镇空间和工作的乡村学校空间之间，他们的身份、角色、行为也需要不停的变换，使之与相应的城镇空间和乡村空间相适应，或者就极有可能会被视为不适宜行为。

这种居住模式变化、“家校距离”增大会给乡村教育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影响之一是增加教师的工作负荷，使得教师的每天的剩余精力降低，这意味教师的教育教学付出的可支配时间减少，也意味着乡村教师在教育教学的精力投入、时间付出上的可能性意愿降低。按照C.D.Wickens的心理负荷理论[2]，人类具有一组容量有限、性质相似且具有功用性的心理资源，这些心理资源是从事各种作业活动的基础，心理资源总量与外界资源需求量的差异(定义为剩余资源)是个体心理负荷产生的内在机制。乡镇教师的心理资源总量是一定的，当较远的物理距离和通勤时间占去他一部分心理资源时间，其剩余的用于教育教学工作的心理资源的数量必然减少，相对应的是其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工作负荷也必然增加。

4.2.2 降低师生接触频率，影响良好师生关系的形成

城镇化进程中，教师居住模式的变化也给师生之间的接触频率带来影响。在原有的“家校邻近”居住模式中，学生无论是在学校接触老师，还是在居住社区接触教师，都较为容易。“家校邻近”居住模式中，学生接触教师方便，教师也能较频繁地接触到学生以及学生的家长，了解到学生的思想动态和身心发展状况。在“家校邻近”居住模式中，教师的生活空间和工作空间的同一，教师和学生家长也都是熟悉者，教师能很好的和学生家长沟通，共同促进学生的成长。

教师居住模式变化为“家校远离”模式后，由于居住空间和教育空间的远离，教师通勤时间的延长和交通空间的增加，教师除去正常的教学课时外，学生在课后及其他时间，相对难以接触到教师。同样，教师也只能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接触学生，教师课外接触学生的时间、接触学生的频率都会降低。接触频率的降低、接触时间的减少，影响乡村学校良好师生关系的形成，使得本来就很脆弱的乡村学校教育生态更为脆弱。乡村教育中师生关系的变化是由复杂的多变量引起，但是教师居住模式的变化、教育空间和居住生活空间的撕裂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4.2.3 乡村教育和乡村文化的共生性发展降低

教师居住模式变化给乡村教育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乡村教师的个人职业成就感降低，教师逐渐脱嵌乡村文化。居住模式发生变化后，乡村教师的生活空间被分割为工作的教育空间、居住的社区空间、通勤的交通空间。乡村教师居住模式变化使得乡村教师对工作空间和居住空间的心理距离变大。在心理距离的有关研究中，空间距离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心理距离类型，它是指个体对认知客体与自身所在位置之间距离远近的感知。[3]物理距离的增加、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分割，使得乡村教师对乡村教育的心理距离感知增大。撕裂的空间给乡村教师带来钟摆式的生活，早早地起床，所想到的不仅是单纯的教育教学，而是通勤时间的安排和交通方式的选择，晚上结束一天的教育生活，面对的也将是通勤和空间的变化。在这种钟摆式的空间变化中，教师会产生较强的匮乏感，其职业的获得感不强，带来的是职业成就感降低，相应产生职业倦怠。在原有居住模式中，教师一方面通过学校教育为本地乡村发展提供合格的职业后备军和人力资源储备，另一方面，教师也通过自身的知识优势、文化生产为乡村提供智力支持和文化创造，并以此推进乡村文化的发展。原有居住模式中的乡村教师，他们都熟悉学校所在地的地方性知识，是地方性知识和普遍性知识在乡村的融合者和推动者之一。而居住模式变化后，乡村教师仅仅把所工作的学校视为单纯的教育空间，视为一种职业空间，而不是一种整合式空间。居住空间的变化，乡村生活时间的减少，使得乡村教师对乡村的“不在场感”越来越多，乡村教师日益从乡村文化建设和发展中“脱嵌”，加速了乡村文化的衰落。

城镇化不可避免，乡村教师居住模式的变化也不可避免。当前，城镇化进程中又呈现出城乡融合化发展的新特征，怎样淡化和消解乡村教师居住模式变化给乡村教师和乡村教育带来的不利影响，促进乡村教育发展，是值得思考的一个社会现象。

4.3 乡村教师居住模式变化后的教育政策应对

一直以来，政府十分关注和支持乡村教育改革，把乡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作为推动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任务，在农村教育的财政经费投入、农村教育的基础设施标准化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近年，中国政府又推出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这些政策有效促进了中国乡村教育发展，提高了中国乡村教育质量。在制定相关的教育政策中，特别是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中的周转房建设计划中，要注意到乡村教师居住模式变化给乡村教育发展带来的影响。面对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师居住模式变化，我们必须要有新的政策思考，以促进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

4.3.1 为新进乡村教师提供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空间

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教师居住模式中，仍要尊重和适当延续原有居住模式。尊重和适当延续原有居住模式，其主要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因为原有居住模式有其合理的价值，其所体现的“家校邻近”的特征，针对乡村教师而言是一种教育空间和居住生活空间的整合，对乡村教育发展和乡村文化发展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新入职的乡村教师住在学校内的周转房或学校周边社区的周转房，可以促进新入职教师对地方和学校的融入，促进新入职教师的地方性知识理解，推动乡村教育和乡村文化的共生性发展。再一方面，新入职教师选择在校内或学校周边周转房居住，其通勤时间少，教育空间和居住社区空间基本同一，使得新进教师在身份和角色上更易同一，也使得新进教师有较强的归属感和安定感，会给新进教师带来较强的职业归属感。

4.3.2 消解居住模式变化给乡村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乡村教育发展中，要尊重乡村教师的城镇化居住愿望，让乡村教师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才能让乡村教师感受到获得感、幸福感和职业成就感，才能使得乡村教师从内心认可认同教师职业和教育事业给其生活带来的意义和价值。乡村教育改革中，要尊重乡村教师对其自己个体生活空间的选择，适应乡村教师居住模式变化。一方面要赞成乡村教师为改善生活而进入城镇，另一方面要对现有的乡村教师周转房建设进行适当的政策调整。在具体调整上，一是要在乡村学校及其社区，特别是学校，除去预留新进教师的周转房外，要同时保证学校内有公用单身公寓或公用标准单间住房，为距离学校较远的教师提供平时工作时间的休息。另一方面，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政府要考虑在城镇内规划建设乡村教师住宅小区，在城镇的合适地块推动教师住宅小区建设，以满足乡村教师个人生活改善、居住质量提高的愿望。同时，新规划的乡村教师住宅小区建设要考虑和每一所乡村学校的平均距离，考虑城镇和乡村教育的统筹发展，考虑城镇和乡村文化的多元融合共生。

4.3.3 成立文化类组织，促使乡村文化和乡村教育共生发展

乡村教师居住模式变化后，乡村教师“家校距离”增大，引起乡村教师教育空间和居住空间的分离，不仅给乡村教育带来了影响，也给乡村文化发展带来影响。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和乡村文化的践行者，他们与乡村学校居住距离的增大，也使得乡村教师往往采用“不在场”的方式参与乡村教育和乡村文化建设。乡村教师是乡村地方性知识的领悟者，也是普遍性知识的传播者，利用乡村教师这一宝贵的文化教育资源，对推动和促进乡村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正如研究者所言，乡村教师承担着承传知识文化、教化乡村民众、协助乡村治理，既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乡村文化传统，也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教师的重要期待。[4]

乡村教师居住模式变化后，政府要推动乡村各校借助校内空间或乡村公共空间成立乡村教育文化联盟或乡村教育文化协会组织，弥补乡村教师居住模式变化后乡村教育和文化空间活力的不足。学校要结合学校各门课程的文化知识特征和乡村发展需要，开展文化活动，使得乡村教师成为乡村文化的守护者和创造者。乡村教育文化联盟或乡村教育文化协会类组织，可以依托教研室这一实体展开，在开展教育教学研究的同时，开展社区文化服务活动，促使乡村文化和乡村教育的共生发展。

借助校内空间或乡村公共空间成立乡村教育文化联盟或协会组织，其实质是形成新的教育空间。空间作为一种社会产物，是社会行动与关系的中介与结果，也是社会活动的前提与具体体现，教育空间也是如此。

在对安徽省皖北J镇三所中学的田野考察中，我们看到城镇化使得中国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也看到了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师居住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乡村教师居住模式已经从“家校邻近”模式转变化为“家校远离”模式。尽管本研究的田野考察时间为2015年到2016年，但在2016年之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显著加快，乡村教师的“家校远离”居住模式仍在持续发生。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师居住模式的变化，乡村教师“家校距离”的增大、教育空间和居住空间的分离和撕裂，都会给乡村教育和乡村文化发展带来影响。在乡村教育发展中，应当适应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师居住模式的变化，注重消解乡村教师居住模式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