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

（中国艺术研究院 话剧研究所，北京 100012）

一、赵南公聘请成仿吾的幕后推手

远人这篇《一九二一年的赵南公与郭沫若》（远人：《一九二一年的赵南公与郭沫若》，《随笔》2021 年第4 期）的整体基调，是通过捧赵贬郭来给赵南公鸣冤叫屈、评功摆好：“以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为首的创造社就是在一九二一年成立和壮大的。但鲜为人知的是，若没有赵南公和他主持的泰东图书局，创造社难说能横空出世，更难在当时就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新文学社团之一。”这段话除了“鲜为人知”四个字有些夸张外，基本上是成立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赵南公之所以先聘请成仿吾而后又选择郭沫若，是因为在他的背后刚好有两位推手：王无为和李凤亭。关于创造社依托泰东图书局宣告成立的来龙去脉，赵南公1921 年的全年日记并没有留下完整记录，郭沫若的《创造十年》又存在着诸多情绪化的错误记忆，新近出版的咸立强著《中国出版家·赵南公》也存在着一些明显误判。这就需要到王无为晚年以王新命署名的回忆录《新闻圈里四十年》，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整理的《白坚武日记》等相关文献当中，寻找更多的文献资料，以便形成相对完整的证据链条。

1920 年1 月24 日，王无为在《正报》发表随感录《戴季陶应该忏悔》，批评戴季陶在家里虐待婢女。正在《星期评论》鼓吹妇女解放、劳工神圣的著名报人戴季陶，派人找李一峰交涉，谎称家里的婢女是嫂夫人雇佣的，而且没有遭受虐待。李一峰迫于压力，答应就此事发表致歉声明，王无为激愤之下脱离了《正报》。

4 月3 日，自立门户的王无为以支付120 元印制费用为代价，依托赵南公的泰东图书局出版发行《新人》月刊第1 期，并发起组织新人社，“首先努力的目标，是从事废婢废娼运动”。《新人》月刊第1 期共3000 本很快卖完，回笼资金成为这份刊物后续的运营资本。

同年9 月，王无为在《新人》月刊第6 期发表他写于7 月份的《王无为赴湘留别书》，其中公开表白说：“好友李凤亭要我到日本走一遭，我将来或且可以。”

王无为得到赵南公的慷慨资助，就把鼓动自己到日本求学的李凤亭推荐给赵南公，希望李凤亭接手编辑已经出版到第8 期的《新人》月刊，以及已经在《新人》月刊发布广告的“新人丛书”。李凤亭虽然有意帮忙，即已经接受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光明甫的邀请，准备前往该校出任教务主任。作为补救，李凤亭向赵南公推荐了即将从日本帝国大学兵器科毕业的湖南同乡成仿吾。

此前一天的2 月12 日，赵南公在日记里介绍说：“无为、凤亭来候，复商进行办法，仍无解决。无为定十七日起程，凤亭亦然。谈到四时，始去”。

2 月2 日，白坚武写道：“《正报》被人挑陷，法捕房干涉，押经理人梁晋朴，罚洋百元。康寄遥来议款事，余出20 元，孙伯兰太太出洋50 元，余寄遥措办。”

2 月14 日，白坚武写道：“晚8 时为《正报》是否开续同人会议商酌。”

远人不知道这些背景信息，才会在文章中采用小说笔法进行虚构想象：“当时他的得力干将曹靖华动身去了苏联，留下的还有张静庐、王靖、王新命等人。……赵南公现在面对的难题不仅是无法留下李凤亭，图书局内的王新命也早决定于当月去日本留学。苦无编辑良才的赵南公无奈之下，又与李凤亭约定十三日再进行一次磋商。李凤亭忽然想起了在日本留学的同乡成仿吾，便向赵南公大力推荐，并亲自给后者去信。当时没有人能料到，这封信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

事实上，赵南公从来没有花大价钱聘请过拥有高等学历的专职编辑。1919 年，在上海协助孙中山联络曹锟、吴佩孚、孙传芳等直系军阀的孙洪伊（伯兰），组织召开“全国各界联合会”，自学成才的张静庐在会上结识赵南公。两个人随后发起组织上海新潮社，并且在1920 年3 月15 日依托泰东图书局创办文学月刊《新的小说》。同年5 月，来自河南开封的学生代表曹靖华，在上海参加第二届“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期间结识张静庐并且加入上海新潮社。暑假后，毕业于河南省立第二中学的曹靖华再一次来到上海，给王靖、张静庐充当负责校对及杂务的助理编辑。由于曹靖华和王靖关系紧张，泰东图书局的薪资待遇又过于低廉，他很快就接受蒋光慈的建议，到安徽大通县和悦洲当了一名小学教师。曹靖华当年不是赵南公的“得力干将”，他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深造，是三年之后的1924 年的事情。

王无为于1921 年2 月17 日启程赴日。他抵达东京后，在李凤亭的弟弟李德亭的安排下入住位于高田马场与早稻田大学之间的户塚町字诹访82 号民宿庭院月印精舍，和湖南籍留学生、知名作家田汉合居一室。王无为依照李凤亭的郑重推荐，代表赵南公与成仿吾洽谈了泰东图书局的聘任意向。3 月13 日，赵南公在日记中写道：“接无为之信，成仿吾辞湘省技师，来就泰东编辑，并嘱汇百元作购书费，另与彼汇三二十元。乃定汇百元，以三十元交风亭，拿另卅元交成仿吾购书，四十元为彼用。稍迟并汇百元，即并一切用费矣。复致风亭一函，报告汇款及寄书并予活动之状况。”

赵南公得知成仿吾愿意辞去湖南长沙的聘任到泰东充当编辑，却舍不得按照成仿吾的要求支付100 元的购书款项，只是委托王无为转交成仿吾30 元购书费。赵南公所谓“以三十元交风亭”，其实是委托王无为转交给李凤亭的弟弟李德亭，所要兑现的是2 月4 日给李凤亭当面许下的“代凤亭弟筹卅金”的承诺。

3 月19 日，赵南公又在日记中写道：“仿吾已允。”意思是收到30 元购书费的成仿吾，已经正式答应到泰东图书局兼任科学方面的编辑。在这种情况下，是用不着李凤亭“亲自给后者去信”的；即使李凤亭当真给成仿吾写了一封相关书信，也起不到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远人所谓“当时没有人能料到，这封信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显然是小说笔法的虚构夸张。

二、李凤亭助力创造社

《赵南公日记》是上海外国语大学陈福康教授整理郑振铎档案资料的意外发现，2016 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南公1921 全年日记手稿，为研究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人与泰东图书局老板赵南公之间的相关合作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文献。李凤亭和赵南公一样，是随着《赵南公日记》的面世而浮出水面的历史人物。

《赵南公日记》中第一次出现李凤亭的名字，是1921 年1 月9 日：“十一时。凤亭来。适王靖尚在。乃围炉谈心。不期终夜。予力邀凤亭相助。似有默允意。并谈以后进行种种。意甚相合。”

这一次的终夜晤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八点，接下来便是赵南公与李凤亭之间为期一个多月的密切交往。

咸立强为了切合《赵南公日记》中的文字记录，既没有认真考证郭沫若这段回忆文字的明显错误，也没有给出明确的注释说明，就把郭沫若原话——“1921 年的2 月毕了业，先回上海去了”——里面的时间点位，牵强附会地提前了一个月，于是就有了前面引述的相关解读。

根据王无为（新命）回忆录《新闻圈里四十年》提供的信息，李凤亭在李一峰、康寄遥等人创办《正报》的1919 年底，就已经常住上海从事政学两界的各种活动。《白坚武日记》中的相关信息，也佐证了李凤亭在《正报》社的重要地位。在《赵南公日记》第一次出现李凤亭名字的1921 年1 月9 日之前，赵南公和李凤亭虽然没有直接的合作关系，相互之间却并不陌生，他们周围的许多人都是双方共同的朋友。

另据李凤亭的小弟李祚胤的儿子李永光为笔者提供的图文资料，李凤亭在家谱上的本名是李祚辉，出生于湖南常德，具体年月不详。他的父亲李国镛生育有三男三女，李凤亭是家中老大，第二个儿子李祚基（德亭）排行老三，第三个儿子李祚胤年龄最小。李凤亭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政科，原配妻子吴氏在他留学期间病逝，他回国后和赵恒惕的同父异母妹妹赵恒惪（竹英）订下了婚约。李凤亭去安庆任教之后，并不像咸立强所说的那样，“对书局再无实际意义上的贡献，去了安庆后再也没有回到泰东图书局”。1922年，李凤亭返回湖南参加联省自治运动，并且参加了常德地区的省议员选举。1925 年9 月，由当年的政学系大佬“腾冲李根源”题写书名、“武进汪馥炎、武陵李祚辉”合编的《中华民国联省宪法草案及说明书》，就是由泰东图书局出版发行的。到了1928 年，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有马场英一著、李祚辉译《财政学新论》，说明李凤亭1921 年2 月11日告诉赵南公的“仍致力于译书”并不是一句空话，这本书当初应该是给泰东图书局翻译的，同时也是李凤亭在安徽法专授课用的主要参考书。

相比之下，李凤亭对于泰东图书局以及现代文学出版史的最大贡献，是他在关键性的历史点位上为成仿吾和泰东图书局牵线搭桥，并且通过一封差评王靖的书信，助推了创造社的快速崛起。

1921 年8 月5 日，负责文学编辑的王靖找赵南公要钱，并且谈到张静庐告诉他，李凤亭在来信中对他有所批评。赵南公在日记中写道：“予言诚然，盖对于君所译稿，错误处太多，言君胆子太大也。”

8 月25 日，赵南公在日记中谈到自己一年多来如何善待王靖，王靖“译书错误之处不可胜计，甚且有译来而书著作者。泰东之名誉，为之丧尽，所以年来生意一落千丈。予本不解英文，受其骗至今，始有人告予”。

对于想依托泰东图书局筹建创造社的郭沫若来说，文学编辑王靖的存在构成了严重妨碍。李凤亭对于王靖的差评导致王靖在赵南公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失去信任的王靖只好选择离开，去河南开封当了一名英语教员。就这样，李凤亭无意之中为郭沫若等创造社成员充分利用泰东图书局的出版资源快速崛起，清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远人所谓“当时没有人能料到，这封信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移用到李凤亭写给赵南公的这封批评王靖的书信上，倒是颇为贴切。

三、赵南公对郭沫若的接纳和亏欠

1921 年4 月1 日，称病休学的郭沫若赶到日本门司港，和成仿吾同船前往上海。4 月4 日，两个人来到上海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德福里320 号泰东图书局编辑所，见到了经理赵南公等人。关于此事，远人评论说：“成仿吾的到来是计划之中，声名鹊起的郭沫若不请自到，令赵南公大喜过望，即于当日在同兴楼宴请郭沫若二人。”

赵南公当初的打算是聘请成仿吾兼职担任泰东图书局编辑所的科学编辑，成仿吾拉上郭沫若一起投奔泰东图书局从事文艺创造和文学革命事业，是他们自己一厢情愿的个人抉择，而不是像郭沫若所说的那样“落进了一个骗局”。赵南公对于刚刚在文坛上渐露头角的郭沫若，并不是像远人形容的那样“大喜过望”，他只是按照江湖惯例在同兴楼宴请了成仿吾、郭沫若二人，然后便和别人手戏（赌博）去了。在接下来的三天里，赵南公并没有顾上安置照顾成、郭二人。4 月8 日，赵南公到杭州办事，4 月11 日下午在杭州火车站遇到了游览西湖的成、郭二人，三个人一起乘车返回上海。

到了4 月16 日，赵南公在日记中介绍说，他与王靖商量编辑所减政办法，成、郭二人决定留郭。在这件事情上，赵南公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善待成仿吾，而是要给远在安庆的李凤亭一个交待：

为店、编辑所事致凤亭一函，详陈予之办法：甲、减政。（一）编辑部，减至二百元，编辑薪金照旧，实际少用，以二分之一为度，余存于下月一号起，按一分行息。（二）出版部，凡书造成一切用费，每月以千五百元为限。（三）发行部，一切照编辑部减至二百四十元。乙、进行。……仿吾回湘，意欲复来，予以经济艰窘，不好强留，乃函告凤亭，请其来沪商量，不知可能来及否。

由这段话可以看出赵南公大致的经营理念：他宁可花费1500 元出版图书，也不肯花费200 元优待编辑和作者。赵南公在此后的几年里，确实花大价钱给郭沫若及创造社提供了自由发挥的出版平台，却偏偏舍不得在郭沫若等人身上进行长线投资，甚至于连已经变现的市场红利都不肯及时兑付，直接造成对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的利益盘剥和情感伤害。

1921 年9 月15 日，赵南公在日记里记录了郭沫若当天晚上的借酒发泄：“到编辑所，沫若已吃大醉，其言语之间似甚不满于予者，予亦自觉对伊不起也。嗣同出，到裕德池沐浴，彼乃大吐。十二时出，彼与伯奇、达夫同返编辑所，余返店。”

明白了这些历史事实，远人文章中所谓“有了赵南公和泰东图书局的无私支持，郭沫若才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在泰东图书局出版了划时代的新诗集《女神》，郁达夫也于该年十一月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小说集《沉沦》”的道德标榜，就显得颇为苍白空洞。赵南公的泰东图书局是一家工商业实体，工商业实体的正常运营必须是计算成本、有偿服务的，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文学创作一旦进入工商业运营的图书市场，也是需要商业价值的实现和回馈的。所谓“无私支持”，无论如何都是不成立的。是赵南公对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的过度压榨，违背了市场经济的甲乙双方契约平等、公平合作的基本原则，导致创造社同人怀恨在心的集体出走。

四、郭沫若对赵南公的怨恨决裂

远人沿着赵南公对创造社“无私支持”、郭沫若应该对赵南公念念不忘的奇怪逻辑，在文章中夹叙夹议道：

难以理解的是，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郭沫若动手写了一篇《论郁达夫》的六千字纪念长文，里面有两段文字涉及创造社初期。……给人的感觉更是泰东图书局和他们仅仅只是出版者和作者的关系。郭沫若的这些表述，不仅将赵南公和泰东图书局对创造社的支持和帮助一笔抹杀，还有意无意地否定了自己当时在泰东图书局的编辑身份。郭沫若撰写该文时，赵南公去世已经八年，不可能反驳。很难判断，是不是创造社有了基础之后，一九二二年加入创造社的周全平在北四川路创办了创造社的出版部所致。周全平的经营手段比赵南公更为长袖善舞，这点直接导致创造社最终脱离赵南公和泰东图书局。

这段文字的落脚点是捧赵贬郭的价值判断：“与郭沫若对历史采取抹杀相对的是，赵南公从未打算出版的日记，倒始终依循现实的本来面目……”

实际上，郭沫若1926 年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增订本后序》中公开诅咒“无赖的书贾”时，自知理亏的赵南公并没有站出来公开回应。到了1932 年9 月，郭沫若的《创造十年》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发行，其中的回忆文字虽然存在一些明显硬伤，关于赵南公和泰东图书局也多有不实之词，其主要的意图却是记录历史，而不是“对历史采取抹杀”。自知理亏的赵南公，这一次依然没有站出来公开回应。

在赵南公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之间，确实存在一些传统农耕社会的接纳扶持与感恩报效的人身依附关系；但是，已经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剥削、阶级压迫、阶级斗争理论的郭沫若等人，更多的是视赵南公为阶级敌人的仇恨敌对情绪。借用郭沫若《创造十年》的话说，他和赵南公之间主要不是远人所谓“出版者和作者的关系”，以及“泰东图书局的编辑身份”所表明的雇主与雇员的关系；而是既接纳扶持又亏欠剥夺的“类似友情的主奴关系”：

到了1933 年，公开挨骂的赵南公给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写信，恳求对方同意泰东图书局整理出版《沫若书信集》并写作序言。郭沫若虽然对这本书信集有些失望，还是给赵南公写了一篇序言。由此又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无论有多少阶级对立的积怨仇恨，最低限度的超阶级的“友情”还是存在的。

周全平创办创造社出版部，是1926 年3 月的事情。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决裂脱离，是1924 年5月的事情。远人所谓“周全平的经营手段比赵南公更为长袖善舞，这点直接导致创造社最终脱离赵南公和泰东图书局”，明显颠倒了时间顺序，违背了历史事实。白手起家的周全平只是善于募股筹资、编辑刊物、经营出版而已，他经营创造社出版部不到一年时间就负气出走，恰恰说明他在人际关系的“经营手段”方面，并不比年长资深的赵南公“更为长袖善舞”。

写作《一九二一年的赵南公与郭沫若》的远人，应该没有意识到郭沫若《论郁达夫》的六千字纪念长文里面，涉及创造社的文字其实是脱胎于《创造十年》。这篇文章的立意是缅怀已经去世的老朋友郁达夫，而不是为已经去世的泰东图书局老板赵南公评功摆好；自然也谈不到所谓的“将赵南公和泰东图书局对创造社的支持和帮助一笔抹杀”。

五、《创造季刊》的命名实录

关于“创造”二字的最早也最为真实的文字记录，是1921 年5 月11 日的《赵南公日记》：“予到编辑所，与沫若谈《新晓》事，彼亦言恐不能按期出版。乃商决仍由王靖主持，另出一种季刊，名字《创造》，专容纳沫若同志等文字。”

也就是说，由泰东图书局出版《创造季刊》，最初是赵南公和郭沫若共同商定并命名的。5 月26日，赵南公又在日记中写道：“二时，请沫若来谈，据伊言，伊到东目的拟到京都、东京去走一趟，与同志一面趁暑假约定译几种好书，专译述德文书，报酬办法十分抽一，以售书为限，买稿暂不言及。予甚赞同，乃估计往来路费约百元左右，予允凑百廿番。四时同出，购金手环一支，计五十二番。”

不请自来的郭沫若在泰东图书局充当了一个半月的全职编辑，为泰东编定了自己的新诗集《女神》，在钱君胥翻译初稿的基础上改译了德国小说《茵梦湖》，标点了元代著名杂剧《西厢记》。他的富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赵南公的赞赏，赵南公不仅同意为创造社出版同人刊物，还愿意出资承印创造社同人编译的各种图书，并且为他支付了172日元的路费和报酬。关于图书出版，郭沫若与赵南公的口头约定是10%的版税收入，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赵南公并没有兑现这项约定，郭沫若也没有明确要求赵南公兑现这样的约定。

这里的“七月初旬”是郭沫若的明显误记，按照《赵南公日记》中的时间点位进行推演，郭沫若5 月27 日从上海乘船前往日本，5 月30 日回到福冈家中。6 月1 日，他从福冈抵达京都拜访第三高等学校的郑伯奇。由于郑伯奇正在考试，他就住进了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科教授河上肇的弟子、人称“中国马克思”的李希贤（闪亭）的宿舍。在京都期间，郭沫若见到了郑伯奇、李希贤、穆木天、张凤举、张定钊、傅堂迈、沈尹默、苏民生等人。

6 月4 日，郭沫若、李希贤在琵琶湖游玩一天，晚上一起在大津市乘车前往东京。《创造十年》为此给出的是明显违背事实的一段回忆：“坐在夜车里，自己免不得又想到杂志上的事情来。怕是只能出季刊罢，能够寄稿的人至多不上十人，又多是有学校缠着，而且散在四方。一年要出四期，怕已经很费事的。季刊用甚么名目呢？夸张一点的便是《创造》，谦逊一点的可以命名为《辛夷》。名目太夸大了，要求实质相副，是很费力的。书局方面拿不出稿费来，这是一件很大的困难。”

6 月7 日下午，郭沫若在东京帝国大学学生宿舍改盛二馆的郁达夫住处，和张资平、何畏（思敬）、徐祖正等人一起聚谈创办《创造季刊》的相关事宜。这次聚谈成果颇丰，郭沫若很快就把情况通报给了上海方面的赵南公。于是，赵南公在6 月20 日的日记中写道：“沫若来一函，历叙到东情形。《创造》杂志大成功，或竟能出月刊。”

就其真实性来说，创造社最早得名的时间是赵南公在日记中记录的1921 年5 月11 日，郭沫若和赵南公应该并列为《创造季刊》及创造社的共同命名人。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的相关回忆，把“创造”二字的命名记在自己一个人的头上，确实有远人所说的抹杀赵南公的历史作用的嫌疑。就其正式程度来说，1921 年9 月29 日，上海《时事新报》刊登郁达夫撰写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才是创造社作为文学社团正式登上现代文坛的时间点位。

这份“出版预告”的抬头是：“第一期十一年一月一日出版，社址马霍路德福里三百廿号”。

正文是：“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接下来是按照笔画简繁排序的“创造社同人”七人名单：田汉、成仿吾、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

这里的马霍路德福里320 号是泰东图书局编辑所的地址。和这样一份有社址、有宗旨、有同人名单的“出版预告”相比，郭沫若笔下连具体时间都明显错误的“时候是1921 年7 月初旬”的“创造社的正式成立”，只能算是比较重要的一次筹备集会。

郭沫若当年在第一时间给郁达夫写了回信，对于“出版预告”表示充分肯定：“《创造》我昨日早在《时事新报》上看见了。……你说‘我们赶快做点东西’，这个我也十分同感。我见了预告之后，于感得快意的里面，同时增添了无限的责任心。我们旗鼓既张，当然要奋斗到底。昨天我早已有信致寿昌，资平，把你劝我说的话‘预告’给他们了。”

郭沫若这封落款时间为1921 年10 月6 日的致郁达夫信，刊载于《创造季刊》第1 期，题为《海外归鸿·一》。他所谓的“旗鼓既张”，分明是把郁达夫撰写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认定为创造社作为文学社团的正式成立及亮相。《创造季刊》第1 期并没有按照这份出版预告的时间点位于1922 年1 月1 日创刊出版，而是拖到1922 年5月才出版面世，版权页上显示的出版时间是3 月15 日。到了1926 年3 月1 日，创造社出版部在周全平的主持下挂牌成立，是作为文学社团的创造社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出版机构和营业实体的重要节点。

通过上述的考证梳理，关于赵南公、郭沫若、郁达夫等人所共同发起组建的创造社，可以归纳出以下结论：

其一，由于赵南公乐于助人，王无为给他推荐了李凤亭，李凤亭又给他推荐了同乡成仿吾，并且在无意中通过一封书信排除了妨碍郭沫若的文学编辑王靖。

其二，成仿吾带着郭沫若一起到上海泰东图书局应聘上岗，赵南公不肯在聘请接纳优秀编辑方面花费重金，就在成仿吾和郭沫若之间选择了郭沫若。

其三，赵南公赞赏郭沫若的创造才华，愿意花大价钱扶持创造社的文学出版事业，却又严重亏欠郭沫若等人的版税收入用于家人的鸦片花销。赵南公对郭沫若及创造社的花钱扶持，并不意味着郭沫若及创造社就应该无限期地、无怨无悔地承受来自赵南公的各种压榨和亏欠，而且还要念念不忘地感恩戴德。

其四，被赵南公严重亏欠和伤害的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等回忆文本中采用情绪化的不实之词，对赵南公进行了严厉抨击，并且在《创造季刊》及创造社的共同命名一事上抹杀了赵南公的历史作用。

其五，每一位历史人物都有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地位和一份作为，也都有他自己的一些盲点和误区，绝对纯粹的好人和坏人是不存在的。像远人的这篇《一九二一年的赵南公与郭沫若》一样刻意为某个历史人物鸣冤叫屈、评功摆好的翻案文章，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取的。

其六，创造社是田汉、成仿吾、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等人，依托赵南公的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起组织的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文学社团。“创造”二字是由郭沫若和赵南公共同命名的，创造社作为文学社团正式登上现代文坛的时间点位，是1921 年9 月2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