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奇莹

《什么是教育》一书，是由赫尔曼·洪恩自雅斯贝尔斯的诸多著作中辑录其谈论教育的内容编纂而成。书中的不少内容“写于德国经历内外深重灾难洗礼之际。在一个学生和学者共同体面临着严峻挑战的时代里，雅斯贝尔斯以哲学家的身份对教育的核心做了一番深入考察，捍卫着教育的尊严”。全书以实存哲学式的反思作为底线，论述的内容包括理性与精神、科学与人文、生存与历史、自由与权威等议题，对教育现场种种症状所做的细致描画及其对教育进行的深刻反思，为我们观照当下自身的教育处境提供了难得的镜鉴。

基于主客体“关系”的不同，雅斯贝尔斯对教育的基本类型做出三种区分，即经院式教育、师徒式教育和苏格拉底式教育。

第一种类型中，他认为师生之间仅限于知识的“传递”，因为这种类型中的一切知识已被系统化，某些著者和书籍被奉为权威和固定的、现成的结论，教材内容已被条条框框限定，被言说的“真理”可以脱离思考者并以某种客体形式而存在，教师的职责只是照本宣科或者“直接传达”，学生去学校只负责“将白纸黑字带回家”。在这种被固化的知识系统里，社会等级制度中的“传统”力量会变得举足轻重，教师的角色是非个性化的，他并非学生探索真理的引领者，而是充当着传声筒和中介人。人是纯粹的客体，训练者与被训练者之间处于一种心灵相隔膜的状态。

第二种类型的师徒式教育中，举足轻重的不再是上述第一种类型中的非个性化的传统，而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个性力量，即教师个人人格的权威力量会被彰显出来。但问题是，这种人格的权威力量虽然有利于推动有规划、有教养的教育活动，但它并不是最理想的教育方式，需要警惕其“满足了人们顺服他人而放弃自身责任的需要，使人在一种联结中获得依附的轻松感”。

而第三种教育类型，教师与学生均处于同等地位，“双方都追求自由的思考”。在这种教育关系中，“沒有固定的教学方式，只有无尽的追问与对绝对真理的无知。由此，个人的责任被最大程度地唤起，并且丝毫不会松懈”。这亦是雅斯贝尔斯所推崇的苏格拉底“助产式”的教学方式——“即唤醒学生的内在潜力，促使学生自其内部产生一股自发的力量，而不是自外施加压力。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不是以某种特殊方式呈现的偶然的、经验性的个体（Individuum），而是在无止境的探索中实现的自我（Selbst）。苏格拉底式的教师一贯抵制学生将其视为权威的愿望，他使学生的注意力从教师身上转向自身”，同时作为一种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会毫不留情地批判谬误，对自己亦有最严格的审视，他坚持真、善与理性”，“教师与学生之间是充满善意的切磋琢磨，这种关系中没有屈从和依赖”，他们“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在似是而非的自我理解中发现困难，在迷惑不解中迫使自己思考，不断追问且不回避作答”，师生彼此都“对精神的无限性怀有敬畏之心”，在平等、开放的关系中共同走向自我。雅斯贝尔斯特别指出，“大学教育在本质上是苏格拉底式的教育”，“大学的功用是运用各种方法激发精神生活”。

因为有了对不同教育类型中师生关系、立场和责任意识的细察与明辨，雅斯贝尔斯进一步指出，“教育的原则是使人在一切现存的文化滋养中走向本源、真实与根基，而不是只满足于获取平庸的知识”。教育需要关注的是“如何调动并实现人的潜能，如何使内在灵性与可能性充分地生成，换言之，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是动态的思维过程、“思维结构”和“理解力”的锻炼，是对“知识的判断力”的培养，是独特的“洞见”在一筹莫展的“思”之痛苦中生成，“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所谓灵魂的教育，“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的过程，其次才是科学获知的过程”。

他敏锐地觉察到当下教育所面临的“危机征兆”：缺乏统一观念的高强度教学，层出不穷的文章书籍、不断翻新的教学技巧。本以理想为旨归的教育，“如今却只是教授一些现学现卖的知识”，“仿佛教育只包括技能训练、实用知识”。于是，学生也无法沉潜深入到知识的根基，无法系统全面地把握专业的某一方面，“考试一旦过去，这些知识就会立刻被遗忘”，也不再拥有“追求知识整体性的忠诚”。人们“存在之主动性”频频瘫痪，“这是一个对自身没有信心的时代”。

为了面对与处理这样的危机，雅斯贝尔斯重申，“教育的过程是让受教育者在实践中自我操练、自我学习和成长”，因为“真知”不是被赋予之物，不是知识的转运，不是对现成答案的期待和揭示，它必须从每个人自身中获得，必须在日夜思考的不断的发问中探索，并在此过程中获得“无知之知”。雅斯贝尔斯相信，真正的学生，能在精神发展不可避免的困难和试错中披荆斩棘，能在研究工作的参与中提升理解能力并激发好奇心，能在积极主动的交流中成长，“善于选择的资质和自我约束的精神会指引他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

因此，“一切教育的关键在于教学内容的选择，以及将学生引向事物本源的方式”。教育的内涵即在于唤醒人的本质。教师的任务就在于“唤醒”，在于锻炼学生“发问的方式”，使学生学会在认识世界的同时认识自我，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探索道德。雅斯贝尔斯还引用了康德于1765年写给读者的话：“学生应该学习的是思考活动，而不是思考的结果。”即教育中重要是对思考活动的感知和学习，并使思考转化为日常生活的能力。当这些金石之言透过历史烛照我们，“我们不应被或乐观或悲观的未来图景引入歧途，而应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责任。这一责任渗透于日常生活，存在于我们的冲动和情感中，存在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存在于我们与或远或近的他人的相处中，存在于大大小小的抉择中。这些抉择并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身，同时也是为了事物自身的发展。同样，这一责任还存在于我们对人类的想象、对文化符码的再现中，存在于人们所遵循的准则、所指向的最终目标之中。在其中，我们践行着我们对其负有责任的自由”。这种践行，事关教育的当下与未来，事关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