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玛·钱德兰（Rama Chandran）

2018年10月，美国前副总统迈克·彭斯使用“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无端指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2020年，美国前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又如法炮制政治谎言，污蔑中国这一全球战略“让穷国负债累累，拒绝重新谈判贷款条件，进而控制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早出现于2018年5月美国国务院向媒体公布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账本外交》报告。事实上，该报告是由山姆·帕克和加布里埃尔·切费茨受美国国务院委托所撰写，两人分别来自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国防部，并没有任何经济学专业背景。根据美国发布的《2018财年国务院机构财务报告》，美国国务院不久便凭借该《账本外交》报告的结论，从国会获得更多资金以抹黑中国全球经济合作倡议。

随着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越来越多，西方媒体对此的负面报道也随之增加。西方国家多次使用“债务陷阱”一词来抹黑中国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投资。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投资污蔑为搞所谓的“新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是西方国家惯用的政治伎俩。西方国家甚至肆意抹黑，声称“欠中国贷款的国家成为了中国的傀儡”。

炒作汉班托塔港项目

西方国家这一卑劣行径的典型案例就是污蔑中国在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的援建项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黛博拉·布罗蒂加姆和哈佛商学院副教授任梅格的研究详细揭露了一些西方国家围绕汉班托塔港项目编造的所谓“中国债务陷阱政策”的谎言。

研究显示，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很早就聘请本国工程和建筑企业SNC-兰万灵集团对汉班托塔的港口建设开展可行性研究。2003年研究工作完成，证实建设汉班托塔港口是可行的，但加拿大最担心的是在建设合同招标中会输给欧洲的竞争对手。SNC-兰万灵集团建议由斯里兰卡港务局和某一“私人财团”先达成合资协议，以BOOT模式（建设—拥有—运营—移交）开发该项目。

虽然加拿大发起的项目最终未能推行，但在拉贾帕克萨斯家族统治斯里兰卡期间，建造汉班托塔港口的计划又重新获得关注。2006年，丹麦工程公司安博编制的第二份可行性报告提出了与SNC-兰万灵计划类似的建议。斯里兰卡凭借此份报告与美国和印度进行了接触，但两国都拒绝了斯里兰卡的合作请求。此时，中国港湾集团了解到这一信息，于是开始争取该项目。在中国进出口银行同意为该项目融资后，中国港湾集团于2007年赢得了该项目的合同，此时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还有6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向斯里兰卡提供了一笔总额为3.07亿美元的商业贷款，偿还期限为15年且有4年宽限期，固定利率为6.3%。

港口一期工程在三年内如期完成。 但时任斯里兰卡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没有等到港口一期工程产生收入后再推进二期工程，而是直接继续实施二期工程。2012年，斯里兰卡又从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7.57亿美元，因金融危机爆发，此次贷款利率下降到2%。

到2014年，汉班托塔港开始出现亏损。斯里兰卡港务局与中国港湾集团和中国招商局签署了一项协议，联合开发和经营汉班托塔港35年。此前，中国招商局已开始在科伦坡港口经营一个新码头，中国港湾集团还投资了14亿美元建设科伦坡港口城。

在2015年的斯里兰卡大选中，拉贾帕克萨被时任卫生部长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击败。西里塞纳上台时，斯里兰卡欠日本、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债务超过了欠中国的债务。在斯里兰卡需要在2017年偿还的45亿美元债务中，只有5%是因为建设汉班托塔港。斯里兰卡欠中国的债务仅占其外债总额的10%，而47%的外债来自国际资本市场，13%的外债来自亚洲开发银行。

事实证明，来自中国的融资显然不是斯里兰卡危机的根源。科伦坡曾设法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将运营不善的汉班托塔港出租给中国招商局以筹集资金，使其成为汉班托塔港的主要持股人，授予其99年租约，并使用为此注入的11.2亿美元现金支撑其外汇储备，而不是将这笔钱用于偿还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

美国智库机构意识到这是炮制谣言的大好素材，于是，斯里兰卡突然之间就在华盛顿外交政策演讲中占据了显要位置。彭斯声称他担心汉班托塔港可能成为中国的“前沿军事基地”，但实际上汉班托塔港的位置仅具有經济战略意义。

印度也对汉班托塔港的情况一直非常关注。具有百年历史的印度国际银行业咨询公司Meghraj与英国工程公司阿特金斯合作，为开发汉班托塔港和一个新商业区制定了长期计划。法国的博罗雷集团和达飞海运集团已与中国招商局和中国港湾合作，在尼日利亚、喀麦隆等地开发港口。

中国对非洲的人道主义援助

所谓“中国债务陷阱”谬论还涉及肯尼亚、赞比亚和马来西亚等债务国。9年来，中国先后已与149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数字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等合作文件。

在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项目。孟加拉国从中国获得近425亿美元投资，是其他任何国家在当地投资的10倍以上，而孟加拉国从日本和印度分别获得32.1亿美元和39.5亿美元。中国对孟加拉国的贷款利率仅为12%，低于印度18.5%和日本14.5%的贷款利率。开始还款期最晚为18个月以后，若有资金压力，可以再宽限18个月。中国目前已为9个非洲国家提供了这样的还款宽限期。

与西方银行不同，中资银行愿意和借款国谈判贷款重组的条款，也从未扣押任何国家的资产。美国席勒研究所负责西亚地区协调的瑞典研究员侯赛因·阿斯卡利的一项研究也表明，所谓 “中国债务陷阱论”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蓄意破坏。他认为，来自中国的贷款用于建设公路、港口、铁路、医院和学校等基础设施，以提升借款国的生产力和还款能力，而来自西方金融机构的贷款通常用于弥补贸易和财政赤字，而且贷款利率很高。美国向斯里兰卡注入了巨额投资，但不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是搞集团政治，推动所谓的“印太战略”。

英国慈善机构“债务正义”最近的一项报告认为，非洲债务危机应该归咎于西方而非中国。研究表明，非洲国家35%的外债来自西方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石油贸易商等，其总额几乎是中国对非贷款的3倍，平均利率约为中国对非贷款的2倍。“债务正义”对世界银行可查到的49个非洲国家外债数据的分析显示，截至2020年底，在非洲国家共计6960亿美元外债中，近75%的债务来自于中国之外的私人金融机构和多边金融机构。

2022年6月，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和牛津大学联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揭穿了所谓“中国债务陷阱”的阴谋。报告认为，非洲国家债务问题的最大根源是西方私人债权人。所谓“中国债务陷阱”并不是基于事实的说法，而是美国为了和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制造的“话语陷阱”。

非洲的大量资金以偿还债务的形式流向欧洲和北美。报告引用了国际金融机构的保密数据，表明到2019年底，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对中国贷款机构的债务总额约为780亿美元，仅占该地区9540亿美元债务总额的8%，占非洲外债总额的18%。

非洲公共债务的一半是国债，一半是外债。在外债中，1/3来自非洲国家的双边合作伙伴，1/3来自国际金融机构，还有1/3是非发行国货币计价的欧洲债券。在双边合作伙伴债务中，只有一半来自中国。

据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计划评估，2000年以来，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了约1500亿美元的贷款，主要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占60%）和国家开发银行（占25%），其中750亿美元的债务已经还清。

数据显示，中国的贷款主要集中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和赞比亚五个非洲国家，并未造成非洲大陆的债务扩张。中国通过与不发达国家的当地公司共同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符合当地人民的最大利益。例如，为了开发多哈雷集装箱码头，吉布提从7家银行以9%的利率获得了2.68亿美元的9年期贷款。相比之下，该国从中国所获的首批贷款金额为6.2亿美元，利率低至2.85%，期限长达20年，并有7年的还款宽限期。

非洲国家对中国的欠款比起非洲的其他外债来说微不足道，大多数非洲国家对其他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额远高于中国。东南亚国家欠日本的基础设施项目债务约3000亿美元，欠中国的债务还不到1500亿美元。巴基斯坦欠中国约200亿美元，欠其他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00亿美元。

津巴布韦《先驱报》曾报道过，一家名为“信息促进发展信托基金”的机构，在美国驻哈拉雷大使馆赞助下，伪装成独立的新闻调查中心，邀请当地的私营媒体记者参加培训，指使记者抹黑当地中资企业，发表中资企业存在违规和人权等问题的虚假报道。美国国会通过了《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专门设立“对抗中国影响力基金”。根据这一法案，从2022年到2026年的每个财政年度，美国政府都会拨款3亿美元，用于遏制“中国共产党的全球影响力”。法案还提出，美国需要资助和培训各国媒体和记者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所谓的“调查”。

华尔街陷阱

美国炒作“债务陷阱外交”以压制发展中国家是完全可以预测到的，这在以下三本书中得到了深入阐释，分别是约翰·珀金斯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史蒂文·希亚特的《帝国金钱游戏：“经济杀手”的隐秘世界和全球腐败》，以及丹比萨·莫约的《赢者全得：中国的资源之争及其对世界的意义》。

丹比萨·莫约是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研究领域的专家，她在书中写道，中国的业务广度似乎势不可挡，令人敬畏。 约翰·珀金斯是美国培养的“经济杀手”，他声称许多像他这样的“经济杀手”从债务国骗走了数万亿美元。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将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和所谓“援助”组织的资金转移到控制自然资源的大型企业集团和少数富人手中。

瑞士蘇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三位复杂系统理论学家的分析揭示了以银行为代表的一小撮西方公司如何操纵着全球经济命脉，证实了珀金斯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中所写的内容。早在2011年，苏黎世团队就从全球企业数据库Orbis收集分析了2007年43060家跨国公司的股权结构等详细信息，Orbis2007包含了3700万家公司和投资方的具体信息。结果显示，在4万多家跨国公司中，位居核心位置的是交叉持股的1318家公司。其中，每家公司都与至少两家公司有着关联，平均下来，每家公司与20家公司关系密切。这1318家跨国公司只占全球经营经济收入的20%，但通过控股全球大部分主要蓝筹公司和制造企业，它们控制了全球经济利润的60%以上。

这个科研小组又继续深入拆解这张复杂关系网，发现全球经济大动脉可追溯至一个由147家跨国公司紧密联系组成的“超级实体”，成员之间相互持股。实际上，不到1%的公司控制了全球经济网络财富总量的40%。这147家公司，大部分都是金融机构，占前20位的公司包括巴克莱银行、摩根大通和高盛集团等著名金融机构等。债务陷阱从来就不是中国的责任，而是经常被怀疑行为不端的西方财富集团用来混淆视听的把戏罢了。

本文作者拉玛·钱德兰（ Rama Chandran）是印度日报《Janmabhumi》前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