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澄澄，刘春勇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

1 日本的生命哲学与樱花的自然特征

日本特殊的自然环境孕育出日本人民独特的自然观与生命意识，进而影响民族生命哲学与美学理念的塑造。日本亚热带、温带季风性气候类型，山地为主的地形，及狭长的国土形状，使得岛内四季分明，但天气多变、耕地破碎，早期岛国居民在这珍贵的土地上躬耕或前往未知的海域捕捞而收获自然的馈赠，从而知晓生物由诞生到死亡的作息节律。由此，日本人民在漫长的人与自然之共生中发展出对宏大世界进行微观凝视的审美倾向，在樱花的盛放与飘零、蝉鸣的聒起与寂伏、雪的降临与消融等自然风物的变化流转中观照自身。因日本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地震、台风、暴雪等自然灾害频袭，居民往往目睹自己的心血毁于一旦，眼见美好事物一瞬间化为乌有而无能为力，人之渺小与自然之强大、生命之易逝与死亡之长存、对自然的感激与敬畏并存的意识在这般反复且无常的现象与经历中深化、代代相传，成为根植于民众心中的集体观念，最初的朴素见物而“哀”之情感倾向也由此生发——美好的生之存在看似坚固触手可及，实则转瞬即逝不可久得，与其执着于实在界之物，不如将自我生命的意义指向本体，指向内心，故外物不过是内心情感的投射载体，及物感怀、以物承情，自我的精神需求与追求得以无限放大。公元6世纪佛教传入日本，其所宣扬的万物流转、生死无常观与日本民族长期以来不自觉形成的集体意识相契合并逐渐渗透到日本文明中，佛教本土化后形成日本禅宗，在日本广为流传，影响深远。也由此，日本的死亡哲学观逐渐定型：消亡并非对存在的否定，而是对永恒之存在的无限接近；死之行为并非生之状态的对立面，而是一次对生的超越。

樱花最显著的特点是其极短的花期，其从含苞待放到香消花散只停留短短的7日，故日本民谚有曰“桜七日”。它也不似其他花朵一般在枝桠上逐渐枯萎后凋谢，而是在最盛极之时、最鲜美之时，随着风、伴着雨决然飘忽，飞散而尽，枝头不余残物。

据日本权威著作《樱大鉴》记载，樱花原产于喜马拉雅山脉，在汉代移入宫苑栽植，唐朝时樱花已普遍出现在私家庭院[1]。唐朝鼎盛时期，日本深慕唐帝国的国力与文化，于是遣唐使将樱花、梅花等大唐风物引进日本。故樱花并非日本本土植物，但却以娇艳而易逝的审美特点与日本民族“物哀”的美学思潮两相契合，樱花在生之鼎盛时奔向死亡的自然特性，更是直达日本文明的生命哲学之根，见樱绽而情动，见樱飞而思涌，樱花意象在日本文学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可想而知。

2 樱花在日本文学中的意象流变

2.1 奈良时代：含苞

成书于公元712年，记载日本起源的神话传说著作《古事记》中有“木花之佐久夜毗卖”一章[2]：大山津见神有两个女儿，姐姐石长比卖相貌丑陋但象征着长寿，妹妹木花之佐久夜毗卖模样美丽但象征着短命。日本天皇的祖先迩迩艺命向大山津见神求赐婚，神大喜，便将自己的一双女儿皆许给迩迩艺命，希望天皇代代都既能似樱花般繁荣昌盛，又能似岩石般长久不衰。可迩迩艺命未解神意，只当姐姐太丑陋，于是便送回了姐姐只留下妹妹，故天皇及其后代都难逃虽兴旺但短命的魔咒。据日本语言学家山田孝雄考证[3]，古日语存在“m”音转为“ya”的运用情况，因此佐久夜（sakuya）其实等同于樱花（sakura），木花之佐久夜毗卖又名木花开耶姬，在日本民间传说中逐渐被神化为日本古代民俗信仰之一，成为日本关东、中部地区“浅间神社”所供奉的主神，她常以樱树之姿降临世间，身为樱之女神给日本大地带来丰收。在此传说中，“樱花”之意象已显现出繁盛而短暂的象征色彩，可认为是樱花意象在日本文化之滥觞。

但在日本文明早期的奈良时代，樱花并非日本主流的审美对象。据考证，日本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中，咏梅和歌有119首，而与樱花相关的只有44首[4]，原因或为当时的日本宫廷仿效唐代律令文化之风盛行，而梅花正是唐朝文人所喜爱的文学意象，故日本贵族文人也承袭唐风而崇尚赏梅咏梅，尚未意识到樱花所展现出与日本民族相吻合的精神特质。在《万叶集》中[5]，樱花多作为自然风物而入诗，往往与恋情或处于恋爱中的少女相互映衬，作者借写樱花来表达对女性的爱慕之情：“去年の春/逢へり/し君に/恋ひにてし/桜の花は/迎へけらしも。”卷8第1 430首，作者若宮年魚麻呂，大意为：“去年春天曾相见/樱花迎来/知我思君恋。”也或有咏樱之诗抒发对樱花盛开的喜爱以及对其飘落之怜惜：“春雨は/いたくな降りそ/桜花/いまだ見なくに/散らまく惜しも。”卷10第1 870首，题名《咏花二十首》，作者佚名，大意为：“春雨啊/莫多淋漓/还未来得及赏樱/飘零去/太可惜。”可见，早在奈良时代，便有日本歌者察觉到樱花开落之短促并由此而心生哀怜,樱花已作为较独立的文学意象进入文学文本中来。

2.2 平安时代：初绽

平安时代，日本统治者开始采取一系列脱离大唐文明的措施。在文学领域表现为“片假名”的兴起且逐渐替代汉文写作的趋势，日本文学“物哀”之审美取向逐步明朗定型，常用文学意象中象征“他者”文明的梅花逐渐被体现日本民族性之“自我”意识的樱花所替代——这种倾向从日本第一部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中可以窥见一隅，成书于10世纪初的《古今和歌集》中咏诵樱花的和歌数量压倒性地超过了梅花，仅在“春歌”部分的134首和歌中，对樱花的吟唱便已超过了100首[6]。如“ひさかたの光/のどけき春の日に/しづ心なく/花ぞ散るらむ”，意为“今朝春日里/共庆天光长/无奈樱花落/纷纷乱我心”；“春風は/花のあたりを/避ぎて吹け/心づからや/移ろふと見む”，意为“春风啊/吹送时请绕开樱花/我想知道它们飘落/是否由衷”；“雪とのみ/降るだにあるを/桜如何/に散れとか/風の吹くらむ”，意为“樱花如雪/静静飘散/已让人心怜/更何况狂风/恣意吹”；“桜花/とく散りぬとも/思ほえず/人の心ぞ/風も吹きあへぬ”，意为“我不信/樱花散落的速度/快过一切/人心不待风吹/须臾已翻覆”；“世の中に/たえて桜の/なかりせば/春の心は/のどけからまし”，意为“若有一天/这世上再无樱花开放/我们的春心或可/稍稍识得平静”。

在日语中，樱花为“桜（さくら）”，梅花为“梅（うめ）”。“花（はな）”的所指则是流动的，需根据语境判断，《万叶集》时代文学文本中的“花”之语意较为模糊，而自平安时代，文学文本中的“花”往往是特指樱花。从以上选文中可以看出，平安时代的文人已自觉地将樱花作为文学审视对象，且并未停留在描摹樱花的象貌之表，而已开始将物之象与人之情相连相融，樱被赋予“美好”“易逝”等相对分明的意象，成为具有文学美感的春季象征。若视线再收窄，相比盛放的樱，日本歌者更喜爱聚焦于飘落的樱，睹花之飘落而牵动情思，其或以拟人、以类比及拟人等修辞来叙写樱落的状态、抒发无常的感慨。此时的咏叹式无常并没有固定化为自觉式的无常，但樱花意象所透出的种种情绪表明，由《源氏物语》所确立的日本文学之“物哀”传统其实早已于此萌芽，将樱在盛极之时散落的现象引入和歌也折射出日本“以死为美”的生命哲学在文学领域的雏形之显现。

以《在原业平集》中和歌为中心发展的平安初期“歌物语”的代表作《伊势物语》[7]，以情节松散的小故事与和歌并列构成，描写了男女情爱中喜怒哀乐之种种世相。其中，樱花已成为贯穿某一故事核心的意象。如第89话所述，一男子在一枝正在盛开的樱花上系一首诗并托人送给一无情女子，以向其表示恋慕之意，诗曰：“今日樱花好，娇嫣满眼前。且看明日晚，是否尚依然。”男子将其恋慕的女子比作正在盛放的樱花，以花之娇嫣喻人之美艳，又以花之易逝喻人之薄情，两人感情联系之脆弱、人事无常不可求之意言外尽显，樱花作为寄情之信物与女性形象互喻的文学技法早已出现。如第81话所述，日本惟乔亲王每年在樱花盛开之时必会前往春日的田野中饮酒赋诗，其随从也一齐吟咏对歌，一人咏道：“花开人踊跃，花落人伤心。灭却樱花种，一春庆太平。”另一人对诗曰：“莫怪花易落，劝人大有功。无常原迅速，正与此花同。”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日本贵族阶级已形成观赏樱花的习惯，虽然尚未见得“赏樱”从个人爱好上升至规模化的群体行为，但观樱而开怀、伤心、思无常的“物哀”式及物生情的思维倾向已然成型。

描写平安时代宫廷生活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中“桜”出现的次数多达80余次[8]，樱花意象屡屡入诗，成为“物哀”文学的典型代表，书中源氏的泛爱精神也正是由其对以樱为主的自然风物的怜惜感怀与对女人的滥情贪恋同构。需要指明的是，“物哀”的日语为“物の哀（もののあわれ）”，其中“哀”实际上是两个感叹词“あ”和“われ”的组合，用以表现人受感动而发出的声音，并非单指汉语中以“哀伤”为核心的消极情绪，而是囊括了人感物而生发的喜悦、忧郁、思慕、景仰等各般思绪，是人真情的表露。此外，对樱花进行叙写的文学技法也逐渐精进，如第28回“朔风”中，作者紫式部将山樱“春晨乱开在云霞之间”而“娇艳之色四散洋溢”之美类比紫姬“气度高雅，容颜清丽，似有幽香逼人”之美，将樱花直接与女性气质挂钩，且对樱花的描写从整体性的概括逐渐细化到用诗意语言进行渲染与延伸。

2.3 江户时代：樱吹雪

“樱吹雪”形容樱花一吹而散漫天飞舞如大雪纷扬给人以极大视觉冲击的现象，以此作小标题，视为双关，既指在武士阶层兴起的幕府统治时期，樱花的种植与欣赏从宫廷普及至民间的浩大态势，也指随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更迭，樱花的文学与美学意义发生了改变，其作为文化符号的多义性进一步拓展。

江户时代，新的文学形式“俳句”开始在日本文学的厚土中恣意生长，其体式短小而意境悠远，语词质朴而内涵隽永，融合“侘寂”“幽玄”“禅”“趣”等日式美学，绽放出综合日本文化的文学之花。如“桜吹雪”，俳句中出现的“夜桜”“桜の雲”“桜ノ雨”等语汇逐渐从文学领域中脱胎，成为日本文明特有的专用于樱花的固定语言现象。“夜桜”多指在夜色中开放的樱花，日本人认为在浓黑夜幕的衬托与暖黄路灯之映照下的樱花更显幽静，别有韵味；“桜の雲”是指连片粉白色的樱花灿开时从远处看之宛如层云密布的盛状；“桜ノ雨”则指樱花花瓣随风飘落似雨洒下的烂漫景象。此外，俳句中的樱花意象也细分出更多的层次。如“草履の尻/折りて帰らん/山桜”[9]，意为：“归途中/且折断草鞋之尾/或一枝山樱”。此诗有前书“雨后”。山中归来，既是雨后，难免泞沾草鞋，不如将其易脏的后部就此折断，洒脱潇然。山樱亦难免被雨打落，不如便折一枝而返，以保其净。此谐俳中，山樱成为文人意趣之载体。“盛りぢや花に/坐浮法師/ぬめり妻”，意为“盛放至极的樱花/让和尚打坐也似漂浮/让为人妻的女子湿滑”。春日赏花让人春心荡漾，花开时正值阳春，和煦的日光晒得人意懒神游；近看花色粉嫩透亮而花瓣层叠繁复，让人产生缠绵悱恻之感；远望去花开得热烈而绮丽，正如人与人初遇时的澎湃心潮；若花枝随微风摇曳，花瓣簌簌落下，更是自然所恩赐的浪漫布景。此句中，樱花表现出勾起人之情欲的作用，樱花被“情色”叠染出新的一层意象。

“銭賈て/入るやよしのの/山桜”，意为“兑换好零钱/入吉野山/看山樱”；“花散りて/木の間の寺と/成りにけり”，意为“樱花散尽/秃枝与秃枝间/庙宇现形”。此句所述为樱花凋零、旅客散尽之时，枝桠之间，一座无人拜访、寂静伫立的寺庙显现分明的场景，但实则暗含了樱花绽放时的盛况——游人如织，寺庙被团团花云笼罩且香火鼎盛，所见唯繁花与繁华。此两句共同反映出江户时代已形成民众集体赏樱的习俗，且声势浩大尤为壮观。樱花的生长范围也从山野、庭院延伸到寺庙、公园等文化空间，此种迹象表明樱花正逐渐褪去其作为自然物所引发原始的个人情思之底色，开始与政治、宗教产生联结并演化为具有文明属性的文化符号。

樱花在生之极时毫不贪留枝头，决然赴死一散而尽，群花凋零也不过是弹指瞬间，果敢而不带任何眷恋，生而绚烂，死而纯净；日本武士道精神崇尚生命之高度而非长度，宣扬武士若能为君主尽忠效命，死则是生之顶峰，这是对生命所积蓄能量的爆发与意义的升华，生得纯粹，死得壮烈。一枝樱春气盎然，一树能春情荡漾，漫山遍野时春意逼人，樱花团簇相拥时给人以震撼之感；武士道精神也推崇合作、团结的集体主义。樱花的自然特征与武士道精神在双重维度上相吻合，使得樱花在江户时代统治阶级的宣扬下成为武士道精神的载体。由江户时期著名歌舞伎作品 《假名手本忠臣藏》的台词凝缩而来的民谚“花中樱花，人中武士”，更是将樱花意象与武士道精神捆绑在一起，彼时的武士不仅以樱花自喻为荣，更是无比自豪地认同“像樱花凋谢那样死，才是理想的归宿”的生死观。该句谚语的广泛流传意味着由统治阶级所倡导的相关意识形态已经通过文艺作品厚植于日本民众心中，内化成为人民自觉追求的精神目标——为了集体神圣化的目标而毫无顾虑、毫不保留地献出个体生命。具有集体主义至上而个人主义居下的精神内核，在此，樱花作为自然生物展现出的生命表征也被人赋予了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特殊内涵。江户中期日本国学者本居宣长曾作和歌曰：“敷島のやまと心を人とはば，朝日ににほふ山桜花”，意为 “人问敷岛大和心,朝日映照山樱花”，“敷岛”即日本国的别称，樱花意象被构建为日本“想象中的共同体”之“大和心”的集中显现，日本民族意识借由山樱这一物象逐渐成形。

2.4 近代与现当代：异化与回归

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因“不甘处岛国之境”而对外推行大陆政策，旨在向中国和朝鲜等大陆国家进行武力扩张，进而称霸亚洲，甚征服全世界。江户时期开始普及的、追求“忠良易直”的樱花崇拜被近代日本军部进一步挖掘，樱花的“英勇”“死亡”等意象被刻意强化，成为鼓动军民为国捐躯的精神图腾。此时期兴起的国家主义社会思潮也渗透到文艺创作领域，樱花的含义被无限放大，成为日本国民、民族与国家的象征，樱花意象开始与国家宏观叙事紧密关联。

成书于明治40年代的《曙山园艺》，在介绍樱花时首先以“名称—植物学分类—学名”这种格式进行书写，却又在富有科学性的开头后进行了一番极具主观色彩的论述：“日本的樱花，不是加减乘除那样简单卑下的、形而下的植物……而是在培育国民精神、展现大和魂之美、令国民性昂扬上，须臾不可欠缺的花朵。”[10]明治后期文学评论家大町桂月在作品《笔艸》“日本国民和樱花”一节中也将樱花与日本国民性相提并论：“樱花实乃日本国民之花，其色淡红，无香，无害无毒。盛开与飘零皆在刹那，适于成片绽放，现漫山皆花之壮观。倘以日本国民特质言之，是为淡泊、果断、不恋生死，非为个体，而为集体，强大有力”，其认为“樱花，是日本国民的象征。”[11]

随着军国主义思潮在日本国内的扩散，“像樱花一样为大和民族献出生命”等煽动性口号更是被二战时期的日本国民奉为圭臬，军队徽章多以樱花图案为原型，军歌中的樱花意象更是被高度神圣化、浪漫化，成为年轻人为帝国英勇战死的象征。不少知识精英也随波逐流，为美化侵略战争、动员国民投身战场而摇旗呐喊。如“大学派”诗人土井晚翠在《大敌迫近》一诗中极力讴歌“大和魂”，将樱花升格为日本民族魂之表征：“绽放吧樱花万朵/力量凝聚吧 百炼破邪之剑/即使有形的一切/皆消亡 却有大和魂/与天地之凛然正气/万古恒存 益发昌盛。”更甚者，二战后期日本军队负隅顽抗，组建神风敢死队并以“山樱队”“若樱队”等称号为名，其不顾一切地自杀式攻击震惊全球，这一表面极端而不可思议的行为背后实则为深沉的文化传统所驱动。

二战结束后，日本的文学家则似乎不约而同地规避异化的樱花意象，而使其回归最原初的涵义。无论是川端康成在《古都》中借真一之口道出“我过去从没想到樱花竟然会这般女性化。无论是它的色彩、风韵，还是它的娇媚、润泽”[12]，抑或是三岛由纪夫在《假面的告白》中写道，“我”在战争期间外出赏樱时眼见 “常绿树丛的空隙里随处都是繁盛的花朵”，只是联想到“花的裸体”[13]，并将此与大自然无偿的奉献、无益的豪奢相连，樱花在作者的认知中只是春天之美好或者女性之妖娆的隐含象征，从偏重描绘樱花之本体的文学表达中可推测作者为樱花“祛魅”的真实思想倾向。又如《古都》全书着墨于樱花之处大多是其盛开与凋零时的环境描写，《金阁寺》中提到樱花，也是以“花季一过，在这片土地上，樱花只不过像死去美人的名字，偶尔被人提起”[14]，一笔带过，浅描由樱花物象触发的惋惜之情而已，两者皆为重拾“物哀”之文学传统的表现。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中谈到自己对樱花的喜爱仅是出于对美好景致的享受，直言“赏花何必拘泥于名胜，只要花开灿烂，一株孤樱足矣”，更是突破了赏樱的固定思维，从中或还能推敲出其挣脱集体主义之盲从而为个人主义与心灵解放代言的基本立场。再如日本近代艺术家东山魁夷的名句“如果樱花常开，我们的生命常在，那么两厢邂逅就不会这般动人情怀”，以存在主义视角从樱花之“无常”的古典意象中拔出新意——我们无需因生之短暂而摒弃生之意义，相反，正是因为生之短暂，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才显得尤为珍贵。在当代，樱花则往往以“恋爱”“情欲”的象征义成为日本文学的典型意象。如渡边淳一在《樱花树下》中对樱花之情欲意象炉火纯青的运用，母亲染井吉野乃是开得妩媚又有些悲哀的菊，女儿凉子是开得鲜艳而娇滴滴的垂枝樱，“赏花人”游佐穿行在樱花丛象征着其在母女关系里肆意妄为，三人之间的情欲似其热衷观赏的樱花般蓬勃满盈，不顾一切地短暂盛放后凋零，菊乃如樱花散落般一跃而下，三人交织繁复的春梦最终落得一场空。

3 结语

樱花作为生物的自然特征在人类的审美观照下逐渐成为寓“意”之“象”，即作为寄托人之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被纳入到文学文本中。樱花逐渐从人的审美对象演变为经由人类历史沉淀出的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符号，从物的范畴逐渐步入人类精神领域。通过对日本文学中樱花意象之流变的梳理与考察，不仅能把握樱花作为语言符号所指的多义性，也能从中窥见日本民族意识的形成脉络，进而理解文学作为上层建筑中的审美意识形态，既具有相对独立性又渗透着社会生活及其他意识形态因子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