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明庆

(湖州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作为文史兼长的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程千帆晚年在古代文学领域的学术著作引领学术方向，其培养的一大批古代文学硕士博士也脱颖而出，这强化了其传统文学研究大家，尤其是古典诗学专家的形象。程千帆是一位既继承了传统文史之学(1)本文所言“文史”之学，即中国的传统学术，有时则与经史之学并称，偏于文学与史学。在古典目录学中则有“文史”一目，收录史评、诗文评等偏于议论的一类著作。，又能积极吸收现代文学理论，并加以综合创新的文史大家。比如其阐释传统学术源流，拓展传统校雠理论的皇皇四册巨著《校雠广义》，严谨精审的史学名作《史通笺记》，以及历几十年仍然生命力不衰的《文学发凡》(最后定名为《文论十笺》)，就是明证，此点学界阐述弘扬还较少。本文试以《文论十笺》为例，不揣浅陋，对此问题作一剖析，以就教于方家。

《文论十笺》最初名为《文学发凡》，是程千帆先生在武汉大学讲授“文学理论”课程的讲义之一，该讲义由总论、骈文论、散文论三部分构成，其中骈文论有《骈体文钞序》等,散文论部分主要有《经史百家杂抄序》《古文辞类纂序》等序跋，一共有二十来篇。由于选文太多，他无法在一年内完成教学任务，程先生专讲总论部分，其他选文由学生自己研读。1942年该讲义曾由金陵大学以线装本方式印刷，1948年经叶圣陶先生介绍，该著易名为《文论要诠》，由开明书店正式出版，此版增改了部分条目，书末新附张涤华补注30条，但基本内容并无大的改变。1983年经程千帆修订后，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更名为《文论十笺》予以重印。《文论十笺》吸收了《文论要诠》所作的修正，将张注并入正文，同时又增改了数十条目。作为最终之修订本，其注释更为精审，故成为通行本。[1]19该版本删去了《文论要诠》的序跋，增加了王文生的序，今《程千帆全集》所收也是此版本，但删去了王文生的序。后武汉大学出版社据此又再版《文论十笺》。

一、编选主旨：选取“文史”名作讲中国文论，增强国学教育

《文论十笺》的选文原则体现了程千帆先生提倡国学、立足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是文学理论本土化的尝试之作。

五四以来，文学理论自西方输入后，其体系欧化严重，对本土文论资源吸收较少，程千帆有意踵继其师刘永济《文学论》之学术方向，注重从传统目录学中标为“文史”类的史评、诗文评类著作中选取名篇，加以笺注和阐释，按以己意，成为一部粗具理论体系的文论著作。具体来说，其选取了陆机的《文赋》，刘知几《史通》之《模拟》《叙事》篇，《文史通义》之《诗教》上下篇、《文德》篇、《质性》篇、《古文十弊》篇，以及近代国学大家章太炎《国故论衡》之《文学总略》篇，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之《南北文学不同论》篇。

对于编撰的目的，之所以做如此安排，《文论要诠·自序》有说明:“通论文学之作，坊间所行，厥类郅夥，然或稗贩西说，罔知本柢；或出辞鄙倍，难为讽诵。加以议论偏宕，援据疏阔，识者病之。顷适讲授及此，因辑往哲雅言，釐为二卷，附之笺疏，以诏承学。”[2]1此自序所针对的是学界和大学讲授文学理论的两个弊端：一是稗贩西说，罔知本柢，也就是说只知简单搬运西方理论，不能从中国固有的文论传统出发论文学；二是虽然也讲中国传统文论的东西，但较为浅薄，语言文辞不够雅正，论述不够圆满，学术知识疏阔。所以，程千帆先生选取了他认为有学术深度、有代表性的论著来建构一个传统文论的大略体系。这是从教育者和学界的弊端入手，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

在《文论要诠》的后跋中，程千帆先生又从受教育者，也就是学生知识水平的不理想状况追述了其编选由来和编选原则：“程会昌既撰《文论要诠》竟，乃书其末简曰：辛巳壬午之间，余承乏武汉大学讲席，始与诸生专治文学者接谈，其言之凌杂浮浅，往往出意度外。知近世短书，累害至深，因取前哲雅言授之，俾典于学。期年，稍稍解悟。”[2]177可见，追踪前贤，取法乎上，是卓绝眼光的体现，也是针对学生的传统文学与文化水平低下而提出的高要求，更是对传统文史之学的一片痴情和呵护。

对于选取的篇章，程千帆先生是这样说的：“书中条指，迥不犹人。要之，以遵信旧闻而不穿凿者近是。若夫入选诸篇，有子玄《史通》、实斋《文史通义》，是二家者，间或为人掎摭，顾其精练廉悍，解纷蔽，破调欺，居今犹不可废。自余平原《文赋》，余杭、仪征二论，则百世以竢圣人而不惑者，诚能奉为绳准，以进窥文术之全，庶乎有伦有脊，虽不中不远矣。”[2]178可见程先生眼光之高与特异。许多年后，程千帆还为此感到高兴和欣慰：“日本学者把这本书当成文学概论的教材来用。就我来说，是第一次伴随着前人的工作，加了一点工。十篇文章，有注解，有按语，还成个体系。当时我下了个决心，也和刘先生(指刘永济先生——笔者注)商量过，没有选《文心雕龙》。现在想来，这是对的，因为《文心雕龙》太完整。这本书许多人喜欢，生命力很强。”[1]59

证以殷孟伦序中所言，可见程千帆先生的一片良苦用心：“世衰学弊，莠言乱真。文学之业，久夷泯废。彼浮夫近士，骋辩腾说，稗贩谲诳之云，何适非然？叩其胸中之造，无有也。士不悦学，苟简是安，以耳代目，厥类尠。若其游心坟典，澄思眇虑以为论议，求诸今日，罕同麟凤，讵非扬氏所谓‘彫韱榖布亡，于时文则乱’者与？《易》曰：‘穷则变，变则通。’乃君之为，抑亦剥极必复之龟坼邪。”[2]1殷氏从当时学界与教育界的弊端出发，认为程千帆此作具有逆流俗、挽狂澜的特点，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相对于当时其他学者多以《文心雕龙》为文本来论述中国古代文论来说，程千帆先生的这个策略则更合理。因为创作于南朝的《文心雕龙》是对于此前中国文学文章写作实践的理论总结和思考，对于此后一千年的文学创作实际则不可能论及，所以程千帆选取刘勰以后的这些历史长河中的文论名著则更合理，更能展现中国文论的全貌，论述也更周全，而且这些也是被胡适所赞许的仅有的几部可称得上是著作的传统理论名作。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说道：“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作‘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是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3]297

此著还体现了程千帆先生会通文史的卓识。《文史通义》在当时主要以史学理论经典的面目为人赏识，但其标题就标明章学诚也论述了“文”的问题，而《史通》历代皆被目为史学批评的专著。程千帆先生从文学理论角度选取两部史学理论批评著作来阐释，体现了他会通文史的学术追求和对中国传统文史之学的深入理解。程千帆先生在解释选取《史通》两篇文时说：“文之将史，源合流分，而史必待文，乃效其绩。故子玄此书虽言史法，而榷论文术，时有善言。本书择尤录其二篇，亦所以令学者通文史之邮，破拘虚之见也。”[4](P207)证以多年后程千帆对《史通》解读的论述，可以看出其学术见解之深入。对于这部史学史上的经典著作，他认为对《史通》的解读可以从史学、哲学、文学理论三个角度切入。对于后者，他认为：“《史通》对于文学理论方面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刘知几对如何写史，立有若干篇详加讨论，其所获得的结论，大都与文学理论相同或相通。”[5]18这体现了程千帆先生的现代国学眼光，从文史哲三个角度深入学习理解中国古典文史著作的精义，体会其深厚的学术文化底蕴。

程千帆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流寓四川任教，针对当时教育部颁布的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特地撰写了《部颁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平议》一文发表，提出了七个问题，其中一个是把以前有过的“国学概论”这一科目删弃了。他认为：“国学概论一科，于四部源流，悉陈大略，其法颇良。设能恢复，则逮专书选读之际，教者可免以宝贵时间补充学生应具之知识。而经史专书无法尽读者，于此尝鼎一脔，殆亦可资诸生之博识也。”[6]266现实中无法实行，程千帆就在其所主讲的文学概论一课中贯注了这种精神，将国学知识的学习寓于文论教学中(2)据其早年学生刘邦彦回忆：“ 1942年秋，在从武汉大学转到金陵大学中文系执教时，他虽然没有能够立即按他在《平议》中的建议开出这一课程，但仍在其主讲的文学概论一课中贯注了这种精神。”刘邦彦：《从〈闲堂文薮〉未收的三篇文章回忆千帆师当年对学生的关切》，收入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增订本，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67页。另，程千帆先生将国学教育寓于古代文论教学中的变通办法笔者极为欣赏，因为这十几年来笔者一直讲授中国古代文论课，就是如此做的，深感此法对提高学生国学素养、理论水平，理解传统文化精神要义大有裨益。，从中国文化的整体来思考文论思想，由此可见《文论十笺》一书的编撰主旨。

二、学术方法：发挥校雠精义，论古今文学观念源流演变

程千帆先生有深厚的校雠目录学基础，他曾说：“我的治学是从校雠学入手的。除了刘衡如先生教过我目录学，兼及版本和校勘，另外我曾向汪辟疆先生请教过目录学方面的问题。自己也曾认真学习过从《汉书·艺文志》到《书目答问》以及郑樵、章学诚等人的有关著作，并且长期在大学里讲授这门课。”[1]47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汉志·诗赋略〉首三种分类遗意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目录学丛考》都是属于校雠学的。正如殷孟伦序中说：“君有《目录学丛考》，早行海内，阐微抉奥，盖多发前人之所未发。”[2]1

古代文史学术传统之一，就是由校雠学出发论古今学术源流演变，“文学”之义亦是如此，《文学总略》即是如此的篇章，程千帆先生选取章太炎先生此文，正是此意。《文学总略》从文字入手，认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程千帆对此语注释说：

文学一词，先秦已有。《论语·先进篇》：“文学子游、子夏。”《韩非子·非命篇》：“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荀、韩诸子书亦有之，而其范围至广，盖一切学术或文化皆属焉。今此所指，则为文字著于竹帛之法式，其封域弇于先秦，而侈于近世抒情美文乃为文学之说。数语盖开宗明义也。[4]4

程千帆先从“文学”一词的源头出发，引经据典，论其原始之义的广泛，这是对章太炎“文学”文字论的补充，又指出近代文学审美属性也是从章太炎的定义发展来的。在本篇的注释中，他还对章太炎所列举批评的历代文学观点加以注解阐释；在本篇最后的按语中，对章太炎的文学观念总结为由广及狭的四义：

甲、最广义：文

乙、较广义：文章(施之竹帛)；礼乐(施之政事)

丙、广义：有句读文；无句读文

丁、狭义：彣彰(今人所谓纯文学)

以上表可知文学之名，由混而析。章君所持，则较广之义。[4]46

从此篇的注释就可以看出，《文论十笺》注释文字，溯其源，追其原始义，明其流，一一展示概念的来源以及后世的发展演变，于源流变化中领会古人学术之深厚文化底蕴。

对章学诚《文史通义》之《诗教》篇的阐释更是体现了这一点。程千帆认为章学诚“于古今学术，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虽其缜密繁博，或不逮休宁、高邮诸师远甚，然识足以甄疑似，明正变，提纲挈领，卓然有以见夫经、史、百家之支与流裔，而得其大原，则有非诸师所能谛言者”[4]70。由此可见，其对章学诚的校雠目录卓识极为欣赏。他还认为：“《诗教》共上下两篇，盖《文史通义》中之名论也。上以论时会之升降，下以论体制之分合。余杭《总略》，横推之而极其广；会稽《诗教》，纵讨之而极其深。厥义虽若不侔，而实互为表里也。”[4]70程千帆对此二篇的阐释，从内容与文体两方面对中国文学的演变作了较深入的说明。

由源流出发，即寓变化之义，进而由现代思想启发之，则变化演为进化，发展进步之义生焉。以现代知识体系而总论古代学术，古今融汇而贯通之。此亦启示近日发扬国学者，所谓恢复古人古学亦侈也。所谓文论失语者，亦是杞人忧天。于中外古今贯通中而生新意新态，是当今古代文学文论与文化研究之常态，复古是不可能的，吊古以自伤，亦无益也。

三、著述方式：以传统笺释方式展示新义，变通扩展

源自经学训诂校释的古文经学，其路数一般由小学训诂而明义理，此乃乾嘉朴学之学术特点，至章太炎之由小学至子学而发明新义，则又上一层楼。程千帆虽然没有学习章黄学派的小说音韵学，但传统的朴学章句笺释之学是熟悉的。在自序中，他这样说：“顷适讲授及此，因辑往哲雅言，厘为二卷，附之笺疏，以诏承学。篇各标目，用见恉趣。别施按语，聊备参稽。诸家旧注，颇事甄采。其异同损益，不更别白，以原书具在，繁穰可省也。虽事等胥钞，而语必典则。”[2]1

广泛征引古代文史之作，引导后学者由点及面，再全面阅读古代学术典籍，表面是述而不作，实则述中有作。通过征引古代诸家之言，以增厚学术根基，培元固本，于经史子集诸部中研究“文学”问题，同时附以己意，古今会通，于释古中阐发新学。注、笺、释，外加按语的方式，一方面是从文字训诂、事例典故、篇章大意等增强学习者古典文献、文本解读的知识与能力，另一方面也类似于当今成篇之有主题、有论证、有逻辑的论文论著，这是在继承传统文史之学基础上的发展。

当然，由于所选篇目是从原来的著作中析出，囿于所选文篇的具体语境，所论往往内容狭隘，有局限性，缺乏普遍意义，难以全面论述具有广泛意义的文学问题。所以程千帆先生为了克服选文之拘牵，只能稍加变通，在案语中加以发挥，申论之，广论之，最后再总结概括之。比如刘知几《史通》之《叙事》篇，所论乃史书撰写的问题，史书重实录，与文学偏于虚拟想象大异，故而见其普遍意义殊难。所以在篇后的按语中，程千帆先生说：“诵习此篇，先有二事当知：一者，子玄虽以叙事题篇，而所举三条，实修辞之要道，即说理、抒情之作，亦当以是为衡，初不限于叙事一体也；二者，书为心画，心总要术，约句准章，其法孔多，非此三者即足尽之，兹则但举成文，以资隅反也。(下举《古文十弊》以概行文之病，义亦同此。)”[4]251程千帆所举的刘知几史书叙事三原则为尚简、用晦、贵真。显然，文学修辞问题甚多，要举一反三思考，才能解决好行文的问题。对于后面所选的《古文十弊》篇所论问题，也是如此。

《模拟》篇论述模拟与创造的关系，程千帆先生认为对于刘知几的论述还要补充论述三个问题，即“一者学习之程度，二者事理之异同，三者模拟与创造之界说”[4]207，总体来说，“为文之道，不外心貌二端，子玄论模拟，据此为说，是矣。然细析之，则形貌复可分为二事：一者字句，二者篇章。心神复可分为三事:一者情志，二者神思，三者风格。文家学古，率兼数途，而终皆陶冶鼓铸，自成面目。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有难以质言者”[4]210。这就将文学创作中学习前人和加以创新的问题作了更全面具体的分析，对于其中的奥妙，指出只能由创作者自己通过实践加以体会。《史通·叙事》所论虽然是史书的书写问题，但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修辞问题。

又比如《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对刘师培观点的辨析，认为刘所论有精彩处，认为文学受地理影响，“敷理举统，探原于山川之位置，推本乎民族之融合，于以见南北风俗之有异，古今趋向之不同，可谓善译”[4]111，但还是不够圆融。程千帆具体论述道：“吾华文学之方舆色彩，虽分南北为二种，然此仅就其大较言之，若细加区分，则南北二种之中，又各有其殊异”[4]111，并举《诗经》之《国风》例子加以说明。他还认为随着时代交通的发达，文化交流的密切，地理在文学风貌中的影响越来越少，这是应当注意的。

四、文学体验与子学议论的结合：古代的文学理论与古代文学的理论

程千帆先生成长于诗书世家，其叔祖父程颂万是清末民初著名诗人，程千帆早年在其伯父程君硕开设的私塾“有恒斋”中读书习诗学文。他本人也对诗文写作有深入体会，并将实践与理论结合起来，晚年明确提出既要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更要思考总结古代文学的理论。这种思想也体现在其古代文论教学上，《文学十笺》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讲古代文论不是抽象的条文罗列与灌输，而是由文论作品的注释解读入手。张伯伟认为，从文学理论教育的角度来看，《文学十笺》以“文论作品”为中心，坚持“从具体作品”开始；其次，在材料的选择上取精用闳，以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为旨归，既见“树”又见“林”；第三，在文论的使用上，坚持与文学作品相结合的原则[7]420。这也体现了程千帆关于文学教育的一贯思想。

另外，编选《文学发凡》时，程千帆当时正在刘永济的指导下进行教学和研究。刘永济认为，《文心雕龙》不仅是刘勰的文学理论，更是刘勰的文学作品。刘永济还认为，《文心雕龙》俨然是一部子书，“于经注家外，别立一帜，专论文章，其意义殆已超出诗文评之上而成一家之言，与诸子著书之意相同矣”[8]1。这些无疑也对程千帆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文学发凡》就是在与刘永济的商讨中编选而成的。又据张伯伟言，程千帆“很推崇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一书，尤其欣赏其附录《文心雕龙征引文录》三卷，上下二卷为文录，即作品选；卷末参考文目录，即文论选，也是着眼于其书将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的结合”[7]422。

将玄虚的文学理论落实于具体的历史文本中，通过对具体历史事实与文章主题的阐释来认识古人理论的具体所指，当更有历史感和具体性。盖古人此类文论著作，论者不仅本身就是文章名家，而且多是从具体文学作品及其演变中总结出的一些文学创作发展的规律，将此类理论著作荟萃为教材，注疏之，阐释之，订正之，阐发之，是作品与理论相结合的传统学术路数。

根据古代文学作品的内容、体裁、风貌、修辞等特点来论文学原理，则理实有据，情理相符，既提高了学者的文学体悟鉴赏能力，又明白了文学之特质，将玄虚的理论与文本实际结合起来，而不是脱离中国实际的西化高头讲章，此乃古代学术的优良传统，是继承了子学传统的《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国故论衡》的特点，程千帆先生继承并发扬了这一点，值得我们重视。

从传统诗文写作经验、作品欣赏批评中总结出的古代文学理论，作品与理论相互印证，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优点。由此，程千帆晚年提出既要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也要总结提炼古代文学的理论，将文学阅读与创作的经验融汇于文学研究中，提出了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两点论研究理论方法。

文献学大体上属于史学范畴，尤其是史部目录自然属于史学，就是乾嘉经学考证的笺注辨伪之作也基本属于史学范畴，比如乾嘉考据学代表的戴震，更不用说乾嘉考史三大家——钱大昕、王鸣盛、赵翼，都是著名的史学家。可见这种方法是文史结合的方法。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就是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杰作，备受海内外学术界推崇。

五、立足旧学传统，又酌情吸收新学的文论体系

程千帆认为：“文学之事，于己所以自抒所怀，于人所以引起同感。”[4]31文学以情感为中心，既是对以抒情诗为核心的中国文学传统的体认，也是近代文学观念的核心理念及对文学本质的基本认识。程千帆的《文论十笺》就很好地体现了古今中西融合的特点。

我们先看一下《文论十笺》所选篇目的精心安排以及每篇的主旨。具体如下：

上辑：

《文学总略》(论文学之界义)：类似文学概念之定义，文学本体论也。

《诗教上》(论文学与时代)：文学史也，文学发展论也。

《南北文学不同论》(论文学与地域)：文学地域论，响应了当时从国外引入的丹纳的地域文学理论，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等人都有著述。

《文德》(论文学与道德)：文学作者道德修养论。

《质性》(论文学与性情)：文学作者性情论，涉及人品与文品、文如其人的问题，体现了程千帆先生的卓识和敏锐的学术眼光。

下辑：

《文赋》(论制作与体式)：文体论与创作论，此赋对文学创作过程的描绘非常生动细致准确。

《诗教下》(论内容与外形)：文学内容与形式论。

《模拟》(论模拟与创造)：文学继承与创新论。

《叙事》(修辞示例)：文学创作方法论(修辞)。

《古文十弊》(文病示例)：文学批评论。

上辑为文学概说，下辑论文学制作。“按照作者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和认识，选择能够代表中国人文学观念的十篇论文，阐发其理论内涵”[7]419，综合以成一理论体系，此体系亦古亦今，但以中为主，本土色彩明显。正如其弟子张伯伟所言：“窥其微意，实有建立系统，颉颃西洋的色彩。”“这是一部较早的对文学理论进行本土化的尝试之作和成功之作。”[7]419

当然，程千帆先生也没有一味地排斥西学，而是中西互参互释，比如在《文赋》一篇分析文体概念时，程先生认为：“原夫文体之辨析，盖有三难：一者，体式之孳乳，与日俱新，如词、曲、戏剧之属，先梁所无，则依挚、任、刘、萧之分类，势难归纳；二者，观念之锢蔽，贤者不免，如小说、青词之类，或近鄙俚，或近迷妄，前者姚、曾不取，后者《提要》不收；三者，体义之混淆，自来即尔，……即此之故，不惟综揽前文之不易，抑亦厘定已作而为难。近人乃多有主依西人之法，以用代体为标准，而区文为说理、记事、抒情之三类者。此在吾国，宋真德秀著《文章正宗》，分辞令、议论、记事、诗歌四类。……钱大昕《与友人书》亦谓文有四用：曰明道、经世、阐幽、正俗，皆大略相近。”[4]170

一般说来，社会越发展，文体名目就越多。观念的不同也会使一些人看不到或者不承认一些所谓俚俗之作。现代学人接受以用代体为标准，将文体分为说理、记事、抒情这三类，但程千帆指出，宋真德秀著《文章正宗》，分辞令、议论、记事、诗歌四类，就与此类似。钱大昕谓文有四用：曰明道、曰经世、曰阐幽、曰正俗，也是如此的思路。这是中西互参的实例。然后程千帆运用辩证思维的方式来解决文章文体的问题，他引金代王若虚的言论：“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而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则有。”[4]170《诗教下》论文章内容与外形时对此问题作了更具哲学意味的解释：“盖文章之用，因内符外，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故必缘情树体，即体成用。以形貌论文虽不可废，而亦当参稽作者意旨，深窥历祀流别，以求折中，庶尽其道，非谓形貌可弗论也。”[4]187以用定体，体用合一。此从内容与作用来论文体，但对于形貌也不可忽视。这些论述都体现了程千帆先生通达的学识与学术理念。

《文论十笺》立足章太炎以来的国学传统，继承章黄学派和刘永济等国学大家的治学精神，精心选取古代文史名作，以传统文史之学的治学方式笺释总结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精华和要义，文论作品的笺释与理论要义的阐发相结合，既让学习者初步建立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框架，也真切体会到中国古代文章的特点，由此进一步在欣赏古代文学作品时思考提炼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论，从而从感性与理性两个角度加深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理解[9]56-61。

程千帆于古代文学的层面强调要吸收古人欣赏鉴别文学作品的审美经验成果，以理解印证古代的文学理论，从其诸位老师或学术前辈中习得学术方法并加以升华，由早年的研习史学的校雠目录到晚年的讲授文献学，由早年古代文论研究，经由中年的西方文学理论尝试，发展到晚年的重视古代文学研究中对文艺学的运用，最后形成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两点论研究方法。程千帆于哲学思维与理论方法层面则是吸取章学诚文史校雠之学的重源流演变、会通、通观理念，文论篇目则注意从具有子学性质的论著中选择归纳建构古代文论体系，其学术发展演变的痕迹历历可见，而其根基则在传统文史之学。